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三个“二”的反证
在中国语境中再讲“阶级”（class）显然很老套，似乎“阶层”（stratum）能更为准确地表达不同利益诉求与长期目的价值的人群之存在状况。事实上，初期政治伦理完全移植于苏联的现统治体系从来就没脱开阶级色彩。比方说，无论其内部的宽容派系如何地淡化，仍然有另外的支系强烈且持久地使用“敌对势力”概念在描述不同意见群体。再比方说，改革开放并未淡化特权，相反，使特权阶层（privilleged stratum）更具阶级性质（class character）。特定且有效的实证是仇富、仇官的心理已经固化为意识形态，那种虽不与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对立的新价值判断体系。
在一个变动幅度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文化（或民族国家）里面，“新阶级”最初即便不标准，也会具有自发的膨胀性。前苏联，共产党人数从20万到200万，再从200万到2000万，这三个“二”的阶梯性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性说明。这三个“二”的最后一个成为政权败亡的数量观测点【注1】，但三个“二”的历史学含义也恰好说明了“新阶级”是社会所需要的结构力量。
一、难题：精英规模与质量
任何一个社会均会有精英存在。精英既有其规模意义，也有其质量意义。上指的三个“二”现象在更普通的社会学意义上，苏共体系经过了两个“新阶级”积累过程：革命前，这个小规模群（20万人）是反对沙皇统治与民主政府的“小的新阶级”，其质量较好；在政权稳固并有了广泛的特权机会或特权在其体系内泛化之时，大规模群（2000万人）蜕变成了盘踞社会各利益节点的“大的新阶级”，其质量变得低劣了。
如此之论并非专门批判共产主义全球政治体系，也即影射中国现实，而是说精英的规模与质量是人类至今未能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其状恰如福塞尔（1983）所说的“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了”【注2】。以中国历史上的吏治难题来比较，问题更好理解。几乎任何一个稳定的王朝均面临着精英阶层过于庞大问题，最后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北宋，此种现象称之为“三冗”【注3】即冗员（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冗兵（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冗费（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
北宋建国四十三年，第三任皇帝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司言减下冗吏十万五千余人”【注4】，但此建议并未落实，效果亦无从谈起。故而，清代大型通史集成《纲鉴易知录》将此事略去。到北宋建国八十四年时，“三冗”压力实在太大，才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但仅行八个月就大败。此后二十六年，王安石再行改革，其结果仍归失败。“三冗”问题直到北宋政权被异族灭亡才得以终结，但南宋建立并相对稳定后，冗员问题再现。
今日中国在精英规模上，再次面临北宋（也是历代庞大王朝）“三冗”难题；在精英质量上，再次面临前苏联的三个“二”难题。三个“二”难题，在更具体的语境里，被称“四个危险”。特权、贪腐等社会学与政治学现象则被归为理想的失落，如“干部现在的想法都太现实了”【注5】之评价。
二、越界：新组合与新社会的默契
既然中国今日精英规模亦庞大且劣质，那么，新的分化则必然产生。究之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此种态势。仍以北宋历史为例，蜀地因有“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注6】的习惯，间接地为本地反抗（如李顺王小波之群体性暴力抗争）提供了精神参照。也正因为如此，被后世称为名臣的张詠在平定李王事件后，转而力劝民间学者入仕，此举亦成为张詠的重大治绩之一【注7】。
北宋有廉耻不给统治阶层当体制外“协勤”的知识分子不仕作风，未能在政权的更迭中显现出巨大作用来，皆因政权为外族所灭之故。以文证史，可由《水浒传》人物吴用的民间自由身份下的初期作为来勘验。其作为或可称为“在本地做流民”【注8】。
前苏联的精英分化，比之中国历史上具有反抗寓意的同类行为更加明显。知识分子阶层产生出的异议支流，一直被认为是苏共亡党的重在原因。放在转型政治学规范研究中，化出的另一种迥然不同于苏共此一庞大“新阶级”而为虽小而精的“新阶级”，正是转型的“核动力”之所在。其中，“政论文热”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参与者并非不仕，而是以跨专业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即“有一批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涌进了自由派掌握的报刊和其他媒体，与那里等待时机的作家和批评家会合”【注9】。据中国研究者不完全统计，当时参与“政论文热”的人士有哲学家5人、历史学家2人、社会学家1人、经济学家4人，“以及一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注10】。
拿苏联的这个跨专业的“新阶级”与中国同类典型独立中文笔会相比，后者显然已经足够庞大，尽管后者里专业分子较少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较多。行文至此还必须补充一下“精英”的概念，即在中国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联姻”的状况下，广义的精英群体包括没有秩序权势与足够丰厚收入的知识分子。正然是按现评价体系（粗鄙化潮流）而论的无权无势知识分子，才是“新阶级”的种子。他们虽然在数量尚无“规模”可言，但必然会带动一个适度规模“新阶级”的出现。社会对这个“新阶级”的要求将是十分苛刻的——他不仅要推动民主宪政、自由自治、同时，也不能重蹈“三冗”历史与三个“二”历史的覆辙。
中国目前的媒体对社会小型人群的分类，亦将上指的孤独而自立的特定小群列入精英体系，即“有一定身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注11】，与千万富翁具有社会等价。但是，以千万富翁与权力分子为主的庞大精英阶层，是难以让前者接受为同类的。因为，在“公共空间，‘精英’这个词语还是不幸地描述了一个虽有头脸，但好像没多少‘道德血液’的群体”【注12】，“舆论早就注意到中国精英的粗鄙化”【注13】。
三、协术：高知无耻的经济背景
精英的粗鄙化，在我看来，它首先不是个政治学问题，而是个社会学问题。在中国社会分层里面，政治（狭义为行政）权力仍然居于最高端，因此其经济支配权能也是最大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然要从他们那里分得利益。有专项研究表明，“大部分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依附性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如当前在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学体制下，‘教授不带长，说话不吃香’，就是这种依附性的反映。同样，即便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依赖于体制，也会受到市场与资本控制”。【注14】
也许人们不能想象林林总总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硕学名流，他们的工作性质与城管的协管员、税务的协税员、警察里的协勤员并无二致。在以上“三协”之外，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协术”与“协经”。
协术，是指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是协助统治阶层开发社会管控之术；协经，是任何所谓的千万（亿万）富翁不分是国企与民企的，其工作性质就是协助统治阶层推进经济方面的利益向国家倾斜。此二者，一个为现权力精英声张无形资产，一个是为现权力精英积累有形资产。可惜的是，这两方面均出了大败之迹，前项如“四个危险”，后项如经济衰退并长期化。
协经之所以不太被注意，是因为中国社会历来的意识形态二分化所致。在传统上，民间是重商主义而官方是重农主义【注15】，因此，不管协经有多么好的成就，政治权力阶层只会给他们“协”的地位。相对地，重农主义注重秩序并最大化地减少社会元（阶层）。其中，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士大夫”是农民与皇权之间的掮客，也有相当的话语权。于是，其协术传统分工职能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为高知无耻现象。
高知无耻现象，被网络时代大量常识更新与道德清晰所推呈，以至于被置于网络批判位置而不得其脱。网民对“高知无耻”的全民性之批判也给历史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此前，历史从来不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之格言也不过是一句谎话；现在好了，人民（网民）真正地开始了历史创造。
四、历史：德国曾有“远离大学”现象
高知无耻在社会学方面的效应是，越来越多的真正精英或脱魅于粗鄙化的精英远离了大学或同质的研究机构；社会上的认知也不只是出于纯经济成本计算，亦有一定量的人们选择了远离大学。大学报考人数的持续减少是为证明。
远离大学，作为“新阶级”产生或者发挥巨大社会功用的社会现象不唯中国有之，历史上，教育体制与今天中国极其相像的德国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十六世纪时，“德国志大学是特殊主义政府的统治工具，而非服务于所有渴求知识者（至少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共同学校’”【注16】，至十七世纪下半叶，“社会对大学的尊重降到了最低点，就连知名学者也认为与大学沾边有失体面”【注17】。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缘于大学堕落与高知无耻，“新阶级”慢慢形成。“新阶级”的社会分层状态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更与贵族的价值观相对立，多数人出身于农民又与农民有本质不同【注18】。
德意志大学的社会形象经过了数十年时间，至十八世纪上半叶才得有所转变。此时，经过约二百年的历史蜕变，“新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是其中知识精英）已经在社会发挥无可替代的道德肩负作用。此者，可比之于当下中国“新阶级”里面的道德追求。两者相较，当今中国正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技术条件之下，互联网加速了一切社会生活，当然也加速了“新阶级”的构造。
在当代社会里，心理学的进步给出了个人实现的正义性基础，即便“新阶级”里的任何一个个体没有“阶级意识”，也本具自我实现的诉求。比方说，一个被正统认定的异议分子，他（她）确实有着前者认为的对现存统治秩序“威胁”，至少彰显统治精英的道德堕落。但在马斯洛人本心理学意义上，异议是一种实现、是一种志业。此种志业的价值意义在于由此而表示的“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即“自我实现的需要”【注19】。
结语：揭示“常人——群众”结构
类比而言，如同马斯洛所说“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那样，在中国，一位异议必须异议，否则也无法安静，因为两者同为自我实现。毫无疑问，在“新阶级”已经备位社会大转型的同时，传统的规模庞大的精英正在沦入“常人——群众”境地。比如说，屡有所发的雷人官话实际上是哲学上的“常人”【注20】行为；依附权势而生存且世俗生活不错的无耻高知，实际上恰是“群众”性质的精英群体已陷入“常人——群众”结构的大规模群，就是整个统治集团也如此，因为他们既不懂异议的马洛斯人本心理学意义，更不用说知道“新阶级”及社会转型需求所造就。反之，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早在社会大危机之前就形成了。
哲学意义上的“常人”状态，能够很好在描述出中国现存传统精英的反义性，自由、过错、选择、责任都被精英们予以虚化。由此，也推导出传统精英在哲学意义上的“群众”状态，“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妄的，因为它使个人完全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他的责任感，把它降为零数”【注21】。
在政治学上讲，“常人——群众”结构原则上不会产生异议，也不理解异议，尽管有出于权术的某种程度的容忍。还有，在前互联网时代，它代表一个巨大的悖论即“好在，历史不是人民写（创造）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悖论悄然归正为人民创造历史，由“新阶级”引领的历史创造。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本文有嫌学究化，那么作者的期望完全可归结为一段玩笑：有一个人读了本文，突然发现历来填表的“政治面目”一栏是大错而特错，因为从本质讲“我不是群众”。相反，可悲的则是，尽管有许多在“政治面目”栏目里不填“群众”的人，他们恰恰是真正的“群众”，因为他们的个体灵性早已死在了“常人——群众”结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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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一位负责意识形态教育的官员在中共意识形态又一次大危机（主要因为薄左势力倒台）之时，翻出了一个陈旧的形象说法：“苏共以20万之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后来党员达到了200万人，苏共打赢了一场保卫国家的战争。但随着党员接近2000万人，红旗却倒下了，发生了权力更迭，俄共随之沦为了在野党。最深刻的教训是，俄共的精神不坚定了，其工作作风变得腐朽堕落了。”详见路透社2012年9月26日井冈山电，“经济持续放缓增加中共自我反省紧迫性”（记者：约翰•鲁威奇）；新华社《参考消息》9月27日译介，“中共加强党员培训巩固执政根基”，第15版〈观察中国〉。
[2]参见塞福尔（Pawl Fusell）著《格调》（中译本，梁丽真、乐涛、石涛译），P9；梁乐石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原版：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1983。
在美国社会，此种论点一直受到推崇，如被称为“最伟大的毕业致辞”（You’re Not Special,作者：波士顿威尔斯利中学教师小戴维•蒙卡洛）里面讲道：“You see, if everyone is special, then no one is.”详见[1]报2012年6月27日，“你并不特别”，第12版〈副刊天地〉。
[3]参见顾奎相、陈涴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P452；顾陈著版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一一五页，《本纪•真宗》（在第一册）；《宋史》版本：中华书局，1985，全书四十册（竖排繁体简装，统一页码）。
[5]同[1]。
[6]&[7]同[4]，第九八〇一页，《列传•张詠》，第二十八册。
[8]此种界定可参见拙著《给历史放把火》，P256；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
[9]&[10]参见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P254-255；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11]、[12]&[13]参见石勇报道，“精英和大众的分化”，载于《南风窗》双周刊2012年第20期。
[14]参见沈瑞英著《转型时期中国中产阶级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P147；沈著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15]同[8]，P122-129，第16章《传统社会的重商本质》；或见我的网易博客（半个历史学家）2012年10月6日博文，“儒教背弃了先贤理想”。
[16]参见莱亚•格林菲尔德著《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译本，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谢虎、胡婷婷译），P356；王祖魏谢胡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10。原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7]同[16]，P357。
[18]同[16]，P356
[19]参见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译本，许金声等译），P29；许等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原版：Addison Wesley，1987。
[20]&[21]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P476，〈常人〉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北京）出版社，1990。
引言：三个“二”的反证
在中国语境中再讲“阶级”（class）显然很老套，似乎“阶层”（stratum）能更为准确地表达不同利益诉求与长期目的价值的人群之存在状况。事实上，初期政治伦理完全移植于苏联的现统治体系从来就没脱开阶级色彩。比方说，无论其内部的宽容派系如何地淡化，仍然有另外的支系强烈且持久地使用“敌对势力”概念在描述不同意见群体。再比方说，改革开放并未淡化特权，相反，使特权阶层（privilleged stratum）更具阶级性质（class character）。特定且有效的实证是仇富、仇官的心理已经固化为意识形态，那种虽不与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对立的新价值判断体系。
在一个变动幅度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文化（或民族国家）里面，“新阶级”最初即便不标准，也会具有自发的膨胀性。前苏联，共产党人数从20万到200万，再从200万到2000万，这三个“二”的阶梯性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性说明。这三个“二”的最后一个成为政权败亡的数量观测点【注1】，但三个“二”的历史学含义也恰好说明了“新阶级”是社会所需要的结构力量。
一、难题：精英规模与质量
任何一个社会均会有精英存在。精英既有其规模意义，也有其质量意义。上指的三个“二”现象在更普通的社会学意义上，苏共体系经过了两个“新阶级”积累过程：革命前，这个小规模群（20万人）是反对沙皇统治与民主政府的“小的新阶级”，其质量较好；在政权稳固并有了广泛的特权机会或特权在其体系内泛化之时，大规模群（2000万人）蜕变成了盘踞社会各利益节点的“大的新阶级”，其质量变得低劣了。
如此之论并非专门批判共产主义全球政治体系，也即影射中国现实，而是说精英的规模与质量是人类至今未能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其状恰如福塞尔（1983）所说的“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了”【注2】。以中国历史上的吏治难题来比较，问题更好理解。几乎任何一个稳定的王朝均面临着精英阶层过于庞大问题，最后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北宋，此种现象称之为“三冗”【注3】即冗员（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冗兵（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冗费（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
北宋建国四十三年，第三任皇帝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司言减下冗吏十万五千余人”【注4】，但此建议并未落实，效果亦无从谈起。故而，清代大型通史集成《纲鉴易知录》将此事略去。到北宋建国八十四年时，“三冗”压力实在太大，才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但仅行八个月就大败。此后二十六年，王安石再行改革，其结果仍归失败。“三冗”问题直到北宋政权被异族灭亡才得以终结，但南宋建立并相对稳定后，冗员问题再现。
今日中国在精英规模上，再次面临北宋（也是历代庞大王朝）“三冗”难题；在精英质量上，再次面临前苏联的三个“二”难题。三个“二”难题，在更具体的语境里，被称“四个危险”。特权、贪腐等社会学与政治学现象则被归为理想的失落，如“干部现在的想法都太现实了”【注5】之评价。
二、越界：新组合与新社会的默契
既然中国今日精英规模亦庞大且劣质，那么，新的分化则必然产生。究之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此种态势。仍以北宋历史为例，蜀地因有“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注6】的习惯，间接地为本地反抗（如李顺王小波之群体性暴力抗争）提供了精神参照。也正因为如此，被后世称为名臣的张詠在平定李王事件后，转而力劝民间学者入仕，此举亦成为张詠的重大治绩之一【注7】。
北宋有廉耻不给统治阶层当体制外“协勤”的知识分子不仕作风，未能在政权的更迭中显现出巨大作用来，皆因政权为外族所灭之故。以文证史，可由《水浒传》人物吴用的民间自由身份下的初期作为来勘验。其作为或可称为“在本地做流民”【注8】。
前苏联的精英分化，比之中国历史上具有反抗寓意的同类行为更加明显。知识分子阶层产生出的异议支流，一直被认为是苏共亡党的重在原因。放在转型政治学规范研究中，化出的另一种迥然不同于苏共此一庞大“新阶级”而为虽小而精的“新阶级”，正是转型的“核动力”之所在。其中，“政论文热”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参与者并非不仕，而是以跨专业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即“有一批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涌进了自由派掌握的报刊和其他媒体，与那里等待时机的作家和批评家会合”【注9】。据中国研究者不完全统计，当时参与“政论文热”的人士有哲学家5人、历史学家2人、社会学家1人、经济学家4人，“以及一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注10】。
拿苏联的这个跨专业的“新阶级”与中国同类典型独立中文笔会相比，后者显然已经足够庞大，尽管后者里专业分子较少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较多。行文至此还必须补充一下“精英”的概念，即在中国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联姻”的状况下，广义的精英群体包括没有秩序权势与足够丰厚收入的知识分子。正然是按现评价体系（粗鄙化潮流）而论的无权无势知识分子，才是“新阶级”的种子。他们虽然在数量尚无“规模”可言，但必然会带动一个适度规模“新阶级”的出现。社会对这个“新阶级”的要求将是十分苛刻的——他不仅要推动民主宪政、自由自治、同时，也不能重蹈“三冗”历史与三个“二”历史的覆辙。
中国目前的媒体对社会小型人群的分类，亦将上指的孤独而自立的特定小群列入精英体系，即“有一定身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注11】，与千万富翁具有社会等价。但是，以千万富翁与权力分子为主的庞大精英阶层，是难以让前者接受为同类的。因为，在“公共空间，‘精英’这个词语还是不幸地描述了一个虽有头脸，但好像没多少‘道德血液’的群体”【注12】，“舆论早就注意到中国精英的粗鄙化”【注13】。
三、协术：高知无耻的经济背景
精英的粗鄙化，在我看来，它首先不是个政治学问题，而是个社会学问题。在中国社会分层里面，政治（狭义为行政）权力仍然居于最高端，因此其经济支配权能也是最大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然要从他们那里分得利益。有专项研究表明，“大部分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依附性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如当前在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学体制下，‘教授不带长，说话不吃香’，就是这种依附性的反映。同样，即便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依赖于体制，也会受到市场与资本控制”。【注14】
也许人们不能想象林林总总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硕学名流，他们的工作性质与城管的协管员、税务的协税员、警察里的协勤员并无二致。在以上“三协”之外，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协术”与“协经”。
协术，是指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是协助统治阶层开发社会管控之术；协经，是任何所谓的千万（亿万）富翁不分是国企与民企的，其工作性质就是协助统治阶层推进经济方面的利益向国家倾斜。此二者，一个为现权力精英声张无形资产，一个是为现权力精英积累有形资产。可惜的是，这两方面均出了大败之迹，前项如“四个危险”，后项如经济衰退并长期化。
协经之所以不太被注意，是因为中国社会历来的意识形态二分化所致。在传统上，民间是重商主义而官方是重农主义【注15】，因此，不管协经有多么好的成就，政治权力阶层只会给他们“协”的地位。相对地，重农主义注重秩序并最大化地减少社会元（阶层）。其中，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士大夫”是农民与皇权之间的掮客，也有相当的话语权。于是，其协术传统分工职能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为高知无耻现象。
高知无耻现象，被网络时代大量常识更新与道德清晰所推呈，以至于被置于网络批判位置而不得其脱。网民对“高知无耻”的全民性之批判也给历史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此前，历史从来不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之格言也不过是一句谎话；现在好了，人民（网民）真正地开始了历史创造。
四、历史：德国曾有“远离大学”现象
高知无耻在社会学方面的效应是，越来越多的真正精英或脱魅于粗鄙化的精英远离了大学或同质的研究机构；社会上的认知也不只是出于纯经济成本计算，亦有一定量的人们选择了远离大学。大学报考人数的持续减少是为证明。
远离大学，作为“新阶级”产生或者发挥巨大社会功用的社会现象不唯中国有之，历史上，教育体制与今天中国极其相像的德国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十六世纪时，“德国志大学是特殊主义政府的统治工具，而非服务于所有渴求知识者（至少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共同学校’”【注16】，至十七世纪下半叶，“社会对大学的尊重降到了最低点，就连知名学者也认为与大学沾边有失体面”【注17】。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缘于大学堕落与高知无耻，“新阶级”慢慢形成。“新阶级”的社会分层状态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更与贵族的价值观相对立，多数人出身于农民又与农民有本质不同【注18】。
德意志大学的社会形象经过了数十年时间，至十八世纪上半叶才得有所转变。此时，经过约二百年的历史蜕变，“新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是其中知识精英）已经在社会发挥无可替代的道德肩负作用。此者，可比之于当下中国“新阶级”里面的道德追求。两者相较，当今中国正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技术条件之下，互联网加速了一切社会生活，当然也加速了“新阶级”的构造。
在当代社会里，心理学的进步给出了个人实现的正义性基础，即便“新阶级”里的任何一个个体没有“阶级意识”，也本具自我实现的诉求。比方说，一个被正统认定的异议分子，他（她）确实有着前者认为的对现存统治秩序“威胁”，至少彰显统治精英的道德堕落。但在马斯洛人本心理学意义上，异议是一种实现、是一种志业。此种志业的价值意义在于由此而表示的“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即“自我实现的需要”【注19】。
结语：揭示“常人——群众”结构
类比而言，如同马斯洛所说“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那样，在中国，一位异议必须异议，否则也无法安静，因为两者同为自我实现。毫无疑问，在“新阶级”已经备位社会大转型的同时，传统的规模庞大的精英正在沦入“常人——群众”境地。比如说，屡有所发的雷人官话实际上是哲学上的“常人”【注20】行为；依附权势而生存且世俗生活不错的无耻高知，实际上恰是“群众”性质的精英群体已陷入“常人——群众”结构的大规模群，就是整个统治集团也如此，因为他们既不懂异议的马洛斯人本心理学意义，更不用说知道“新阶级”及社会转型需求所造就。反之，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早在社会大危机之前就形成了。
哲学意义上的“常人”状态，能够很好在描述出中国现存传统精英的反义性，自由、过错、选择、责任都被精英们予以虚化。由此，也推导出传统精英在哲学意义上的“群众”状态，“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妄的，因为它使个人完全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他的责任感，把它降为零数”【注21】。
在政治学上讲，“常人——群众”结构原则上不会产生异议，也不理解异议，尽管有出于权术的某种程度的容忍。还有，在前互联网时代，它代表一个巨大的悖论即“好在，历史不是人民写（创造）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悖论悄然归正为人民创造历史，由“新阶级”引领的历史创造。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本文有嫌学究化，那么作者的期望完全可归结为一段玩笑：有一个人读了本文，突然发现历来填表的“政治面目”一栏是大错而特错，因为从本质讲“我不是群众”。相反，可悲的则是，尽管有许多在“政治面目”栏目里不填“群众”的人，他们恰恰是真正的“群众”，因为他们的个体灵性早已死在了“常人——群众”结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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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一位负责意识形态教育的官员在中共意识形态又一次大危机（主要因为薄左势力倒台）之时，翻出了一个陈旧的形象说法：“苏共以20万之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后来党员达到了200万人，苏共打赢了一场保卫国家的战争。但随着党员接近2000万人，红旗却倒下了，发生了权力更迭，俄共随之沦为了在野党。最深刻的教训是，俄共的精神不坚定了，其工作作风变得腐朽堕落了。”详见路透社2012年9月26日井冈山电，“经济持续放缓增加中共自我反省紧迫性”（记者：约翰•鲁威奇）；新华社《参考消息》9月27日译介，“中共加强党员培训巩固执政根基”，第15版〈观察中国〉。
[2]参见塞福尔（Pawl Fusell）著《格调》（中译本，梁丽真、乐涛、石涛译），P9；梁乐石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原版：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1983。
在美国社会，此种论点一直受到推崇，如被称为“最伟大的毕业致辞”（You’re Not Special,作者：波士顿威尔斯利中学教师小戴维•蒙卡洛）里面讲道：“You see, if everyone is special, then no one is.”详见[1]报2012年6月27日，“你并不特别”，第12版〈副刊天地〉。
[3]参见顾奎相、陈涴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P452；顾陈著版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一一五页，《本纪•真宗》（在第一册）；《宋史》版本：中华书局，1985，全书四十册（竖排繁体简装，统一页码）。
[5]同[1]。
[6]&[7]同[4]，第九八〇一页，《列传•张詠》，第二十八册。
[8]此种界定可参见拙著《给历史放把火》，P256；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
[9]&[10]参见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P254-255；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11]、[12]&[13]参见石勇报道，“精英和大众的分化”，载于《南风窗》双周刊2012年第20期。
[14]参见沈瑞英著《转型时期中国中产阶级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P147；沈著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15]同[8]，P122-129，第16章《传统社会的重商本质》；或见我的网易博客（半个历史学家）2012年10月6日博文，“儒教背弃了先贤理想”。
[16]参见莱亚•格林菲尔德著《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译本，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谢虎、胡婷婷译），P356；王祖魏谢胡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10。原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7]同[16]，P357。
[18]同[16]，P356
[19]参见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译本，许金声等译），P29；许等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原版：Addison Wesley，1987。
[20]&[21]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P476，〈常人〉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北京）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