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把一个社会的转型比喻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应该是十分贴切的比喻。若以此视之，则同为亚洲国家的蒙古由共产极权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完全可以称为“顺产分娩”。而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至今仍在痛苦的“难产”中挣扎。
蒙古不仅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曾经很长时间和中国是—个国家。用近来党报、党刊和“爱国人士”口中、笔下最爱用的一个词语那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不仅如此，在“我元朝大帝国”极盛时期，包括神州大地，乃至诸如高丽（今韩国与北韩），安南（今越南）等邻国，甚至俄罗斯横跨欧亚的大片国土都概莫例外成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只可惜那个“圣上”既不是“唐宗”也不是“宋祖”，而是他娘的什么“成吉思汉”、“忽必烈”之类听起来就没有“中国特色”的“鬼子”名姓。更令人难堪的是，斯时也，只有—向被“爱国人士”看不起的“小日本”却昂首挺立没有被“我”大元帝国征服。所以使任何“爱国人士”都无法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不过这个“自古”也并非就能“固有”。有时就很靠不住。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十月革命—声炮响后”，这“自古”都属于中国的蒙古—百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几十个台湾，几千个钓鱼岛）的国土，一下子就被社会主义的苏联“老大哥”像现在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一样，且一分钱不花通过“煽动颠覆”，以“革命”的名义分裂“独立”了出去。实际上成了苏联的殖民地，卫星国。按党的教导，这当然和“台独”、“藏独”一样的属于“分裂国家”的罪行，更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过奇怪的是上世纪1949年毛太祖建政登基伊始，就迫不及待的承认了“蒙独”份子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起“兄弟般友谊”的“外交关系”。也就是从法理上彻底承认了这一大片中国固有的领土“分裂独立”出去了。反倒是一向被中共斥为“卖国”、当时已败退台湾、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都在联合国安理合担任五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坚决不予承认，还使用否决权将蒙古多年挡在联合国大门外。
我之所以要重新回顾这段当今中国大陆许多年轻人已不大清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的历史。其目的就在于说明，蒙古这个国家和中国大陆不仅原本曾同属“一个中国”，而且都被苏联和共产国际颠覆，都经历了共产极权专制。所以二者的国情是基本相同的。但人家蒙古由极权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却进行得十分顺畅。人家不但开放了报禁，除了“党报党刊”还有民间的传媒，这么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闻媒体，并没带来天下大乱而谣言满天飞。人家也开放了党禁。自1989年苏军撤出蒙古后，除了原先唯一“伟大、光荣、正确”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即共产党）外，民间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而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只能“参政、议政”的花瓶党。就在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在蒙古国立大学担任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卓力格领导下成立了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因而蒙古的原共产党（即人民革命党）也就不得不删除在宪法中有关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必须由人民革命党来“永远领导”这个国家的条款了。而蒙古也并未因此便“群龙无首”天都要塌下来了。
以后至今的20多年中，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那可不是像当今中国这样事先一切都由“九常委”或“七常委”们“内定”好了谁是主席，谁是总理，到时走—下“过场”式的“选举”。也不是香港“小圈子”范围内的游戏。而是一人—票的全民自由选举。因此也就必然产生了政党轮替。也就是执政党的政府被“颠覆”，在野党上台了。但隔了几年，原来的执政党又通过选举重新执政。但不管谁上台，谁下台，都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进行权力交接。既没有谁被“秋后算帐”犯了“颠覆政府罪”，也没有骚乱、动乱，更没有天下大乱。这个与中国国情基本相同的蒙古进行社会民主转型的经验充分证明，民主就是民主，民主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观。民主适用于西方的美国，英国，也适用于东方的蒙古，当然同样适用于中国。没有任何国家有什么“特殊国情”可以拒绝民主。同理，美国不是非要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不可；蒙古也不是非要人民革命党（共产党）执政不可；自然中国也不是像坊间俗语嘲讽的“死了张屠户，便没猪肉吃”，除了中共，就没人来执政治理国家了。更应该看到，中共就是下台不执政了，也不能叫“亡党”，当然什么“亡国”就更荒唐。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下台在野后，重新检讨，更弦易辙，几年后通过选举又重新上台。这应该对中共既是借鉴，又是鼓舞。一个政党不管你如何自吹自擂，不经民众普选授权长期“居庙堂之高”，自己弄个钦点的“万年议会”赖在台上搞得民怨沸腾，倒不如下台去“处江湖之远”，冷静反思一下未尝不是好事。
但遗憾的是现在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有这种胆识，有这个度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政革。因而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至今仍处于“难产”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造成如此状态，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中共已变成了—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中国—切的经济命脉。举凡石油、电力、电信、铁路、金融、股市、外贸…..都成了“党家”的私人财产。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族以“国家”的名义完全操控瓜分了这些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永远在台上执政，否则这些利益就会易手他人。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造成的最大的腐败根源，也是世界上包括苏共在内的任何政党都不曾具有的“特色”。这也是中共必须拒绝社会民主转型的最特殊的“国情”。
第二，当今中国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大都被当局收买并加以“驯化”、“犬儒化”。另一部份“叛逆”不服从的，不是被投进监狱（如刘晓波、谭作人、胡佳、吕耿松、王小宁、陈西、陈卫等等），就是被严加管控（如艾未未、冉云飞、焦国标、莫少平、唐荆陵等等），再不然就是逼得人家无法生存，只好离家去国，实则是被“驱逐出境”且不许再回国，从王丹到王军涛，从刘宾雁到余杰，以及王若望、方励之、张伟国、蔡楚、胡平、薛伟、杨建利等等无法——例举，有的人甚至已客死他乡。所以除了监禁、严控、驱逐，再加上不少人明哲保身而沉默、顺从的，结果整个中国就几乎只剩下—种声音—-歌功颂德之声，甚至习以为常。于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犬儒、媚权、“五毛党”的声音反成了社会舆论的“主旋律”了。这也使中共自我感觉更加“良好”。而一个没有批评执政党声音的社会只能固步自封。这对坚持一党专政，拒绝社会民主转型也起到了很大的“维稳”作用。
趋利避害，本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中的一个弱点。在如此严峻的高压态势下，有的人更自觉或不自觉的扮演了一方面声称要求民主、维护人权，一方面又向专制当局讨好献媚的“变色龙”角色。还美其名曰这是“斗争策略”。于是一方面说要“批毛”一方面又要“尊邓”。甚至“号召”大家来“忆改革开放之甜”。当年胡、温上台伊始，某些人便大肆吹捧，称他们是胡耀邦培养约“团派精英”，是赵紫阳信任的“老部下”，是“平民出身”，“没有历史包袱”，“亲民、清廉”……全是优点。于是什么“胡温新政”的颂歌一时高唱入云。甚至要大家“坚定不移地支持胡温新政”。据这些人说他们如此做，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到要求实行民主的“空间”。这不是欺人自欺么？实则与司马南、胡锡进等“五毛”的为“舆论导向”堪称异曲同工。更有甚者当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尊毛、唱红，大搞文革预演，—时如日中天之际。更有人跪向“薄督”敬献颂词。终于彻底暴露出所谓“批毛”是假，投机才是真。
现在中共十八大还未开，便有人又开始用当年讴歌“胡温新政”那一套来对尚未上台的新班子大唱颂歌了。此人公开发表文章一方面对胡温庸政十年大搞倒退进行辩解，说是胡受了江的“掣肘”，甚至连安排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权力都没有，因此才使“政改”一事无成。这既无根据更无可信度，姑且不论。接着笔锋一转，便唱起了颂歌：“十八大权力中心的人员结构较十七大为好，常委与政治局委员均为年轻化的高学历；二是保守派与毛派势力大大削弱，政法与文宣再难独大；三是这批权力新人清廉干净，少有贪腐劣迹”。请看：这与当年歌颂胡温的“团派精英”，“紫阳部下”、“平民出身”、“亲民，清廉”不是故伎重施的翻版吗？如此习惯性的歌功颂德，为“舆论导向”实令人叹为观止。更可笑的是这号人连十八大的“权力中心”内，常委与政治局委员是哪些人，他都根本不可能知道，只能凭乱猜，便竟然敢“保证”他们都“清廉干净”，接着更得出“十八大后中国改局有向好的趋势……总的说政改有望”的结论。也许用心是好的，又让民众看到了“新政”有希望，对党的“维稳”大业自然也是一种贡献。不过对致力于争取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仁人志士和广大民众来说只是当年苏联电影里“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式的安慰麻醉剂而已。
行文至此，又使我想起了有人曾说“在中国是放屁容易说话难”当今中国谈民主，谈人权是禁忌。但却有位中共广州市政协委员金复新先生在网上公开大骂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人为“右派”、“带路党”。他本人则公开宣称要求恢复帝制。自称是爱新觉罗氏的后裔，并身穿黄马褂，脑后还拖个大辫子。宣称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忍看十亿神州，效颦苏美 ，相率八旗劲旅，还我大清”。这样的人竟能与中共进行“政治协商”，虽是个花瓶小丑，但看来—党专制与帝制，应是“心有灵犀—点通”了。出现在十八大前，也足见中国距离民主宪政还何等的遥远！
2012年9月16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