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先生是一位大陆的文化学者和专栏作家。他在中国网路上发表了千余篇文章而深有影响。在89“六四”年代,作为研究生的吴先生曾全程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在2008年“零八宪章”发起签名时,吴祚来先生并 不知道谁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但却因签名而失去杂志社社长的职务。由于在中东茉莉花革命时期又在网上讨论“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吴祚来先生又受到公安局的审查。

2012年10月初,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胡赵精神和宪政改革研讨会,应邀发表讲演的吴祚来先生概括了他对胡赵精神的理解。他认为:胡赵精神就是回归常识的天道精神,回归人性的人道精神,勇于平反面对历史,勇于改革面对现实,同时兼具面向世界之胸怀和面向未来之眼光。

吴祚来先生在这次研讨会上发表讲演,题目是:共产党在语言上已经穷途末路。下面为您介绍一下这一讲演的主要内容:

理论思维困顿,回避“普世价值”

关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吴祚来先生介绍说:共产党在语言上已经穷途末路,他们一直使用个性化的语言,特色的语言,实用的语言,而不使用符合政治哲学的语言。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就是如此。看起来他们这是回归常识,但过度使用这样的语言之后,使他们在理论思维上出现困顿,最后是无话可说。胡锦涛曾经有“科学发展观”,“维稳”这些关键词。到了习近平时代,大家就在替习近平想他的“关键词”该是什么?他的时代该怎样定性,但现在找不到词了。就是说他的语言已经穷途末路无话可说了。广东提出“幸福广东”后,北京可以提出“幸福北京”,别的省也可以提出类似的东西。

中共政治口号大杂烩

吴祚来先生列举了30年来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并进行分类:从“两个凡是”到“五不搞”,完全是庸俗化的语言;从“不争论”到“不折腾”是家长式的劝告;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机会主义的实用思维;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是极力回避普世价值的语言;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示国家对财富的崇拜;从“四项基本原则”到“稳定压倒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强盗逻辑。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口号都回避了普世价值的语言。一个执政党一不倡导正义,二不倡导民主,三不坚持宪政,而这些本是表现执政党元素的承诺,全被回避掉了,只是有时作为点缀才出现在一些文本当中,完全是淡化的。政治家最应该追求的是价值,但被他们环顾左右而言它。

“对我实用的才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对于胡赵时期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吴祚来先生认为:这个积极的口号被邓小平利用,变成了 “实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再变成“对我实用的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对“六四”的处理就是依据“对他实用”的方式。

吴祚来先生总结说:在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之后,中国主流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在理论领域有任何进步,甚至有大倒退,表现就是反对“普世价值”。08年中国出现关于“普世价值”的大讨论,温家宝在也国外多次表示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但由于背后的压力和阻力,迫使胡锦涛温家宝,特别是胡锦涛回避“普世价值”的话语,最后内部文件通知不允许讨论“普世价值”。

吴祚来先生谈到08年中国知识界讨论“普世价值”被扼杀的历史后,感慨的说:其实政治家追求的应该是“价值”,而不是“财富”。但整个中国几十年来崇拜追求的不是马克思,不是人民;而是财富。整个中国的国格被降低了。

中国改革可能?不可能?

对于中国改革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吴祚来先生最近有一些思考。关于中国改革的不可能性,吴祚来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改变世界格局,除非共产党改叫共和党,否则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吴祚来先生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讲,中国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改革不可能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行政体系非常强大,中国财富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为了维持行政开支,要进行改革,就要削减三分之二的行政工作人员,非常困难。

中国改革不可能性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历史负担沉重,从剥夺地主的土地问题到现在的拆迁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不管赔多少也赔不起共产党带来的所有灾难。同时公民社会难以建立,这次“抗日”出的“暴民”就足以说明。

吴祚来先生提醒人们看到:现在中国的执政者是红卫兵红小兵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思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影子,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十年以上。由于技术化已经非常发达,“科学维稳”,“和谐维稳”,反人性的潜规则被制度化,中国执政党面对世界和外部民主力量的影响,死抱着“我不改革你拿我没办法”之态度。因此吴祚来先生的个人感觉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既不可能很理想,也不会很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