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民主与专制之争由来已久，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这一趋势，追根溯源，早在13世纪即已开始，萌生于英国。1215年，英国议会通过《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守法，“王在法下”成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准则，这是对国王的无限权力的有力制约。还应看到，当时存在的“议会”这种议政形式已经突破了“朕即国家”的王权观念，使新兴的“市民”（资本主义的代表）有了挤进“议会”表达自身权益的机会。1265年召开的议会，与会者为教会贵族代表、世俗贵族代表以及市民代表，他们共同参政、议政，作出的决定具有权威性，使贵族与市民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国家权力。王权被如此分解，当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比如，1295年议会通过决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由此确立“不承诺不课税”原则，议会权力之大，由此可见。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扩大，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矛盾日益深刻与尖锐，乃至达到彼此血战的程度。1642年和1648年，国王和王党分子两次挑起内战，企图血洗革命力量，但都被克伦威尔率领的革命军击溃。此时，愤怒的群众一致要求处死国王，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不过，形势并没有因此安定下来，查理王子趁国内权力不稳而从国外回到国内，复辟了王朝统治，称查理二世，他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更是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因此，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决定给复辟者以致命打击，他们在国会内的代表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1688年政变，迫令詹姆士二世下台，史称“光荣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结成联盟，胁迫国王放弃权力，英国实行虚君共和，建立君主立宪制。1689年国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硧规定国王只能在国会授权的条件下作为王权代表的象征而存在，国王不管政务，不决定国家政策，成为“统而不治”者。1701年国会还通过《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王的世袭制程序，不得违背，对王室财产收入及支出也作了严格规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么确定的――通过内战，又通过立法，暴力形式与和平形式相互交错，终于建立了民主代议制的新制度，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给予国王家族以安适和优裕的出路，减轻了王权与民主的对抗性。
一种新制度诞生，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需要上升到理论上予以阐释，以为后世尊奉的法则。秉承这一需要，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阐明在人权平等基础上确定不同成员社会地位的必要性；詹姆斯•密尔肯定代议制民主，认为代议制是实现民主的最好形式；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制约论”，呼吁“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洛克申述“分权说”，提出立法、行政、对外和战三权分立（孟德斯鸠将其完善为立法、司法、行政共立）；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鼓吹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而赛亚•柏林和霍布斯则界定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至此，自由主义成为张扬个性、抗衡专制的哲学观念。这些深厚的理论著作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世界上第一座民主丰碑立体化地挺立在那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之后，欧洲大陆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是革命爆发的标志（7月14日因之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国庆日），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它宣告天赋人权的理念是不可动摇和不可剥夺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它宣告主权在民的原则，“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它宣告“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它宣告无罪推定论，“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它宣告保障私有财产权，“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它宣告公民有权查税，“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有权“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它还宣告公民权利的种种要求，包括言论、集会、结社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和享受社会保障权，“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等等。这些人权理念不仅当时是对抗王权的有力武器，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现实意义，依然是应该努力追求的标的。可以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对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
此时，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党成为组织工人要求改善生存境遇、争取民主社会的劲旅。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从1913年起该党主席是艾伯特。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的水兵、士兵和工人起义，这一火种迅速传递，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享索伦王朝统治，德皇逃往荷兰。11月1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以艾伯特、哈阿兹为首的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布了施政纲领，包括“取消对集会、结社的限制，废除检查制度，人民言论、信教自由，大赦政治犯，恢复劳动保护法令，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行所有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参加平等、秘密、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表示了该政权引导社会实现公民权利、走向民主的决心。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1150.9万张选票，占总票数37.9％，拥有39％的国会议员席位。独立社民党获得5％的国会议员席位。在普选基础上，艾伯特被国民议会选为联邦总统，总统任命谢德曼为总理，社会民主党开始上台执政。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不仅有国民议会这个权力机构，还有与之对峙的权力机构全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后者吸纳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参与论政，其决议亦付诸实施。两权并立，各不相让。在权力的这种抗衡中，显示着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是必须关注的。一种倾向是认定民主主义与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对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以民主取代王权，建立代议制民主制度。另一种倾向是认定英、法、德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成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必须以社会主义取代这种资本主义。这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认识：欧洲社会是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艾伯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坚持前者的判断，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德国共产党坚持后者的判断。此后的历史进程证明，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蓬勃发展时期，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认为它的作用（尽管出现了垄断的苗头）已经消耗殆尽的观点是大大超前了，超左了。
超左的理论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他凭借这部著作发动十月政变后，就大力鼓动周边国家发生政变，成立苏维埃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以为将他的“革命”向外输出，就可以实现“世界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世界革命”。这种脱离现实、不具条件的措施只能导致失败：1918年芬兰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只存活103天，1919年德国出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只存活32天，同年，匈牙利组建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存活133天，匈牙利政变武装越境到斯洛伐克拼凑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存活14天。这样，列宁拟议的“世界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就黯然告吹。但他不死心，还有另一条发动“世界革命”之路：1920年数十万俄国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率领下进攻波兰首都华沙。列宁同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法国代表说：苏维埃军队到了华沙，不久，德国就是我们的，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对此，他满怀信心。但是，俄军兵败华沙城下，列宁拟议的“世界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再次无可奈何地宣告失算。
历史本来是按照如下的路径运行的：先在英国，继在法国，再接德国，然后传往俄国，显示西风东渐之势，不料却在俄国遭到挫折。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本是指向民主共和的前程，列宁发动的十月政变将这个前程堵死。俄国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列宁却不顾限制而野蛮夺权，他寄希望欧洲革命能够起来给以援助，但如上所述，若干仓促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均转瞬即逝，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追求终于落空。强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在具有沙皇统治深远传统的俄罗斯，只能搞出“兵营社会主义”，只能产生比沙皇还残酷、还凶恶的暴君斯大林。历史在苏联停滞74年，陷入黑暗74年，当然，也是冲破黑暗的74年，酝酿觉醒的74年。群众的醒悟是通过嗅觉灵敏的知识界体现的。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接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指出：“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他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特征。苏联“氢弹之父”、被称作“为共产主义掘墓的伟大先驱”萨哈罗夫在接受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指出：“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它两个。”他揭示了人权对苏联的重要意义。正是萨哈罗夫成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的启动者之一，正是萨哈罗夫促成苏联最早一批民间政治组织的成立。1988年14个城市的150名代表集会，成立民主联盟，展开争取民主的活动。同年，25个团体代表集会，成立莫斯科人民战线，要求进行激进的改革。革命之火在苏联点燃了，星星之火逐渐燃成熊熊烈焰。从一批独立政治组织积极活动，宣扬民主，发展到1991年莫斯科广场高呼“打倒苏共”、“审判苏共”的口号，围观者群起呼应；从萨哈罗夫被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失去自由，发展到克格勃门前第一任契卡头子捷尔仁斯基的高大铜像被拉倒；从红军于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德水兵的“叛乱”，发展到1991年配备尖端武器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攻占议会白宫的命令，军队从镇压反叛到自行反判；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致党员大批退党，掀起世界性反共风暴，到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产党停止活动，再到戈尔巴乔夫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揭开斯大林统治黑幕，这一切最终导致苏共自我消亡，苏联自行解体，74年的社会扭曲终于得到校正。历史重新迈开脚步，西风东渐的趋势从新生的俄罗斯向东方转移。
中国是东方大国，又是封闭极严的国家。2200余年的皇权统治在它的社会机理中留有深刻烙印。当英国实现君主立宪制时，中国的雍正皇帝正在他的家天下中推行“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当英国倡行议会制民主时，雍正皇帝却在大施文字狱，血洗成千万的士人心灵。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奉天承运”本是神化皇权的说教，后来被中国的共产党引为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天条，中共的专制统治被美化为“历史的选择”，中共党魁毛泽东被美化为“天神临世”。在这样的国家，外界的民主信息一律屏蔽。不用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不得露面，就是轰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也被密封，对悄悄译为中文的披露者则以“自由化”之名施以刑罚。对外界的反共声浪，邓小平的对策是：站稳脚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即不露声色地以不变应万变。对国内自发的维权活动，邓小平的回答是：中国不能乱，不能“乱哄哄”。对1989年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腐败运动，邓小平悍然调动20万大军血腥屠城，统治者青面獠牙的恶像因此一揽无余。对中共过往的罪恶历史，不准披露，不准议论，不准评价，不准批判，企图让人们忘却，不予追究。这样，中国的对外对内就只有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在活动，专制的枷锁紧紧地箍住万民喉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士人提出严正质疑：“走了一百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目标？”要求破解“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显然，历史的脚步在这个东方大国停滞不前，西风东渐的大趋势在这里遇到严重阻扼。
对这种形势感到悲观是没有必要的。既然苏联产生过“民主联盟”、“莫斯科人民战线”这类政治组织，中国也具备产生此类组织的同样土壤。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形成自由论坛，这里诞生了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的民主化，就是“社会的一切权力将以民主的方式归于劳动者全体”，这里还诞生了由任畹町主持撰写的《中国人权宣言》，共19条，诸如“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要求彻底铲除神化迷信和偶像崇拜”，“要求组成有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公民委员会’或‘公民院’作为（全国）人代会的常设机构，参加议政和表决，对政府实行监督”。这一时期民主墙言论的锋芒所向，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声讨中共一党专制的悖谬，指证以民主取代专制为时代的要求。这些自由的言论又凝结为不同的期刊，1978年至1981年北京出现50余种民办期刊，如《探索》（魏京生主编）、《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等）。影响所及，各地也出现民办期刊，天津有《渤海之滨》（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有《理论旗》（牟传珩）。据不完全统计，有127种民刊散见于26个大中城市。各出版物的合作者团结一致，实际上构成社团的雏形。循此继进，则诞生了民间团体。北京成立的“解冻社”，要求“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上海成立的振兴社（民主讨论会），指出“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表示“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指出“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这些尖锐的、犀利的主张对当时沉闷的中国无异于一联串春雷爆响，声震天地，极大地扩张了人们视野，震奋了人们反暴政的精神。从社团又发展为组织政党。1989年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拟制了自由民主党党纲，宣布该党诞生，并招募党员，“一年不到，我们就招募了近300人。”随即开展活动。1991年十一、元旦、春节期间，发动党员印刷、张贴、邮寄、散发了大量揭露统治者残暴、传播民主政治的文章，取得良好效果。据该党党员、民运人士刘京生回忆，中国自由民主党党纲的核心是：“彻底抛弃共产党，不对它抱有任何幻想，不指望它会循序渐进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计划“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建立独立于当局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同时，“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与民主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这是民主墙的普照之光结出的令人骄傲的硕果，是透过“六四”屠杀的恐怖之网开出的第一支迎春花。与中国自由民主党媲美的则是1998年开始在浙江、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筹备或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该党1998年6月25日于杭州发布的宣言称：“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政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的产生在中国的民主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的英勇奋斗事迹令人永刻心田。当然，应当看到，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是不允许异议和异党存在的，他们必然要剿而灭之。所以，民主墙存在仅一年就被明令取缔，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重要成员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王国齐被分别判处20年、17年、15年、11年徒刑和分别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中国民主党的各地组织被压至地下。他们同中共专制统治的英勇搏斗是令人敬佩的。在法庭上，他们正义凛然地高呼：“打倒共产党！”、“自由万岁！”反专制、争民主的呐喊将永远回荡在人间，催人奋进。
其实，当局最害怕的就是反专制、要民主的呐喊，千方百计企图使之消声。针对互联网传送信息敏捷、交流互动迅速的优势，统治机构不惜花费巨资，引进国外技术，建造“金盾工程”，监视和控制民间活动。它可以监听固定电话和手机通话，可以监控网络活动（了解你访问哪些网站、接受和传送什么信息、发送什么文章、保存你在网上的聊天记录、扫描你存储于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还可以过滤封锁境外资讯来源，强制你安装能够控制你的电脑活动的软件，甚至向你的电脑发送木马或病毒。这项“金盾工程”拥有数十万专业人员昼夜从事干扰、监控、审查和封锁公民的电话、互联网和其他信息传输活动。他们以为如此严厉的措施就可以使中国沦为无声世界。岂不知，世间事物总是一物降一物，你有“封锁”，必有“反封锁”出现。因此，在群众性的互联网活动中，现在大约有1／5的人可以自由地浏览被官方屏蔽的信息。有志愿者义务地将境外信息源源不断地投送到你的电子信箱，令你目不暇接。就是说，专制的墙壁被凿开一个洞口，外界的光亮照射进去，里边的受益者就会产生扩大这个洞口，进而推倒这面墙壁的欲望。
西方的谚语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民主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从1989年那场震撼天地的民主运动使我们拥有这种信心，从1978年西单民主墙以降的民主运动再次使我们拥有这种信心。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会有的，中国的萨哈罗夫也会有的。统治阶层越来越混不下去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会有的。“民主与专制的百日迷途”肯定会由我们自己予以破解，西风东渐的大趋势一定会在东方这个大国得到应验。
2012年11月30日
民主与专制之争由来已久，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这一趋势，追根溯源，早在13世纪即已开始，萌生于英国。1215年，英国议会通过《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守法，“王在法下”成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准则，这是对国王的无限权力的有力制约。还应看到，当时存在的“议会”这种议政形式已经突破了“朕即国家”的王权观念，使新兴的“市民”（资本主义的代表）有了挤进“议会”表达自身权益的机会。1265年召开的议会，与会者为教会贵族代表、世俗贵族代表以及市民代表，他们共同参政、议政，作出的决定具有权威性，使贵族与市民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国家权力。王权被如此分解，当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比如，1295年议会通过决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由此确立“不承诺不课税”原则，议会权力之大，由此可见。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扩大，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矛盾日益深刻与尖锐，乃至达到彼此血战的程度。1642年和1648年，国王和王党分子两次挑起内战，企图血洗革命力量，但都被克伦威尔率领的革命军击溃。此时，愤怒的群众一致要求处死国王，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不过，形势并没有因此安定下来，查理王子趁国内权力不稳而从国外回到国内，复辟了王朝统治，称查理二世，他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更是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因此，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决定给复辟者以致命打击，他们在国会内的代表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1688年政变，迫令詹姆士二世下台，史称“光荣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结成联盟，胁迫国王放弃权力，英国实行虚君共和，建立君主立宪制。1689年国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硧规定国王只能在国会授权的条件下作为王权代表的象征而存在，国王不管政务，不决定国家政策，成为“统而不治”者。1701年国会还通过《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王的世袭制程序，不得违背，对王室财产收入及支出也作了严格规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么确定的――通过内战，又通过立法，暴力形式与和平形式相互交错，终于建立了民主代议制的新制度，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给予国王家族以安适和优裕的出路，减轻了王权与民主的对抗性。
一种新制度诞生，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需要上升到理论上予以阐释，以为后世尊奉的法则。秉承这一需要，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阐明在人权平等基础上确定不同成员社会地位的必要性；詹姆斯•密尔肯定代议制民主，认为代议制是实现民主的最好形式；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制约论”，呼吁“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洛克申述“分权说”，提出立法、行政、对外和战三权分立（孟德斯鸠将其完善为立法、司法、行政共立）；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鼓吹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而赛亚•柏林和霍布斯则界定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至此，自由主义成为张扬个性、抗衡专制的哲学观念。这些深厚的理论著作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世界上第一座民主丰碑立体化地挺立在那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之后，欧洲大陆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是革命爆发的标志（7月14日因之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国庆日），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它宣告天赋人权的理念是不可动摇和不可剥夺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它宣告主权在民的原则，“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它宣告“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它宣告无罪推定论，“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它宣告保障私有财产权，“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它宣告公民有权查税，“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有权“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它还宣告公民权利的种种要求，包括言论、集会、结社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和享受社会保障权，“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等等。这些人权理念不仅当时是对抗王权的有力武器，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现实意义，依然是应该努力追求的标的。可以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对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
此时，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党成为组织工人要求改善生存境遇、争取民主社会的劲旅。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从1913年起该党主席是艾伯特。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的水兵、士兵和工人起义，这一火种迅速传递，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享索伦王朝统治，德皇逃往荷兰。11月1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以艾伯特、哈阿兹为首的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布了施政纲领，包括“取消对集会、结社的限制，废除检查制度，人民言论、信教自由，大赦政治犯，恢复劳动保护法令，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行所有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参加平等、秘密、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表示了该政权引导社会实现公民权利、走向民主的决心。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1150.9万张选票，占总票数37.9％，拥有39％的国会议员席位。独立社民党获得5％的国会议员席位。在普选基础上，艾伯特被国民议会选为联邦总统，总统任命谢德曼为总理，社会民主党开始上台执政。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不仅有国民议会这个权力机构，还有与之对峙的权力机构全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后者吸纳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参与论政，其决议亦付诸实施。两权并立，各不相让。在权力的这种抗衡中，显示着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是必须关注的。一种倾向是认定民主主义与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对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以民主取代王权，建立代议制民主制度。另一种倾向是认定英、法、德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成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必须以社会主义取代这种资本主义。这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认识：欧洲社会是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艾伯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坚持前者的判断，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德国共产党坚持后者的判断。此后的历史进程证明，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蓬勃发展时期，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认为它的作用（尽管出现了垄断的苗头）已经消耗殆尽的观点是大大超前了，超左了。
超左的理论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他凭借这部著作发动十月政变后，就大力鼓动周边国家发生政变，成立苏维埃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以为将他的“革命”向外输出，就可以实现“世界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世界革命”。这种脱离现实、不具条件的措施只能导致失败：1918年芬兰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只存活103天，1919年德国出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只存活32天，同年，匈牙利组建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存活133天，匈牙利政变武装越境到斯洛伐克拼凑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存活14天。这样，列宁拟议的“世界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就黯然告吹。但他不死心，还有另一条发动“世界革命”之路：1920年数十万俄国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率领下进攻波兰首都华沙。列宁同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法国代表说：苏维埃军队到了华沙，不久，德国就是我们的，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对此，他满怀信心。但是，俄军兵败华沙城下，列宁拟议的“世界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再次无可奈何地宣告失算。
历史本来是按照如下的路径运行的：先在英国，继在法国，再接德国，然后传往俄国，显示西风东渐之势，不料却在俄国遭到挫折。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本是指向民主共和的前程，列宁发动的十月政变将这个前程堵死。俄国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列宁却不顾限制而野蛮夺权，他寄希望欧洲革命能够起来给以援助，但如上所述，若干仓促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均转瞬即逝，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追求终于落空。强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在具有沙皇统治深远传统的俄罗斯，只能搞出“兵营社会主义”，只能产生比沙皇还残酷、还凶恶的暴君斯大林。历史在苏联停滞74年，陷入黑暗74年，当然，也是冲破黑暗的74年，酝酿觉醒的74年。群众的醒悟是通过嗅觉灵敏的知识界体现的。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接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指出：“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他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特征。苏联“氢弹之父”、被称作“为共产主义掘墓的伟大先驱”萨哈罗夫在接受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指出：“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它两个。”他揭示了人权对苏联的重要意义。正是萨哈罗夫成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的启动者之一，正是萨哈罗夫促成苏联最早一批民间政治组织的成立。1988年14个城市的150名代表集会，成立民主联盟，展开争取民主的活动。同年，25个团体代表集会，成立莫斯科人民战线，要求进行激进的改革。革命之火在苏联点燃了，星星之火逐渐燃成熊熊烈焰。从一批独立政治组织积极活动，宣扬民主，发展到1991年莫斯科广场高呼“打倒苏共”、“审判苏共”的口号，围观者群起呼应；从萨哈罗夫被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失去自由，发展到克格勃门前第一任契卡头子捷尔仁斯基的高大铜像被拉倒；从红军于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德水兵的“叛乱”，发展到1991年配备尖端武器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攻占议会白宫的命令，军队从镇压反叛到自行反判；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致党员大批退党，掀起世界性反共风暴，到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产党停止活动，再到戈尔巴乔夫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揭开斯大林统治黑幕，这一切最终导致苏共自我消亡，苏联自行解体，74年的社会扭曲终于得到校正。历史重新迈开脚步，西风东渐的趋势从新生的俄罗斯向东方转移。
中国是东方大国，又是封闭极严的国家。2200余年的皇权统治在它的社会机理中留有深刻烙印。当英国实现君主立宪制时，中国的雍正皇帝正在他的家天下中推行“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当英国倡行议会制民主时，雍正皇帝却在大施文字狱，血洗成千万的士人心灵。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奉天承运”本是神化皇权的说教，后来被中国的共产党引为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天条，中共的专制统治被美化为“历史的选择”，中共党魁毛泽东被美化为“天神临世”。在这样的国家，外界的民主信息一律屏蔽。不用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不得露面，就是轰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也被密封，对悄悄译为中文的披露者则以“自由化”之名施以刑罚。对外界的反共声浪，邓小平的对策是：站稳脚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即不露声色地以不变应万变。对国内自发的维权活动，邓小平的回答是：中国不能乱，不能“乱哄哄”。对1989年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腐败运动，邓小平悍然调动20万大军血腥屠城，统治者青面獠牙的恶像因此一揽无余。对中共过往的罪恶历史，不准披露，不准议论，不准评价，不准批判，企图让人们忘却，不予追究。这样，中国的对外对内就只有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在活动，专制的枷锁紧紧地箍住万民喉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士人提出严正质疑：“走了一百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目标？”要求破解“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显然，历史的脚步在这个东方大国停滞不前，西风东渐的大趋势在这里遇到严重阻扼。
对这种形势感到悲观是没有必要的。既然苏联产生过“民主联盟”、“莫斯科人民战线”这类政治组织，中国也具备产生此类组织的同样土壤。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形成自由论坛，这里诞生了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的民主化，就是“社会的一切权力将以民主的方式归于劳动者全体”，这里还诞生了由任畹町主持撰写的《中国人权宣言》，共19条，诸如“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要求彻底铲除神化迷信和偶像崇拜”，“要求组成有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公民委员会’或‘公民院’作为（全国）人代会的常设机构，参加议政和表决，对政府实行监督”。这一时期民主墙言论的锋芒所向，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声讨中共一党专制的悖谬，指证以民主取代专制为时代的要求。这些自由的言论又凝结为不同的期刊，1978年至1981年北京出现50余种民办期刊，如《探索》（魏京生主编）、《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等）。影响所及，各地也出现民办期刊，天津有《渤海之滨》（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有《理论旗》（牟传珩）。据不完全统计，有127种民刊散见于26个大中城市。各出版物的合作者团结一致，实际上构成社团的雏形。循此继进，则诞生了民间团体。北京成立的“解冻社”，要求“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上海成立的振兴社（民主讨论会），指出“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表示“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指出“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这些尖锐的、犀利的主张对当时沉闷的中国无异于一联串春雷爆响，声震天地，极大地扩张了人们视野，震奋了人们反暴政的精神。从社团又发展为组织政党。1989年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拟制了自由民主党党纲，宣布该党诞生，并招募党员，“一年不到，我们就招募了近300人。”随即开展活动。1991年十一、元旦、春节期间，发动党员印刷、张贴、邮寄、散发了大量揭露统治者残暴、传播民主政治的文章，取得良好效果。据该党党员、民运人士刘京生回忆，中国自由民主党党纲的核心是：“彻底抛弃共产党，不对它抱有任何幻想，不指望它会循序渐进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计划“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建立独立于当局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同时，“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与民主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这是民主墙的普照之光结出的令人骄傲的硕果，是透过“六四”屠杀的恐怖之网开出的第一支迎春花。与中国自由民主党媲美的则是1998年开始在浙江、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筹备或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该党1998年6月25日于杭州发布的宣言称：“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政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的产生在中国的民主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的英勇奋斗事迹令人永刻心田。当然，应当看到，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是不允许异议和异党存在的，他们必然要剿而灭之。所以，民主墙存在仅一年就被明令取缔，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重要成员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王国齐被分别判处20年、17年、15年、11年徒刑和分别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中国民主党的各地组织被压至地下。他们同中共专制统治的英勇搏斗是令人敬佩的。在法庭上，他们正义凛然地高呼：“打倒共产党！”、“自由万岁！”反专制、争民主的呐喊将永远回荡在人间，催人奋进。
其实，当局最害怕的就是反专制、要民主的呐喊，千方百计企图使之消声。针对互联网传送信息敏捷、交流互动迅速的优势，统治机构不惜花费巨资，引进国外技术，建造“金盾工程”，监视和控制民间活动。它可以监听固定电话和手机通话，可以监控网络活动（了解你访问哪些网站、接受和传送什么信息、发送什么文章、保存你在网上的聊天记录、扫描你存储于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还可以过滤封锁境外资讯来源，强制你安装能够控制你的电脑活动的软件，甚至向你的电脑发送木马或病毒。这项“金盾工程”拥有数十万专业人员昼夜从事干扰、监控、审查和封锁公民的电话、互联网和其他信息传输活动。他们以为如此严厉的措施就可以使中国沦为无声世界。岂不知，世间事物总是一物降一物，你有“封锁”，必有“反封锁”出现。因此，在群众性的互联网活动中，现在大约有1／5的人可以自由地浏览被官方屏蔽的信息。有志愿者义务地将境外信息源源不断地投送到你的电子信箱，令你目不暇接。就是说，专制的墙壁被凿开一个洞口，外界的光亮照射进去，里边的受益者就会产生扩大这个洞口，进而推倒这面墙壁的欲望。
西方的谚语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民主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从1989年那场震撼天地的民主运动使我们拥有这种信心，从1978年西单民主墙以降的民主运动再次使我们拥有这种信心。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会有的，中国的萨哈罗夫也会有的。统治阶层越来越混不下去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会有的。“民主与专制的百日迷途”肯定会由我们自己予以破解，西风东渐的大趋势一定会在东方这个大国得到应验。
201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