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时起时落，但还没有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足够注意。当然，就普世价值的批判者和宣传者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意义各有理解是不言自明的，前者视之为洪水猛兽，贬斥不遗余力；后者则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无价之宝，着力为之辩护正名。但就广大民众来说，由于普世价值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概念，多数对它不甚了了。因此，不论是从肯定普世价值的角度，还是从否定的角度，都有必要普及有关普世价值的理论知识，这应该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编的。
（一）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简要回顾
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和批判，体现了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是现阶段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自从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治国方略和价值理念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这一对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着或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震荡和变动，新阶级的出现和消失，阶级之间的纷争对抗，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起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
在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往往处于劣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而民主主义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主要只是为知识阶层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以，在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中，民主主义虽然因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曾经多次取得胜利，但往往以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告终。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专制——民主——专制——民主——专制的恶性循环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主主义的巨大胜利。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贿和当时社会的民不聊生，共产党高举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大旗，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万民归心，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娼赌毒盗被迅速清除，老百姓扬眉吐气，平等相待，社会秩序安宁和谐，古语里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现实。但在民主主义胜利的凯歌声里，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深深潜伏着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危机。如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的确立，对外政策的“一边倒”，“毛主席万岁”的呼号，以至批判《武训传》、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及“高饶事件”、批胡适、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乾纲独断，等等，这些专制主义的征候和举动，都被淹没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之中。这种崇敬和信赖，实际上包含着浓重的“明君清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奴隶主义的反映。
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存在和相得益彰，使民主主义的倒退和专制主义的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三大改造”，直到1957年反右派，按照官方传统的说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际上，所完成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专制主义复辟。
说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达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以社会成员的高度觉悟为前提，而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广大民众还有待于现代意识的启蒙。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相适应的，主要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传统意识和思维习惯。因此，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制度，只能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主义。
说它是专制主义复辟，是因为通过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的一系列措施，建立、加强并巩固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绝对统治。例如：“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产生民主意识、威胁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则取消了全国民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确立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全面依附地位；为了镇慑对专制统治最具威胁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把五十多万（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使他们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同时，也荡涤了任何对专制统治表示不满的意图和起而抗争的勇气，使以“独立、自由”而自豪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因为发挥了同类相残的兽性，得以跻身官场外，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庸人。这就消除了对毛泽东独裁统治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巩固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全面统治。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大暴露，它充分展现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卑劣和罪恶。物极必反，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一代民主青年的崛起。粉碎四人帮后，以安徽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为滥觞，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摧残后，社会民众普遍觉醒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目的在于革除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专制体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体制。可惜，领导改革开放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对改革开放抱有热烈的情怀和期望，但他们既不愿放弃专制主义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不能接受普世价值的现代意识，结果造成了改革开放跛足而行的局面，经济上迅猛发展，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停滞不前。有所改革也只在外围作一些小修小补，而对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专制主义，却丝毫也没有触动，相反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而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问题迭出，隐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
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而且专制主义始终处于上风。这就意味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至今尚未完成，我们依然面临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要推进、完成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首先必须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二）政治体制改革和普世价值
现阶段推进民主革命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制约着其他领域的改革。迄今为止，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不但阻止了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不应有的异化：国有企业改革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入权贵豪强的口袋。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归根到底都根源于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根源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现阶段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主要形式。25年前的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8964”的大镇压却遏止了这个符合于历史规律的进程。现在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时的有利条件，如朝野思想一致、准备比较充分等，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不利于改革的声浪却持续高涨，两股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力图维持现状的权贵豪强和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已经发展成为反改革的强大堡垒，并且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在理论思想上下工夫，争取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宣传阐释普世价值，使普世价值的理念深入人心，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只有一二十年，但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却有着长远的历史。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是理念，也是行为准则。远古以来，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的社会里，都需要并且产生了一些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安宁而建立的规范，和同这些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避免或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些规范和观念都只有局部的意义，只在各自的国家和民族的范围里发挥作用。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冷战状态结束后，人类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使得各国各民族都有可能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包括一些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需要的价值观念，于是就有了普世价值的理论概念。
可以说，全世界的各国各民族都对普世价值做出了贡献，如我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诚信、民惟邦本、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等，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可以而且应该融入普世价值的理论宝库。但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都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价值理念在当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观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所以，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瞩目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批判者把火力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道理也在这里。
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古已有之的，它们直到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才形成为理论性的价值理念，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需要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并摧毁皇权和神权的精神武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他们从中吸取自由以反对神权，吸取民主以反对皇权。资产阶级革命几百年的经验证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完成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吸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首先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用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这才引来毛左派和权贵豪强及他们代言人的批判普世价值高潮。
这几年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不少，但很少有人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他们的一般逻辑是：先断定普世价值宣传者论述的民主自由是西方民主、西方自由，推论出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反过来又论证我们现在已经实行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他们的全部论据都建立在对民主、自由的歪曲上，充塞在官方媒体上的那些文章，最典型地反映了无知加偏见的论证手法。
（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在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中，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民主则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公民在国家机器的选择、运作过程所行使的自由权利，就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以宪政民主的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正确树立民主的价值理念，对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民主的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理论。因为民主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所以，在理论上，自由的特征完全适用于民主。根据一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自由的特征是：（1）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这里面包含着人权和平等的观念。（2）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在理性指导下，这就排除了任何非理性的行为和观念。（3）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每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时，都不能剥夺或损害别人的自由权利。(4)自由的界限和规范由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自由指的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5）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发展。他认为“人们每次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个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说明了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在各国不能普遍实现的原因，回答了许多自由民主反对者的诘难。
自由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民主的特征：民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的民主权利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它的实现受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民主的这些特征，构成为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离开这些特征就没有民主可言。所以，民主没有新旧之分，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别。只要具备前述特征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不承认这些特征的民主则是假民主。
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权利中，民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影响着制约着其他权利的实现，例如平等、法治、人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权利的实现。就平等来说，民主本身就体现着平等，虽然每个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不等，但民主权利是相同相等的，没有多少、高低、大小之分。法治则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民主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运行；另一方面，法律必须体现公民意愿，以捍卫公民权利为主旨。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同样，没有法治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还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在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公民的基本人权如财产权、生存权、劳动权、迁徙权及出版、结社等权利，都没有可靠的保障，即使法律条文规定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遵守。所以人类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总是把民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共产党宣言》把“争取民主”列为夺取政权的首要目标，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层次是制度。要实现公民在政治领域的自由权利即民主权利，需要有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最根本的法规是宪法，我在前面谈到，民主要以法律为准绳，首先是以宪法为准绳。但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应以民主为指归，要体现公民的意愿，保卫公民的权利。我们提出宪政民主，要求依宪行政，指的就是以民主为指归的宪法，而不是和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相抵触、违背公民意愿的宪法，那是不合格的宪法，至少是有缺陷的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有制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并且以宪法为本，制定各个领域、不同内涵的法规和制度，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宪法有缺陷，而且有严重的缺陷，就很难保证其他法规制度的民主性。
我国宪法初定于1954年，那是社会正在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年代，宪法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如确定现行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宪法条文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通信、劳动、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等。同时也有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内容，如规定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后期的1975年修改的宪法，反映的是我国独裁专制统治的高潮，宪法不但写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甚至还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982年宪法虽然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全面专政”的内容，保留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及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条文，但在序言里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却销蚀了宪法的民主性，使其中的民主主义内容难以发挥作用。30年来，国家虽然出台了不少法律，如公司法、物权法、劳动法等等，但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等问题上，却没有按照宪法的承诺，制定有关的法规。有些虽有相应的条例，但条例的主旨却是为了加强管理而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不是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这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同公民的民主权利是相抵触的，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就难以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不能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的。
除宪法外，在国家机器的结构和形式、政治权力的授予和运用、政府职能的制约与监督，执政主体的问责与更替，以至社会生活的保障与调节等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必须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使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大的方面如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等，都有一些有助于确立民主原则、实现民主权利的内容可供借鉴，不能“全盘”拒绝。
第三个层次是实践。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体制取代专制体制，首先而重要的是广泛宣传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使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理解民主自由的普世性，克服对普世价值的偏见和歪曲，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自由观，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思想基础。第二是逐步制定或修订符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法规和制度。法规和制度是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如果中间环节有悖于民主主义，实践就有走上歧路的危险。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现行宪法的缺陷，而民主的一大特征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准绳不准，就难以保证建筑物的质量。所以，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必须修改宪法，删除其中的专制主义内容，改出一部民主主义的宪法。第三是推进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设计，因为民主的内涵覆盖着公民的全部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环环相扣，任何环节都不能忽视。有些人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在这个前提下论证他们对民主的批判，显现了他们对民主的偏见和无知。近几年来，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谈到要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原则上当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如何实践，制定哪些法规制度，如何入手，孰先孰后，都需要通盘设计。第四是对改革的民主要求应该适度，要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借口“群众觉悟不高”、“没有民主要求”，或“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等等谰言拒绝民主，也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以免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反对者攻击最集中、火力最猛的价值理念，因为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者，都并非偶然地把民主视为危害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所以，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广泛地开展关于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讨论和宣传，使这些价值理念深入人心,。这个讨论和宣传的过程，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全民启蒙运动。
（四）结语：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民间涌动着对十八大和十八大后政局走向的猜测和期盼，议论最多的大概要算是政治体制改革了。人们普遍意识到，现行体制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是当前社会种种弊病的总根源，为了克服各种形态的社会危机，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都要求我们进行充分的、细致的、切实的准备，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准备。只有确立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健康运行。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所有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从晚清洋务派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之中，这个矛盾没有解决，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下两代的仁人志士的双肩上。我前几年写过一篇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长文，题目叫《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我为什么把这样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共产主义者说成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呢？我在文章里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对胡耀邦的评价，我得出一个普遍性的观念：“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我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都表示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抛开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不说，希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类高度文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那是我们几代以后子孙的事情。你如果真心诚意地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就必须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我赞成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所谓“经过民主主义”，换一个说法，就是“完成民主革命”，它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两代人都只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没有条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与其主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不如提出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本小册子里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直接间接地说明，为什么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08宪章》和有关文章，则说明怎样“经过民主主义”，并且为民主革命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希望这些文章有助于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正确理解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一）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简要回顾
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和批判，体现了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是现阶段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自从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治国方略和价值理念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这一对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着或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震荡和变动，新阶级的出现和消失，阶级之间的纷争对抗，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起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
在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往往处于劣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而民主主义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主要只是为知识阶层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以，在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中，民主主义虽然因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曾经多次取得胜利，但往往以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告终。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专制——民主——专制——民主——专制的恶性循环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主主义的巨大胜利。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贿和当时社会的民不聊生，共产党高举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大旗，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万民归心，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娼赌毒盗被迅速清除，老百姓扬眉吐气，平等相待，社会秩序安宁和谐，古语里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现实。但在民主主义胜利的凯歌声里，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深深潜伏着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危机。如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的确立，对外政策的“一边倒”，“毛主席万岁”的呼号，以至批判《武训传》、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及“高饶事件”、批胡适、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乾纲独断，等等，这些专制主义的征候和举动，都被淹没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之中。这种崇敬和信赖，实际上包含着浓重的“明君清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奴隶主义的反映。
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存在和相得益彰，使民主主义的倒退和专制主义的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三大改造”，直到1957年反右派，按照官方传统的说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际上，所完成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专制主义复辟。
说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达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以社会成员的高度觉悟为前提，而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广大民众还有待于现代意识的启蒙。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相适应的，主要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传统意识和思维习惯。因此，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制度，只能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主义。
说它是专制主义复辟，是因为通过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的一系列措施，建立、加强并巩固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绝对统治。例如：“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产生民主意识、威胁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则取消了全国民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确立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全面依附地位；为了镇慑对专制统治最具威胁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把五十多万（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使他们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同时，也荡涤了任何对专制统治表示不满的意图和起而抗争的勇气，使以“独立、自由”而自豪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因为发挥了同类相残的兽性，得以跻身官场外，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庸人。这就消除了对毛泽东独裁统治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巩固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全面统治。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大暴露，它充分展现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卑劣和罪恶。物极必反，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一代民主青年的崛起。粉碎四人帮后，以安徽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为滥觞，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摧残后，社会民众普遍觉醒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目的在于革除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专制体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体制。可惜，领导改革开放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对改革开放抱有热烈的情怀和期望，但他们既不愿放弃专制主义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不能接受普世价值的现代意识，结果造成了改革开放跛足而行的局面，经济上迅猛发展，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停滞不前。有所改革也只在外围作一些小修小补，而对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专制主义，却丝毫也没有触动，相反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而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问题迭出，隐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
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而且专制主义始终处于上风。这就意味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至今尚未完成，我们依然面临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要推进、完成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首先必须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二）政治体制改革和普世价值
现阶段推进民主革命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制约着其他领域的改革。迄今为止，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不但阻止了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不应有的异化：国有企业改革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入权贵豪强的口袋。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归根到底都根源于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根源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现阶段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主要形式。25年前的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8964”的大镇压却遏止了这个符合于历史规律的进程。现在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时的有利条件，如朝野思想一致、准备比较充分等，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不利于改革的声浪却持续高涨，两股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力图维持现状的权贵豪强和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已经发展成为反改革的强大堡垒，并且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在理论思想上下工夫，争取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宣传阐释普世价值，使普世价值的理念深入人心，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只有一二十年，但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却有着长远的历史。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是理念，也是行为准则。远古以来，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的社会里，都需要并且产生了一些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安宁而建立的规范，和同这些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避免或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些规范和观念都只有局部的意义，只在各自的国家和民族的范围里发挥作用。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冷战状态结束后，人类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使得各国各民族都有可能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包括一些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需要的价值观念，于是就有了普世价值的理论概念。
可以说，全世界的各国各民族都对普世价值做出了贡献，如我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诚信、民惟邦本、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等，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可以而且应该融入普世价值的理论宝库。但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都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价值理念在当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观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所以，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瞩目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批判者把火力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道理也在这里。
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古已有之的，它们直到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才形成为理论性的价值理念，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需要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并摧毁皇权和神权的精神武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他们从中吸取自由以反对神权，吸取民主以反对皇权。资产阶级革命几百年的经验证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完成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吸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首先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用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这才引来毛左派和权贵豪强及他们代言人的批判普世价值高潮。
这几年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不少，但很少有人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他们的一般逻辑是：先断定普世价值宣传者论述的民主自由是西方民主、西方自由，推论出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反过来又论证我们现在已经实行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他们的全部论据都建立在对民主、自由的歪曲上，充塞在官方媒体上的那些文章，最典型地反映了无知加偏见的论证手法。
（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在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中，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民主则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公民在国家机器的选择、运作过程所行使的自由权利，就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以宪政民主的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正确树立民主的价值理念，对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民主的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理论。因为民主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所以，在理论上，自由的特征完全适用于民主。根据一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自由的特征是：（1）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这里面包含着人权和平等的观念。（2）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在理性指导下，这就排除了任何非理性的行为和观念。（3）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每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时，都不能剥夺或损害别人的自由权利。(4)自由的界限和规范由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自由指的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5）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发展。他认为“人们每次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个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说明了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在各国不能普遍实现的原因，回答了许多自由民主反对者的诘难。
自由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民主的特征：民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的民主权利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它的实现受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民主的这些特征，构成为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离开这些特征就没有民主可言。所以，民主没有新旧之分，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别。只要具备前述特征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不承认这些特征的民主则是假民主。
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权利中，民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影响着制约着其他权利的实现，例如平等、法治、人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权利的实现。就平等来说，民主本身就体现着平等，虽然每个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不等，但民主权利是相同相等的，没有多少、高低、大小之分。法治则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民主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运行；另一方面，法律必须体现公民意愿，以捍卫公民权利为主旨。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同样，没有法治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还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在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公民的基本人权如财产权、生存权、劳动权、迁徙权及出版、结社等权利，都没有可靠的保障，即使法律条文规定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遵守。所以人类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总是把民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共产党宣言》把“争取民主”列为夺取政权的首要目标，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层次是制度。要实现公民在政治领域的自由权利即民主权利，需要有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最根本的法规是宪法，我在前面谈到，民主要以法律为准绳，首先是以宪法为准绳。但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应以民主为指归，要体现公民的意愿，保卫公民的权利。我们提出宪政民主，要求依宪行政，指的就是以民主为指归的宪法，而不是和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相抵触、违背公民意愿的宪法，那是不合格的宪法，至少是有缺陷的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有制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并且以宪法为本，制定各个领域、不同内涵的法规和制度，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宪法有缺陷，而且有严重的缺陷，就很难保证其他法规制度的民主性。
我国宪法初定于1954年，那是社会正在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年代，宪法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如确定现行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宪法条文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通信、劳动、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等。同时也有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内容，如规定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后期的1975年修改的宪法，反映的是我国独裁专制统治的高潮，宪法不但写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甚至还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982年宪法虽然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全面专政”的内容，保留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及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条文，但在序言里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却销蚀了宪法的民主性，使其中的民主主义内容难以发挥作用。30年来，国家虽然出台了不少法律，如公司法、物权法、劳动法等等，但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等问题上，却没有按照宪法的承诺，制定有关的法规。有些虽有相应的条例，但条例的主旨却是为了加强管理而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不是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这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同公民的民主权利是相抵触的，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就难以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不能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的。
除宪法外，在国家机器的结构和形式、政治权力的授予和运用、政府职能的制约与监督，执政主体的问责与更替，以至社会生活的保障与调节等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必须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使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大的方面如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等，都有一些有助于确立民主原则、实现民主权利的内容可供借鉴，不能“全盘”拒绝。
第三个层次是实践。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体制取代专制体制，首先而重要的是广泛宣传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使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理解民主自由的普世性，克服对普世价值的偏见和歪曲，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自由观，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思想基础。第二是逐步制定或修订符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法规和制度。法规和制度是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如果中间环节有悖于民主主义，实践就有走上歧路的危险。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现行宪法的缺陷，而民主的一大特征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准绳不准，就难以保证建筑物的质量。所以，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必须修改宪法，删除其中的专制主义内容，改出一部民主主义的宪法。第三是推进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设计，因为民主的内涵覆盖着公民的全部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环环相扣，任何环节都不能忽视。有些人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在这个前提下论证他们对民主的批判，显现了他们对民主的偏见和无知。近几年来，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谈到要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原则上当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如何实践，制定哪些法规制度，如何入手，孰先孰后，都需要通盘设计。第四是对改革的民主要求应该适度，要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借口“群众觉悟不高”、“没有民主要求”，或“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等等谰言拒绝民主，也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以免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反对者攻击最集中、火力最猛的价值理念，因为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者，都并非偶然地把民主视为危害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所以，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广泛地开展关于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讨论和宣传，使这些价值理念深入人心,。这个讨论和宣传的过程，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全民启蒙运动。
（四）结语：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民间涌动着对十八大和十八大后政局走向的猜测和期盼，议论最多的大概要算是政治体制改革了。人们普遍意识到，现行体制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是当前社会种种弊病的总根源，为了克服各种形态的社会危机，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都要求我们进行充分的、细致的、切实的准备，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准备。只有确立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健康运行。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所有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从晚清洋务派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之中，这个矛盾没有解决，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下两代的仁人志士的双肩上。我前几年写过一篇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长文，题目叫《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我为什么把这样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共产主义者说成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呢？我在文章里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对胡耀邦的评价，我得出一个普遍性的观念：“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我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都表示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抛开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不说，希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类高度文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那是我们几代以后子孙的事情。你如果真心诚意地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就必须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我赞成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所谓“经过民主主义”，换一个说法，就是“完成民主革命”，它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两代人都只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没有条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与其主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不如提出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本小册子里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直接间接地说明，为什么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08宪章》和有关文章，则说明怎样“经过民主主义”，并且为民主革命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希望这些文章有助于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正确理解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