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胡锦涛驾驶的“河蟹号”即将到站，这长达十年的快速行驶，究竟驶向的是黄金世界，还是穷途末路？在其身兼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三大要职统治中国的最后几个月里，胡锦涛最操心的事，是如何将心腹干将调遣到各要害部门和地区去“卡位”，以确保交班给“自己人”。这样，在退休之后，其家族就不会遭到其他派系以反腐为名的清算。其次，胡锦涛命令文宣系统摇旗呐喊，营造出一张 “美好十年”的亮丽的成绩单。就好像当年拿破仑急不可耐地从教宗手上抢过皇冠给自己加冕一样，胡锦涛也手脚并用地给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
上行下效，御用文人们遂争先恐后地加入这场大合唱之中。不久前，曾经不可一世的薄熙来突然失势，使得诸多参与炮制“重庆模式”的无耻之徒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依附薄熙来的崔之元、孔庆东、萧公秦等学者文人顿时名声扫地。然而，前车之鉴，后来者罔顾，薄太阳虽然落山，胡太阳却更毒辣。独裁者自我膨胀，吹鼓手永远不缺。只要是臭气熏天的垃圾桶，总会有无数苍蝇盘踞其间，争相掠食。
顶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显赫头衔的官方经济学家胡鞍钢，也曾到重庆“打秋风”。直到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他还在新书《二零三零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赞美薄熙来的政绩：“重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上为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庆鲜明地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率先的，有示范意义。”胡鞍钢在多个场合宣称，重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三千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过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我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话音刚落，薄熙来轰然垮台，所谓的“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亦灰飞烟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胡鞍钢唾面自干，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投靠新主人去了。看来，他并不相信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很快，胡鞍钢又有新产品出炉：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以欺骗人民为己任的《人民日报》之海外版，登载了胡鞍钢的大作《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
胡锦涛胡作非为，胡鞍钢胡言乱语
这篇文章使用了比过去赞美薄熙来肉麻百倍的话赞美胡锦涛，毕竟，“改过自新”需要有最大的“诚意”。胡鞍钢说：“过去十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辉煌十年’，不平凡的十年。中国先后有效处理了‘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及时地应对汶川大地震，提前完成世界最大规模灾后重建任务，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圆满完成‘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他接着指出，这十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比如，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六跃升为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研发支出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
这些眩目的数据，对于胡鞍钢和胡锦涛来说，当然是自慰的催情药；但是，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数字只是数字而已。藏人自焚，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惠及他们；什邡市民上街，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他们有害无益；连一向养尊处优的香港人都发出怒吼，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且不说这些数据背后有多少水分，即便全都千真万确，难道就能说明中共的统治是成功的，而且这些数据是中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吗？
当年，希特勒交出经济发展的数据，让胡锦涛的数据黯然失色：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百分之二十七。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一九三七年，德国工业产值居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美、英、法等国的工业生产都下降了，惟有德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在上升，因此也一度被其他国家视同拯救经济危机的“救星”。德国学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中指出：“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比战前要好得多。希特勒知道：‘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他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以被抢劫了的犹太人和被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但是，第三帝国真的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吗？第三帝国的辉煌仅仅维持了十三年，留给德国人民的是尸横遍野、断壁残垣。
如今的中国，正大步走在昔日法西斯德国的道路上。不过，在让普通民众“利益均占”这一点上，胡锦涛做得甚至还不如希特勒。德国历史学家兼作家格尔德•柯能（Gerd Koenen）断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方面，政治、经济精英日益腐败，中共正在演变成一个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民众对革命的期待不断增长，与中共渐行渐远。他给出的是一连串毋庸置疑的数据：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每年的投资率增长到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十的荒唐地步，而消费率下降到全球罕见的百分之三十五。尽管居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缺乏社会保障的人们不得不厉行节约：为了养老、为了治病、为了子女教育、为了住房。在社会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中，中国的排名也相当糟糕。
格尔德•柯能对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评估，与胡鞍钢截然相反。他认为，胡锦涛并未给中国带来持久的稳定，中国的两种大趋势显而易见：首先，掌握国家权力者和虚假的私人经济精英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腐败。自从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主要诉求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后，腐败成了党最大的吸引力——那些并不相信党写在书面上的纲领的年轻大学生们，挖空心思争取入党，是为了分享党的特权。在胡锦涛的两届任期内，中国变成所谓的“太子党共和国”，无论是掌握中枢权力的胡温，还是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的薄熙来；无论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及“毛派”，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大的差异，但在贪污腐败上，却惊人地相似。薄熙来垮台后，全世界都在像看马戏一样看薄家被爆料的丑闻，其实胡锦涛家族何尝好过薄家半分？早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和非洲媒体就报道，胡锦涛的长子胡海峰执掌的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卷入诈骗和行贿丑闻，并遭到司法调查。这个消息并未“进口”中国，也未让胡锦涛警醒，乃至出手约束家人。因为在这个“你腐败，他腐败，大家都腐败”的烂泥塘里，如果“不腐败”，就连傻子都不如。就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益，都落入特权阶层的腰包。
格尔德•柯能继而指出，中国未来的第二个趋势是，“不断增长的期待革命”以近乎经典的方式呈现出来。无论是全国逐浪高涨的每天超过三百起、每年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党与受过教育的、国际化的新兴中产阶层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都是如此。官民敌对的态势难以改变：“这个统治的党已经让自己陷入一场竞技，导致残酷的人类学实验：在一个大众传媒日益密集的世界，借助一只网络警察大军要将数量不断增长的文字、图像、言论和事实从语汇中、最终也从社会记忆中‘删除’。”这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过，胡锦涛有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壮志：他命令国库拿出每年六千多亿的预算，用于“维稳”。但是，如同一道千疮百孔的堤坝，孔洞在流水的冲击之下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而可以用来堵住空洞的沙包却有限，并会越来越少。到了沙包用完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这一点不在胡锦涛考虑的范畴之内。他认为，只要顺利交班，就万事大吉。难怪以接班人习近平的幕僚自居的张木生，咬牙切齿地诅咒胡锦涛玩“击鼓传花”游戏，将炸弹当鲜花来传递。
对胡温及其接班人启动政改抱有期望的人，要么是因为愚蠢，要么根本就是帮闲。历史学家余英时对此洞若观火：“我们知道，现在除了等待社会自己变动以外，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对共产党本身，以及它未来的十八大，决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僭主制从来不可持续，中常委多半不得好死
在一番溜须拍马之后，胡鞍钢自我设问说：“为什么中国如此成绩辉煌又如此巨大成功呢？”顺水推舟，他的这篇文章的主旨便呼之欲出了：“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胡鞍钢能以“臭老九”的身份入选十八大之党代表，说明其深味厚黑学之真谛。他深知：与其吹捧抽象的共产党，不如吹捧具体的九常委，因为真正操纵中国命运的是这九个人，连中央委员会都是空壳，更遑论党员代表大会了。
“集体总统制”是胡鞍钢冥思苦想之后的一大发明，跟毛泽东发明的“民主集中制”一词一样，让人莫名惊诧、啼笑皆非。毛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痞子流氓，犯低级的政治学错误倒还情有可原；而胡鞍钢是一名曾游学于多所西方名校的博士和博导，却故意扭曲政治学的基本名词，睁着眼睛说瞎话，则是不可原谅的。以“集体总统制”这个驴非马的概念来比附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体制，也算是“河蟹社会”特有的黑色幽默。
中共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的领导机构，但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全会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行使其职权，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政治局这一权力架构是苏共发明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夺取权力之后，创设了政治局作为苏共最高决策机构。于是，在苏共的卵翼之下成立的中共也依样画葫芦，设立了政治局。不过，苏共只有政治局这一层级，内部不再细分；而中共在政治局内增设了常委会这个更高的层级，政治局成员遂有常委和非常委之差异。这并非推陈出新，而是叠床架屋。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多么有限。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政治局这一架构并未在党内获得合法性，也并没有形成一个让人遵从的传统，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政治局才取代书记处成为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不过，在毛泽东时代，毛一人君临天下，对政治局的权威不屑一顾，政治局也从未实现“一人一票”的“党内民主”。毛可以一个人推翻政治局的多数意见，甚至以“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党章中没有的临时机构取政治局而代之。“文革”结束之后，政治局及常委会负责处理重大事务的模式才得以恢复，但当时在政治局常委之上，有诸多权势更大的元老以及后来设置的“中顾委”，常委的权力受到相当大的牵制。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等元老相继死去，政治局常委会才总算“修成正果”，掌握真正的决策权。
胡鞍钢将常委会决策这一机制吹捧得天花乱坠，其实，无论是“主席当国”、“元老当国”，还是“总书记当国”、“常委当国”，首先共产党就是一个未经人民选举和授权的非法政党，所以，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或机构，从来就不具备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多年来，虽然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实质既非君主制，亦非民主制，而更类似于某种“僭主制”。僭主制最初是古希腊城邦时期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僭主是指破坏传统，通过暴力等非法手段（非合法选举）推翻贵族与国王统治，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的篡位者。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对僭主的定义是：“一个不经由法律统治的政治领导者，他重视自己的权势甚于重视臣民，他会利用极端与残酷的策略来对抗他的人民，以及他的敌人。”此一定义，套用在中共身上，倒是天衣无缝。
这种扭曲的僭主制，又带有“寡头共治”的特色。它既不稳定，也不可持续。它不能避免残酷的内斗，也无法让游戏参与者个个全身而退。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届政治局常委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人就超过半数之多。其中，死于非命者：刘少奇、林彪、陶铸；被逮捕下狱、公开审判乃至监禁、软禁至死者：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在死后被开除党籍、严词谴责者：康生；生前即遭受受批判、羞辱和冲击者：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任期未满即遭到罢黜者：华国锋、汪东兴、李德生、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从这张名单即可看出，政治局常委这个类似于摄政王的位置，虽人人向往，但真的坐上去以后，却如同坐在炭火之上一般不好受。
有鉴于此，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常委会成员考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降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即“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必须同舟共济”。江、胡两朝都发生过多起剧烈的党内斗争，如江泽民扫除“杨家将”和陈希同的势力，胡温搞掉桀骜不驯的陈良宇和薄熙来，但都未出现常委垮台、常委会公开分裂的局面。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此消彼长的期间，作为常委的黄菊差点就走到身败名裂的地步，幸亏其“及时”病死，两派皆大欢喜。而薄熙来事件造成的震荡虽然很大，但其盟友、主管政法的常委周永康仍然全身而退。这就表明，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已形成“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换言之，其成员勉强形成的惟一“共识”就是：“常委不倒”。这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游戏规则。除此之外，“常委会治国”并未形成定型的制度，就连其人数究竟是五人、七人还是九人，都未形成定论。所以，胡鞍钢的盖棺论定是否操之过急呢？
而“保护常委会”的前提就是维护一党专政。对中共体制演变深有研究的学者方绍伟在《中共“九人中常委”剖析》一文中，探讨了常委会这一架构的前世今生及主要特征。他认为，胡锦涛时代“九人中常委”的最显著特征是“党权最大化”。它指的不仅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控制，也是中央对党的领导权的独立控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权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层领袖的个人行为目标，也是他们的集体行为目标。“中常委不仅作为个人和集体在维护这个目标，而且还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力图使‘党权最大化’的行为逐步稳定化、长期化、制度化。”显然，“党权最大化”这一政治局常委的共识，与宪政民主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即便政改不离口的温家宝，内心亦并不想真正推动政改，否则，他首先就当退出常委会。因为，常委会这一权力架构并非中共“自改革”的成果，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它本身就是腐败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希望所在。
中共下台民心所向，宪政共和世界大势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并未经民众选举和授权，那么他们拿什么东西来治国呢？方绍伟指出：“中共一方面继续依靠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强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大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力度，力图通过‘绩效合法性’去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实利主义’和‘天命观’的对接。”用更形象的说法，中共使用的就是老毛、孔子和财神这三大法宝：老毛是中共极权制度的根基，是暴力统治的思想源头。薄熙来倒台了，但胡锦涛仍然高举毛旗，掀起学雷锋运动，并高调纪念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祭毛还不够，还要祭孔。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君父”思想的倡导者，可以“拿来”为党背书，故而官方一度将孔子像摆上天安门广场之一侧。但“孔毛一体”的意识形态尚未在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共识，此举引发争议之后，当局又匆匆将孔子像撤走，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财神就是邓小平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用金钱来收买人心。未来中共可能推进某些有限的改革措施，无非是在经济政策上多注重一点民生问题而已。这三大法宝还能使用多久，人们可拭目而待。
那么，经过两届任期的“九常委治国”，这一模式的绩效究竟如何呢？胡鞍钢当然是赞不绝口：“从决策理论和实践看，‘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然而，实际情况与胡鞍钢的描述完全不同。
首先，政治局常委会并非由全体党员、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中国毫无民主可言；而在中共党内，民主亦无迹可寻。基层的中共党员被奴役和愚弄，与非党员并无本质差异。比如，中共全国党代会代表的产生，就未经过公开、公正的竞选。以胡鞍钢为例，他难道是清华大学的党员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他是由上级圈定的。如果继续追问，中央委员的产生更是不透明的。而且越往上走，越不透明。政治局常委是如何产生的，连大部分中央委员都不得而知。即便身为中央委员的那些人，也不可能自告奋勇地参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也不知道每个常委在选举中获得多少张选票。在此背景之下，中共自身形成了某种“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机制，那些最平庸者、最保守者，往往被“维持会”的元老们选中为新科政治局常委。所以，“六四”后的几届中常委，十有八九都是庸碌之辈。
其次，尽管九常委有各自明确的分工，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常常会有一个讨论和表决的过程。然而，即便这个过程真是“一人一票”，但在“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常委们出于“自保”的考量，绝大多数时候都“宁左勿右”，使得主张强硬与僵化政策的一方大获全胜，而倾向温和与开明一方的主张被搁浅。这样，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九人如同泥塑般枯坐，互相推卸责任，坐失政治改革的最好契机。在各种可行的选择中，九人组成的集体往往会一齐选择最坏的那种，连次坏的那种都不会选择。有时，稍稍具有常识的人会感叹说，他们怎么会如此愚蠢，比如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事件，常委会的每个决定都与国际、国内舆论背道而驰。即便从维护中共形象和利益的本能出发，也不至于如此乱来。但是，正因为九常委都处于此棋盘格局之内，他们连起码的理性判断都很难作出，而只能被惯性拖着一步一步走入万劫不复的沼泽地。
第三，常委的无限权力与总统的有限权力不可法相提并论。在西方的总统制下，总统执掌行政大权，多数时候比国会和最高法院有实权，但并不能像僭主或寡头那样为所欲为。以美国为例，在联邦层面，总统对若干高级官员的提名，需经国会批准；总统签署的法案，亦需经国会审查乃至最高法院裁决。国会虽然不能对总统投不信任票，但总统若违宪，国会可以对其提出弹劾案，并交由最高法院审理。在联邦与地方的关系上，总统不能干预各州乃至每个郡和镇的内部事务。在社会层面，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将总统作为首要监督的对象，不放过总统犯的每个小错误。与之相比，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们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每个人都是三权合一、“三位一体”的“利维坦”怪兽，宪法不能约束他们，媒体不能监督他们，他们惟一畏惧的是同僚之间的互相吞噬的倾轧，视民众为草芥，将天下看作“家天下”，其结果自然是“绝对的权力当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第四，如果勉强沿用胡鞍钢的说法，九常委宛如九个总统，他们耗费的国家资源则大得惊人。以美国之富足，尚且只能养一个总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养九个总统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九个总统，就有九个白宫，九套秘书、后勤、安全、医疗、交通等服务班子。而且，西方的总统退休后回归一介平民的身份，中共的常委退休后仍终身保持在位时的各种待遇，如专机、专列、保安、医疗，以及家族对某些行业和地区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局。这样，就等于国家财政要养二、三十个“总统”或“前总统”。还不仅于此，无论在党的系统，还是在政府、人大、政协等系统，常委模式或“准常委模式”，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乡各级均一以贯之。每个层面、每个部门，都有一群人数更多的“常委”疯狂地瓜分权力。这样，便形成一个巨无霸式的、无从精减的官僚阶层。近二十年来，中国官员的人数急剧膨胀，“常委制”亦是始作俑者。这一趋势，终将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走向破产。
职是之故，胡鞍钢所谓的“集体总统制”根本没有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认同，反之，它是中共高层权力黑箱运作的标志。学者储成仿在《“中国成功”与“集体总统制”》一文中指出，“常委治国”不能同总统制相提并论。“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于它是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以书面文本形式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而制度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公开性、显在性、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总统制的这几个显著特征，都是“常委模式”所不具备的。“常委模式”如同“黑帮股份公司”，既不具备公开性和显在性，也不具备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
中国民众对中共的痛恨已到了历史最高点，执掌最高权力的九常委正是众矢之的。以胡锦涛为首的九常委，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非“大国崛起”的缔造者。中国民众呼唤的不是一群垄断绝对权力的僭主和寡头，而是重建宪政共和的“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在宪政共和的制度背景下，中共的一党独裁将成为历史，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也不能继续“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中国当然可以选择总统制、议会制或混合制的权力架构——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