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真相（网络图片）
（一）除了批判，我们需要思考更多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批判，是当下许多人正在做的工作。在通往自由与公正的道路上，今天，没有人再对共产党抱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政治现象，说明人们的头脑正变得越来越像成年人——没有一个成年人会幼稚到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交托到另外一些陌生人手上，即使在熟悉的朋友们中间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警惕另外一种状态，首先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软弱和局限性，我们需要加固自己追求真相的道德勇气。无疑，这需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意味着给予警察机构更多指控的机会，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很难保证自己真正摆脱了恐惧的阴影，其表现之一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中间的自我审查，而说出真相，永远比和谎言兜圈子更重要。
一位朋友曾经善意地提醒我，指出在我的文章中提到的“共产党”的句子，认为这将会给我带来意外的麻烦。在我看来，如果连一些最基本的真实，都只能用一些特定的辞令、隐语取代，或者干脆回避它的存在，不敢真正直面它，不敢大声说出它的名字，那么，我们又怎能说服自己没有受到自我审查机制的内在影响呢？
其次，我们处于一个深受共产党的历史意识形态操纵之下的生活氛围之中，因此，我们在思考自由、正义与真理的基本原则之前，不得不摆脱它对我们思想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禁锢，不让它散布在我们周围的偏执、狭隘、仇恨情绪和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论调，带入到我们的政治思考和行动之中，玷污我们的心灵和灵魂。我认为，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的前提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在今天，比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去思考一些更为实际的政治问题。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强大，与此同时，也没有人怀疑它走向解体的最终命运。一个后共产主义的世界，将是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在未来都会遇到的政治图景，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主动去思考那些即将到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至少去思考各种可能性，譬如：如何处理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问题；共产党人在转轨过程以及在新的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包括如何对待那些昔日作恶多端的前政府官僚、安全部门的刽子手；如何补偿那些为争取自由、并因此受到共产主义政权迫害的人权活动家、政治异见人士；如何清算共产党人通过种种非法手段，从国家窃取或者从社会盘剥来的、并据为己有的非法财产；经济制度的转型，等等。
还有就是民族问题。2009年，我有幸参加了一个人权讨议会，当时有捷克的朋友出席，他们介绍了“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在转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民族问题。相对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在此之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原本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因此分家很容易。即便如此，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联合和统一，在其内部同样也存在反对分离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并不占主流。
中国大陆的情况很不一样，民族问题远比捷克斯洛伐克要复杂，当共产党的体制终结以后，民族的联合与分离注定会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政治语境下，暴力，而非政治对话，或者诸如“先礼后兵”之类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是处理此类问题的常见思维。在我看来，这种政治手段是否符合人权的真正原则，是否违背自己当初追求的民主价值，以及是否能够真正达到目的，是值得商榷的。总之，我们应该坦诚地把这些潜在的冲突和问题公开化，从而寻找到对所有人能够获益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比所有这些问题更重要、更急迫的是，我们必须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六十多年来的极权统治，让我们习惯了一个谎言、冷漠、自私和高压的生活世界。我们习惯了让自己心口不一，习惯了相互提防和彼此敌对，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不去关心他人的命运和苦难，并沾沾自喜地自以为这是一个人得以在社会立足、并通往成功的生存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有效的。但是，作为代价，我们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以及良心的麻木。彻底地摆脱这种扭曲而又糟糕的心理结构，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又痛苦的蜕变过程。
（二）对西方自由媒体的建议
我无意冒犯西方媒体和记者们的工作，无意对它们指手划脚，但是，我依然希望从一个受众的角度来谈谈个人的真实感受。我认为，他们过多地将目光和精力投放在共产党高层的流言蜚语中，因而忽略了那些更需要他们关注的、更重要的领域。
在自由和人权的领域，我认为，没有什么比生命的价值更重要——即便是共产党高层的权力置换。今天，能够接触到西方自由媒体的人们，很大程度上，并不需要再从西方媒体上寻找来自共产党高层隐秘的、内幕的政治信息，以及五花八门的政治分析。事实上，这些信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证实的，并非真实的、客观的事实呈现，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仅仅在为人们的目光聚集到权力、而非自身的真实处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法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真正的启示和帮助，用来丰富他们自身的思考和精神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他们可以推荐一些让这里的人们对西方世界有更多深入了解的作品，比如，作为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可以选择做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节目，我认为，在美国之音，BBC的中文节目中，如果出现西方基督徒的祷告，或者一个基督教会主日敬拜的场景，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无论他们的祷告内容是一个来自个人的小小诉求，还是关于世界和平。再比如，他们可以推荐、节选一些西方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他们的经典著作；以西方人的叙事方法来讲述西方历史、人物，诸如此类。
涉及到中国大陆的事情，在我看来，关注那些更接近人们的真实生活，反映他们的真实处境，关注那些被当局刻意边缘化的、处于被迫害、被世人遗忘的人和事物，回到人的主题上来，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虽然，这比那些无需太多技术含量的政治预测、分析、判断要困难得多。
这涉及到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我看来，那些陷入绝望、走投无路在地铁里面集体服毒自杀，以此来吸引外界对他们苦难的关注的人们，以及透过这些极端画面的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处于破产边缘，被迫通往自杀绝境的过程中，这样的东西比起共产党政治局的委员们在一块喝茶、聊天这些无聊的琐碎事情要重要一千倍。
再比如，对于我来说，我周围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最近创作了哪一幅新的政治犯、良心犯肖像作品，或者筹划一项新的、有趣的行为艺术作品；一位人权活动份子被戴上黑头套，扔到荒郊野外，警察威胁要敲碎他的后脑勺；哪些作家又遭到威胁、秘密逮捕和审判，这样的事情比一位因腐败问题而遭到清洗的共产党官员要有新闻价值得多。这种存在，并非某些极端主义的人们故意虚构的天方夜谭，而是一种真实的人类境况，隐喻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人类命运的一种可能性。
总之，在这个权力的铁幕之下，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人，他们，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做着他们感兴趣、并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自由和自由人的气息，为什么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