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中国“两会”已经闭幕。有心人都知道，“两会”中的政协有8个“民主党派”，但它们并非有独立政见的、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必须听命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它们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橱窗”，所以称它们为“花瓶党”似乎更准确些。这样名不副实的“政党”其实不要也罢。

那么未来宪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现代社会构成有两个基本要件，一个是公民权利，一个是受托性质的公共权力，政党则是连接两者的桥梁之一。政党由具有相同或相似政见的公民集合而成。公民组成不同的政党，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推荐、选举合适的人选参与公权力的运作，这是现代民主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形态。

今天的世界存在多种政党体系，不同的政党体系拥有不同的功能和特征。人们熟知的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前者的本质是独裁，后者的本质是民主。中国需要的是民主的、宪政框架内的多党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多党制还有许多细分，还有不同类型的政党体系，中国的转型研究者和转型行动者对此不可不察。

一般来说，人们关注的是转型后政党的数量，但多党制并不意味着政党越多越好。不少转型国家都曾出现过转型初期大量新兴政党涌现的情况，动辄数百，但其中大部分昙花一现，并不具备政党发展的持久力。

政党的自身分合、选举门槛的合理设计有助于使政党数量趋于合理。对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党数量的统计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有效议会政党（即能够经过大选进入议会的政党）的数量不会超过10个。英国、美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支配着这两个国家的政党格局。德国、法国则是多党制国家，会有若干有影响的政党进入议会政治舞台并发挥作用。

一致性政党体系与冲突性政党体系对理解政党政治而言，政党数量的差异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党政见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政党政见可以涉及内政、外交诸多领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宗教政策、政体支持、外交政策等方面均可能产生政党政见分歧。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政党之间并无大的政见分歧，这种政党体系可称之为一致性政党体系；而若一个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各个政党在各种议题上的主张相距甚远，乃至高度对抗，这样的政党体系就是冲突性政党体系。

美国既是一个两党制体系，又是一个一致性政党体系，因为民主、共和二党的政治主张并无大的差别。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今天的俄罗斯则是多党制，且是冲突性政党体制中的多党制，因为在这些体系中不但政党繁多，而且政治主张各异。

这种区分对中国转型的意义当下中国被称为“断裂社会”，官民之间、城乡之间、“穷二代”与“富二代”、“官二代”之间都在发生可怕的断裂。其实，还有一个“断裂”更可怕，那就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在社会病理诊断和国家发展方向等最基本的问题上缺乏基本共识的断裂型社会。

看看毛派和“乌有之乡”网站，就可以领略极左复辟潮流有多大劲头儿；刘源、张木生一类“红二代”号称“不左不右”，但他们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实则还是要保证“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新左派”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正在为当朝唱赞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说不主义”则一方面反映了倡导者的投机心理，另方面又反映了信息封锁和专制文化熏陶下一部分民众的真实情绪。

在“右”的方面，官方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家庭教会、“茉莉花革命”的强力打压，正在促使反对力量中的一部分走向极端化；层出不穷的民族地区“骚乱”则凸显了专制体制下积累的民族积怨正在外泄，甚至喷发，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国家认同正在遇到越来越棘手的挑战。

所有这些意味着，即便是在体制内外良性互动的渐进转型的条件下，未来中国大陆的政党光谱也会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色彩；而在突发性转型条件下形成的政党格局，则更易具有冲突型政党政治的特点，甚至使未来的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中国断裂社会的现实做出的前瞻性分析。

这样一个冲突性政党政治体系的形成将对未来中国宪政国家结构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比如，不少朋友主张未来的宪政中国应该采行内阁制的政府建构，总统虚位，内阁直接对议会负责；但如果本文关于中国将出现一个冲突性政党体系的论断站得住脚，那么未来中国就不宜采行内阁制政府，因为在一个冲突性政党体系下的议会制内阁，势必是一个不稳定的内阁。世界上已经有大量事例证明频繁“倒阁”给国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型后、特别是转型初期的中国尤其应该避免行政机构的不稳定。

政党政治与转型战略就政党体系建设而言，正是由于未来中国可能出现冲突性政党政治格局，力促转型的反对派阵营才更应该避免极端化，而为转型后的中国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创造“多一点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基础。

一方面，没有在野党、反对党作为中国政坛新生力量的出现，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会获得突破，具有宪政转型意义的中国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府制度等等的改革亦都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建设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民间反对派不要指望改革一步到位，要给当政者留出时间、空间做必要的准备和内部协调。当政者则须释放诚意、采取措施，给反对派更多的批评空间，逐步放宽政治结社限制，直至颁布《政党法》，鼓励公民自由组党，给监禁中的政治犯以自由。

处理得好，共产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完成其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

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这个话我是三年前说的，今天我仍然愿意重申这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