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被叛偷吃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有了孙子。
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创世纪》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发生鱼烂陆沉，陷落成为一片毒蛇丛生毒瘴遍布的沼泽洼地。当我们是个民国派，就意味着跳出1949猪圈，就站在人类文明底线以上，这时候，就可以自上而下去捞取挽救沉沦于专制原罪的父祖辈，放下“民国当归”的绳子，把向上爬的他们
从悬崖上拉上来。祖父辈红色一代在下面顶着父辈四五一代，他们的努力，注定在悬崖底部蹦跶。也就是80后90后的民国派，有能力洗去父祖辈的原罪，为他们赎罪。
民国是当下我们的，逐渐靠近我们，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民国，并不是作为叛乱者乱臣贼子父祖辈生命体验中的民国。乱臣贼子的生命体验，带着病毒原罪，我们拒绝接受把我们的脑袋，作为他们的跑马场，拒绝思想殖民，也就是不再纠缠于他们关于民国史观。我们会重建我们的民国历史观，就像普通法学者构建英国史。
如果没有将世界历史精神和历史道义放在这边，还沉沦在改革意识形态中，把这一些放在与体制纠缠不清的他们身上，那么将来专制终结之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在他们那边，而我们一无所有，如何达到共和，如何参与政治博弈谈判。我们至少要掌握正当性的筹码，才有资格与他们谈话，获取自我保存社会经济权利和正当上升的政治权利。
要团结他们，也先要清算他们的罪过，或者界定他们的原罪。把他们置于“不义之地”，而他们又需要道义权威，才能在国家中发挥作用，这时候，就会和我们谈判。现在不能如此：不是团结他们，就是把他们捧为救世主。
民国当归具有总体攫取和最大程度统一自己人，区分最小部分敌人的划分敌我的能力。民国当归将中共重新抛回与外敌勾结叛乱的共匪历史原貌，就像一个少东家归来，向霸占的强盗索取祖宅，对他们，有着心理上最大的威胁，以及话语权上的最大爆炸力。有一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和李伟东主办思想论坛，我去参加，李伟东一开始就介绍了当今六大政治思潮，说道最后一派，就是我们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派”。太子党人张木生在会上听到之后，立即发作，说还有这种诉求，说我是妖怪愤青，有本事去当谭嗣同。
80后90后与民国当归的天然亲近，将汉贼不两立的旗帜重新树立起来，飘扬在四方。将父祖辈曾经的逆贼身份，重新揭发出来，从而为80后90后获得天然的优势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精神的方向。过去的几十年内，正是通过这种代表父辈战胜祖辈。历史的进步，需要新一代人更有优越感。民国当归，父祖辈就要受到民国“惩治汉奸条例”的威胁。如此指明了1949之后的有关于体制的一切，构成勾结外敌的叛乱，将来的历史书上一定写成天平天国，或者汪伪政权，或者满洲国。
基于生命本身的政治方案
你们父辈的后文革共识中，有一个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那就是公权力具有魔鬼的本性，这是他们的生命经历无数苦难和死亡威胁而获得的。1949年体制是秦制的延续，这是基于民国民主宪政对王朝政治治乱循环的告别渴望，这是一项比喻，当然是比较准确的，共党的官僚体制比封建王朝的歹毒到每一个细胞。这也是一种基于生命的认知体验。他们把改革之前的中国统治，统一叫做封建专制，是没有错的，都是基于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虽然经过文革的试图打断和颠覆，还是延续下来，王朝统治和治乱循环，以反对的革命方式，螺旋式交合扩大，更大格局地重复了。
尽管你们的父辈认识到如此，但是他们的命运还是悲剧性的，他们的认识，转化为对自己阶层和辈分，权威的背书和自夸。他们的行动，仅仅是启蒙和言说，也就是这样一种不断革命不断颠覆的格局之内，他们除了要当你们的师傅之外，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威，让你们听话之外，并没有把你们带到文明的正常地带。他们的力气已经不是主要花在去捅破天，而是高你们一个头压住你们，他们的所求就在于优越感，是否能达到目的地，对他们毫无所谓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把你们带往民众宪政的目的地了。而他们的存在和知行分裂的后果，大规模的积累起来，结果和不自觉地，又再次变为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一种更扩大的，颜色更淡的。如果说你们父辈反对的祖父辈，他们是黑红色的，而他们自己则已经是粉红色的。
就像一个人悔过自新新生之后，旧态复发，让心魔再次进入灵魂，以隐蔽的方式，就像基督新纪元之后，罗马天主教让基督精神穿上异教的法衣，精神上的好人，行动上的坏人。或者就像民国奠基之后，旧官僚旧官员旧体制力量还是阴魂不散，照旧统治着中国大地。祖父辈干的是新瓶装旧酒，那么父辈干的是新瓶装旧醋。
正是在启蒙运动中，将暴力流血和无数非人类的手段释放出来，肆意横行，建立起党国的独裁体制。正是启蒙运动，才将前现代的父权魔鬼从坟墓中请出来当家做主，师父师父，以师为父，党国的独裁体制通过拟制和移情，把父亲诞生儿子的创造之恩，抢夺过去，继承了过去本应废除的父亲对儿子的所有权。通过知识|政治，把自己变为独裁专制的大家长，把本来人人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民国国政变为了中共的家政。
他们说起目标口如悬河，但行动起来，手段依旧沾满狼毒。也就是存在目标与手段的强烈对立，鸿沟渐行渐大。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被迫或者出于推动改革的原因，放弃对手段的合目的性审查。就像你们祖父辈，为了革命，同样不择手段一样。你们的祖父辈，每一个人都是毛泽东，而你们的父辈，心中都藏着一个隐秘的毛泽东，他们反对毛泽东，然而都模仿着他。不管持有左右任何一种立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嗣子。他们批判着“强烈的真理在我感”，但没法反思剔除自己身上的专制病毒。有着自我豁免的本能，他们口中的道理，当要求他们自己的时候，就冻结失效了。
正是祖辈父辈的依惯性沉沦，造成独裁专制，内化于心灵和灵魂之内。钢筋水泥土插在每一寸土地上，就像无数根吸血管，在抽走大地和生存的元气。我们今天抗争所面对的独裁力量，完全属于历史上最大的敌基督的，心魔或深或浅的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山中贼本来就是历史上最强大，最政治成熟的，最令人恐惧的，再加上更加无形隐蔽狡猾的心中贼，对独裁专制的战争，难于上青天。
独裁专制植根于生命，深入生命的最深层面，那么有毒蛇出没的地方也有解药，彻底完结独裁专制的方案也必然植根于生命，也必然是从生命最深处开始的反击。必定是一种生命政治，基于自我保存和正当上升空间的政治权利来反抗，也就是重建公民社会的方式来反抗。正如耶稣在其传道时，就大致是建设你自己，把自己和自己的行动镶嵌在生命生存当中，在神人关系中，不再是镶嵌入专制与你的欲望的关系当中，把你的欲望中，基于自我保存和正当上升空间的政治权利的部分，从无止境扩张的渴望和沟壑难填中解脱出来，只要没有后者，你就不容易被恐惧感所挟持，灵魂不再被奴役。
也就是不要再去谋取体制赏赐的特权，而是捍卫基本人权，用律法为人性辩护，不是基于知识来改造生命，处在被启蒙和启蒙他们的师父型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传销当中，不需要成为公知或者知识分子，或者成为受到启蒙定性的经济人，以特权内的身份认同来理解，阐发整个生活世界的一切，把屁股决定脑袋的身份意识，作为救赎以为的门径。也就是否定了首先不惜手段在社会中找到位置，然后基于身份认同来提出诉求，而是需要基于生命和生存本身提出自然正当的政治诉求。别被诱惑，想成为公知，如此容易被复制，成为公知党的共青团。这样作，将遭遇历史悲剧，因为轮到你们，已经把大门关闭禁了，你变为苍蝇都飞不进去，没你们的戏了。
我试图在百年意识形态迷雾下面找到民众永恒不变的自我保存为中心的公民社会属性，不要出于左右理念，而要出于生存本身来判断。于当下，这是基于文革和改革造成社会问题和政治矛盾而寻找出路的立场。只有退到重建公民社会，自我保存的反击之上，才能将中共当做新外夷，把潜在的敌我关系，变为明显的。拥护专制，就是汉奸。宪政不仅是道德上的高尚，正是为了民族利益，可以牵制制衡统治者不卖国，而专制是为了卖国，例如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国外，或者把国家当做掠夺的殖民地。清庭被辛亥革命者当做外敌，国民党被叛逆者当做外敌，这种经验可以学习。而共党一直避免，使劲中国化，实在是防范于未来。
批判现体制就是一份隐微地加入申请书，有怨恨就有爱情，最决绝的批判是掰断莲藕心却丝连。出埃及记中，上帝必须让出埃及沾染专制病毒的第一代人在荒漠中死绝。当下中国和他们没关系，瞧都不瞧体制的80后90后才能得到应许的流奶与蜜之迦南地。也许只有死亡和新陈代谢才能让狼奶吐尽，没有了专制基因。
80后90后在将来政治中的优势在于整体地被体制排除出来，那么具有数量巨大，具有同一性的生活语境，一个合适的口号就可以团结起来。要想搞出一套能表达自己生存处境，且能找到出路的主义来，如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不断地去掉自己小资情调，以大多数人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基于生存和幸福。
基于生存和幸福诉求的政治立场是天然正确，这是生命本身，除非否定生命。站在此地，会爆发最为强大的政治立场，并且顺畅地促成宪政。80后90后必须两手抓，一手抓生存，一手抓基于生命的主义；这样就会颠覆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比如改革。一切为了扩大影响符合官方或者半官方要求的，如公知会破产。不管初衷怎么美好，迎合官方或者半官方政治正确，都是加入军事强制传销集团，这是关乎结果的政治批判，因为初衷如何都不会给人民带来美好，而只有这种手段的恶劣后果归于人民，理想的蜂蜜不归人民，但有毒之树开自由之花还是结出苦果归人民。需要不顾一切打断体制旋涡的吸纳。
对现有权力格局以及分赃的过程，过分关心，是一种宫廷政治传统遗留下来的精神疾病。八零后九零后断绝了狼奶，对权力冷漠，以自我生存为中心，比较上几代人对中南海权力的无边意淫，进步甚大。他们已经没东西可以分赃了，除非中共可以对外征服掠夺。此为重建公民社会，抽掉了权力崇拜宗教传统的社会基础。而寄希望权力自己改革的改革立场，阻碍了呕吐狼奶。
如果我们不害怕坐牢的话，不要散播对喝茶坐牢的恐惧感，而是去勇于承担，是更进一大步。如果我们对警察请喝茶没有恐惧感的话，那么我们将前进一步。我看到8090后已经以喝茶为荣耀。
80后90后00后记得民国，远比前面记得共国的，具有原罪的，要深层正确。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垃圾堆，并不是垃圾堆般的1949年之后的历史，就是民族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承，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下水道。文革与独裁的历史，就像房间里的厕所，如果天天去掏出来粪便，来启蒙人们，不是搞得整个房间很臭么。
想正直正当的生活，像个人样，就得民国当归。沦陷，不仅仅意味着领土和统治权的沦陷，也意味着道德伦理和精神的沦陷。沦陷把我们置于人不人，鬼不鬼的境况当中，为了生存，要出卖良心，甚至要迫害他人才行。也就是人对人是狼成为了现实。一有良心，知道真相，你就成了罪犯。
民国于沦陷区人民，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历史记忆，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都意味着可以过上正直的生活，也就是如黑格尔描述，国家有着伦理。民国是一个伦理国家。相反在大陆体制所抵达的射程之内，就意味着罪恶沉沦和不道德，良心不安和危险。很多被三反五反过的民国后人遗民，因为家承，自然成了抵抗者。
原罪意识：又是受害人，又是加害人
需要基督教的氛围，这样就迫使父祖一代他们树立原罪意识和否定依赖知识自我为义的下作。1949之后的历史是神的道具，在政治中塑造皆是“罪人”的认知。启蒙派与粉红派，皆不认为自己是不义之人，而是拯救者。
不是知识成为原罪，而是知识会带来人身傲慢和自我为义。这在《圣经》中说的很清楚。社会的进步不是靠道德批判，而是靠精英的自我牺牲，自我承担责任来推动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例如说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如何如何，而是应该如何如何，做了才有。
心灵不是战场，国家的前途与公民素质认识低下没有半点关联，大海一面的一滴水，是否有毒，影响不了大海的品质。除非是有权力政治机构的大规模长久制造排放污染。认识和启蒙改变遏制不了权力政治作为污染源。这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神话及其对民众的扩张，已经在极权主义及其政治体制面前破产，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父祖一代没有活在当下，没有活在二十世纪的巨大张力当中，才没有这种无用虚无感。知识分子神话，面对极权主义及其政治制度，就只能是其附庸，帮凶或者以反对者方式出现的帮凶。
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上升身位形成的虚幻同一质，与上升的可能性，让他们不把自己当做外人的，觉得改革还有希望。有二位一体的幻觉，从来都是潜在敌对关系或者明白敌对关系的二者，变为同一种人。实际上，经过精神分析，他们的改革有希望，本质上是进入体制和参与分赃有希望。以这种希望来对改革希望进行鹊巢鸠占，从来维持了信心。
他们的道德权威，取决于对改革的信心，就像两村火并中的外来谈判代表，还有办法谈的时候，将信将疑，谈判代表唾沫乱飞，我一定行，你们听我的。当改革已死，或者揭穿是骗局，公知唯一合适的做的事情，就是唾面自干。如果还要贬低民众，把民众赶出政治，那就是找死。
他们只想指导民众，其他的都不想，与共党不顾任何代价，坚持其领导权之间，是一致的，无条件距的领导权。不管命运与外在敌人如何，只要听领导的，只有服从领导的，就有出路，这是对耶稣福音的模仿，是一种敌基督。他们除了论证自己的精神领导权，而不惜抹黑一切其他力量之外，啥都不干，啥崇高目标都可以出卖。同样共党为了维持的政治领导权，可以出卖任何国家利益，妖魔化任何其他力量。共党是启蒙专政政党，而他们是共党的预备役，一家人，本性一样。
改革时代的财富分赃，与中共革命之权力分暂格局同。农民企业家相当于将军，不成体系的，不能制度化的，偶然性的上升渠道，也成为知识分子，纳入知识|政治结构。这种幻想仅仅是部分群体的特殊肉身体验，也是新社会主义传统一小撮人试图分享权力的渴望。在革命中的，从农民转变为将军，从底层道德愤青变为部长的这部分人，肯定是深入骨髓，这种特殊肉身体验，在这一小撮人身上复制移植。二者有一些不同，就在于革命中的渴望上升阶层，通过自己的牺牲和承担责任，来获得民众的跟随，而这一小撮人只渴望特权。就像改革时代知识分子，总是呼吁精英化，但是从不承担责任。
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所有的努力，仅仅在于贬低对手，凡是与他们不对劲的，例如人民、革命，群众运动，民族国家，都是贬低。其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四五一代，作为党的叛逆性儿子，享受有精神特权。正像小太妹的叛逆只能以强大的专制父亲作为前提，越叛逆，父亲越强大。
他们还有真理的历史终结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唯一中国之门的敌基督感觉：不惜一切的代价，否定现实性中真理，只能相信我们，然后我们一定能带领你们实现“共产主义”真理。这是共党的巫术，被继承了。四五一代的阳具，就是中国出路的钥匙：我们爽你们就会小爽，我们的身体代表着你们爽，你们的爽在将来来世才可能实现。
八十年代统治者因为文革，显得没有力量感，因为需要让人觉得与知识分子在合作，顺从民间的潮流，这不过是在委曲求全而已。八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良好幻觉，是同样的精神病。谁和你“我们”？在改革中本来就是同床异梦，一个要延续专政，一个要意淫自由。
不是界定为知识精英|民众矛盾，而仅仅界定为官民矛盾，则意味着分赃者官僚之外的知识精英，一方面享受好处，另外一方面掩盖事实，把自己美化，打扮成无辜者，把自己的原罪给推脱的干干净净。官僚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内斗，试图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如此把真正的政治矛盾 “工农解放和劳工神圣”实现与否，否定遮蔽了。只有界定为知识精英|民众矛盾，一个才能囊括官民矛盾，另外一个才能看清官僚与知识精英各自起得坏作用，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四五一代自我豁免的本能
把文革归罪于民众这种责任转嫁，在改革中一样存在。例如过去总是把改革成本转嫁到民众头上，底层官员头上。因为官员与知识分子穿同一条裤子，有着共同压迫民众的政治结构，一个体现为政治经济压迫，另外体现为话语权压迫，互为辉映。
这世上本无义人。四五一代的道德批判是没有幽暗意识的。在这种谴责当中，把自己的头发拔起来，以为洗白了自己的原罪。可以无视任何现实，说明仅仅表明自己的特权地位，士为先。总是自我为义。不承担义务，而要特权。想坐稳的奴隶而已。其抵抗都有宋江反抗为了投降的味道，连孙猴子被迫纳入秩序的味道，几乎闻不到。
这种道德批判，有着社会基础：那就是同时是体制受害者，又是体制受益者，但是但是通过批判抹去掩盖自己受益者的身份，在心理上暗示自己与体制的切割。当然仅仅是心理暗示，并不是现实。也就是一种做梦术，一种良心安慰术。
这种批判都隐藏着这样一种隐秘：把自己撇开，切割。想一想或许自己就在其中，固然有所认识，可是认识不能救赎自己一丝一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上痛批斯大林如何残暴，如何罪行累累。这时下边一个人递上了一个小纸条，质问赫鲁晓夫：“你这个小人，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那时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敢说？”赫鲁晓夫看了纸条，大喝一声：“这是谁写的？”台下鸦雀无声。这时赫鲁晓夫说：“我那时所干的事，就和你现在一样。”
国民劣根性险峻在于知识分子，不在于民众。民众为害为福，其作用都不大，知识分子才是混世魔王。民众的革命，也只有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吹捧，才会胡乱杀人的，造成血腥的。他们有着自我禁忌的豁免，连贪官都有自我善良的预设，不会身份认同自己是贪官。
寻找替罪羊与相信自己总是良善的预设，是一致的。坏事总是别人干的，造成恶的原因总是别人的，自己总是伟光正。世间没有义人，都是罪人，活在专制中的生命，就有原罪，大小而已。
是否具有原罪意识，看来还是取决于知识就是德行就是幸福，这一轴心期依赖东方西方相通的道德形而上学预设，是否成为深层思维结构。相信知识就是拯救的，那么就把自己暗中超脱在沉沦之上。例如我们批判邪恶，未必自己就有德行，可是很容易就自我暗示和被别人赞美，成了德行的化身。因此伪君子横行四处泛滥。知识产生不了道德，美国有机构曾经做过调查，在美国，道德最败坏的地方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道德水平最好的地方是宗教氛围浓厚的乡村城镇。
卡夫卡的故事
四五一代他们因为同学、朋友、家人，都可能在体制内，他们的生活世界与专制的世界交叉呈现是灰色，由此他们的眼睛看到，专制的世界也是灰色，而不是黑色的。而8090后不同，如同卡夫卡，处在城堡之中，那是比黑色更加绝望的，更加窒息的。甲虫，没有一丝可能性可以变为人，既然不可变为人，那如何加入人的世界，成为人，享有人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来是同一国度的两个部分，却别异化为天堂和地狱之差距。
权贵官僚体制垄断一切，包括写入历史的入门券。对于八零后九零后这样的民间草根草莽，肯定是要妒忌和回忆民国的风云激荡，只要有勇气，可以用生命或者自由赌上一把，以打开历史殿堂的大门，让自己生命不朽。如杨佳起义，总是联想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漫漫黑夜中的人，在政治之外，也在历史之外，被驱赶成为卑微的动物。权贵官僚集团垄断一切，以为历史终结在他们那里，以为民众在时间和历史中出局，成了被殖民地的动物。主奴辩证法是如此诡异，结果征服者本身毫无公共性，成为等待死刑判决执行的待死者，作茧自缚。黑夜中的奴隶自己抱团取暖，获得民间政治性，成为新的主人。于基督教和罗马身上发生过的，在中国必发生。
共产党这里，四五一代没看到一个非人的世界，难道我们遭遇到比鲁迅遭遇的，更好不成。共产党不自己当做人，而当做特殊材料的人神。四五一代偏偏看成了人，看成曾犯错误可以改正，或者即将改正的人。他们活得太年轻不知道，作为一种极权主义运动，是要征服自然的，征服死亡的。这样的危险已经被遗忘，然而实际上存在。把全面武装的魔鬼看成一个坏人，然后用人的道德去批判他，说服他。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任何常识的嘲笑，等于放屁。把她男人阉割了，成了太监，不可以还陽了。
我们看到的明明是非人格的，是强大异己的，无法沟通的统治者，如何会变为人格化的，可以沟通协商的。他们有一种认识机制，通过党与党员的剥离，体制与组成体制的人的剥离，归罪于党和体制，无辜化洗白了党员和组成体制的人。
去政治化，去体制化本来是目标，被道德化思维当做了现实，因此专政的强硬如此明白，遭到选择性失明。他们把自己状态的好转，自己身体的自由化特权化，当做全体人民的。1949年之后的专政，上亿鲜活的生命消失，和六四的大屠杀，于他们都是皮外伤，不会渗透到灵魂深处，成为灵魂深处的颤栗。他们不会体会，最愉悦忘情的时刻里面，都有一颗子弹露出狰狞的威胁。
我读完初中，我妈让我去读中专，而不要去高中，她的理由是有技术帮身，遭遇乱世，也能生存，也是有用的人。知识等同于技艺，拥有知识技艺那就是让共同体与他人发生了永恒的联系，有了知识或者技艺，共同体与他人那就离不开他了，不会再消灭其肉体，即使遭遇最残酷的自然状态，也是安全的，黑夜中有了微弱的灯光。这是遭遇反右运动和遭遇文革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后的自信，总是会过关的，总是有微弱的灯光，熬过去就好。财产于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外在的事物能够内化，成为内心安全的盔甲。多么令人妒忌的盔甲！启蒙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小市民。看来都是小市民，知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产，都能够内化，形成内心安全的盔甲。这与直面对命运与风险的贵族，有何不同呢。
八零后的后改革意识形态构建
我觉得八零后九零后可以做适当的分工，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由于三座大山和家庭所累，加上知识积累较高，八零后可以多做抛弃改革的，立足于自身苦难的，立足于自己脚下土地的政治方案和意识形态。你们的父辈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忆文革之苦思改革之甜，成功建构了改革三十年，把祖辈推动历史的阴沟里面。如今你们同样可以如此，忆改革之苦，思民国之甜，为行动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准备行动的思想和理论，抛弃否定启蒙运动。九零后基于青春血气和自身更大困境，可以直接诉诸于政治行动。这二者以行动为核心，承担并且淡化洗去父祖辈的专制原罪。
80后90后生于“改革”之中，对“文革”苦难没有直接体验。80后90后与前代不同在于，大家对改革带来的成果认为理所当然的，对解决温饱、初步小康，并不感恩戴德。80后90后有自己的生活事实，和四五一代截然不同。80后从一出现就引起社会关注，有明显的标识，宣告新的一代产生，宣告与前代人完全不同。80后90后和四五一代之间有明显的断裂，曾有人撰文说，50后即四五一代，是“风云”，而8090后，则是“风月”。而夹在中间的60后和70后则基本跟在“四五”一代后面，面目不清。
“四五”一代甚至70后都享受了“改革”带来的好处，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其精英对“改革”的信心是有来由的。但对“80后90后”而言就不一样了，还面临着代际的挤压。为了获得同样的利益和回报，要付出更多的奋斗。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只是有了快感你就喊、有了痛苦就哭，但没有整体性的普遍话语，无法把自己具体的生活焦虑无法提炼出有效的理论表达，没有上升到“主义”的层面。
现在，80后90后可能是先有行动的渴望，觉得行动是首要的，要马上做点事情。但处在完全不同的情势，如果按照“四五”一代他们的理论去行动恐怕就有问题。那么，“80后”的真正意见领袖要负担起这个责任，站在你们自己的阵地上，提出新的方案，用我的话说就是“后改革”方案。
“四五”一代对权贵进行启蒙，会把希望放在上层主动进行改革，或者开明专制。对于反腐、贫富差距等问题，“四五”一代会认为政治改革就能实现，如茅于轼先生还提出要培养中产阶级。就像一个小伙子结婚。他们不认为这是急迫的问题。那么上层能不能改革呢？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对80后90后来说，不能抱着这种幻想，要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走自己的道路。
总而言之，80后90后谁来代表？这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后中国更需要80后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90后”行动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上
什邡事件中“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这条标语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意味着本来必须面对，必须辩护的牺牲问题，提到公共舆论的眼前，与杨佳的“你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们就你们一个说法”相媲美。
底层只会基于生命，如权利利益和恐惧感的行动，不会基于主义的行动。主义是附带品。民众行动的根据为什么是主义，而不是法律，国家人民或者正义，这种来自社会根基的“新社会主义”诉求的？绝不会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主义，这是外在的泡沫，渗透不进内核。
参与什邡事件的新浪微博，90后“漂6瓶”说：我们随时做好了站起来的准备！这几天所做的也是我19年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事！！祈求这个时代，还我们这个年龄本应该有的生活。
中国的群体事件中反抗的主要力量以后肯定是80后和90后。“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是90后”，这个标语反映非常非常之大，其实因为就业问题，将来社会形势问题，各种感受，已经感到社会不公，已经严重地侵袭渗透高中校园中来了。你没见到现在都是中学生在搞运动，大学生早出局了，还觉得过去八十年代大学生牛逼？有必要刻舟求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学生都是没用的。
大量高中生不参加高考，同样提前感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层面总体性的压迫。十年以来，凡是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都由网络发动。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高校主导，已经告别了历史。经过八九之后收买的高校，以及211工程的实施，学生趋于利益，老师趋于保守保皇。以北大清华复旦为首的211工程高校，就是体制本身，他们的毕业生能找到好工作，或者大部分可以移民，其思潮趋于保守保皇，丧失发动机的能力。
但是在教育产业化中被抛弃的边缘高校，受到社会性因素的侵蚀，不受体制保护，其学生更靠近社会革命。如此分别，可提出这样一种结论：将来的方向绝不会由靠近体制本身的高校学生决定，提出自由为先的政治革命，而是会产生蚁族和老鼠族的社会性高校，其爆发的运动，必然是民生诉求为主导的社会革命，同时附带部分政治革命，如一人一票制和普选。这是社会对体制的爆破和摧毁。
以90后和中学生暂露头角在公共舞台上来看，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八十年代已经彻底终结，中国未来必然是以社会革命为主导，而并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自由为主导的。
我在《从学生运动走向社区运动》来看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学院内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到尚未社区化的学生运动，例如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已经是一次很大的飞跃，因为与老师比较，学生处于边缘位置，与社会社区接壤，估学生运动一定会走向抛弃启蒙，与底层结合的路上。当学生运动走向社区化，学生变为的边缘知识分子变为维权律师或者公益记者，走向社区运动的，这时候不再是一个文化革命，而是社会革命。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对照过去三十年回避“牺牲”问题的言论自由先行一步等的犬儒和懦弱，吹嘘成保守路径，可以得出结论将来按动核按钮，起主导作用，塑造临界点的，肯定不是后者，而肯定是90后。言论自由解决的是与专制者冒充一家人的小问题，而政体存亡关乎敌我生死大事。生命之牺牲高贵于自由之限制。
群体性维权抗暴事件多如天上繁星，能如日月光辉极少，能极大发光的，必然是自带主义，具有政治高度的。如杨佳的“说法”，乌坎的“反独裁”，什邡因90后不怕牺牲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而写入民间抗争史。自带主义成为维权抗暴事件影响力的爆炸增长点，是自身价值极大的发酵和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