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十六岁下乡当知青，后来却分道扬镳.一个靠平庸低调爬上最高权位，一个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能实现南非缅甸式的和解吗？
今年一月十二号，习近平以军委副主席身份陪同胡锦涛在北京见军队退休老干部，显示其接班地位已稳定。
知青这一代人已经年过五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刻，是中国社会的支柱力量。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当过知青。尤其是习近平，生於一九五三年，只比刘晓波大两岁.刘晓波与习近平，有着同样的知青生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习近平的成长背景带有时代鲜明的特点，即毛泽东暴政的痕迹：父辈遭迫害，青少年教育被中断。“文革”爆发的时候，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勳早已是“死老虎”，习近平自然是为人不齿的“狗崽子”。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习近平被下放到陕西当知青七年。刘晓波第一次随父亲下乡当插队，也是十六岁.习近平处境比刘晓波还坏：其下放的陕北延川县，生活同样困苦，而且他无法得到父母的照料。从习近平吃生猪肉的故事便可见一斑：几个月吃不到一顿肉，有一次生产队分到几斤肉，习近平竟不等烹炒，割下一块就送进嘴里，边吃边叫“真香”。他也曾逃回北京，被当作“倒流人口”，关押几个月。最后，他不得不重回延川乡下。
习近平下乡自我改造以求出路
走投无路之下，习近平只好顺应现实，既然无法与时代和体制抗衡，那就加入它吧。与大部分消极怠工的知青不同，他在姨父姨妈的劝导下“好好干”起来，“我几乎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颳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既然他的家庭被打入了另册，他就得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才能“上进”。习近平入团，申请了八次；入党，申请了十次。一九七四年，二十一岁的习近平被获准入党.后来，他当了上村党支部书记。也许，延安是习仲勳当年干革命的根据地，虽然习仲勳早已被打倒，但老区民众感情纯朴，对习近平还比较宽厚。
与刘晓波很少谈及知青的经历相反，在延安当知青成为习近平自豪的本钱，他多次自称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在那里找到人生目标，“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在一次人代会上，习近平对陕西的人大代表们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至少在公开的表达中，看不到他对毛时代有什么反思。
作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勳被秘密关押十六年，所受之迫害远非仅为一名普通大学教师的刘晓波的父亲刘伶所能相比。习仲勳被释放的时候，白发苍苍，身体羸弱，已经认不出妻子和孩子了。但是，高干出身者，翻身的契机来得更快。等到中央政策稍有松动，习近平便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九七五年，在官方宣佈恢复高考之前两年，习近平被保送进清华大学成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梁家河村的村民石春阳回忆说，习近平爱读书，“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把几本书摊在桌子上看，不让人动。有一次，我翻起来看了看他的书，他不让我动，说要是其他人动，他就生气了。他不仅比我们爱看书，和其他知青比也不太一样。”
如果这一回忆属实，这一点倒是跟刘晓波相似。但是，若不是免试上清华，到了一九七七年，习近平能否像刘晓波那样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至少是个问号。
晓波下乡看到中共体制欺骗性
风里来、雨里去的知青生涯，让刘晓波走上了叛逆之路，却让习近平成为体制中的螺丝钉。刘晓波从农民困苦的生活中，看到了中共体制的不可救药，以及中共为人民谋福祉的宣传的欺骗性；习近平则发现，农民的苦难是中共维持其统治而必然付出的代价，农民的血汗是中共统治的基座，他接受了此种现实，并归顺了既得利益集团.
八十年代，刘晓波成为文化界的“黑马”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习近平则在军队和地方上任职，小心翼翼，节节攀升。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刘晓波成为风头浪尖上的“黑手”，然后被捕入狱，从此与杀人政权分道扬镳；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与“六四”相关的只有一件“小事”——他劝阻一位青年作家发表一个类似《河殇》的电视剧本。至少可以说明习近平还是很关注当时文化界的动态，对於刘晓波的着作和言论说不定也略知一二。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之后，习近平的妻子、军队系统的知名歌唱家彭丽媛奉命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演出，这也间接地为丈夫向党表达了忠心。
进入二十世纪，刘晓波活跃在人权运动第一线，并成为中共政权眼中的头号敌人。二零零八年，刘晓波因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二○○九年，被判处十一年重刑；二○一○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处理刘晓波上，胡温政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胡温在其任上不可能作出改正。胡温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在了接班的习近平手上。下一步刘晓波的处境会发生何种变化，就得看习近平有怎样的胸襟和智慧。
习升高层靠对利益集团低姿态
与此同时，习近平先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等要职。在处理繁忙的党政事务之余，完成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习近平与刘晓波一样拥有博士学位，但其博士学位的含金量无法与刘晓波相比，其博士论文在公开的资料库中亦无从查考。二○○七年，在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像黑马一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成为党魁的接班人。而后，又出任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巩固了王储的地位。习近平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低调、沉稳与暧昧的风格。可以想像，在政治局讨论刘晓波案件时，习近平不会发表多少个人看法，至多是“胡规习随”，但他内心深处未必赞同胡的处理方式。习近平对同样当过知青的刘晓波，说不上有多少同情，也应不会有太大的仇恨。
不过，人们不可对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这些当过知青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抱有太高期望。他们掌权后不会迅速释放他们的同龄人刘晓波，更不会大胆启动停滞已久的政改。英国《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分析说，中国的高层领导层已经瓜分了中国的经济大饼，创造出一种硬化的体系，让既得利益集团得以推动决策，阻碍改革。领导人们千方百计保证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到威胁.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没有什么改革派，而只有相互竞争的派系，拼命保护他们的商业地盘不被即将上任的领导攻击。
如今，失去马列毛原教旨主义信念的中共执政者，已沦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这也正是习近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上位的根本原因，正如彼德？福斯特所论：“被内定为中国下一任领导人的习近平之所以被选到，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导能力才能，而是他维持着一种让人不感到威胁的低姿态，从来没有树过敌，因此可以相信他不会藉着反腐败调查来进行政治打击报复。”换言之，越是平庸者，越有可能被选中担任这个权贵集团的代理人。
南非、缅甸朝野和解的启示
尘埃尚未落定。未来刘晓波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跟习近平在全球民主化大潮中选择做顺应时势者还是拦路石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刘晓波被关押的时间越长，习近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越低，共产党在转型后的中国成为多党竞争中的一个选举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说习近平像曼德拉，这个说法完全是指鹿为马.习近平有可能效法的，不是曼德拉，而是德克勒克。刘晓波离曼德拉已经很近了，习近平离德克勒克却还很远.倘若习近平有成为南非白人政权的总统德克勒克的智慧与勇气，那么刘晓波必定有成为新南非的“国父”曼德拉的那样道义和政治上的担当。如此，中国的民主化才能避免暴力和杀戮的恶性循环而稳步推进.
就连被军政权奴役多年的缅甸也为中国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在总统府会见被监禁和软禁多年的民主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吴登盛总统表示：“我们邀请国内每一个与政府观点不同的组织与个人合作，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共同目标。”昂山素姬也表示，这次会让她“感到鼓舞”。二十日，缅甸政府召开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昂山素姬参加，并与总统吴登盛同在前排就座，这也是两人首次共同在公开场合露面。连长期被外界视为暴虐和野蛮的缅甸军政权都能迈出改革与和解的步伐，中共当局还要顽梗到几时呢？
中国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变的关键时刻。无论在野的刘晓波，还是在朝的习近平，身上都有知青的烙印。若能以共同的历史经历为搭建共识的平台，习近平才有可能成为继往开来的人物。同样当过知青的陈嘉映的忠告，是说给习近平以及所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知青中的“成功者”们听的，只是，他们愿意倾听吗——
“我们曾经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曾经热爱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着各式各样的国家项目。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们年轻时想像得那样单纯、那样简单，它们要通过不断融入现实才能实现.但若我们这代人自得於今朝，任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力量流失，凭你国家领导，凭你福布斯名列前茅，凭你在各国电影节上获奖，我们仍只是过气去势的一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