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七日凌晨不到两点，王丹从加州打来电话把我叫醒：「老方去世了！」我再也睡不着。
离开两个人，我们没法描述中国的八十年代，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方励之。这是老方走后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而随着岁月流逝，在大历史，或大时间概念之下，方励之的意义会越来越超过邓小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有一个眾所周知的先例：人类至今并将永远记住伽利略，谁还知道当初迫害他的教皇姓甚名谁？那麼就让我从八十年代说起。
置身狼群的孤独
我在国内没见过老方。照例，我该叫「方老师」的，因为是晚辈；但在八十年代的「反革命」辈份上，我们应该是「同辈」，於是就一口一个「老方」在海外叫起来了。八十年代有所谓「四大青年导师」，版本不一。我的版本是这四位：方励之、温元凯、李泽厚、金观涛。我认识后两位；前两位，都是科技大学的（可知它当年的厉害），我都是到海外才遇见他们。
我可能跟方励之相遇的第一次机会，就是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布什在长城饭店的总统告别宴会，一个选错了时间、地点、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我也在洛德大使邀请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名单上。那天傍晚，我坐辆小车往东郊赶去，沿途只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我也不断被警察拦住：「出示你的邀请函！」；越接近那个饭店，拦截得越频繁。我虽然一一过关，并最终落坐宴会席，同桌的还有另一位「青年导师」李泽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疯狂拦截的对象，只有一个方励之，仿佛一个国家的整部机器在阻截一个人。这幅景观，文革中都没有出现过的，真是大开眼界。后来读老方的回忆文字，才知道「当局採用的五大对策」：一是戒严截车，二是「最高特工」拦路阻截，三是停摆公共交通，四是陪同「散步」，五是「护送」到记者招待会。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这是具有多重意义的一个标誌性事件。它测试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边界，展现了中共初级的国际交往和外交礼仪的水準，也包括其社会监督控制技术——中共当年真是「小儿科」，社会监控技术也有一个「现代化」过程，也是经济不「起飞」就没钱去买的。在另一端，这个事件也测试了中国异见者的承受力、公民社会的虚实。我觉得，后者其实更重要。一个极权社会的蜕化，必定导因於异见阵营的成长。当方励之几乎还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时候，你也别指望这个体制会收敛、社会能改善。
好像老方后来跟我描绘过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也是对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今天，它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分子、访民，无后台的民营老闆，甚至主张復辟文革的左派们。
本来方励之搞的天体物理，就是「高处不胜寒」的一门学问，所以他注定寂寞。在八九天安门运动勃兴之前，老方所处「高处不胜寒」，已是持思想和政治异议之境，尤其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建议「大赦天下」。他是一个科学家，本能地以科学规律质疑共產党的意识形态，还带了点「知识的傲慢」：
「如爱因斯坦强调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哲学家发明的体系，它并不限於数学家，而是所有『爱智』者都应遵循的逻辑。它是各种学问的普适基础。欧几里德的书名是《原本》，而并非《几何原本》。据传，柏拉图在他的学院门口写着：『勿让对几何学无知者入内』。」
彻底的「西化论」
方励之的「前卫」，并没有被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重视。他们只琢磨「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及其流变，也认为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过於「简陋」，没有承传。其实在方励之身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德」「赛」两先生的一种合体。
或者我们这样说：梳理当代思潮演变，只见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啟蒙」、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却不见方励之的「普适」论说（他不採用「普世」一词），乃是一种残缺的「人文」观，有点类似在现代思想史上，只见胡适，而不见丁文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励之独特的「西化论」。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也就是天安门学运喷发两周前，他写了一篇纪念「五四」七十年的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从利玛窦来华开始，梳理一部三百年「科学注入史」，结论是：
「这一段科学注入史也许有助於我们从更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第一，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第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準，像科学的原则和标準一样，是普适的，无所谓『东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第三，阻碍现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与阻碍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是相似的，即各种版本的『中国特色』论。」
这段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方氏名言：「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时至今日「中国模式」这个怪胎终於祸害全球，我们才得以返观方励之的先见之明，超越许多理论家和人文学者。
八十年代的方励之，崇尚利玛窦「以输出普适价值观为使命」，他直言不讳：神父利玛窦是文化侵略者中的先驱，「称之为文化侵略实质不错。武装侵略的目的是攻城掠地，文化侵略的目的则是在价值观上的『攻城掠地』。利玛窦之所以远离故土，经印度到中国，就是坚信，他信仰的价值体系，不但适用於Macerata（编按：意大利城市，利玛窦故乡）和意大利，也适用於印度和中国。是普适的。他的使命就是『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普适价值观。（在我们的领域中，universal习惯译为普适而非「普世」，强调的是，其适用范围不但包括整个世界和世人，而且超过世界和世人）。」
在当代中国，有谁比方励之更「全盘西化」吗？我因《河殤》而颇为世人詬病「全盘西化」，今得方励之为同道而幸甚焉。抨击「西化」，今日已成「国情特殊论」的利器；反「西化」，亦不过是种种「有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模式」的遁词而已。反之，彻底的「西化」，亦不过是「普适化」、「普世化」、令中国匯入世界潮流、令普世价值植入中国价值体系而已。
方励之不仅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跡，他的经验，还关乎极权制度下「科学家」的良知问题。中国科学界在毛时代，有极其恶劣的记录，乃眾所周知，其洋洋大观者，便是「两弹之父」钱学森，论证「利用太阳能可使粮食亩產达到几十万斤」，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终使四千万农民饿毙，居然连始作俑者毛泽东都说「上了科学家的当」。中共当道的六十年里，整个知识界臣服、犬儒、同谋，这部耻辱史延续至今。「科学家」可以不问善恶，不管是非，助紂为虐。
科学家中有「反骨」者凤毛麟角，方励之是佼佼者。他不仅继承了西欧圣贤和科学巨匠如欧几里德、柏拉图、伽利略、利玛窦、爱因斯坦的知识和精神，更承传了天文界先哲们反抗罗马教廷野蛮「天禁」的勇气，「就观测天文学而言，大清二百多年，就是一张无字的大白纸，远不如元朝。海禁，天禁，文字禁。若当时有网络，也会有网络禁。禁，禁，禁——一个价值体系衰亡的前兆」，他在「自由化的八十年代」，乃开风气先者，勇敢地向庞大的现代极权体制挑战，并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政治犯（在逃）。
从天体到地球的「人权」
我终於见到老方和李淑嫻，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他们的住所。李淑嫻热情招待大家，老方则比较沉默。他们刚刚经历了那场举世震惊的「大使馆避难」。我不知道老方以前的性格，是随和还是孤僻，但似乎他从此不苟言笑了，而他的文字则充满幽默。比如，他提到中国政府要求他交一份「请求宽恕」的信，才能离开中国，此时梵蒂冈方面对他说，这种懺悔可以写，特别是物理学家更可以写，因为伽利略就写过「认罪懺悔」；并表示很乐意代他草拟。
他们在东岸待的时间不长，老方就应聘到亚利桑那大学教书去了。从此，我们只在人权组织的会议上相遇，延续二十年。流亡的方励之，关心两个极端：天体和地球上的人权。九十年代初，他出任纽约「中国人权」双主席之一，我忝为理事，所以一年总要见上一面。很多年来，在帝国大厦高高在上的那个人权组织，筹款年年大幅上升，职员薪水朝大公司拉齐，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隔膜，中国理事们也越来越坐不住，北岛、王丹、刘宾雁皆先后辞去理事。
方励之也不是当陪衬的那种人。二○○五年初的理事会期间，他找我们还没有走掉几个中国理事说：人家不大乐意跟咱们玩儿，我们也别陪着。於是一眾人跟着他辞去理事，另起炉灶，惨淡经营一个捉襟见肘、只做实事的「新人权」。从那以后，我们只在网络上见面，开会讨论。老方见识多、视野宽，论事洞若观火，简要透彻。一晃就到了二○一○年岁尾，我们相聚奥斯陆，用老方的话来说，是去给刘晓波「站脚助威」。
方励之曾要求邓小平释放政治犯魏京生。他说他来奥斯陆，也是因为二○一○年的和平奖得主是一个「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他的科学家思路，看政治问题一针见血：一个国家GDP增加，并不自动减少NPP（政治犯数量）；要使两者「反相关」，就必须争取人权。他的人权理念简单清晰：「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準，那就是违背。」我记得余英时教授有一次跟我说，儒家的「仁」的意思，不是二人，而是「人人」。
方励之还讲了另一面。他说宇宙有两类物质，主体是「暗物质」，不发光；还有不到百分之五的「重子物质」，能发光。宇宙就是因为它们而有了光。饶是宇宙都这样，小小地球上的人类，假如没人肯做那「重子物质」，便是一片黑暗。
暮年历劫两大难
到奥斯陆见到的老方，除了苍老，变化不大；心直口快的李淑嫻，却形销骨立，完全换了一个人。大家都心知他们三年前经历了那场「老年丧子」的大难。
我是○七年十月间，从老方的挚友、也是当年在北京陪伴他遭遇「狼群围追」的林培瑞那里，间接获知这个劫难：方家小儿子方哲，在亚利桑那罹难，死於一场老人驾车闯红灯的车祸。我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凄凉，给老方发去一个电子邮件：「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偷袭我们……」。老方无言，只默默发来他们的「祭子文」：
「方哲寡言。但不木訥，而极喜欢运动。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诉李淑嫻：『校园里每个球场上，都看得见你的小儿子。』高大，少言，身手矫健，这些特徵被警官学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一○一高中毕业时，就有人来动员他报考警校。他没有答应。保鏢专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哲儿时常给我们当『保鏢』，在中国，也在美国。」
我没见过他们这个小儿子。身高一米八七，极喜欢运动，这样的孩子，在美国该有多少欢乐啊。祭文中披露「六四」屠杀后，方哲曾随父母进入美国大使官邸，然而两天之后，他又秘密离开，藏在一辆车里开出使馆，再甩掉跟踪。此后他竟一人在家等待避难於大使馆的父母达一年之久。若将老方这段叙述，放置回屠杀后北京一派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去，你可以想见，一个「国家公敌」的十几岁的儿子，竟有如此的胆魄！再读到他爸爸写下「离奇的车祸，或许也是他在保护妈妈爸爸」这样的告慰，直读得我潸然泪下。
从奥斯陆回到图桑半年多后，即第二年夏天，老方又「离奇」地染上怪病「亚利桑那山谷热」，高烧、寒颤、剧咳、呕吐、关节浮肿、体重骤降、全身出水痘样红斑，「人皮如鬼皮也」，而且此病无药可治。据老方两个月后写「简报」《亲蒞亚利桑那山谷热》通告友朋，他居然是靠医院里一位老护士的「特殊疗法」，快速发汗降温，奇跡般地復原了。
但是又过了半年，约二○一一年底我们间接得知，远在图桑的老方病得很厉害，心臟功能和肾功能均衰竭，医生发现是他服用的治肺的药引起的。我记得老方叙述罹患「山谷热」时，说他「左肺被该菌佔领一半」。难道他还没有逃出那一劫？但是，这次他的病情又被控制住，春天开学后他居然又去教书了。
四月六日早晨，方励之上课临出门前，突然倒下。这次他真的走了。在他离去的空白中我才意识到，就流亡的惨烈而言，无人可以跟方励之李淑嫻夫妇相比，他们承担了没有底线的代价。先是他们的幼子，在三十多岁的黄金年华，无端殞命；三年后，老方又遭「从深层地下涌出復仇」的细菌偷袭，虽然他以顽强的生命力搏斗了三番，终究是上了年纪的人，把老本都赔了进去。谁敢断定，那细菌不是趁了老方丧子巨痛的虚弱，而偷袭了他呢？
让我借李淑嫻挽诗《路祭哲儿》第一段，结束这篇悼文：
天边垂着亚利桑那少有的低云，映衬着我的心。
在Pinal县的乡间车路，
在那令人心痛的十字路口，
在养马场的护拦边。
我看见那电线杆，木质的，
它的东南侧，还留着撞痕。
不远的脚下，还留着深砸下的车辙坑。
这里，是我儿子的魂归处；
这里，是我儿子的滴血处；
这里，应该还留有他最后一声呼吸的余音。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美国德拉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