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饭桌上我问这些外国记者朋友，是否适应中国的新闻审查？他们莞尔一笑，有一位说：“我们知道游戏规则才来的。”
在国际化的今天，那些对中国充满好奇和探索欲的欧美年轻人来到中国就职于中国的国家媒体，承担着宣传任务。
他们从小接受着西方国家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教育，但做中国媒体的记者，难免会碰到新闻审查和宣传任务。那他们又是怎样在新闻真相和宣传工作的博弈中取得平衡？
记者团到达广东惠州的时候，我所坐的大巴车上上来几位年轻俊朗的外国男记者和优雅和善的外国女记者。他们主动和车上的人打招呼和问好，并积极地介绍着自己并和邻座的人交换着名片。
一接过名片我才发现他们的东家不是外国媒体。他们虽为西方面孔但为中国媒体工作。
他们就职于中国网、《北京周报》、《今日中国》等媒体，是中国国家级外宣期刊，也是中国外文局旗下的出版物。
中国有多家英文报纸和杂志。在中国国内被大众熟知的有《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国日报》、《上海日报》等。但多数时候写文章做报道的还是中国雇员。“外国专家”负责最后润色中国记者们的语言和修辞。坐在办公室改稿子的“外专”多，出来实地采访的少。
所以这次的广东行看到“外专”组团来，还是稍感意外。
游戏规则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同行的中文水平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几乎人人会流利的中文，有的甚至可以直接用中文采访地方官员。
这次广东行的中国宣传队伍，来了很多外国面孔。
中国外文局的带队领导闲聊时告诉我，本次参团来的老外都不算中文最好的。还有更好的没来。
除开中文，他们多是三语甚至四语习得者。饭桌上一起用餐时，一位美国的小伙经常左右逢源，跟左边的同行用日语交流，转过头来跟我用英文讲，还跟斜对角的记者讲西班牙语。
除开语言能力强，他们对中国新闻的运作思路也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
在中国大陆做新闻的必经程序是新闻审查。新闻媒体的领导要把关，看文章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也看有无媒体导向，是否起到宣传作用。
在饭桌上我问这些外国记者朋友，是否适应中国的新闻审查？他们莞尔一笑，有一位说：“我们知道游戏规则才来的。”
但怎样在中国的制度体制内玩好新闻规则则是他们要面临的挑战或者要做出的妥协。
虽为中国媒体工作，他们显然和我一样，对某些企业或者官员对待外媒记者所持有的中式思维并不认同。
比如，在参加广东惠州石化园区的欢迎仪式时，该园区的管委会副主任用这样的语句结束了她的欢迎辞。她说希望各位外媒朋友多给惠州做宣传，并做积极正面的报道。
同桌的外国同行们与我交换了眼神，尔后相视一笑。我心想地方不懂外媒的心，外媒不是中共的宣传工具。
同桌的他们是否在思考，什么才是正面的宣传报道？
地方上的小心思
今年已是“看广东”活动的第七年，主办方—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和广东省外办已经很有经验，不过行程非常紧凑，跟旅游团的境遇有得一拼。真可谓：“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景点拍照。”
官方安排了采访惠州石化区，并带记者们领略了石化区附近的大亚湾美景。惠州地方政府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想借此机会向外界宣传石化发展和环保并行。
但可惜的是，该石化区展现给记者们看的园区空气实时监控数据是否可靠，以及石化区附近的大亚湾住宅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还要打个问号。记者团只能远远眺望高楼，肉眼看不清具体的入住率。
今年共有7家外媒机构，包括国际纽约时报(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彭博社（Bloomberg）、瑞士金融时报、日本广播协会（NHK）、日本读卖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和BBC中文网参加了活动。到场的还有其它港澳媒体和中国的中央媒体和广东省的媒体记者。记者团前前后后扩充到40多人。
但真正热闹的是中国的中央媒体记者和广东省的地方记者们。
每到一处采访点，需要拍照宣传时，他们总会要求一个洋面孔出现。
而我的外国同行们也非常配合当地政府的需要。比如在记者会上问安排好的问题。广东惠州的地方官员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明显念稿。一个小问题，官员看着稿念，就能有条不紊、逻辑严密、数据详实地讲15分钟。
多家采访行程中的企业邀请记者们一同合影留念。但外媒记者们似乎不太喜欢热闹，中国媒体记者和企业负责人合影时，我们早早在企业楼下等待离开。
外宣里的洋面孔
请老外说唱的《十三五之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着实火了一把。
中国近期的对外宣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和声音。比如宣传中共十三五规划的《十三五之歌》用老外说唱的形式解释了十三五。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时，中共《人民日报》推出了《谁是习大大》的视频，采访了多名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问他们对习近平的印象和评价。
这两个视频的宣传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虽然这两个视频的受众应该是外国人，但似乎在中国国内的转发率和传唱度更高。
启用洋面孔做外宣，而且动态的视频越来越多。
这就让中国的外宣“动”起来和“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