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言有两面之交，不是交情，只是两个彼此都在的场合。他可能早忘了，我也是现在才想起来。
第一次是1989年5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头天傍晚，《读书》杂志的王焱上门通知我，学生在广场绝食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首都知识界支援学生绝食团，就是说陪着学生绝食。那些日子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首都知识界发公开信、组织游行声援学生反腐败要改革的行动。我跟着签过名、游过行，因为认同这场运动反腐败促改革的主流思想。那天早上9点，我如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绝食的组织者李陀和王焱以及李陀夫人张暖忻已经先到了。陆陆续续由来了不少人，现在记得起来的只剩张郎郎和莫言了，前者带来一幅横标，到底是中央美院的，连本次绝食都做成了艺术品。至于后者，则是听张暖沂说，莫言是总政的。好嘛，现役军人也入伙了，不过没穿军装，也没戴帽子，留个背头，前面头发脱了不少，透着精明。民主讨论，多数人不看好绝食这招，最后一致决定务实，凑钱买尿桶，送到纪念碑前，解决燃煤之急。
第二次见到莫言在2009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热身会上，他是贵宾，我是听众。之前媒体报道，著名作家莫言称，如果法兰克福书展邀请戴晴和贝岭，他将不参加。热身会在塞万提斯会馆，中国代表团坐在左边，戴晴他们坐在右边。轮到戴晴发言，左边的中国人呼啦拉起立，全走了；过了大约一刻钟，又都回来了。带队的梅兆荣说：“我们抗议你们邀请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所以退出会场；但我们又回来了，继续参加讨论。”轮到莫言上台演讲，我才知道他来了。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他那怪异的发型，可能是为了护秃，头发从耳朵上面分缝儿，极不合理地向左一边倒，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莫言发言得体，不像前面队友那样急赤白脸，也没被台下嘘。他说，因为生病，本来没打算来，可是夫人有指示，要他买一口德国出的高压锅，只好来了。总算完成了使命，他会带回德国的优质高压锅，可是另一口德国媒体让他背的黑锅，他要留给德国。最后他又讲了中国人编的那个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两个人一块散步，过来皇家车队，歌德站在路边脱帽鞠躬，贝多芬则傲视权贵。他认为，作贝多芬容易，作歌德难。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买的那口高压锅是否是真是德国制造，别是Made in China，回家交不了差。莫言先生笑着说回答：“确实是德国制造。”对第二个问题，那口黑锅是否是Made in China，莫言先生没回答，脸色很难看。其实是他让德国媒体背了黑锅，媒体的消息确实来自中国。有人问他为什么退场，答曰：“去厕所了。”时事沧桑，20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头。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网上到处是他的照片，那个一边倒的大左头又回到了八九年的背头，虽然秃，可是顺眼多了。如今莫言有钱有名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中国人没有的话语权，我真心希望广场上的莫言回来。他可以作贝多芬了，那一刻起，他说的应该都是他想的。他说不后悔抄了毛讲话：“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跟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还有《阳春白雪》是吧，讲这个民间艺术跟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跟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他忘了，他抄的并不是这一段，而是关于党员作家的立场和态度的两段：“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重要。”
莫言就是莫言，既不是贝多芬也不是歌德，明明错了，还要偷换概念为自己开脱，把退场说成去厕所；把与异议人士不共戴天说成生病不想来，甚至栽赃德国媒体；把白纸黑字抄的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态度说成生活与艺术。那么，去重庆挺薄、写打油诗歌颂唱红打黑，“举国翘首望重庆”，又做何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