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在开篇之前请允许我向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雄默哀，向现实中仍然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前辈和同辈致敬！
本人于2012年6月至2012年8月在全国的十多个大中城市就中国的民主事业拜访了很多民主斗士，聆听了多位学者和志士的高见，还有草根民主人士的一些想法和诉求，深深为当下战斗在一线的民主人士的艰辛而揪心，也为中华民族的民主之路如此艰难而痛心，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难，中国的民主事业一定需要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去奋勇推动向前行。独裁政权在中国延续一天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灾难多增加一天，那么如何以更快的时间，更少的弯路，更小的牺牲，赢得民主转型的成功，需要我们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思考和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而借鉴外国民主成功经验和正确评估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就是民主人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所裨益。
首先我要谈一谈五个“不可能”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可能是“俄罗斯模式”；在今天无论是民运界还是普通国民都普遍认为中国民主的成功应该是俄罗斯模式，认为只要有突发事件，人民一上街，军队不镇压，国家就会分裂，中共高层也会走出像叶利钦式的强势人物，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我们现在姑且不谈论当下的俄罗斯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只要憋足了劲到时上街就好—–我只能遗憾的说有危险的情况下要中国人大规模上街好难，而希望中共不镇压就是难上加难，中国也不存在分裂的可能，当然像叶利钦这样的强势人物却大有存在，只是这些人不是想成为叶利钦而是想成为毛泽东第二（薄熙来之流），下面就此进行具体分析。
（1）民族性格；俄罗斯这个民族不管你讨厌还是喜欢，你首先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善于纠错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彪悍且有血性的民族，而中华民族不能说她不伟大，不够聪明，但由于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的驯化，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血性荡然无存，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人‘赫得’曾经这样说；中国人被奴化教育了二千年，他们血管里的血早已冷却。而今天的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加上一句；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被高压洗脑和暴力的肉体摧残，血管里的血已经冷却得凝固了。血性的俄罗斯民族敢于主动上街而血已经凝固的中华民族要他们完全‘主动’大规模的上街是没有希望的。
（2）国家结构；前苏联是由众多加盟共和国组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不断滋生着民族主义分裂情绪和民族独立斗争，而当时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俨然已经成为了独立国家，因为当时加盟共和国的实权基本掌握在该民族自己手上，分裂的土壤一旦形成就决定了动荡的俄罗斯走向分裂，而中共则不同，从表面看是铁板一块，虽然有所谓的藏独疆独势力，而该地方的管制权完全在中共手上，也就是说这二股势力完全不能跟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实力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中国也就不可能因为分裂而走向民主了——当然还有一种谬论就是说中国民主成功以后会分裂，那么我们看看世界上有没有那个国家因为民主了而走向分裂的先例—是不是看不到一个？但我们却能看到有些国家因为独裁暴政而分裂，只要中国实现民主就应该没用各种分裂势力了，由此可以断言；中国的民主不会在国家分裂中产生，更不会因为中国民主了而分裂—–说中国走向民主就会分裂是中共为了延续他们的独裁编造的谎言。
（3）政权的罪恶与顽固；前苏共政权虽然双手沾满了民众的鲜血，但对俄罗斯本民族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大规模的屠杀和有计划的饿死，也就是说苏共不用太顾忌被民众清算，而中共执政以来对汉民族的罪恶甚至要远远大于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罪恶（因为中共有特别优待少数民族政策），远的不说1958到1962年中共至少饿死3000万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官员被饿死），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共又至少斗死4000万普通中国人，1989的‘六四广场血案’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基本死亡数字，中共一路走来一路都沾满着累累血债，这样的一个政权怕被人民清算当然是他们永远的心病，也就决定了他们堡垒的顽固性和坚固性，当然还有他们集团的残暴性，指望这样的非人性集团在人民上街反对他们时会放弃血腥镇压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吗？‘8964的广场血案’不就给所谓的和平运动上了血腥的一课吗？
第二；中国大陆的民主成功不可能是台湾模式。
大陆和台湾同根同源，由此很多可爱的大陆人民就期盼着大陆也走出一位像蒋经国一样的伟人，几乎不用流血就带领大家走向民主，当然以前我也是可爱的人士中的一员，做梦都希望大陆能够在我不知不觉中有选票了，尤其看到2012年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同台辩论的一幕更是让我动容落泪，然而冷静下来想想就知道我不过是南柯一梦，自作多情。
首先台湾的民主到来并不完全出于蒋氏家族的自愿，也是台湾人民舍死忘生抗争得来的，比如1970,4,24的黄文雄在美国刺杀蒋经国未遂案，就让当时的蒋经国感到深深震撼和害怕，过后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传记里的记录），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1979,12,10的美丽岛事件把台湾的民主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再者台湾的宪法规定本身就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大陆说地区)。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血债，他们就无需考虑民主以后被民众清算。中共就不同了，他们的宪法里就明文规定中国是一党制的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共双手沾满了太多人民的鲜血决定了他们堡垒的残暴性和顽固性，还有就是中共的体制具有邪恶的惯性，这个体制就像茅坑里的臭水一样一旦进入就会又臭又硬，我一个体制内的朋友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他也有一官半职，所以会经常开所谓的党员会议，他说他们经常是五个人开会，而他们的工作又很清闲就会提前到达会场，没开会之前大家就会聊聊天，在聊天的时候大家看起来就是人，说的基本是人话实话，有时甚至会跳起脚来骂体制的腐败和中共的残暴，彼此不会有什么顾忌和防备，但一旦进入开会状态，每个人马上就不是人了，好像被魔鬼附体，说的话当然也就不是人话和实话，他说由此看这个体制太邪恶太可怕了，这样的体制是走不出蒋经国这样的人物的，即使有想成为蒋经国的人也会被这个体制碾碎。
第三；中国民主的到来不可能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而达成彼此妥协，民主说来就来，一蹴而就。
在北京有人给我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晚上一觉睡醒早上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通知自己去选举。这幅蓝图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当然稍微想想也会觉得可笑，大家不要笑，这种观点在北京的民众中很有市场，他们的论断是中共高层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最后彼此不得不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大家作出决定—在中国实现民主，这样他们就不用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好事呢？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就知道。试问从中共建党开始他们什么时候没有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按照他们毛祖宗的理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从批陈独秀开始，到剥夺张国焘的军权，假借日本人害死刘志丹，斗倒刘少奇，毛泽东死后他们党内的斗争，到今天囚禁薄熙来。请问他们那天停止过内斗，而斗来斗去斗来了中国的民主没有？请问他们那一次的斗争不是以牺牲国民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请问他们斗争胜利一方胜利以后的口号是不是永远都是“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一个朋友说得好；独裁政权就是一群狼，普通民众就是一群羊，狼确实会为争夺统治权而斗得你死我活，但他们的内战却不会给羊带来一丁点好处，甚至因为他们斗得太累，还会多吃一些羊，记住狼永远是要吃羊的，羊指望狼发善心当然就是一群蠢羊—–这种所谓的中共高层内斗将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说法只不过是那些不愿也不敢为中国的民主付出的人的消极等待的借口。
第四；中国的民主成功不可能仅仅靠拉拢和策反中共高层就能到来。
首先，要承认中国民主的成功肯定需要体制内的高层站到民主阵营来（尤其是军方高层），那么拉拢和策反中共高低层当然就是民主系统工程中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假如把民主的成功完全寄托在拉拢和策反的基础上可能是一厢情愿了，也太过高估了拉拢和策反工作，纵观世界民主运动史和民主成功史，有那个国家是仅仅依靠拉拢和策反工作而成功的？其他国家没有先例以中共之顽固就更没有可能了，中共官员不但顽固还有他们无所不在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从他们的面子到里子无所不在的——首先从面子看他们官威十足，作威作福，威风八面，进出前呼后拥，完全满足他们做人的所谓尊严，再者从里子看哪个中共官员的家族不控制国企的某一部分垄断资源，个个家财万贯富可敌国，我们姑且不说民主事业本身对他们有风险，就是他们安安全全的帮助我们迎来民主，难道他们不知道民主以后就意谓他们的“官威十足，日进斗金”的日子也将一去不复还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民主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实，由此他们的心态就是既不想放弃既得利益，也怕民主到来的时候给他们带来清算，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做法—独裁制度他们能坚持一天就是一天，能拖一天就是一天，他们的利益能保一天就是一天，只有当他们看到如果他们不站到民主阵营将有可能被民主力量消灭的时候才有可能反水，由此可见民主人士的拉拢和策反工作能做到不让他们死扛到底就是很大的成功，要指望他们对民主事业有决定性的贡献就太难了，民主人士要知道；没有实力就永远没有资格和对手谈条件，只有民主人士把力量做大了，我想策反工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
第五；中国民主的成功不可能主要是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共当局的压力。
当下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共当局因为面临强大的国际压力，同时因为中共官员的子女基本都在国外，所以中共看西方的眼色行事，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强烈要求中共当局进行民主改革的，所以中共当局会慢慢的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的康庄大道，国人只要翘首以待就好——我以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梦到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要说独裁政权面临的国际压力有谁能和现在的叙利亚和朝鲜相比？请问这二个国家的当权者会因为国际压力而屈服进行民主改革吗？中共“8964血案”以后面临的国际压力比现在大的多的去了，请问当时的中共进行了民主改革吗？何况现在的中共比以前的中共更有资本和西方打交道—–用钱收买。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欧盟可以用，非洲可以用，三公消费可以用，官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普通的中国人不能用。——跟腐败的满清慈禧太后如出一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再看看吴邦国的“五不搞”，周永康的“四抵制”，就知道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们将来和现在一样，他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延续他们的独裁政权。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民运界的三个误区。
第一，中国的维权运动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我所尊重的“德先生研究所”的张辉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运动”，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民主人士在默默的做作维权的工作，特别是维权律师的加入更增加了这支队伍的分量，确实可以说民主人士把维权运动看成了当下的民主运动，所以这支队伍浩浩荡荡，越来越大，比如以许志永为代表的“公盟”提倡的教育公平权（教育维权），于建嵘老师的帮助上访户维权，在此我要特别谈谈成都的草根维权大师、号称“驯兽师”的陈云飞先生（他已经是名人所以曝光应该不会给他带来伤害），他放弃了体制内优裕的工作，现在的他每天骑一台电单车，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红卫兵工作包（原本红色字体的‘为人民服务’被他涂成黑色）到处跑来跑去帮助各式各样的上访维权户，因为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同时把他的时间基本都给了上访维权人群，所以他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见，当然像他这样的人也一定是不受中共地方政府欢迎的人，所以被关黑屋子就成立家常便饭，就是他出生地的家中共地方政权也是不容许他常住的—–他不得不到处租房子住，而他租房子的租期一般不能超过十五天就会被“驱逐出境，就是这样艰辛他还是坚持做作维权工作，他的行为确实让我佩服万分，首先我们要对他们的工作表达我们的尊重和肯定，其次我们也应该对维权运动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估，这样才更有益于维权运动最大化的去推动民主运动。
维权行为一般只在独裁国家存在，因为独裁国家权大于法，在民主国家也有维权，正确的说他们叫确权，因为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此我们不多说）独裁国家首先剥夺了国民的最基本权力—自由权和平等权，比如我们就没有说话的自由（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人太多太多），还有就是没有行动的自由（比如我们就不能随便进入政府大院），当然我们也不是人人平等，所以我们遇到官员要让道，见到官员要点头哈腰，还有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民不与官斗，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民众和官员是不平等的——而平等权和自由权在我们中国几乎是没有民众会去“维权”的，因为民众就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民众对平等权和自由权基本是麻木的，这是因为中共对国人的长期洗脑使民众不知道有“天赋人权”这一说法，中国人对“无行”的权力不去关注不代表对“有形”的权力不去争取，而在一个强权的独裁国家既然能剥夺民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力（无形）当然也就能剥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有形）—–在中国目前的维权指的就是后部分，民主权力就包含无形和有形的所有权力，民主运动指的所有民众对所有合法权力都要得到的运动，维权运动指的是特定民众对特定利益的诉求，可见维权运动隶属于民主运动大家一定没有异议。
目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大多指的是民众对土地权的诉求（就是现在的强拆，究其原因就是中共与民争利的结果）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教育权和环境权的诉求（在此我们就不一一罗列），而其中对土地维权的诉求占绝大部分，而现在民众采取的维权方式不外乎三种—-法律方式，上访方式，街头抗争方式，在中国权力决定一切，法律形同虚设，维权人士走法律路线的就少之又少。在中国人们是没有集会自由的，街头运动就是维权人士想走而不敢走之路，所以来说维权人群就只有选择走上访之路，而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就有必要使人们永远对他们抱有希望—-他们就设计出“信访办”这个画饼，当然信访办也不完全是中共发明的，早在二千年前左右的汉景帝就有“诣阙上诉”，宋朝的开封包公府就是接待全国人们的信访办，清朝时有“京控”，当时最出名且成功的维权人士当属杨乃武与小白菜，中共和封建王朝的“信访”基本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更具欺骗性，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维权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既然二千年的维权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那么今天民主人士把维权运动的当做民主运动的全部来做就不能不说这是对维权运动太过高的一个定位了，当然中国近几年的维权运动经过高人的打造不是中国二千年维权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时期能够相比的——今天维权队伍之庞大我相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支队伍中绝大多数以妇女和老人为主，也就是说想把这支队伍打造成有战斗力的队伍不一定尽如人意——但这支队伍在拖垮中共，疲劳中共，搞臭中共等等方面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群体可以做到的——我分析未来在推翻独裁的中共最大的三股重要力量：维权队伍；公益组织；地下教会。未来维权队伍一定是推翻独裁运动的发起人，随着跟进的队伍和对中共形成绝对打击力的队伍却应该是公益组织和地下教会，现在的维权运动起到的作用有；启蒙公民意识，吸引中共注意力，模糊和疲劳中共的战斗力，掩护其他民运队伍的建立与壮大——可见维权运动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或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维权运动绝对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在中国所谓的民主运动其实就是打造队伍去推翻中共的运动），现在的中国民运资源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太有限了，而因为把维权运动过于夸大就出现以下错误后果；现在的民运资源全部投入到维权运动而忽略其他力量的打造，现在的做其他工作的民主人士因为在短时间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效而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和热情，还有就是做维权运动的都在明处，也就过早暴露了一些不应该暴露的民主人士——所以民运人士完全有必要做好维权运动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其他力量的打造。
第二；今天有意于民主事业的公民就应该高调加入民运队伍。
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是自从有人类出现以来最暴政最邪恶的黑暗时期，中共对待国人在肉体上进行消灭，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在知识上进行愚化，这样的一个邪恶政权自从他的建立当然也就伴随着有识之士对他的反抗，然而反抗了92年他们却坚如磐石这就不得不检讨我们的方式—–我们就来探讨当下有志于民主的人士是应该高调切入好还是低调参与的好？很多有志于民运的人士认为民主事业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就应该高调切入，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见不得人，这样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民主事业，中国的民主就会早日到来。首先我们承认民主事业是光明磊落的伟大事业，是当代地球人都应该追求的崇高事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民主的敌人是谁—–是中共，是一个谎言加暴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可以制造各种理由消灭你，也可以制造各种谣言打击你，批到你——颠倒黑白是他们的一贯手段，艾森豪威尔曾经说；“共产主义者曲解任何向他们挑战的信念，特别是歪曲真理与事实。”看看他们在“8964广场血案”后是如何中伤学生运动的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无耻，无良和谎话连篇了。中共政权在1990年以前对付敢于直接反对他们的人一般是在肉体上消灭，1990年以后大多课以无期徒刑类的重刑或者驱逐出境，次者也会被他们送进监狱，出来以后也是终身软禁—比如林昭张志新被他们挖眼割喉的方式残杀，方励之，还有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等等被驱除出境，秦永敏成了坐牢王，反共猛将彭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他们送进监狱，即使没被他们送进监狱他们也不会容许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还有就是封查你的银行账户，让你生不得生死不得死，所以在中国已经暴露的民运人士都是妻离子散的——我们且看看下面二个案例就知道他们是如何的丧心病狂，中共是多么的黑暗；在成都有二位大姐因为在审判刘贤斌时等待在法院外想最先知道审判结果，而“结果”是中共判了她们每个人六个月的牢狱，而中共实在找不到把她们送进监狱的借口，就捏造他们逃了一次公交车票（每人一元钱）的理由作为犯罪依据，还有也是在成都一位维权律师中共为了惩罚他帮助民众的维权行为，就找了一个他信用卡还款晚了七天的借口送进监狱122天—–一句话中共就是要把反对他们的人彻底打趴永远不得翻身，面对中共这种极端邪恶无恶不作无所不敢为的残暴政权，高调民主可能就意味有限民主——这也是当下民运人士的真实处境。
我们要感谢和尊重高调民主者，因为有他们在中国民主之火才没有熄灭，才有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走出，但是因为他们被当局打压和监控，他们也就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就失去了他们为民主做更多事情的机会。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人士是稀缺资源，那么每个民主人士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多作用当为第一前提—-而这个前提的条件就是没有失去自由，所以我以为在中国不但需要高调民主人士同时需要更多的低调隐蔽民运人士，只有那些没有失去自由的隐蔽民运人士暗中帮助解决高调民运人士的切实困难，暗中积聚资源和打造力量才能更有益于我们的民主事业。
第三，民主人士认为既然是民主运动就应该采取完全民主的方式来开展民主工作。中共统治中国依靠谎言加暴力，其中之一就是完全禁锢人民的思想，所以在中国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往往是能够有机会接触国外和阅读国外知识的阶层，同时这些人一定是具有独立思考，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估的一群人（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公知），那么这群人当然也是思想最活跃，个性和想法最独特了——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来了；谁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且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做老大——所以，现在的中国民主生态就是一盘散沙，因为民主人士认为既然是民主运动就应该各有各的想法和各有各的做法，民主人士就不能集中管理进行运动（这样有悖于民主精神）。还有就是认为不能有所谓的领袖，英雄一类的人物，不然民主成功以后又会像中共一样走向独裁。当然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再者就是中国人被邪恶的中共的独裁统治到心有余悸，我们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存在的理由，但这种思想和做法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确实有害无益的。
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民主事业的现实就是经过几十年民主人士的努力累积起来的。现在，民主力量还非常弱小，当然首先是源于邪恶中共的残酷镇压与打压；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主人士内部不团结，谁也不服谁，不互相呼应和帮扶有很大关系，甚至还有民主人士互相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事实存在—-而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中共，中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讨不讨厌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最会做普通大众工作的政党，同时也是拥有核武的强大暴力力量的残暴政权—-本身民主力量如此弱小对付的敌人却时如此强大，假如民主人士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怎么和他们斗争，至于说怕民主成功以后从民主运动的领袖和英雄中走出独裁者那完全是杞人忧天，果树没栽就考虑果子怎么分的可笑想法，且不说独裁已经没有市场，我们也可以对照其他民主成功国家的经验看——曼德拉是不是南非的绝对民主领袖，南非民主成功以后曼德拉成为独裁者了吗？近看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他们那个国家民主成功以后出现了独裁者，倒是我们应该警惕俄罗斯的翻版在中国上演，因为前苏联的民主力量不够强大，所以才会走出普京这样表面是民选总统实际上的独裁者不伦不类体制，所有这一切说明只有我们民主力量强大到能够彻底砸烂独裁体制才不可能再次走出独裁者，民主勇士们——我们都知道“人心齐泰山移”，“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那么就让我们团结起来，联手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吧。
中国的民主运动要成功必须确立以下面“四个必须”为前提：
第一，中国的民主人士必须坚定民主必胜的信念和向普通大众输灌“民主必胜”的信心。信心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有决心和勇气做某一件事的前提条件，民主人士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与邪恶，本身的生活是如此的艰辛，斗争是如此的残酷，没有民主必胜的信念支撑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民主人士在普通大众中开展民主工作假如不能向大家输灌民主必胜的信心民主工作也是没有可能开展下去的—–即使能够开展下去也一定是不成功的——孙子兵法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同样我们民主必胜的信心不是鬼神告诉我们的，也不是从事情的表面看到的，更不是想当然以为当然，我们民主的必胜信心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现状的事实分析，下面就是我们民主必胜的事实分析。
（1）国际形势；当前有一个说法就是独裁69年宿命（金正日1942–2011，卡扎菲1942—-2011，萨达姆1937–2006他们都是69年死亡），按这个说法1949年到2018年为69年，也就是说我们到2018就应该有选票了，当然这个说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取于鬼神，象于事了”我们可以把他作为偶然而不是必然事件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独裁必然灭亡，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趋势与潮流，而今天的世界政治时代就是民主时代这是现实，谁都无法用谎言掩盖，今天的地球上有224个国家与地区，而真正的独裁国家只有几个：中国、北朝鲜、古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行将就木，伊朗虽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他们的总统是民选的），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实力是完全可以分庭抗争的，仅仅二十年民主大潮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掉了不得人心的残暴的独裁政权，特别是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更让当代人看到了民主大潮的势不可挡，民主力量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怎不让我等民主人士荡气回肠，血脉喷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独裁国家阵营以前苏联为老大，今天的独裁国家阵营而以中共为马首是瞻，只要中共灭亡了，其他的古巴朝鲜自然土崩瓦解，所以世界上的民主力量的所有矛头就已经针对中共这个邪恶政体，中共是我们大家都认同最邪恶最坚固的堡垒，但中共想以单个之力量抗拒民主大潮岂不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假如我们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力量比是40比60的话，今天的力量比就应该是5比95了，短短二十年独裁力量就消亡百分之三十五，照此计算独裁势力以每年百分之二的方式递减（以此计算2015年前这三个独裁国家将会被推翻），我们知道中共确实强大（拥有核武，导弹），也知道他们确实邪恶与顽固，那么我们把推翻他们的时间再翻二番够不够—–我说一定够，他们的独裁寿命不会走过2020年。
（2） 国内形势；我们从政治形势，经济，思想管控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A)政治形势；现在的中共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官民严重对立，贫富分化达到民众容忍的极限，人民已近怨声载道——我们以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为例，已近披露他的贪污款项为200亿人民币，而我们以在全国来说不算偏低的人均年收入三万六千元计算，假如一个人一生上班35年，一生的总收入为一百二十六万，我们得出的计算结果就是刘志军贪污的款项相当于15873个普通中国人一生收入的总和，看看这个数字是多么恐怖，当然我相信还有更恐怖的腐败数字只是没有被我等平民知道，已经公布的刘志军有17个情妇，而现在中国至少有3000万光棍—在中国大概有八千万访民，有一千万左右是长期上访户，而有一百万是专业上访户，中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大概三十万起，而一千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不少于十万起—-以这组数字就知道在中国官民矛盾是对立到何等地步了，现在的中国是火山口随时有可能爆发，而中共高层他们也知道—–他们拼命贪污就是为他们跑路做好准备，在中国处级以上官员的家属有几个不移民到了国外，特别是近几年的富豪移民潮就知道他们对中国是多么没有信心—–无论是中共官员还是富豪他们的嗅觉比普通大众是灵敏的多的，当他们愿意舍去国内一切跑路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B)经济形势；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的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表面看到的是中共大量的购买美债，也不少购入欧债，既大把的把银子撒向非洲，又拿大把的金钱讨好金氏王朝，所以大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应该还是不错的—-而我认为这不过是中共为了延续他们的独裁生命，，不顾死活的盘剥中国人民的血汗财富（看看中国的高税费和低廉的工资就知道），而抢夺来的财富除大部分被他们分赃外就是拿去讨好他人，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人们却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所有经济光鲜的背后都掩盖不了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事实，近几年的企业倒闭潮和企业主跑路潮就知道经济崩溃的预兆已经显现，再者每年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和贪污款项（报道说大概此二项每年四万亿我是不信），再多的财富经得住他们几下折腾？现在有一个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中国的地方财政赤字已高达110万亿，而中国2011年的GDP为458217亿元，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看看这几组数字就知道这个窟窿有多大。中共以前采取的是高税收和土地财政来填他们的财政窟窿，企业的大量倒闭他们的税收是不是会大量减少？同时土地也被他们卖的差不多了—-从现在开始他们拿什么来填这个窟窿，我所知道今年就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就不能按时发放，我预判中国的经济大崩溃大概在2014—2015年，到时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必然会更加残酷的盘剥人民，到时官民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民众的生活必然更加艰难，人民反中共行为必然会更加猛烈。
(C)思想管控；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其独裁政权的二大支柱是谎言和暴力，而随着当代信息的发展，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和翻墙技术的出现让他们的谎言将越来越无处遁行，虽然他们用新闻联播（已经被叫成谎言联播）等新闻媒体天天给民众洗脑，但我相信人们相信他们谎言的日子在一天天减少，现在在中国被他们的谎言所蒙蔽的人大概占七成，而在三年前大概占九成八，我想三到五年以后被他们谎言蒙蔽的人就只有一到二成了，当他们的谎言完全被戳穿的那一天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他们的开始。
第二，必须确立民主运动就是一个做“人”的工作的运动。
中国民运界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中共会屈服于民众的呐喊，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仅仅是一场“公知”的运动，或者说是“公知”帮助民众得到选票的运动，所以到今天为此民主运动可以说还没有跳出“公知”运动的圈子，那么今天的民运队伍还是这么弱小就不足为奇了，假如不能把民主运动看着全民的运动，假如不能把这场民主运动推广成全民的运动，那么就注定了这场运动不是一场成功的运动，即使所谓的民主成功了，也会像俄罗斯一样从体制内走出普京式的强势人物，表面上是民选总统实际上是独裁统治，假如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中国人之麻木那就真不知道真正的民主到来在哪个猴年马月了——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宗教运动还是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发动人”“组织人”从而“引导人”追随的运动。所以中国的民主事业要成功一定要跳出“公知运动”的圈子，要把中国的民主运动推广成一场全民的运动，那么做“人”的工作就是民运人士的头等大事第一要务。
> 我有幸能经常和民运界的朋友聊天，偶尔会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假如你号召大家上街，估计能号召多少人追随你？可以说没有一位民运人士有信心回答能超过一千人，艾未未在中国公知界的影响应该是排前几位的吧，我记得前几年因为强拆问题他号召艺术家上长安街游行，也就几百人愿意追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影响应该大吧，然而在审判他的法庭外又有多少人为他呐喊助威—–而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民运人士忽略最重要的一件事——做人的工作，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工作，可以说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停留在理论阶段，按中共的说法就是理论还没有和实践相结合，比如说《08宪章》的签署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志永的公盟以法律界的人士为主，所谓的理论和实践没有相结合就是在这样的队伍中普通大众太少太少。没有大量的民运人士去做艰难的基础工作，也就是基本盘的工作，不把民运的人群做的足够大，拿什么资本和邪恶的中共抗争。
前苏联流传的一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位警察对民众说，“假如你们十个人上街我们就抓住你们其中的几个去劳教，假如你们一百个人上街我们就用棍棒驱赶你们，假如你们一千个人上街我们就用催泪瓦斯驱散你们，而如果你们有一万个人上街只好隔离你们同时好言相劝要你们离去，最多秋后算账，当然如果你们是十万人上街的话我们将加入你们的队伍”
这一切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数量起决定力量，而在中国情况和前苏联还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情况更不乐观，假如某一个城市十万人上街的话中共一定会用催泪瓦斯，钢盔，盾牌，警棍，橡皮子弹驱赶大家，然后戒严，我想就是某一个城市一百万人上街中共也一定敢用真枪和坦克血腥镇压的（8964就是例子），我们可以看看近二年席卷全国的茉莉花运动不马上就被中共镇压了吗？由此可见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但是做人的运动，还应该是最大规模的做人的工作的运动，也还是做全国人民的“人”的运动（只有多点开花中共才不能完全兼顾））。可惜茉莉花运动的领导人太急了，假如他们能把实力做的更大些再行动中共要镇压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关于做“人”的工作虽然我们憎恶中共，然而他们做“人”的成功经验却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的中国实践相结合说白了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画饼设计在一个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大大的骗局去发动人追随他们，而中国的民主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却没法做通民众的工作，主要原因是中共对民众洗脑和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残酷镇压，次要原因应该就是民主人士不重视做普通大众的工作以及做民众的工作不太正确有关—民主运动不是办公室的文字游戏，不是喋喋不休的牢骚发泄，也不是人员固定不变永远的茶馆式清谈，民主运动是把民主能给人民带来真真实实的好处通过民主人士面对面的用最简洁的最容易被人民接受的语言告诉人民，发动人民为了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敢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强权和暴力抗争得运动。
第三，必须确立“以街头运动为主，以暴力运动为辅”的民主斗争方式。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中国民主的成功的模式不可能五种方式到来，中国注定是仿阿拉伯之春模式；即民主斗争的模式一定是以街头运动为主，以暴力运动为辅。
“8964”给我们民主人士上了血腥的一课——这个血腥的教训就是无论多少人走上街头中共高层都是敢发布命令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保家卫国的是他们用来保护他们党的政权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纯街头的民主运动是行不通的，是会被中共镇压的，是注定会失败的，那么在中国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中共就更没有杀伤力了，当然假如走完全的暴力路线也不符合当前的世界民主大潮，我们的暴力力量不是指建立武装力量走武装割据路线（也就是中共所说的的根据地路线），我们的暴力运动指的是保护我们手无寸铁的街头运动民众、明杀和暗杀死不悔改以民主为敌的以及手上沾满民主人士鲜血的邪恶之徒—–我们的暴力力量起的是保护和震慑作用。
“8964”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二十多年，因为中共的极力掩盖和抹杀今天的年轻人知道这件血腥屠杀惨案的不多，谈论这件事的年轻人就少之又少，然而只要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对当时血淋淋的一幕幕应该是记忆犹新悲愤交加，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假如那时候的运动领导人有勇气和魄力组建一支武装力量用来保护我们上街的人群和对中共顽固派进行暗杀，运动的结局当然不会是上街的人群被丧心病狂的中共随意用坦克碾压，用枪弹随意击毙——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可能是不付出代价的，就像一个人生了病医生要治疗他轻者打针吃药，重者就要开刀动手术，在治好病的同时也一定会给病人带来痛苦，但是为了这个病人长久的健康那么让他忍受短暂的痛苦难道不是值得的？同样我们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成功国家也不得不经历动荡与阵痛——也不可能不经历动荡与阵痛，而阵痛和动荡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不是由我们决定，决定权掌握在中共的既得利益阶层手上，就看中共的反人类与民主性在未来是不是还有这么残暴与顽固。从现在看他们没有什么改变。
“阿拉伯之春”各国民主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政权看似强大，镇压国民也确实残暴，然而当能够席卷全国的民主浪潮一旦到来，那么独裁政权就一定会灭亡——崩溃和瓦解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必须有武装力量保护街头运动的人们，保障街头运动的大规模性和持久性，因为独裁者既有残暴性也有恐惧性，所以在残暴镇压的同时也会采取妥协的方式，大概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同样的模式——抗争、妥协、再抗争、再妥协——一直抗争到独裁者灭亡，这就看得出来街头运动一定需要持久性才会对独裁者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同时只有一波又一波的街头运动才会激起更多的人的斗志，造成的强大冲击力才足够冲垮独裁政权。
民间暴力运动首先是会直到一种保护作用，其次就是震慑作用，当独裁者队伍中的死心塌地为独裁卖命，决心以人民和民主为敌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消灭他——我们不能等待他们拿起武器来屠杀我们手无寸铁的街头民众，杀死一个这样的人，就能震慑到独裁队伍中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对民主力量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只要他们畏惧了他们理所当然就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今天的叙利亚就是实例，看看有多少叙利亚政府的高官叛逃到自由军队伍中，假如仅仅是街头运动是没有官员会叛逃的。
关于暴力震慑作用在中国早已出现，满清后期前赴后继的革命党人对满清权贵进行暗杀，让满清的高官感到人人自危，清朝皇帝能够主动退位不能否认暗杀对他们心里的震慑作用，还有十多年前中共向农民征收过重的公粮和摊派繁重的各种税费，当时有些学者（甚至包括官员)就大声呐喊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几乎没有成效，最后却是江西丰城的几个农民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坑杀了乡政府收取公粮的官员，中共从此不向农民收取公粮和免去所有的摊派，可见震慑能产生多大的效果。现在的中国我们不能提倡大规模的暗杀—–这样民主力量牺牲的代价太大，但是对双手沾满镇压人民的鲜血，铁心以民主为敌的罪大恶极之徒我们有机会就可以进行打击。中共的独裁集团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得到了巨大利益，希望永久拥有这些利益，同时他们也在享受这些利益，这就决定了这个集团堡垒的顽固性，但因为同时他们在享受着这些巨大利益其实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怕死性，只要能打击他们的心里防线就能对攻破他们的堡垒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比如对什邡事件的“血警刘波”民主力量可以发出“民主追杀令”也许不用消灭他我想他就会胆战心惊，就能大大震慑想死心塌地为独裁卖命的人，他们在卖命之前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命了。
前面“第二个必须”里我们谈到做人的工作，我这里再特别补充一下关于做年轻人的工作，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这个勇气为中国的民主开山劈路，我们的暴力力量就是指的用特殊年轻人组成的力量——在什邡事件中年轻人打出了“我们是九零后，我们不怕流血牺牲”这样震撼人心的标语，可见年轻人对中国的未来民主事业多么重要，同时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有勇气和血性，还有就是未来民主是一定要成功的，同时未来也是属于年轻人的，其实我们做年轻人的工作就是为未来我们的政治团队做选票工作。做年轻人的工作要本着“低调”和以“中下层”为主。
第四，必须确立民主阵营只有形成团结的统一阵线才是民主抗争能够成功的前提。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南非因为大家都追随曼德拉，所以他们形成了统一的民主阵营，缅甸因为大家都尊昂山素季为精神领袖所以他们的民主力量也是统一的，埃及因为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团结的统一力量所以埃及穆巴拉克军政权二个月被推翻，叙利亚的民主力量过于众多且没有形成统一所以阿萨德政权能够苟延残喘到现在（今天叙利亚的民主力量基本形成统一力量所以他们越来越强大）—–要对付邪恶强大的中共中华民族的民主力量只有也一定要形成团结的统一阵线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在此我以为可以采取下面二个方式来凝聚中国的民主力量。
（1）推选或默认一位领袖人物（精神领袖也可以）；当下我们战斗的大旗已经有了，就是民主的大旗，那么推举一位大家都公认的有影响力的扛旗人就迫在眉睫，曼德拉昂山素季说白了就是他们国家的民主大旗的扛旗人，当然以中共之邪恶假如在国内推出这样的领袖可能马上被他们消灭，而在国外的民主人士中推选可能国内的民主人士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难以接受，那么我们默认一位精神领袖可能就比较现实，假如这二者都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制造领袖，或者在我们的制造的英雄里面推选出来（下面我们会谈制造英雄的方式）有了大旗和扛旗人民主人士自然会聚集在这样的大旗——民主的统一阵线自然也就会形成。
（2）推选和追认英雄以及制造英雄。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树立英雄榜样，即使已经牺牲的民主斗士我们也应该把他追认成英雄，比如说李旺阳我们民主人士就应该把他追认成英雄，树立成我们的榜样；比如说现实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把牢底坐穿者：秦永敏、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完全应该把他们确立成英雄，把他们视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以为在英雄里面推选我们的精神领袖大家都应该能接受。万一大家认为在这样的英雄里面推选出领袖人选太少，那么我们也可以制造英雄——关于如何制造英雄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只要完成了这项目标的民主人士我们就确认他为英雄，比如说什邡事件的刘波我们可以发出“民主追杀令”，只要谁把他打死或打伤我们就把他（她）认定为英雄，我们制造的英雄越多我们推选的候选人也就越多—–当然我们的榜样也会越多，追随我们民主事业的人越多，我们统一的民主阵营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
后续
我分析中共的经济崩溃和思想管控的崩溃应该都在2016年左右，人们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当下的四川已经显出乱象，各路英雄已经在四川云集，而当大陆人民再次看到2016年台湾选举盛况时，再看看自己的选票不知道在哪里是没有理由不去争取自己的选票，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诉求大爆发应该在2017年左右，孙子兵法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那么我们的民主人士当下打造我们的力量就是关键，争取到时用几年时间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2020年以前一定要争取到我们的选票，建立宪政民主中国。
2012年12月5日定稿
在开篇之前请允许我向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雄默哀，向现实中仍然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前辈和同辈致敬！
本人于2012年6月至2012年8月在全国的十多个大中城市就中国的民主事业拜访了很多民主斗士，聆听了多位学者和志士的高见，还有草根民主人士的一些想法和诉求，深深为当下战斗在一线的民主人士的艰辛而揪心，也为中华民族的民主之路如此艰难而痛心，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难，中国的民主事业一定需要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去奋勇推动向前行。独裁政权在中国延续一天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灾难多增加一天，那么如何以更快的时间，更少的弯路，更小的牺牲，赢得民主转型的成功，需要我们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思考和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而借鉴外国民主成功经验和正确评估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就是民主人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所裨益。
首先我要谈一谈五个“不可能”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可能是“俄罗斯模式”；在今天无论是民运界还是普通国民都普遍认为中国民主的成功应该是俄罗斯模式，认为只要有突发事件，人民一上街，军队不镇压，国家就会分裂，中共高层也会走出像叶利钦式的强势人物，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我们现在姑且不谈论当下的俄罗斯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只要憋足了劲到时上街就好—–我只能遗憾的说有危险的情况下要中国人大规模上街好难，而希望中共不镇压就是难上加难，中国也不存在分裂的可能，当然像叶利钦这样的强势人物却大有存在，只是这些人不是想成为叶利钦而是想成为毛泽东第二（薄熙来之流），下面就此进行具体分析。
（1）民族性格；俄罗斯这个民族不管你讨厌还是喜欢，你首先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善于纠错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彪悍且有血性的民族，而中华民族不能说她不伟大，不够聪明，但由于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的驯化，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血性荡然无存，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人‘赫得’曾经这样说；中国人被奴化教育了二千年，他们血管里的血早已冷却。而今天的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加上一句；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被高压洗脑和暴力的肉体摧残，血管里的血已经冷却得凝固了。血性的俄罗斯民族敢于主动上街而血已经凝固的中华民族要他们完全‘主动’大规模的上街是没有希望的。
（2）国家结构；前苏联是由众多加盟共和国组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不断滋生着民族主义分裂情绪和民族独立斗争，而当时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俨然已经成为了独立国家，因为当时加盟共和国的实权基本掌握在该民族自己手上，分裂的土壤一旦形成就决定了动荡的俄罗斯走向分裂，而中共则不同，从表面看是铁板一块，虽然有所谓的藏独疆独势力，而该地方的管制权完全在中共手上，也就是说这二股势力完全不能跟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实力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中国也就不可能因为分裂而走向民主了——当然还有一种谬论就是说中国民主成功以后会分裂，那么我们看看世界上有没有那个国家因为民主了而走向分裂的先例—是不是看不到一个？但我们却能看到有些国家因为独裁暴政而分裂，只要中国实现民主就应该没用各种分裂势力了，由此可以断言；中国的民主不会在国家分裂中产生，更不会因为中国民主了而分裂—–说中国走向民主就会分裂是中共为了延续他们的独裁编造的谎言。
（3）政权的罪恶与顽固；前苏共政权虽然双手沾满了民众的鲜血，但对俄罗斯本民族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大规模的屠杀和有计划的饿死，也就是说苏共不用太顾忌被民众清算，而中共执政以来对汉民族的罪恶甚至要远远大于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罪恶（因为中共有特别优待少数民族政策），远的不说1958到1962年中共至少饿死3000万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官员被饿死），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共又至少斗死4000万普通中国人，1989的‘六四广场血案’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基本死亡数字，中共一路走来一路都沾满着累累血债，这样的一个政权怕被人民清算当然是他们永远的心病，也就决定了他们堡垒的顽固性和坚固性，当然还有他们集团的残暴性，指望这样的非人性集团在人民上街反对他们时会放弃血腥镇压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吗？‘8964的广场血案’不就给所谓的和平运动上了血腥的一课吗？
第二；中国大陆的民主成功不可能是台湾模式。
大陆和台湾同根同源，由此很多可爱的大陆人民就期盼着大陆也走出一位像蒋经国一样的伟人，几乎不用流血就带领大家走向民主，当然以前我也是可爱的人士中的一员，做梦都希望大陆能够在我不知不觉中有选票了，尤其看到2012年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同台辩论的一幕更是让我动容落泪，然而冷静下来想想就知道我不过是南柯一梦，自作多情。
首先台湾的民主到来并不完全出于蒋氏家族的自愿，也是台湾人民舍死忘生抗争得来的，比如1970,4,24的黄文雄在美国刺杀蒋经国未遂案，就让当时的蒋经国感到深深震撼和害怕，过后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传记里的记录），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1979,12,10的美丽岛事件把台湾的民主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再者台湾的宪法规定本身就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大陆说地区)。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血债，他们就无需考虑民主以后被民众清算。中共就不同了，他们的宪法里就明文规定中国是一党制的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共双手沾满了太多人民的鲜血决定了他们堡垒的残暴性和顽固性，还有就是中共的体制具有邪恶的惯性，这个体制就像茅坑里的臭水一样一旦进入就会又臭又硬，我一个体制内的朋友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他也有一官半职，所以会经常开所谓的党员会议，他说他们经常是五个人开会，而他们的工作又很清闲就会提前到达会场，没开会之前大家就会聊聊天，在聊天的时候大家看起来就是人，说的基本是人话实话，有时甚至会跳起脚来骂体制的腐败和中共的残暴，彼此不会有什么顾忌和防备，但一旦进入开会状态，每个人马上就不是人了，好像被魔鬼附体，说的话当然也就不是人话和实话，他说由此看这个体制太邪恶太可怕了，这样的体制是走不出蒋经国这样的人物的，即使有想成为蒋经国的人也会被这个体制碾碎。
第三；中国民主的到来不可能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而达成彼此妥协，民主说来就来，一蹴而就。
在北京有人给我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晚上一觉睡醒早上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通知自己去选举。这幅蓝图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当然稍微想想也会觉得可笑，大家不要笑，这种观点在北京的民众中很有市场，他们的论断是中共高层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最后彼此不得不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大家作出决定—在中国实现民主，这样他们就不用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好事呢？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就知道。试问从中共建党开始他们什么时候没有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按照他们毛祖宗的理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从批陈独秀开始，到剥夺张国焘的军权，假借日本人害死刘志丹，斗倒刘少奇，毛泽东死后他们党内的斗争，到今天囚禁薄熙来。请问他们那天停止过内斗，而斗来斗去斗来了中国的民主没有？请问他们那一次的斗争不是以牺牲国民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请问他们斗争胜利一方胜利以后的口号是不是永远都是“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一个朋友说得好；独裁政权就是一群狼，普通民众就是一群羊，狼确实会为争夺统治权而斗得你死我活，但他们的内战却不会给羊带来一丁点好处，甚至因为他们斗得太累，还会多吃一些羊，记住狼永远是要吃羊的，羊指望狼发善心当然就是一群蠢羊—–这种所谓的中共高层内斗将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说法只不过是那些不愿也不敢为中国的民主付出的人的消极等待的借口。
第四；中国的民主成功不可能仅仅靠拉拢和策反中共高层就能到来。
首先，要承认中国民主的成功肯定需要体制内的高层站到民主阵营来（尤其是军方高层），那么拉拢和策反中共高低层当然就是民主系统工程中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假如把民主的成功完全寄托在拉拢和策反的基础上可能是一厢情愿了，也太过高估了拉拢和策反工作，纵观世界民主运动史和民主成功史，有那个国家是仅仅依靠拉拢和策反工作而成功的？其他国家没有先例以中共之顽固就更没有可能了，中共官员不但顽固还有他们无所不在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从他们的面子到里子无所不在的——首先从面子看他们官威十足，作威作福，威风八面，进出前呼后拥，完全满足他们做人的所谓尊严，再者从里子看哪个中共官员的家族不控制国企的某一部分垄断资源，个个家财万贯富可敌国，我们姑且不说民主事业本身对他们有风险，就是他们安安全全的帮助我们迎来民主，难道他们不知道民主以后就意谓他们的“官威十足，日进斗金”的日子也将一去不复还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民主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实，由此他们的心态就是既不想放弃既得利益，也怕民主到来的时候给他们带来清算，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做法—独裁制度他们能坚持一天就是一天，能拖一天就是一天，他们的利益能保一天就是一天，只有当他们看到如果他们不站到民主阵营将有可能被民主力量消灭的时候才有可能反水，由此可见民主人士的拉拢和策反工作能做到不让他们死扛到底就是很大的成功，要指望他们对民主事业有决定性的贡献就太难了，民主人士要知道；没有实力就永远没有资格和对手谈条件，只有民主人士把力量做大了，我想策反工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
第五；中国民主的成功不可能主要是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共当局的压力。
当下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共当局因为面临强大的国际压力，同时因为中共官员的子女基本都在国外，所以中共看西方的眼色行事，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强烈要求中共当局进行民主改革的，所以中共当局会慢慢的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的康庄大道，国人只要翘首以待就好——我以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梦到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要说独裁政权面临的国际压力有谁能和现在的叙利亚和朝鲜相比？请问这二个国家的当权者会因为国际压力而屈服进行民主改革吗？中共“8964血案”以后面临的国际压力比现在大的多的去了，请问当时的中共进行了民主改革吗？何况现在的中共比以前的中共更有资本和西方打交道—–用钱收买。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欧盟可以用，非洲可以用，三公消费可以用，官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普通的中国人不能用。——跟腐败的满清慈禧太后如出一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再看看吴邦国的“五不搞”，周永康的“四抵制”，就知道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们将来和现在一样，他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延续他们的独裁政权。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民运界的三个误区。
第一，中国的维权运动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我所尊重的“德先生研究所”的张辉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运动”，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民主人士在默默的做作维权的工作，特别是维权律师的加入更增加了这支队伍的分量，确实可以说民主人士把维权运动看成了当下的民主运动，所以这支队伍浩浩荡荡，越来越大，比如以许志永为代表的“公盟”提倡的教育公平权（教育维权），于建嵘老师的帮助上访户维权，在此我要特别谈谈成都的草根维权大师、号称“驯兽师”的陈云飞先生（他已经是名人所以曝光应该不会给他带来伤害），他放弃了体制内优裕的工作，现在的他每天骑一台电单车，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红卫兵工作包（原本红色字体的‘为人民服务’被他涂成黑色）到处跑来跑去帮助各式各样的上访维权户，因为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同时把他的时间基本都给了上访维权人群，所以他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见，当然像他这样的人也一定是不受中共地方政府欢迎的人，所以被关黑屋子就成立家常便饭，就是他出生地的家中共地方政权也是不容许他常住的—–他不得不到处租房子住，而他租房子的租期一般不能超过十五天就会被“驱逐出境，就是这样艰辛他还是坚持做作维权工作，他的行为确实让我佩服万分，首先我们要对他们的工作表达我们的尊重和肯定，其次我们也应该对维权运动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估，这样才更有益于维权运动最大化的去推动民主运动。
维权行为一般只在独裁国家存在，因为独裁国家权大于法，在民主国家也有维权，正确的说他们叫确权，因为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此我们不多说）独裁国家首先剥夺了国民的最基本权力—自由权和平等权，比如我们就没有说话的自由（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人太多太多），还有就是没有行动的自由（比如我们就不能随便进入政府大院），当然我们也不是人人平等，所以我们遇到官员要让道，见到官员要点头哈腰，还有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民不与官斗，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民众和官员是不平等的——而平等权和自由权在我们中国几乎是没有民众会去“维权”的，因为民众就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民众对平等权和自由权基本是麻木的，这是因为中共对国人的长期洗脑使民众不知道有“天赋人权”这一说法，中国人对“无行”的权力不去关注不代表对“有形”的权力不去争取，而在一个强权的独裁国家既然能剥夺民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力（无形）当然也就能剥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有形）—–在中国目前的维权指的就是后部分，民主权力就包含无形和有形的所有权力，民主运动指的所有民众对所有合法权力都要得到的运动，维权运动指的是特定民众对特定利益的诉求，可见维权运动隶属于民主运动大家一定没有异议。
目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大多指的是民众对土地权的诉求（就是现在的强拆，究其原因就是中共与民争利的结果）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教育权和环境权的诉求（在此我们就不一一罗列），而其中对土地维权的诉求占绝大部分，而现在民众采取的维权方式不外乎三种—-法律方式，上访方式，街头抗争方式，在中国权力决定一切，法律形同虚设，维权人士走法律路线的就少之又少。在中国人们是没有集会自由的，街头运动就是维权人士想走而不敢走之路，所以来说维权人群就只有选择走上访之路，而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就有必要使人们永远对他们抱有希望—-他们就设计出“信访办”这个画饼，当然信访办也不完全是中共发明的，早在二千年前左右的汉景帝就有“诣阙上诉”，宋朝的开封包公府就是接待全国人们的信访办，清朝时有“京控”，当时最出名且成功的维权人士当属杨乃武与小白菜，中共和封建王朝的“信访”基本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更具欺骗性，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维权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既然二千年的维权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那么今天民主人士把维权运动的当做民主运动的全部来做就不能不说这是对维权运动太过高的一个定位了，当然中国近几年的维权运动经过高人的打造不是中国二千年维权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时期能够相比的——今天维权队伍之庞大我相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支队伍中绝大多数以妇女和老人为主，也就是说想把这支队伍打造成有战斗力的队伍不一定尽如人意——但这支队伍在拖垮中共，疲劳中共，搞臭中共等等方面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群体可以做到的——我分析未来在推翻独裁的中共最大的三股重要力量：维权队伍；公益组织；地下教会。未来维权队伍一定是推翻独裁运动的发起人，随着跟进的队伍和对中共形成绝对打击力的队伍却应该是公益组织和地下教会，现在的维权运动起到的作用有；启蒙公民意识，吸引中共注意力，模糊和疲劳中共的战斗力，掩护其他民运队伍的建立与壮大——可见维权运动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或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维权运动绝对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在中国所谓的民主运动其实就是打造队伍去推翻中共的运动），现在的中国民运资源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太有限了，而因为把维权运动过于夸大就出现以下错误后果；现在的民运资源全部投入到维权运动而忽略其他力量的打造，现在的做其他工作的民主人士因为在短时间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效而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和热情，还有就是做维权运动的都在明处，也就过早暴露了一些不应该暴露的民主人士——所以民运人士完全有必要做好维权运动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其他力量的打造。
第二；今天有意于民主事业的公民就应该高调加入民运队伍。
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是自从有人类出现以来最暴政最邪恶的黑暗时期，中共对待国人在肉体上进行消灭，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在知识上进行愚化，这样的一个邪恶政权自从他的建立当然也就伴随着有识之士对他的反抗，然而反抗了92年他们却坚如磐石这就不得不检讨我们的方式—–我们就来探讨当下有志于民主的人士是应该高调切入好还是低调参与的好？很多有志于民运的人士认为民主事业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就应该高调切入，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见不得人，这样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民主事业，中国的民主就会早日到来。首先我们承认民主事业是光明磊落的伟大事业，是当代地球人都应该追求的崇高事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民主的敌人是谁—–是中共，是一个谎言加暴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可以制造各种理由消灭你，也可以制造各种谣言打击你，批到你——颠倒黑白是他们的一贯手段，艾森豪威尔曾经说；“共产主义者曲解任何向他们挑战的信念，特别是歪曲真理与事实。”看看他们在“8964广场血案”后是如何中伤学生运动的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无耻，无良和谎话连篇了。中共政权在1990年以前对付敢于直接反对他们的人一般是在肉体上消灭，1990年以后大多课以无期徒刑类的重刑或者驱逐出境，次者也会被他们送进监狱，出来以后也是终身软禁—比如林昭张志新被他们挖眼割喉的方式残杀，方励之，还有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等等被驱除出境，秦永敏成了坐牢王，反共猛将彭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他们送进监狱，即使没被他们送进监狱他们也不会容许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还有就是封查你的银行账户，让你生不得生死不得死，所以在中国已经暴露的民运人士都是妻离子散的——我们且看看下面二个案例就知道他们是如何的丧心病狂，中共是多么的黑暗；在成都有二位大姐因为在审判刘贤斌时等待在法院外想最先知道审判结果，而“结果”是中共判了她们每个人六个月的牢狱，而中共实在找不到把她们送进监狱的借口，就捏造他们逃了一次公交车票（每人一元钱）的理由作为犯罪依据，还有也是在成都一位维权律师中共为了惩罚他帮助民众的维权行为，就找了一个他信用卡还款晚了七天的借口送进监狱122天—–一句话中共就是要把反对他们的人彻底打趴永远不得翻身，面对中共这种极端邪恶无恶不作无所不敢为的残暴政权，高调民主可能就意味有限民主——这也是当下民运人士的真实处境。
我们要感谢和尊重高调民主者，因为有他们在中国民主之火才没有熄灭，才有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走出，但是因为他们被当局打压和监控，他们也就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就失去了他们为民主做更多事情的机会。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人士是稀缺资源，那么每个民主人士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多作用当为第一前提—-而这个前提的条件就是没有失去自由，所以我以为在中国不但需要高调民主人士同时需要更多的低调隐蔽民运人士，只有那些没有失去自由的隐蔽民运人士暗中帮助解决高调民运人士的切实困难，暗中积聚资源和打造力量才能更有益于我们的民主事业。
第三，民主人士认为既然是民主运动就应该采取完全民主的方式来开展民主工作。中共统治中国依靠谎言加暴力，其中之一就是完全禁锢人民的思想，所以在中国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往往是能够有机会接触国外和阅读国外知识的阶层，同时这些人一定是具有独立思考，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估的一群人（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公知），那么这群人当然也是思想最活跃，个性和想法最独特了——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来了；谁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且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做老大——所以，现在的中国民主生态就是一盘散沙，因为民主人士认为既然是民主运动就应该各有各的想法和各有各的做法，民主人士就不能集中管理进行运动（这样有悖于民主精神）。还有就是认为不能有所谓的领袖，英雄一类的人物，不然民主成功以后又会像中共一样走向独裁。当然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再者就是中国人被邪恶的中共的独裁统治到心有余悸，我们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存在的理由，但这种思想和做法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确实有害无益的。
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民主事业的现实就是经过几十年民主人士的努力累积起来的。现在，民主力量还非常弱小，当然首先是源于邪恶中共的残酷镇压与打压；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主人士内部不团结，谁也不服谁，不互相呼应和帮扶有很大关系，甚至还有民主人士互相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事实存在—-而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中共，中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讨不讨厌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最会做普通大众工作的政党，同时也是拥有核武的强大暴力力量的残暴政权—-本身民主力量如此弱小对付的敌人却时如此强大，假如民主人士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怎么和他们斗争，至于说怕民主成功以后从民主运动的领袖和英雄中走出独裁者那完全是杞人忧天，果树没栽就考虑果子怎么分的可笑想法，且不说独裁已经没有市场，我们也可以对照其他民主成功国家的经验看——曼德拉是不是南非的绝对民主领袖，南非民主成功以后曼德拉成为独裁者了吗？近看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他们那个国家民主成功以后出现了独裁者，倒是我们应该警惕俄罗斯的翻版在中国上演，因为前苏联的民主力量不够强大，所以才会走出普京这样表面是民选总统实际上的独裁者不伦不类体制，所有这一切说明只有我们民主力量强大到能够彻底砸烂独裁体制才不可能再次走出独裁者，民主勇士们——我们都知道“人心齐泰山移”，“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那么就让我们团结起来，联手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吧。
中国的民主运动要成功必须确立以下面“四个必须”为前提：
第一，中国的民主人士必须坚定民主必胜的信念和向普通大众输灌“民主必胜”的信心。信心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有决心和勇气做某一件事的前提条件，民主人士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与邪恶，本身的生活是如此的艰辛，斗争是如此的残酷，没有民主必胜的信念支撑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民主人士在普通大众中开展民主工作假如不能向大家输灌民主必胜的信心民主工作也是没有可能开展下去的—–即使能够开展下去也一定是不成功的——孙子兵法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同样我们民主必胜的信心不是鬼神告诉我们的，也不是从事情的表面看到的，更不是想当然以为当然，我们民主的必胜信心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现状的事实分析，下面就是我们民主必胜的事实分析。
（1）国际形势；当前有一个说法就是独裁69年宿命（金正日1942–2011，卡扎菲1942—-2011，萨达姆1937–2006他们都是69年死亡），按这个说法1949年到2018年为69年，也就是说我们到2018就应该有选票了，当然这个说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取于鬼神，象于事了”我们可以把他作为偶然而不是必然事件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独裁必然灭亡，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趋势与潮流，而今天的世界政治时代就是民主时代这是现实，谁都无法用谎言掩盖，今天的地球上有224个国家与地区，而真正的独裁国家只有几个：中国、北朝鲜、古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行将就木，伊朗虽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他们的总统是民选的），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实力是完全可以分庭抗争的，仅仅二十年民主大潮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掉了不得人心的残暴的独裁政权，特别是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更让当代人看到了民主大潮的势不可挡，民主力量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怎不让我等民主人士荡气回肠，血脉喷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独裁国家阵营以前苏联为老大，今天的独裁国家阵营而以中共为马首是瞻，只要中共灭亡了，其他的古巴朝鲜自然土崩瓦解，所以世界上的民主力量的所有矛头就已经针对中共这个邪恶政体，中共是我们大家都认同最邪恶最坚固的堡垒，但中共想以单个之力量抗拒民主大潮岂不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假如我们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力量比是40比60的话，今天的力量比就应该是5比95了，短短二十年独裁力量就消亡百分之三十五，照此计算独裁势力以每年百分之二的方式递减（以此计算2015年前这三个独裁国家将会被推翻），我们知道中共确实强大（拥有核武，导弹），也知道他们确实邪恶与顽固，那么我们把推翻他们的时间再翻二番够不够—–我说一定够，他们的独裁寿命不会走过2020年。
（2） 国内形势；我们从政治形势，经济，思想管控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A)政治形势；现在的中共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官民严重对立，贫富分化达到民众容忍的极限，人民已近怨声载道——我们以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为例，已近披露他的贪污款项为200亿人民币，而我们以在全国来说不算偏低的人均年收入三万六千元计算，假如一个人一生上班35年，一生的总收入为一百二十六万，我们得出的计算结果就是刘志军贪污的款项相当于15873个普通中国人一生收入的总和，看看这个数字是多么恐怖，当然我相信还有更恐怖的腐败数字只是没有被我等平民知道，已经公布的刘志军有17个情妇，而现在中国至少有3000万光棍—在中国大概有八千万访民，有一千万左右是长期上访户，而有一百万是专业上访户，中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大概三十万起，而一千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不少于十万起—-以这组数字就知道在中国官民矛盾是对立到何等地步了，现在的中国是火山口随时有可能爆发，而中共高层他们也知道—–他们拼命贪污就是为他们跑路做好准备，在中国处级以上官员的家属有几个不移民到了国外，特别是近几年的富豪移民潮就知道他们对中国是多么没有信心—–无论是中共官员还是富豪他们的嗅觉比普通大众是灵敏的多的，当他们愿意舍去国内一切跑路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B)经济形势；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的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表面看到的是中共大量的购买美债，也不少购入欧债，既大把的把银子撒向非洲，又拿大把的金钱讨好金氏王朝，所以大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应该还是不错的—-而我认为这不过是中共为了延续他们的独裁生命，，不顾死活的盘剥中国人民的血汗财富（看看中国的高税费和低廉的工资就知道），而抢夺来的财富除大部分被他们分赃外就是拿去讨好他人，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人们却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所有经济光鲜的背后都掩盖不了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事实，近几年的企业倒闭潮和企业主跑路潮就知道经济崩溃的预兆已经显现，再者每年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和贪污款项（报道说大概此二项每年四万亿我是不信），再多的财富经得住他们几下折腾？现在有一个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中国的地方财政赤字已高达110万亿，而中国2011年的GDP为458217亿元，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看看这几组数字就知道这个窟窿有多大。中共以前采取的是高税收和土地财政来填他们的财政窟窿，企业的大量倒闭他们的税收是不是会大量减少？同时土地也被他们卖的差不多了—-从现在开始他们拿什么来填这个窟窿，我所知道今年就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就不能按时发放，我预判中国的经济大崩溃大概在2014—2015年，到时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必然会更加残酷的盘剥人民，到时官民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民众的生活必然更加艰难，人民反中共行为必然会更加猛烈。
(C)思想管控；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其独裁政权的二大支柱是谎言和暴力，而随着当代信息的发展，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和翻墙技术的出现让他们的谎言将越来越无处遁行，虽然他们用新闻联播（已经被叫成谎言联播）等新闻媒体天天给民众洗脑，但我相信人们相信他们谎言的日子在一天天减少，现在在中国被他们的谎言所蒙蔽的人大概占七成，而在三年前大概占九成八，我想三到五年以后被他们谎言蒙蔽的人就只有一到二成了，当他们的谎言完全被戳穿的那一天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他们的开始。
第二，必须确立民主运动就是一个做“人”的工作的运动。
中国民运界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中共会屈服于民众的呐喊，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仅仅是一场“公知”的运动，或者说是“公知”帮助民众得到选票的运动，所以到今天为此民主运动可以说还没有跳出“公知”运动的圈子，那么今天的民运队伍还是这么弱小就不足为奇了，假如不能把民主运动看着全民的运动，假如不能把这场民主运动推广成全民的运动，那么就注定了这场运动不是一场成功的运动，即使所谓的民主成功了，也会像俄罗斯一样从体制内走出普京式的强势人物，表面上是民选总统实际上是独裁统治，假如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中国人之麻木那就真不知道真正的民主到来在哪个猴年马月了——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宗教运动还是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发动人”“组织人”从而“引导人”追随的运动。所以中国的民主事业要成功一定要跳出“公知运动”的圈子，要把中国的民主运动推广成一场全民的运动，那么做“人”的工作就是民运人士的头等大事第一要务。
> 我有幸能经常和民运界的朋友聊天，偶尔会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假如你号召大家上街，估计能号召多少人追随你？可以说没有一位民运人士有信心回答能超过一千人，艾未未在中国公知界的影响应该是排前几位的吧，我记得前几年因为强拆问题他号召艺术家上长安街游行，也就几百人愿意追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影响应该大吧，然而在审判他的法庭外又有多少人为他呐喊助威—–而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民运人士忽略最重要的一件事——做人的工作，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工作，可以说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停留在理论阶段，按中共的说法就是理论还没有和实践相结合，比如说《08宪章》的签署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志永的公盟以法律界的人士为主，所谓的理论和实践没有相结合就是在这样的队伍中普通大众太少太少。没有大量的民运人士去做艰难的基础工作，也就是基本盘的工作，不把民运的人群做的足够大，拿什么资本和邪恶的中共抗争。
前苏联流传的一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位警察对民众说，“假如你们十个人上街我们就抓住你们其中的几个去劳教，假如你们一百个人上街我们就用棍棒驱赶你们，假如你们一千个人上街我们就用催泪瓦斯驱散你们，而如果你们有一万个人上街只好隔离你们同时好言相劝要你们离去，最多秋后算账，当然如果你们是十万人上街的话我们将加入你们的队伍”
这一切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数量起决定力量，而在中国情况和前苏联还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情况更不乐观，假如某一个城市十万人上街的话中共一定会用催泪瓦斯，钢盔，盾牌，警棍，橡皮子弹驱赶大家，然后戒严，我想就是某一个城市一百万人上街中共也一定敢用真枪和坦克血腥镇压的（8964就是例子），我们可以看看近二年席卷全国的茉莉花运动不马上就被中共镇压了吗？由此可见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但是做人的运动，还应该是最大规模的做人的工作的运动，也还是做全国人民的“人”的运动（只有多点开花中共才不能完全兼顾））。可惜茉莉花运动的领导人太急了，假如他们能把实力做的更大些再行动中共要镇压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关于做“人”的工作虽然我们憎恶中共，然而他们做“人”的成功经验却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的中国实践相结合说白了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画饼设计在一个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大大的骗局去发动人追随他们，而中国的民主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却没法做通民众的工作，主要原因是中共对民众洗脑和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残酷镇压，次要原因应该就是民主人士不重视做普通大众的工作以及做民众的工作不太正确有关—民主运动不是办公室的文字游戏，不是喋喋不休的牢骚发泄，也不是人员固定不变永远的茶馆式清谈，民主运动是把民主能给人民带来真真实实的好处通过民主人士面对面的用最简洁的最容易被人民接受的语言告诉人民，发动人民为了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敢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强权和暴力抗争得运动。
第三，必须确立“以街头运动为主，以暴力运动为辅”的民主斗争方式。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中国民主的成功的模式不可能五种方式到来，中国注定是仿阿拉伯之春模式；即民主斗争的模式一定是以街头运动为主，以暴力运动为辅。
“8964”给我们民主人士上了血腥的一课——这个血腥的教训就是无论多少人走上街头中共高层都是敢发布命令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保家卫国的是他们用来保护他们党的政权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纯街头的民主运动是行不通的，是会被中共镇压的，是注定会失败的，那么在中国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中共就更没有杀伤力了，当然假如走完全的暴力路线也不符合当前的世界民主大潮，我们的暴力力量不是指建立武装力量走武装割据路线（也就是中共所说的的根据地路线），我们的暴力运动指的是保护我们手无寸铁的街头运动民众、明杀和暗杀死不悔改以民主为敌的以及手上沾满民主人士鲜血的邪恶之徒—–我们的暴力力量起的是保护和震慑作用。
“8964”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二十多年，因为中共的极力掩盖和抹杀今天的年轻人知道这件血腥屠杀惨案的不多，谈论这件事的年轻人就少之又少，然而只要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对当时血淋淋的一幕幕应该是记忆犹新悲愤交加，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假如那时候的运动领导人有勇气和魄力组建一支武装力量用来保护我们上街的人群和对中共顽固派进行暗杀，运动的结局当然不会是上街的人群被丧心病狂的中共随意用坦克碾压，用枪弹随意击毙——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可能是不付出代价的，就像一个人生了病医生要治疗他轻者打针吃药，重者就要开刀动手术，在治好病的同时也一定会给病人带来痛苦，但是为了这个病人长久的健康那么让他忍受短暂的痛苦难道不是值得的？同样我们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成功国家也不得不经历动荡与阵痛——也不可能不经历动荡与阵痛，而阵痛和动荡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不是由我们决定，决定权掌握在中共的既得利益阶层手上，就看中共的反人类与民主性在未来是不是还有这么残暴与顽固。从现在看他们没有什么改变。
“阿拉伯之春”各国民主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政权看似强大，镇压国民也确实残暴，然而当能够席卷全国的民主浪潮一旦到来，那么独裁政权就一定会灭亡——崩溃和瓦解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必须有武装力量保护街头运动的人们，保障街头运动的大规模性和持久性，因为独裁者既有残暴性也有恐惧性，所以在残暴镇压的同时也会采取妥协的方式，大概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同样的模式——抗争、妥协、再抗争、再妥协——一直抗争到独裁者灭亡，这就看得出来街头运动一定需要持久性才会对独裁者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同时只有一波又一波的街头运动才会激起更多的人的斗志，造成的强大冲击力才足够冲垮独裁政权。
民间暴力运动首先是会直到一种保护作用，其次就是震慑作用，当独裁者队伍中的死心塌地为独裁卖命，决心以人民和民主为敌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消灭他——我们不能等待他们拿起武器来屠杀我们手无寸铁的街头民众，杀死一个这样的人，就能震慑到独裁队伍中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对民主力量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只要他们畏惧了他们理所当然就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今天的叙利亚就是实例，看看有多少叙利亚政府的高官叛逃到自由军队伍中，假如仅仅是街头运动是没有官员会叛逃的。
关于暴力震慑作用在中国早已出现，满清后期前赴后继的革命党人对满清权贵进行暗杀，让满清的高官感到人人自危，清朝皇帝能够主动退位不能否认暗杀对他们心里的震慑作用，还有十多年前中共向农民征收过重的公粮和摊派繁重的各种税费，当时有些学者（甚至包括官员)就大声呐喊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几乎没有成效，最后却是江西丰城的几个农民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坑杀了乡政府收取公粮的官员，中共从此不向农民收取公粮和免去所有的摊派，可见震慑能产生多大的效果。现在的中国我们不能提倡大规模的暗杀—–这样民主力量牺牲的代价太大，但是对双手沾满镇压人民的鲜血，铁心以民主为敌的罪大恶极之徒我们有机会就可以进行打击。中共的独裁集团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得到了巨大利益，希望永久拥有这些利益，同时他们也在享受这些利益，这就决定了这个集团堡垒的顽固性，但因为同时他们在享受着这些巨大利益其实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怕死性，只要能打击他们的心里防线就能对攻破他们的堡垒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比如对什邡事件的“血警刘波”民主力量可以发出“民主追杀令”也许不用消灭他我想他就会胆战心惊，就能大大震慑想死心塌地为独裁卖命的人，他们在卖命之前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命了。
前面“第二个必须”里我们谈到做人的工作，我这里再特别补充一下关于做年轻人的工作，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这个勇气为中国的民主开山劈路，我们的暴力力量就是指的用特殊年轻人组成的力量——在什邡事件中年轻人打出了“我们是九零后，我们不怕流血牺牲”这样震撼人心的标语，可见年轻人对中国的未来民主事业多么重要，同时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有勇气和血性，还有就是未来民主是一定要成功的，同时未来也是属于年轻人的，其实我们做年轻人的工作就是为未来我们的政治团队做选票工作。做年轻人的工作要本着“低调”和以“中下层”为主。
第四，必须确立民主阵营只有形成团结的统一阵线才是民主抗争能够成功的前提。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南非因为大家都追随曼德拉，所以他们形成了统一的民主阵营，缅甸因为大家都尊昂山素季为精神领袖所以他们的民主力量也是统一的，埃及因为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团结的统一力量所以埃及穆巴拉克军政权二个月被推翻，叙利亚的民主力量过于众多且没有形成统一所以阿萨德政权能够苟延残喘到现在（今天叙利亚的民主力量基本形成统一力量所以他们越来越强大）—–要对付邪恶强大的中共中华民族的民主力量只有也一定要形成团结的统一阵线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在此我以为可以采取下面二个方式来凝聚中国的民主力量。
（1）推选或默认一位领袖人物（精神领袖也可以）；当下我们战斗的大旗已经有了，就是民主的大旗，那么推举一位大家都公认的有影响力的扛旗人就迫在眉睫，曼德拉昂山素季说白了就是他们国家的民主大旗的扛旗人，当然以中共之邪恶假如在国内推出这样的领袖可能马上被他们消灭，而在国外的民主人士中推选可能国内的民主人士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难以接受，那么我们默认一位精神领袖可能就比较现实，假如这二者都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制造领袖，或者在我们的制造的英雄里面推选出来（下面我们会谈制造英雄的方式）有了大旗和扛旗人民主人士自然会聚集在这样的大旗——民主的统一阵线自然也就会形成。
（2）推选和追认英雄以及制造英雄。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树立英雄榜样，即使已经牺牲的民主斗士我们也应该把他追认成英雄，比如说李旺阳我们民主人士就应该把他追认成英雄，树立成我们的榜样；比如说现实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把牢底坐穿者：秦永敏、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完全应该把他们确立成英雄，把他们视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以为在英雄里面推选我们的精神领袖大家都应该能接受。万一大家认为在这样的英雄里面推选出领袖人选太少，那么我们也可以制造英雄——关于如何制造英雄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只要完成了这项目标的民主人士我们就确认他为英雄，比如说什邡事件的刘波我们可以发出“民主追杀令”，只要谁把他打死或打伤我们就把他（她）认定为英雄，我们制造的英雄越多我们推选的候选人也就越多—–当然我们的榜样也会越多，追随我们民主事业的人越多，我们统一的民主阵营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
后续
我分析中共的经济崩溃和思想管控的崩溃应该都在2016年左右，人们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当下的四川已经显出乱象，各路英雄已经在四川云集，而当大陆人民再次看到2016年台湾选举盛况时，再看看自己的选票不知道在哪里是没有理由不去争取自己的选票，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诉求大爆发应该在2017年左右，孙子兵法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那么我们的民主人士当下打造我们的力量就是关键，争取到时用几年时间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2020年以前一定要争取到我们的选票，建立宪政民主中国。
2012年12月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