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今天动身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据透露莫言将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三次演说，法新社评论说，莫言本周五发表首场演说时即不能得罪中国政府，又不得不面对那些前诺贝尔奖得主，而他们中有134人日前联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
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莫言在演讲中是否会提到刘晓波，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的ma Xiangwu马相武 与中国文学批评家 Wei Yingjie魏英杰指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将不会提及敏感问题。马相武说：“莫言在演讲中不会提及任何敏感问题，他一定会很温和，我不认为他会批评政府。”
魏英杰则认为莫言很可能收到来自当局以及作协的指令，要求他演讲时回避敏感议题。
另外，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廖亦武今天致函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批评评委将诺奖颁发给莫言是一大错误，廖亦武在信中写道：
作為一个流亡不久的中国作家，我明白，我个人内心的创痛不能代替诺贝尔文学奖的标準。但是我依然要说，2012年诺贝尔文学奬得主莫言的人与文，都有非常大的问题。
廖亦武在信中批评莫言在政治上有“选择性暴露毛泽东时代的黑暗，凭技巧走红於胡锦涛时代，”在文字上将“拉美式寻根、意识流叙述、夸张变形以及永恆的人性等等。。。和中国某个区域的种种现实特征，做了一个还算巧妙的嫁接。”
廖亦武最后写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 您们的前辈曾把这个奖授予前苏联的共產党高官、文化高压政策的拥护者肖霍洛夫，造成了很大灾难，让创立这个奖的渴求理想的诺贝尔先生在天之灵非常不安；现在您们又把这个奖授予独裁中国的共產党高官、言论审查製度的拥护者莫言，造成了更大灾难，这简直会让诺贝尔先生的在天之灵哭泣。以下是廖亦武信件的全文
致诺贝尔文学獎评审委员会的公开信
作家 廖亦武
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女士们、先生们：
作為一个流亡不久的中国作家，我明白，我个人内心的创痛不能代替诺贝尔文学奖的标準。但是我依然要说，2012年诺贝尔文学奬得主莫言的人与文，都有非常大的问题。
你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恐怕没有经歷过独裁，对於共產党造了多少孽，缺乏感同身受。所以你们把在共產党体製内混成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推举成本年度文学奬得主。你们不知不觉，已经和中共帝国高度一致了。请听听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高调表态——莫言的获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见附录1）。
共產党在1949，1952，1955，1957，1958（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1959至1962，1966，1989造的孽，弄死、弄傻了多少中国人！你们当中的一位评委却説，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延讲》是好的，只是后来被人利用了，因為在那个年代，还是据此產生了赵树理和孙犁的乡土文学——这是文学吗？这不过是借用大眾的名义，改造知识分子的命题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算哪门子文学？毛泽东的《延讲》对於有良知的中国几代作家，都是永远的痛。莫言抄写《延讲》，就是个人格问题（见附录2），体制内作家，也有20多位拒绝抄写《延讲》，例如同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安忆。莫言抄写了，就是个犬儒。有传言，他甚至為杀人魔王薄熙来写过赞美诗（见附录3）。另外，有新一代作家认为，六四后的20多年，莫言拥有如此高的官方地位和话语权，却从未在公开场合或者作家圈子里，发表过对中国现实的任何关注。
至於莫言的文学品位，我本不想置喙。他1989年热衷於街头政治，可大屠杀之后，他和张艺谋等人一样，迅速妥协了。他们都绕开了1989，正如前苏联作家绕开了斯大林，犹太作家想绕开集中营。他们毫无愧意地响应大独裁者邓小平的号召，走向“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这跟哈维尔描述的“布拉格之春”后，捷克社会世俗化的情景相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中共，不仅与资本主义，也与体制内眾多作家在全球交易上“心照不宣”。莫言由此為新一代年轻人树立了一个“犬儒通吃”的标準。
莫言的确揭露了现政权的黑暗。可那是基层政权的黑暗，不是中央帝国的黑暗。至於计划生育，如今哪怕中国的官方报纸，也在披露地方计划生育的糟糕。因為中国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几年已经鬆动。普通老百姓出於生存压力，根本不敢多生。连流行歌曲都在唱：“一个孩子就这麼难养，计划生育还有必要吗？”（北京歌手川子作品《郑钱花》）
再谈谈语言。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產生了不少好作家，比如沉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人，他们的小说语言，一望而知，是脱胎於丰厚的古典文学；接踵而至有艾芜、李劼人、老舍等人，将冯梦龙、曹雪芹以降的、从文言文逐渐演化的“市井白话文学”与地域性方言结合，让各地中国人，一读书便晓得作家出生於何年何时何地。再接踵而至，才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翻译作品涌进中国，造成模仿的热潮。於是一代“先锋作家”应运而生，大伙儿的作品都有翻译的痕跡，拉美式寻根、意识流叙述、夸张变形以及永恆的人性等等，一时间成了热门——而莫言的文学语言，来源於翻译体，他不过凭著悟性，将翻译体和中国某个区域的种种现实特征，做了一个还算巧妙的嫁接。所以翻译莫言不存在难度，不存在“不同族类文学的不可翻译性”。说白了，他就是用西方翻译语言去讲所谓的变味儿的中国乡土故事——而这种所谓揭露了中国阴暗面的文学，是扭曲变形的区域性中国——它们都没超出目前中国区域性小报记者的暴露水準。《红高粱》里的病态民族主义，曾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丰乳肥臀》的色情低俗，迎合了中国书刊市场的肤浅堕落；《檀香刑》里的残忍刺激，是有悖人性及传统常识的胡编乱造。所以后极权官方欣然接受。一旦获奖就一味追捧——因為区域性黑暗也不时遭到党中央的通报批评。正如在歷朝歷代，区域性黑暗也不时被英明朝廷“拨乱反正”。莫言选择性暴露毛泽东时代的黑暗，因為他凭技巧走红於胡锦涛时代，讽刺和批判毛泽东及邓小平早已成為共產党内外的“饭桌话题”，正如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讽刺和批判斯大林早已成為共產党内外的“厨房政治”——这既安全，又表达了掩耳盗铃的正义。
各位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你们肯定知道“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对应当代中国，1989天安门大屠杀之后，避开见证的写作也是可耻的。况且莫言的所作所為，还不仅仅是“逃避见证”——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作為中国官方首席作家的及其油滑的发言稿，公眾都看见了。所以我赞同赫塔.穆勒的说法：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共產党高官、前解放军军官莫言是一场灾难。
您们的前辈曾把这个奖授予前苏联的共產党高官、文化高压政策的拥护者肖霍洛夫，造成了很大灾难，让创立这个奖的渴求理想的诺贝尔先生在天之灵非常不安；现在您们又把这个奖授予独裁中国的共產党高官、言论审查製度的拥护者莫言，造成了更大灾难，这简直会让诺贝尔先生的在天之灵哭泣。
2012年德国书业和平奖得主
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
2012年11月25日於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