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近年来，中国人思想很活跃，单是关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模式”就一个又一个，有的说先党内后党外，有的说先从中央及各省市高层开始，还有的说，还是先基层，再逐年扩大，直到真正走上民主道路。那么，到底哪一个“模式”更可行呢？需要认真地加以辨析。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民们也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除非他们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决不会默默无闻。你再到一些城市的“上访接待处”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凡上访的农民都并非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不得不走“上访”这条万难之路——中国农民不相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

然而，他们太单纯。他们想错了。他们更不可能理解，现在“上上下下”似乎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民主顺序是从基层开始，或说中国民主的有效实行不是在上层而是在下层，越是下层越要求你尽可能地实行民主；仿佛只要基层能有效地实行民主，基层之上民主的多寡也就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了。如果没有记错，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答记者问时就说，中国的直接选举从村一级开始，还要过渡到乡，过渡到县——而他并不是说从中央开始，还要往下过渡到省，过渡到市……由此可见，中国现在最民主的地方应该是乡村而不是城市，更不是县委、市委、省委。可这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实行起来让我们很尴尬。

据知，我国70万个行政村实行直选已有些年头了。依常理，在直选之后，紧跟着就应该实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用贵州某个县纪委的说法，就应该“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但谁都明白，果真做到这些，还会有村民上访吗？

这样一说，问题也就出来了：有了直选，或说村民虽也参与了所谓的民主选举，可在选举之后为何不能继续坚持民主下去呢？我想只用一句“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软弱无力”是难以撇得清的。

想一想，如果城市的民主制度建设软弱无力，如果乡镇以及更高级别的一级政府的民主制度建设止步不前，又有什么理由指望行政村的民主制度“坚强有力”？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为何偏偏在实行民主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却要求“下梁”要先“正”起来呢？

另外，农民们在自己的村里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有了天大的冤屈，他们总希望“找上面”，因为在农民的意识里，越是“上面”就越民主就越讲公平正义。他们哪里知道，按现在的政治民主设计，眼下中国最民主的地方不在上面，而在下面，甚至就在他们自己所在的村子里。如此说来，让原本应该最民主地方的公民反而要去找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上面求得公平正义，即使不能说是“缘木求鱼”，也是既不合逻辑，也让整个社会很尴尬。说不定，有些政府公务员还会私下里嘟哝：城市政府部门的民主还不如你们农民呢。然而，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没有几个能参透这“道理”，因此，他们上访的结果，往往不仅“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绝大多数的下场都很凄惨。我想，那些原本想求得民主求得公平正义的农民兄弟一定很迷惑：我们这个社会“讲理”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说到这里容我插一句。自己常想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市里，为何时常仍然会见到一些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强盗放火”式——即对人对己都无好处的破坏，而不是像现代散文家丽尼所说的“中国，我们的！”——即对自己的国家那般热爱？

后来想通了，那就是因为有人对社会对城市不满，对社会和城市对他压迫或不公平的报复。这一点，在早于鲁迅说出那话200多年前的英国，至少看到有两个人给出了答案。

一个是17世纪六十年代，约翰•洛克在他著名的《政府论下篇•第九章》中讲得很明白：“凡是因不公平而受到损害的人，只要他们有能力，总会用强力来纠正他们所受到的损害；这种反抗往往会使惩罚行为发生危险，而且时常使那些企图执行惩罚的人遭受损害。”（见商务印书馆1964年2月版第78页）

另一个也是在17世纪，只是比洛克还要早二十年，支持英国当时“平等派”的雷因波洛上校，他在与人就当时选举制的争论时说：“我认为最贫穷的人与最高贵的人一样都生活在英国，因此先生们，我完全相信每个人必须首先在他自己同意把他置于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时，他才能被那个政府所管辖；我的的确确认为，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政府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那他也没有服从这个政府的义务。”（转引自【英】约翰•邓恩　编　林猛　等译《民主的历程》第88～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现在我们有些弱者因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因没有能力而不可能“用强力来纠正他们所受到的损害”，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发言权”，也就采取一种虽然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但如果能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承认，“发泄”，确实可以求得某种心理平衡，因此仅仅对破坏者而言，也就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的破坏来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遗憾的是，一些当政者，尤其是那些滥用权力的执法者始终认识不到因不公平对人心理转而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自然，现在一提基层民主，就不免会想到当年的“豆选”，但此一时彼一时不说，如果当年只是在下面搞“豆选”，领导搞“豆选”的人不讲民主，那肯定又将会是另一种情形。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时转述当年邓小平的话：“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转引自200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第2页）

按邓小平的话做个合理推理：既然“党的民主化要从中央做起”，而我们又是“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那么民主自然而然也应从中央政府做起。可现在却要倒过来，戏谑点说，还是想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这又如何行得通呢？

现在恐怕连一个不识字的村民也能明白：如果上级民主，下级也就不敢不民主；如果乡镇官员民主，村官岂有不民主之理？反过来，一个村官再怎么民主，都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他的上一级的不民主，非但不能改变，还不能不服从那并不民主的上级官员所作出的“决策”，还要“领会”他那并不民主的“讲话精神”或“指示”。试想，村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乡镇领导吗？乡镇官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县里改变市里领导吗？再说，如果眼下所有高于村官的官员都是生活在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世界”，你叫村官们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又如何去真正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噢！都说应该实行民主，可你们上级就不“应该”？既然民主那么好，为何偏偏只叫我们村官们“受用”？

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我们有些“制度建设”很有点像哄三岁孩子。村官是小，村官中觉悟再高的人也高不到哪里去，可是不要忘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尤其又生活在最基层的村官至少也都是正常的人；而在中国，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觉悟，对一些荒唐也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么一说，很可能是有些农民也终于想通了：不再上访，不再找“上面”，求人不如求己，这虽然也是无奈之举，但仍不失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尽管他们也许不会明白，如果没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也就只好从最基层的农村、从每个农民身上开始，而村干部也就只好先受点“委屈”，带头做中国真正实行民主的“先驱”。这是国情使然。如果连一个行政村的民主都做不到，中国的民主似乎也就真的绝了希望。

但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怀疑，想依靠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建设”让中国真正民主起来，是否有效？是否荒唐？我的结论是：中国民主的错位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民主的进程。不改变这种错位，我们将很难看到一个民主中国的到来。

2012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