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概念的逻辑矛盾以及可怜的“少数服从多数”

就概念而论，“民主集中制”不能认为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概念，逻辑矛盾显然是存在的。“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涵了集中。有哪一种民主最后没有集中呢?除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后都必然产生集中。如作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选举，最后必然产生集中：从候选人中产生正式当选人。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最后也必然产生集中；通过或否定该项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经包涵着集中，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加进一个‘集中’的概念”。18

其所以必须有“集中”的概念，因为这是提出这一制度的初衷，这在前面已有交代。列宁首创这一制度就是为了强化党内的集中，树立中央的权威。只是经过卢森堡的批评，列宁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语，称之为“民主的集中制”，以避专制主义集中制之嫌。但是，即使称之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画蛇添足。如前所述，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称为民主制不是更好。可见实质在于领导者所需要的那个“集中”。

概念中的这一逻辑矛盾使这一制度带有先天性的缺陷。譬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须规定如何通过民主的程序来达到集中。遗憾的是，无论是俄共还是中共的党章中，或者是缺乏这样的规定，或者虽规定了民主的某些内容，但它对于集中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或者说，它对集中并不存在保障民主的制约关系。那么，这种“民主”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十二大、十五大的党章中的第十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六项基本原则(上述已列)来加以说明。这六项规定，大部分都是民主方面的内容，这是令人欣喜的。可是它对集中存在何种制约关系呢?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既有民主的内容，又有集中的内容，两者平行罗列，却没有经过民主达到集中的清晰概念。这样的民主尽管规定得很多，但集中归集中，民主归民主，它们是两股道上的车。

例如，六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它历来被认为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就存在这一缺陷。该条原则是：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中，既有民主的内容(少数服从多数)，也有集中的内容(其余三个服从)。有人因此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疑问。

王贵秀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他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集中制”。19 他指出，“四个服从”中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其他几个“服从”虽然也是重要原则，但毕竟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的，派生的。他的理由是：第一，党的“组织”、“上级”和“中央”是在相应的范围内和层次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举产生的；第二，“个人”、“下级”和全党各个部分所服从的决策、决定是被选举产生的“组织”、“上级”和“中央”在各自的范围内和层次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的。据此，王贵秀认为，这几个服从，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的，受“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和制约的。20

王贵秀的分析将“四个服从”中的“少数服从多数”与其他三个服从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阐释，说明“少数服从多数”是四个服从中最基本、最本质的原则，是其他几个服从的基础。但这一分析不是对历史和现状的概括，而是他对四个服从内在关系的一种纯逻辑分析；而实际生活却是另一番情形。在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更多的情况是党内多数人的意愿必须服从少数人的意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徒有虚名，通行的潜规则是“多数服从少数”， 甚至“全党服从一人”。这种情况，我们切不可忘。

直到1980年1、2月，邓小平仍强调：“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 认为民主集中制“这几条里面（指‘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我们知道，现行体制下，中央就是中央政治局，持别是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而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集中”再一次得到证明。

令人悲哀的是，受着“党文化”长期灌输（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党员已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成了“党奴隶”。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在毛的时代，绝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受到党的组织不公正（或不明不白）处分（应当说是惩罚）时，——或受到诬陷凌辱，或面对批判处分，或投入监狱受刑，总之，在身遇冤屈与不幸时，他们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或别人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要相信党。”“组织上一定会弄清我的问题的。”“党犯了错误，党自己一定会纠正错误的。”有的甚至认为，“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因此，“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这同“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的忠君信条几乎没有差别。在“党崇拜”的氛围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不折不扣的铁律，是全体党员的“紧箍咒”；在多数压根儿没有表达机会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不过是一种摆设！历史的记录是，民主集中制是多数服从少数，全体服从一人。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的“君臣之纲”的现代版本。

再说，“少数服从多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准民主的原则。现代民主观认为，少数与多数同样重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比多数要重要得多；只是在有关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上只能按“多数决定”行事，但对少数人的意愿同样给予尊重与保护，否则便是“多数人暴政”了。所以，现代民主奉行“多数”与“少数”并重的原则，它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考茨基认为：“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21  至于在文艺、学术、信仰等领域更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了。中共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实行得较好时期，也只能允许少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也往往因此受到歧视性待遇，得不到信任与重用。在专制主义盛行时代，党内或国家机关通过重大决定时往往出现“一致通过”的“盛况”，原因是少数者一旦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会受到迫害。这说明，在“少数原则”没有确立的地方或时候，便没有民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