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年为出版《我的证词》和《上帝是红色的》,而逃出中国2个月后,四川省射洪县国保以经济罪名,抓捕了我的朋友、中国地下诗人和作家李必丰。

在非法关押7个多月后,他们又企图以所谓的经济罪名,将他判刑。据说开庭的日子定在5月8号。

这个所谓的经济罪名,连检察院都觉得“不成立”,所以退回给国保两次。意思是,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共产党这儿已经算“常识”,但你们所提供的“辞”,也太牵强了。

直到最近,我才从国内的几个渠道瞭解到,国保这次抓捕李必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怀疑我出逃的经费,是李必丰资助的——这又是莫须有。我要出走的动机和渠道,在国内没任何人知道。甚至亲属。

李必丰是我坐牢的难友,非常有思想和才华,写过几百万字的诗和小说。他的身世具有传奇色彩,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曾偷越国境到缅甸,却不幸被中共支持的缅甸人民军给抓住,送回来,差点被打死,至今他的面孔还是一边大一边小。他的事迹多次出现在本人着作《我的证词》和《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中。

第一次,他被判刑5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第二次,也就是1998年,李必丰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调查四川绵阳纺织工人的罢工,导致联合国劳工组织出面调查,让当局恨之入骨——却以经济罪名判了他7年。我还替刘青转了1000美金的律师费,并为他请了律师。

这次当局以同样的经济罪名,要整治他。如果他又被判刑坐牢,就是第三次了。如果被判十年以上,那么李必丰出狱之后,就是个糟老头子了,这个极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的一生,就被彻底毁掉了。

我必须为他呼籲。这也是老廖第一次写这种东西。希望我的作家同行们,希望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甚至希望我的东西方读者们,在看了这份《呼籲书》之后,以各种形式去声援他。

根据柏林国际文学节主席乌里先生的提议,这份《呼籲书》以及李必丰的《监狱-诗歌-日记》,将以中、德、英三种文字,向德国以及全世界的公众和媒体公开。并通过柏林文学节的全球网络徵集声援签名。

(2012年4月28号下午6点,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来信,愿意成为这份《呼吁书》的第一个签名者。)

流亡作家 廖亦武(德国)

 

监狱—诗歌—日记

作者:李必丰

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有冬眠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
我们的树木开始乾枯
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
於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
冻得渐渐斑白
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

冬季来了
我们都爱冬眠
心脏累了
血液累了
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

眼睛这两口枯井
散乱的目光深处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爱情的禾苗被泪水的火焰烧尽
我们住在悲伤的另一端
隔着高墙看远处的太阳远处的山
夜里梦见远处的人
用思念的网打捞零散的往事
然后让骨头里长满骨头


监狱日记

1998年6月12日, 晴,

蚊子的兵器

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在这里我受到有生以来最多的蚊子的袭击。无遮拦的手脚,不能设防的空荡荡的大监房,肆意横飞的蚊子把我们搞成抱头鼠窜之徒,但我们无能为力。是蚊子爱咬我们吸我们的血,还是我们愿意让蚊子咬让蚊子吸血或是有另一种力量不让我们反击蚊子呢?一连串的问题,自从有监狱的上古的某一天,就被囚徒提了出来。谁来回答解决这个问题呢?身陷囹圄的囚徒,只要大脑没问题,谁也知道提这个问题是白癡,因为犯人根本没权利去要求保护自己,就算是一只小小蚊子,犯人也无可奈何。


1998年6月15日, 雨转晴,

追忆第一次坐牢

那个时候每到晚饭后,廖亦武便来邀我散步,我们围着不大的院子,走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固定主题地畅所欲言,使我们一直谈得很宽松。但往往也会遇上令我吃力的时候,因为廖亦武的为人尖酸,与他共事与摆谈,便得时时处处小心。可有一点却是我为人的一个原则:不与那些一定要灌东西给别人的人争论,他说什么,一概不发表任何看法与意见。也许廖亦武是天才的缘故,他向我兜售一切,很像英国人当年向中国人卖鸦片一样,出卖者与接受者的交易是不平等的。当然廖与我是朋友,我是不应该如此来评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想起这些只是为人的某种膨胀欲望所惊奇。我与廖是不可否认的朋友,可为什么在交流时会出现不平等呢?这很像关在这个监舍里的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种渴望性而无法进行性交的现实使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手淫。那么一个被囚禁的天才,当他的思想无处公开时,一有机会,他肯定会一股脑儿倾泄而出,哪管别人接不接受。由此我想起了毛泽东,长征初期与长征中那么艰苦的生活,他仍然不停地与贺子珍作爱,让贺一连串地怀孩子打胎。而到了延安之后,他才写出一系列东西。这便是一种欲望的排泄方式,而排泄物件将直接影响排泄。一个犯人,性饥渴的犯人,他选择的物件是意识深处的异性或性器官。一个天才的“精液”是什么?是思想,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许多异性。也许,我从廖鬍子的精神射精里,被迫捡到许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