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剧，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今天，我们回顾那个年月发生的悲剧，也是为了警戒今后的政府当局，因为任何时候针对平民和弱者的暴力流血，任何时候针对同胞的暴力犯罪，都会受到追究和惩罚，无论时间是早是晚，都会有被追究、被审判的时刻。
“六四”之前发生在全国范围的学潮反官倒和民主诉求运动只是普通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且在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的戒严令下达前，本来渐渐趋于平静，当初若是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等采取主动的低调姿态走到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进行劝说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流血悲剧。都是因为邓小平坐等事态严重，悍然下达戒严令，预示着他们随时准备开枪镇压。最后镇压不可避免地发生，当时北京流传了这样有三句话：“腐败引发学潮，社论引起动乱（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潮指为动乱，幕后是李鹏决策、邓小平决定支持），戒严引起暴乱”，指学潮和六四镇压的发生和原因主要是邓小平等权力及利益集团主导的。这是邓小平对自己的同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本来可以主动解决，可一旦丧失最佳时机，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89年5月28日，星期日，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九天，北京上街人数较少，趋于平静：苏联的塔斯社记者于1989年5月28日在天安门报道：北京在平静中度过了星期日（28日）之夜。当天清晨，街道上秩序持续稳定，警察指挥着交通运行，几天前曾使城市交通要道陷于瘫痪的阻塞，在车辆通行部分已经看不到了。诚然，临近中午时，北京市中心出现一些热闹景象。青年学生排着独立纵队，从大多数校园所在的首都西北部开始向天安门广场的方向推进。游行者手举旗帜、标语和标语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绕场一周，然后向西部和东部开进。广场上同5月27日一样，人员稀少而平静。
中国首都火车站巨大的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前来北京参加示威游行的外地大学生。当局正在安排他们有组织地返回住地和学校。据北京电台报道，截止到5月27日，已有８万多名大学生返回各地。
再回头看5月27日，街上的情况，明显是好转，美联社5月27日报道：“今天，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广播在敦促非北京学生离开广场回家乡。5月26日（星期五）晚上，北京各街道与前几天不一样，非常安静。在北京火车站，学生排着长队正等待进站上火车回各省市。政府已让学生优先乘火车离开北京。只有很少学生仍从外地来京。”
塔斯社5月27日也报道，从当天早晨起，北京恢复了正常的劳动生活。市内交通照常运营，各家商店都已开业，市场活跃。天安门广场显得更加宽敞，因为最后一些公共汽车已经撤离。同时，广场中心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仍然有静坐学生的营地。广场四处悬挂着口号和标语牌，但数量已减少。市内只有个别地方张贴着标语，观看的市民已经不多。只有中央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门前有数十名大学生在继续静坐。
合众社的记者也报道了5月27日的情况，当时“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已不到１万名。人们看到一些学生正在拆除塑料布棚和帐篷，并卷起行李准备返回学校。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似乎厌倦了在烈日下及周围垃圾成堆的情况下过帐篷生活。”此外，美联社的记者还找到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得到这样的提议“示威者于下周（5月29日至6月4日）再举行一次集会，然后结束他们对天安门广场为期两周的占领”。美联社援引学生领袖们的话说，“现在是改变他们为争取更大自由和制止干部腐败而采取的战术的时候了。”
时事社报道说，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白天的气温已超过30摄氏度，仍有1万人在继续进行静坐示威。但“领导这次要求民主运动的学生自治会已经决定5月30日撤离天安门广场”。但是，外地刚刚来北京的一些学生的静坐示威有可能要持续下去。在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关于今后的方针问题正在继续进行热烈的争论。北京大学的学生主张5月30日撤离，可以看到他们劝说其他学生的场面。
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仅仅是一周时间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对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开枪呢？恐怕独裁者最知道自己凶残并恐惧的内心。
“六四”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新闻报道是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电视上可以经常看到人们纷纷上街游行并与军队对峙的镜头。《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在广场现场报道，他们采访到的情况是，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的参加者不打算离开广场。
1989年5月29日，星期一，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天，北京的交通情况处在有示威者撤离的短暂平静阶段：苏联塔斯社驻北京的记者弗拉基米尔•卡希罗夫和奥列格•马斯特留科夫5月29日的报道称，从这个月的月中起，中国首都的全市社会交通第一次正常运行。在天安门的中心广场，一些地方还垃圾成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具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中央开始具有过去的整洁状态。尤其是“青年们在天安门支起的帐篷一夜之间减少了一半”。这里的男女青年，主要是来自中国其他城市的人还在继续静坐罢课。首都高校的大部分学生已回到宿舍和家里。
从记者报道看，当时的中国媒体确实很开放，自由，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其他中央报纸，以及新华社都在报道这几天来全国各地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信件和电报。以往这些电报和信件都是标记“秘密”字样不能对外公开。
新闻自由，更加显示民众的偏好，民众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央的、特别是市内的报纸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这些报纸、广播和电视详细地报道了中国首都和共和国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劝说学生回到学校的，也有支持学生提出的民主议题。
法新社的记者在5月29日的午夜从天安门广场报道：“人群散去，剩下的只是已占领天安门广场两周多的学生和少数旁观者”。他们注视着在天安门广场装配和安放在一个平台上的高达3米的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女神像的头上方有一把火炬，不过当局没有批准这个塑像，也没有出面制止。这尊塑像是一所美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制作的。法新社的记者获悉，“多数北京高校学生说，他们准备响应其领导人的号召，在5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示威后撤离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30日，星期二，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新添了一些帐篷：5月30日，因为数以万计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新立的自由女神像。这天，学生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为这一神像举行了揭幕典礼。
法新社的记者报道，北大学生大多数已返回学校，而继续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示威者主要是外地学生。记者还获悉，在5月29日宣布天安门广场的静坐将继续之后，学生领袖之间的分歧加大。北京学生领袖主张30日结束要求民主的静坐，而外地学生却要继续静坐下去。
1989年5月31日，星期三，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二天，北京街头的情况发生急转：法新社驻京的记者尤得理在天安门广场报道，5月31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在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支持政府的游行示威和赞扬共产党的大幅标语。这异乎寻常。他描述：“游行示威者舞动着彩色小旗”。此外，在首都一些地方出现了另外几次亲政府的游行集会。人们不断向学生们发出的呼吁，要求学生们尽快拆除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树立的用聚苯乙烯制作的自由女神塑像。
今天看，这应该是民众的诉求，但我们发现虽然民众是“亲政府”，但政府一直没有出现（政府在预谋镇压，因为政府认为学生运动就是“动乱”），没有尽到法定应尽的责任，包括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等人也没有出面，更没有公开说话。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已经被软禁，职务也被“冻结”，上海来的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权力。
美联社驻京的撰稿人吉姆•艾布拉姆斯则在北京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北京市民之外的北京农民在北京郊区出面“亲政府”，而且事先北京市外事办公室把这次游行和在北京郊区举行的其它几次游行通知了外国记者。美联社的报道说，31日这天，大约4000名农民、工人和学生参加了在北京以南大约30公里的大兴县举行的集会。地方党政官员在集会上发言时表示反对“动乱”。
北京郊区的官员使用“动乱”一词是不是当局即将发出要镇压的信号呢？这是不是火上浇油呢？苏联的塔斯社记者在北京报道，北京当局5月31日谴责大学生未经批准在天安门广场搭设自由女神形象。按照制作者的意思，这一形象体现出“自由思想”。大学生们继续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
5月31日的《人民日报》呼吁高校学生再次考虑业已形成的局面，并尽快返回学校。似乎人民日报开始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因为其前一个角色是新闻自由，后一个角色是恢复其本有的“喉舌”功能。这一信号表示，或许真的是当局先是坐视不管，然后等事态恶化，趁机镇压。
5月31日，英国路透社的驻京记者丁凯报道，一批批学生和工人当天晚上在北京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总部外面举行喧闹的游行。还有人到中共总部门口抗议，大约有1000多人在中南海大院大门口行进。他们高呼：“民主万岁！”“新闻自由”也是那时经常喊出的口号。
1989年6月1日，星期四，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三天，北京街头的情况再次发生急转，精英参与绝食抗议：这天北京公安局对北京工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强制受审，大批民众包围天安门附近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6月1日，北师大学生领袖吾尔开西在对市民广播中说，“天安门广场旗帜依然飘扬”，还有四百多所学校的学生坚守在那里，“没有理由中途退出”。
北师大博士和讲师刘晓波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他公开演讲说，今天处在“白色恐怖下”，境内外媒体都有报道，刘晓波还参加了北京知识精英大绝食活动，各界精英和学生领袖严家其、万润南、侯德健、王丹、吾尔开西、柴玲、封从德等坚持在广场上。后来出版的《人民日报》（1989年6月24日）大幅文章指刘晓波是“制造动乱的黑手”。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四天，北京街头的情况发生急剧恶化：合众国际社的驻京记者岑伟伯报道，北京市中心的街头突然发生一起无关的交通事故看来对市民们的愤怒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1989年4月19日晚北师大女学生郭向东在北京失去道路上被汽车撞死，当时正逢胡耀邦追悼会前夕，激起了民众的抗议）。真的是无关，还是有关，一时无法揭秘，因为人们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原始资料和当事人有更多真实的信息披露。
合众社记者调查说，6月2日夜间，北京戒严期间，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地点是天安门以西。目击者们说，警方的一辆吉普车（中央电视台称是借用武警部队的吉普车）撞倒了几辆自行车，撞死一人，撞伤三人。大群大群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移动抗议这一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广播了一项公告，告诫平民百姓离开广场。数千人骑上自行车离开广场，留在那里的只有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帐篷世界。
6月2日，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就学运的效果称“短期而言不易有大的改变”，结果看中国不幸而言中。方励之曾呼吁邓小平、李鹏都该下台，但他们后来依然大权在握。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五天，北京街头军车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北京的黑夜无比黑暗，军人成千上万执行任务。法新社驻京的记者采访，军人向广场推进，情况急转，流血将要发生。记者援引目击者的话说，6月3日凌晨，群众涌往北京市中心，阻止数万军队进城控制局势。目击者说，群众中有些人扯下军人的背包、步话机、靴子和帽子。人数比群众少得多的军人被挤到墙边，被众人围在那里达三个小时。到凌晨两点半，目击者说，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部队开始后撤，一些军人脸上和手上受了伤。到凌晨三点钟，市民设置了更多的路障，长安街完全被堵死了。到凌晨四点钟左右，众人渐渐开始离开市中心。
6月3日晚十点，各路戒严部队的军车强行推进天安门广场。北京长安街自西向东处处都是军车和受阻的军车，北京开枪，民众大量伤亡，荷枪实弹的士兵也有伤亡。
6月3日晚11时，中国社科院的政治学者严家其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并担任名誉校长。他演讲中提到李鹏必须辞职，否则必将受到审判。
6月3日，美联社的驻京记者报道，清晨有成千上万的军队开向天安门广场，但却被成群的学生和市民堵住了，道路因此被阻塞。军队沿着长安街前进，但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在街上团团围住，把军人阻止在天安门广场以东几百米的北京饭店前面。支持学生的市民用４辆卡车设置路障。数千名军人坐在北京饭店以东的马路上。军人穿着卡其布裤子和白衬衫，还携带了炊具。军人出现，荷枪实弹，标志着这场数百万人参加的学运、民运将要以流血告终，悲剧不可避免。
1989年6月4日，星期日，北京发布戒严令已是第十六天，北京开枪了，北京流血了：学生民主请愿，民众支持学生运动，但遭到了当局的拒绝，并悍然派兵开枪镇压，数千人伤亡，包括学生，民众，以及参与镇压的士兵。由于当局没有主动化解问题，推延时间，最后导致了6月3日至4日夜间的悲惨结局。得到消息后，曾代表首都知识界参与全市大游行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组织知识界联名抗议政府对学生和平请愿的镇压，并“决意退出共产党”。6月5日，她到光明日报递交了退党申请。
六四镇压后，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伤亡名单，非官方的受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搜集到的有名有姓或有时间和地点可查的死难者名单约有两百来人，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蒋培坤、丁子霖正上高中的儿子蒋捷连。官方则坚持只死亡了“36名大学生”。根据当时的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的所谓“平暴总结”报告称，1989年6月底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
6月5日美国之音（voa）这样报道：“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4号）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后来，国内网络防火墙把“天安门”和“大屠杀”列为敏感词。按照国际通行表述，即使当局有目的地公然枪杀数十名民众也被称为“大屠杀”。因为解放军公然对学生和民众开枪，引起民众的抗议，6月4日至6月9日北京、上海、成都、杭州、沈阳、西安、合肥等地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抗议，中共政府短期处于失控状态，尤其是北京各街头的解放军军车被抗议民众焚烧，士兵被攻击，不少士兵死亡，官方定义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其实是民众被逼回击，若没有戒严部队进京和镇压，怎么会有民众的反抗呢？当时民众的和平口号只是“搞独裁的人没有好下场”，“总理颁布戒严令是不合法的”，“政府镇压学生没有人道”，中共官方却把北京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原本定性为“动乱”，又升级为“暴乱”，都是中共自己制造和导演了，难怪民众总结其原因说是“腐败引发学潮，社论引起动乱，戒严引起暴乱”，责任在邓小平李鹏中共集团，他们最终难逃历史和公义的审判。
6月5日，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国政府枪杀学生和民众，并宣布中止中美政府间的军售和商业性的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活动。
到了6月19日，美联社报道指中国经过了政局动荡，是“由于邓小平和其他强硬派仍然掌权”，“预料中国政局将迅速稳定下来”。中南海中共执政集团自“5.20”下达戒严令后一直沉默，不负责任，但两周后，他们出现了，突然“积极作为”和“负责任”了，他们悍然不顾民众抗议和国际舆论压力，悍然血腥镇压，并坚决扫除异己，一点也毫不迟疑和含糊。
1989年6月24日，中共反击成功，支持学生的中共领导人赵紫阳被撤销了他的一切党的职务，还被软禁毫无自由可言，直到2005年1月17日在软禁中病逝。中共中央同时还宣布免去同样支持学生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此刻，他们为重新树立新权威，任命了新的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其实是邓小平陈云等人“内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换了，邓小平没换。邓小平仍然躲在幕后指挥，就像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控制时局直到其老迈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