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陕西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半月的女婴。在这前一天，因她家交不起4万元“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镇干部用衣服裹住她的头，像“抓猪”一样把她抬上车送往镇坪县医院引产，反抗的过程中膝盖及腿部受伤……这件事由于微博而广泛传播，引起民愤。其实这个“抓猪”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它揭开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存在的恶行。
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国策”，“抓猪”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华夏大地上演着。冯建梅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党国对她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还有比她更惨的。2000年8月15日，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生服务站的人将已怀孕9个月的黄求生之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引产，给她打了一针。但这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黄妻生下一活婴，计生办的人逼黄把活婴找个地方丢掉。下午5时左右，一位叫刘菊玉的老太在公共厕所里听到有小孩的哭声，寻哭声看到粪坑里一个小孩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水中，她将孩子捞起抱到附近的诊所清洗消毒。当她将孩子抱回家给他喂水喝时，蔡店乡计生办的5个人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从她怀中夺过孩子并狠狠地摔在地上，孩子痛得四肢抽动。他们还不罢休，又用脚踢孩子，最后把孩子抱到稻田地里用水淹死。（齐鲁新闻网2000年8月18日）
黄妻也是比较“幸运”的，党国对她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还有比她更惨的。2011年10月12日，山东省利津县利津街道计生办把已经怀孕6个月的马继红抓到了县中心医院做引产手术，马继红因反抗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在输氧过程中，一自称利津街道办事处书记的人却声称马继红是装的，随后，几个男人强行拔下来马继红的氧气罩，强行让她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就将其抬到了产房。当日下午4点，一名护士出来对家属说正在抢救马继红，之后就将产房的大铁门关上了。直到晚上10点，一个人跑来打开了产房的门之后就溜走了，家属跑进产房一看，医生、护士全失踪了，而可怜的马继红早已断气了。
孩子还来不及哭出第一声来便被杀死了，孩子还来不及露出第一次的微笑便被遗弃了，母亲还来不及看孩子第一眼便永远与孩子分离了，还有比这更显著的“中国特色”吗？党国说“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并谆谆教导顺民“人权就是生存权”。原来党国所说的人权就是猪权，以吃饱肚子为标准，作为肉猪是没有生育权的，一出生就被阉割了。
猪在动物中是弱势群体，与兔子等弱势动物处在动物食物链的末端，天敌环境造就了它们较高的繁育能力，为了防止种群灭绝，要比老虎等强势动物多产多生。自然环境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各种动物的数量，同样，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数量。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缺失的条件下，多生孩子是为了老有所养；在铅污染、毒食品、毒胶囊、校车事故等无数“天敌”包围的环境下，多生孩子是为了把根留住。我们的政府在包办一切社会职能的情况下，只能用强权控制人口增长，用暴力消灭生命。于是，在华夏大地就出现了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准超生一个”，“宁多一座坟，不多一个人”，“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
世界发达国家依靠家庭自行计划实现人口平衡增长的事实摆在那里，独裁极权者不可能不相信家庭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但他们为什么还要用强权对家庭进行计划呢？
计划生育成为中共用GDP证明执政合法性的手段。中共在找不到执政合法性的理由时，只能用GDP的增长来证明其执政合法性。按照党国官员的理解，中国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计划生育成为中共敲诈勒索的敛财工具。如果冯建梅能向政府交上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就可以把孩子正常生出来，只是没有户籍成为“黑孩”。所谓的“一票否决”，否决的不是各级官员的官职，而是否决他们的计划生育奖金。从市委书记到镇村干部，人人都与计划生育奖金挂钩，他们的杀人效率与他们的收入成正比。他们“食人而自肥”，用最原始的资本主义掠夺办法来推动最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工作，你超生不交“社会抚养费”，就动用黑社会把你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光，包括耕牛、猪、鸡，就像施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进村了。
计划生育成为中共暴力“维稳”的杀手锏。一对夫妇一个孩，谁还舍得让孩子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要民主？坦克和装甲车开来，赵紫阳到广场劝学生：“孩子们，你们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父母？”他老人家的话音还没落地，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英国上议院议员大卫•奥尔顿勋爵（Lord David Alton）为《天主教先驱报》（Catholic Herald）的撰文指出：中国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使怀孕变成一种犯罪，使拥有兄弟姐妹成为非法的行为。“一胎化”政策估计已经导致4亿胎儿被流产、或通过溺婴的方式被杀害。“性别灭绝”政策有利于男孩子的诞生，结果，每六个女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被流产或遗弃，从而导致大约4千万妇女的消失。这是一项导致中国人口严重失衡的政策。据《经济学家》报道，在广东这一个省，男婴和女婴的比例是119：100；而在10年前，比例达到令人震惊的130：100。 “一胎化”政策也打破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口的平衡，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性贩卖和犯罪激增；妇女已经成为商品；人口贩卖导致被卖的女孩成为童养媳。无怪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自杀率高过男性的国家，每一天就有500个妇女结束自己的生命。
计划生育给无数家庭造成永不磨灭的伤痛，危害无穷，使中国走上了亡国之路。第一，它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大的计划生育预算，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大大加剧了中央集权，巩固了不良的制度，强化了国家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对普通公民的私密生活的监控。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恶化了中国人口结构，造成人口逆淘汰、老龄化的提早到来，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第三，计划生育强化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给社会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第四，计划生育破坏法治，侵犯人权。败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软实力荡然无存。第五，计划生育造成独生子女儿童没有正常的社会成长环境。其危害已经显现出来。
计划生育是一场由党国主导的集体大屠杀。这场持续33年依然没有停止的大屠杀，究竟杀戮了多少孩子，究竟相当于多少次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多少个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当于多少次“三年自然灾害”，相当于多少次“文革”，这有待历史学家们去统计和研究。但我们当前不能容忍的是，冯建梅的“父母官”把故意杀人说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孩子就是孩子，生命就是生命，这中间没有一个所谓的“政策”地带，因为“人权始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语）。犯罪就是犯罪，杀人就是杀人，这是无法用文字游戏来包装的，也是无法用“停职”这个中共“家法”来代替的。
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国策”，“抓猪”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华夏大地上演着。冯建梅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党国对她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还有比她更惨的。2000年8月15日，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生服务站的人将已怀孕9个月的黄求生之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引产，给她打了一针。但这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黄妻生下一活婴，计生办的人逼黄把活婴找个地方丢掉。下午5时左右，一位叫刘菊玉的老太在公共厕所里听到有小孩的哭声，寻哭声看到粪坑里一个小孩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水中，她将孩子捞起抱到附近的诊所清洗消毒。当她将孩子抱回家给他喂水喝时，蔡店乡计生办的5个人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从她怀中夺过孩子并狠狠地摔在地上，孩子痛得四肢抽动。他们还不罢休，又用脚踢孩子，最后把孩子抱到稻田地里用水淹死。（齐鲁新闻网2000年8月18日）
黄妻也是比较“幸运”的，党国对她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还有比她更惨的。2011年10月12日，山东省利津县利津街道计生办把已经怀孕6个月的马继红抓到了县中心医院做引产手术，马继红因反抗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在输氧过程中，一自称利津街道办事处书记的人却声称马继红是装的，随后，几个男人强行拔下来马继红的氧气罩，强行让她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就将其抬到了产房。当日下午4点，一名护士出来对家属说正在抢救马继红，之后就将产房的大铁门关上了。直到晚上10点，一个人跑来打开了产房的门之后就溜走了，家属跑进产房一看，医生、护士全失踪了，而可怜的马继红早已断气了。
孩子还来不及哭出第一声来便被杀死了，孩子还来不及露出第一次的微笑便被遗弃了，母亲还来不及看孩子第一眼便永远与孩子分离了，还有比这更显著的“中国特色”吗？党国说“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并谆谆教导顺民“人权就是生存权”。原来党国所说的人权就是猪权，以吃饱肚子为标准，作为肉猪是没有生育权的，一出生就被阉割了。
猪在动物中是弱势群体，与兔子等弱势动物处在动物食物链的末端，天敌环境造就了它们较高的繁育能力，为了防止种群灭绝，要比老虎等强势动物多产多生。自然环境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各种动物的数量，同样，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数量。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缺失的条件下，多生孩子是为了老有所养；在铅污染、毒食品、毒胶囊、校车事故等无数“天敌”包围的环境下，多生孩子是为了把根留住。我们的政府在包办一切社会职能的情况下，只能用强权控制人口增长，用暴力消灭生命。于是，在华夏大地就出现了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准超生一个”，“宁多一座坟，不多一个人”，“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
世界发达国家依靠家庭自行计划实现人口平衡增长的事实摆在那里，独裁极权者不可能不相信家庭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但他们为什么还要用强权对家庭进行计划呢？
计划生育成为中共用GDP证明执政合法性的手段。中共在找不到执政合法性的理由时，只能用GDP的增长来证明其执政合法性。按照党国官员的理解，中国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计划生育成为中共敲诈勒索的敛财工具。如果冯建梅能向政府交上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就可以把孩子正常生出来，只是没有户籍成为“黑孩”。所谓的“一票否决”，否决的不是各级官员的官职，而是否决他们的计划生育奖金。从市委书记到镇村干部，人人都与计划生育奖金挂钩，他们的杀人效率与他们的收入成正比。他们“食人而自肥”，用最原始的资本主义掠夺办法来推动最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工作，你超生不交“社会抚养费”，就动用黑社会把你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光，包括耕牛、猪、鸡，就像施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进村了。
计划生育成为中共暴力“维稳”的杀手锏。一对夫妇一个孩，谁还舍得让孩子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要民主？坦克和装甲车开来，赵紫阳到广场劝学生：“孩子们，你们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父母？”他老人家的话音还没落地，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英国上议院议员大卫•奥尔顿勋爵（Lord David Alton）为《天主教先驱报》（Catholic Herald）的撰文指出：中国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使怀孕变成一种犯罪，使拥有兄弟姐妹成为非法的行为。“一胎化”政策估计已经导致4亿胎儿被流产、或通过溺婴的方式被杀害。“性别灭绝”政策有利于男孩子的诞生，结果，每六个女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被流产或遗弃，从而导致大约4千万妇女的消失。这是一项导致中国人口严重失衡的政策。据《经济学家》报道，在广东这一个省，男婴和女婴的比例是119：100；而在10年前，比例达到令人震惊的130：100。 “一胎化”政策也打破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口的平衡，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性贩卖和犯罪激增；妇女已经成为商品；人口贩卖导致被卖的女孩成为童养媳。无怪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自杀率高过男性的国家，每一天就有500个妇女结束自己的生命。
计划生育给无数家庭造成永不磨灭的伤痛，危害无穷，使中国走上了亡国之路。第一，它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大的计划生育预算，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大大加剧了中央集权，巩固了不良的制度，强化了国家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对普通公民的私密生活的监控。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恶化了中国人口结构，造成人口逆淘汰、老龄化的提早到来，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第三，计划生育强化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给社会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第四，计划生育破坏法治，侵犯人权。败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软实力荡然无存。第五，计划生育造成独生子女儿童没有正常的社会成长环境。其危害已经显现出来。
计划生育是一场由党国主导的集体大屠杀。这场持续33年依然没有停止的大屠杀，究竟杀戮了多少孩子，究竟相当于多少次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多少个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当于多少次“三年自然灾害”，相当于多少次“文革”，这有待历史学家们去统计和研究。但我们当前不能容忍的是，冯建梅的“父母官”把故意杀人说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孩子就是孩子，生命就是生命，这中间没有一个所谓的“政策”地带，因为“人权始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语）。犯罪就是犯罪，杀人就是杀人，这是无法用文字游戏来包装的，也是无法用“停职”这个中共“家法”来代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