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明面否定暗中提防的习惯是众人皆知之事,而且民间往往会对其言说进行反解读.去年温州动车事故里官方发言人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之说法,被网民做成“经典”是为最好例证之一。对报纸上说的一片大好而民众认为实际情况十分糟糕之类的对立,官方舆情分析专家称之为“正面新闻两次解读现象”。
目下,被民间作反解读或“正面新闻二次解读现象”的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在今年二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狂言──“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这是因为官方自上而下地严格监控所谓民粹动态,其中以用“黑打”手段对付维权人士(包括弱势群体)、以司法阻滞对付维权律师(包括以公民代理身份出庭的民间自由人士)成为最主要手段。
钳制将会长期化与固态化
一般情况下,观察家会认为目前对维权人士与维权律师的钳制是临时性的,中共高层为十八大顺利召开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判。首先,当局已经以立法形式(刑诉法新解释的徵求意见稿)来威胁律师,称法院可以直接惩戒律师,如针对律师违反所谓法庭规定而即时传播庭审情况;其次,警方以变相的形式拘押访民,将请愿行为定为冲击政府或敲诈勒索等;其三,在国企内部实施严格的线人体系,防止国企工人效法民营或外资企业的罢工行为。
对於刑诉法第二百五十条新解释的徵求意见稿有专栏作家刘思达指出“是将司法权扩张到司法行政领域的越权立法”,一旦付诸实施,“将成为法院对敢於对其审判过程中不公正现象进行挑战的律师的报复工具”,其危害比王立军在重庆搞的“双起”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有体制内良心人士私下说:“这条司法解释的本意就是为了给维权律师上”紧箍咒“。中央政法委内部传达时,原话就是这么讲的。”
警方随便拘捕访民的事情越来越多,罪名的安排也越来越离奇。比如,在河南三名网民因发帖被拘留,其中一名尚处於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控制之下,而官方对外则说三人是因组织民众冲击政府而被拘留的。一些基层维稳机构甚至公开威胁访民:“别以为薄熙来倒台了,你们就能翻身。以后,有你们好过的!”这样的说法从一个侧面上说明钳制固态化的趋势。有的维权人士即便没有激烈的行为,如长春市的王炜女士只是在自己私家车上贴有“我上访我是爱国”字幅,也会被强迫失踪。八月十六日王炜消失后,引起了微博舆论的高度关注。
投三百亿建一百家研究机构
为了防止中国版“阿春”爆发,最高当局指示有关机构深入研究已发生国家当时的具体社会情况.按着刘延东的指示是“越细越好,细到把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讲出来才好。”为此,从今年四月份开始,中共正式推行新建一百个国际研究机构(为期五年)的庞大计划。此前,已有四百余个机构,主要集中在大国战略研究方面。此次投入人民币三百亿的计划主要是以小国为研究对象,比如全面研究突尼斯的历史、现实以及国家结构、社会分层。也有说法称:建一百家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属实,但五年拨三百亿费用并不是全投入到新建机构里面去,较为大牌的机构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还是能得到其中的相当份额的。
有体制内人士透露,刘延东对民间自由力量的研究成果非常震惊,称:“防止和平演变至少我们从战略理论上输给了国内敌对势力。花三百亿是小钱,要是政权变色三百万亿也换不回来!”不过,三百亿的投入不会有好的效果,一是国内科研经费贪污浪费已经习以为常,二是研究课题选的尺度太大反会给研究者带来政治麻烦。
由於这三百亿的使用非常秘密,未纳入经费考核系列,相当於台湾的国务机要费,因此花起来方便。大量的此类研究机构派员出国,海量的开销亦不在“三公”经费里面反映。因此,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大城市的中高级官员积极贴靠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担任名义顾问或特邀研究员),以图出国方便、费用宽裕。三百亿与一百家的计划也不全是应景而为,有些机构还是出了一些成果。比如,努力鼓吹中共制度的特殊性,研究人士通过连篇累牍的考证,最后是中国有自己的民主方式。“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五不搞“。”北京一位民间资深战略专家如是评价.对於研究成果的通俗化,当局也是煞费苦心,比如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批判“阿春”的文章,或乾脆就说“阿春”给发生国的人民带来的灾难,远没以“稳定高於一切”为最高国策的中国情况好,云云。
维稳利益集团扩编到学者
发表文章声称“阿拉伯民众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田文林,坚决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确实是金玉良言”。一个月内,七月三十一日,该研究院的另一位学者袁鹏发表同样性质的文章,正式给出“维地异网弱”新“黑五类”的划分方法,并称“中国真正的挑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田袁两位作为同一机构的学者如此一致看待国内问题,不只是说明他们也深忧中国版“阿春”的发生,更说明维稳作为一项经济与政治双混的利益机制已经将体制内学界纳入其中。
由於维稳利益集团的扩编伸向了学界,体制内本来稀缺的学术良心将进一步丧失。社会崩溃将导致维稳利益集团无皮可附,整个统治集团也随之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即便这种预测有嫌超前,也可以看到由於维稳利益集团的顽固抵抗,习李一代不可能发起真正的政治改革,恐怕连很技术化的行政改革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