“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党内政改是否只是欺骗人?
如果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让民主转型的代价和成本最小,谁都知道,自上而下的变革是最低的。但根据中国国情,这种可能性似乎等于零。虽然温家宝总理一再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但究竟怎样改,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场,似乎都完全空白。因为,无论怎样改,都必须绝不可避免地触及政体本身的改进,因为“党的领导不可动摇,一切罪恶假汝而行之”。否则,任何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改革,绝对不会产生任何实质作用,其改与不改都是毫无意义的,一定都是隔靴搔痒愚弄欺骗人民大众的。比如李克强前些年所主导的大部制改革,只是把原来臃肿庞大的机构合并了一下,官僚体制丝毫未变,官还是那么多,权还是那么大,办事效率依旧极其低下,资源的挥霍与浪费依旧肆无忌惮地加剧,冤假错案的发生依旧与日俱增,且冤情更加不堪入目,前所未有,行政成本的开支依旧居高不下。由于权力的集中和加强,只是让极少数人权力更大更不可一世了。
也许这种改革,本来意图是为了讨好胡温,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胡温的权力并无丝毫增加,只是把地方各部门的权力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让这些从骨子里就已经腐烂透彻的部门领导人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
说句老实话,只要是触及根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民间浩荡的民意压力,绝不会产生任何的实质意义和作用,所以,温总理才在中外记者会上如此说:在执政最后一年,努力以新成绩弥补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但在强权蒙蔽,愚昧欺骗,暴力威慑,小利诱惑下,中国人民确实已大面积觉醒了吗?有如此浩荡的民意压力可以鼎力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吗?实际也是难遂人愿,让人极其失望的。
二、党内改革的切入点究竟在哪里?
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开,只有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的率先垂范中才能全面打开。在现有国情下,这个根本算不上的改革,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果真都会如此高风亮节而率先垂范吗?似乎也是令一大批有识之士感到幻灭。那么《监督法》的制订与实施就根本无法深入研究,而真正确立成功。倒是,倒行逆施的刑诉法修正案获得了顺利通过!一向主张改革的温家宝总理也不得不公然说:“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如此说来,笔者不知道温家宝所说的根据中国国情,循序渐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从何处开始着手的。这正如香港《明报》报道:广东省长朱小丹在发言中提及体制改革,称“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政府自身”,改掉与科学发展、市场经济已经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利益格局,“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一个大挑战”。汪洋也说,改革首先是要从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令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
三、维稳费用的增加,倒行逆施的无限加剧
两会前的微博报道,自由万岁【史上最可笑的会议】为了5000人的两会召开,北京三地投入70万人安保,开会代表比保安人员为1:140!更可笑的是,两会召开主要是为了‘选举’出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早已知道中国下一届领导人是谁了!我TM4年前就知道了。
凡是社会主义国家,自柏林墙倒塌、苏联瓦解开始,直到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已转型为民主政体,尤其是瑞典等西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才真正实现了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体公民的人权得到坚强保障,国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享有。
目前,专制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及其中共的老朋友朝鲜、古巴和越南等。在世界民主大潮的不断冲击与洗礼下,越南正在加速民主的转型,越共已实行党内差额民主竞选最高领导人。越南总理潘文凯最近还宣称:越南将建设一个美国式国家,司法独立,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审判工作,认同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最高法院可审理党政高级领导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实行《阳光法案》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中共与越共比较,已经显著落后。根据眼下态势,中共十八大换届已命定人选,毫无任何新意,无丝毫进步与发展可言。虽然党内民主已喊了几十年。在胡耀邦与赵紫阳时期最开放,党政已经分家。但自六四之后,党政又合二为一,在江泽民时代开始出现大倒退,直到胡锦涛时代,已经达到临界的边缘,与法西斯国家,封建王朝国家没有本质区别。尤其是中国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盛行,以及秦始皇时候的焚书坑儒,清朝末年的文字狱,法西斯德国的党卫军与盖世太保的建设,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时盛行且泛滥成灾。
四、乌坎选举确实是真正落实从未落实过的党宪法精神
在今天,类似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队伍愈来愈庞大,耗费国资民财极其卓著。官民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化,个体与群体性维权事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且规模愈来愈浩大。尤其是乌坎事件的发生,这标志着中国百姓完全有能力和素质建设好民主制度。同时这也说明,在中华大地上,无处不急需这种由公民自主的一人一票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选举制度。
严格说,这实际上正是中共宪法所规定的,只是从建国以来,由于一直搞个人崇拜,封建王朝化建设,从来就没有如此扎实地落实过。如今,乌坎人民冒着牺牲性命的危险,勇于站出来迎难而上,尤其在体制内正义力量的帮助下,终于赢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这实属十三亿人民的大幸。
在泱泱人口的中国,只乌坎一个村落,这是绝对远远不够的。汪洋说乌坎经验可以在全省推广,笔者认为即便在全国推广其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任何自下而上的好东西,由于大环境的歪斜笼罩与长期压制,不完全变形扭曲绝不可能。
五、全面贯彻和落实党宪法必须从竞争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开始
因此,笔者认为,既然有专家倡导党内民主带动全社会的民主,现在已经到了该有所创新和突破的时候,党内民主必须首先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拔与产生中充分体现出来,否则,这党内民主到底要等到何时?毕竟,在现有体制下,即便按照中共党章与宪法规定,该党也根本无力全面彻底地贯彻和落实。当然这党的各级领导人,也是党章规定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
人在海外流亡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顾问王希哲先生在《全国人民无分左右为促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公开的民主竞选而努力!》中呼吁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时代,产生了一批强势的革命权威领袖。这是革命过程的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主程序的选举。它使得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成为具文。党章让位于革命权威。但党章毕竟是党的“宪法”,它的权威随党的强势领袖权威的递减而上升。今日中国共产党革命强势领袖殆已凋零净尽,新N代的领袖群则已愈趋世俗化与功利化,党章就必定愈趋上升为党的最高权威,党章规定的民主游戏规则就必定愈趋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早已多元利益分化的各派及其各派代表人物政治博弈要求他人遵守,自己也只得遵守的共同的游戏规则。不按规则玩,谁能服谁?党章规定的民主选举程序,就将愈来愈不是具文而获得生命力、向心力。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结果,不是什么人“改革”的结果和愿不愿实行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律下的必然结果!
六、任重道远,艰苦卓绝,漫漫无期的民主化之路
很明显,在落实党内民主似乎都绝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的民主制度岂不更难于上青天,而遥不可及?
台湾国民党是在其下野后由王金平与马英九实行完全公开化的社会民主竞选党主席才开始走向彻底民主政党类型的。这中国共产党,什么力量才会让其真正实现最彻底的党内民主呢?温家宝的政改思想,获得不了胡锦涛及其政治局多数人的鼎力支持自然也会化为泡影。虽然在刚上台后不久,胡锦涛曾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和《宪法》依法治国的,但到后来,其又完全左转,一再强调“不讨论,不折腾”,吴邦国在今年两会上更理直气壮且底气十足地再次大喊“六不搞”,这政改还会有什么指望呢?
笔者在1999年就开始幻想,2007年付诸行动,推广公民联名申请成立的中国公民监政会,当笔者为此被拘留三次,劳教两年,被砍杀一次,若不死里逃生成功,早就成为死不瞑目的冤魂。可是该建言,依然只能完全悬空下去。虽然按照笔者意思,这是完全遵循中共理论、政策和法律所采取的最符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循序渐进的第一步,只因这种强大的保守与顽固势力的严重掣肘,只能依然永远悬空了。
至于有众多朋友所敦促建言的开放两禁的说法,还会有可能吗?作为民主派人士,目前大家又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如此大环境下,中国民主化必须只有经历以下三大阶段:
第一、启蒙阶段,由于强权蒙蔽,愚昧欺骗,暴力威慑,小利诱惑的羁绊,持续时间较长且很缓慢。目前至少有90%的国民被蒙蔽欺骗着,确实还很无知。
第二、运动阶段,当民众大面积觉醒,勇敢者率先走上街头,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公示身份公开谈论民主。30%的国民可能已经觉醒了。
第三、变革阶段,成千上万民众不断涌上街头,公开化争民权,当局已无法控制局面,变革就水到渠成了。50%以上的国民可能已经觉醒,其余人群也在以几何系数增长而迅速觉醒。
我国的民主化目前还处于启蒙阶段,很多人连极为温和的签名,比如支持温家宝的政改倡议都不敢,由此可知民主启蒙的任重道远与艰难程度!所谓秘密的民运组织,实际并无任何秘密可言,且永远也做不大,所发展的成员,由于很难知道其底细,出事后才发现许多人都是卧底的。所以,在现阶段,我赞成完全公开身份,走最温和路线,在法律上尽可能不授人以柄,如唐荆陵的非暴力不合作宣传,姚立法的独立选举推广,冯正虎的护宪维权,许志永的帮助访民维权等等。以各种方式的行动推进民主启蒙,培育公民社会,并逐步向社会运动递进。假以时日,一俟国内和国际风云际会,则民主大业必有成就。
2012-3-20于深圳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