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行动

当刘晓波还在监狱中为中国为我们大家受难的时候，当居家被囚的刘霞两年多来才第一次面对记者而失声痛哭的时候，任何言语都丧失了力量。暴虐横行，大地无声,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谈几点小小的观察。

刘晓波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是他的知行合一。这本是古代中国读书人一脉相承的道统。但在现代中国知识界，囿于严酷的人文生态环境，它已经萎缩为凤毛麟角，变成极其稀缺罕见的品性了。

于是，刘晓波对自由的践行，他的“坐而言，起而行”的风范，如一缕清风，破壁而出，英气夺目，逐渐成为正在萌芽状态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凝聚中心。

从纵向观察，中国当代几乎所有重大符号性标志性事件，都有晓波的影子，他几乎都处在漩涡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1989年六四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小阳春”、独立中文笔会及其在国内的扩展、零八宪章运动……所有这些事件，最后几乎都聚焦到了他身上，最后都在他那里集结。

刘晓波,是我们时代绕不过去的人物.

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观察，一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精神谱系中：从梁啓超、胡适、蔡元培起，到鲁迅、张君劢、张东逊、储安平、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李慎之、王元化、何家栋……刘晓波在这一绵延的中国人系列里，已经占有了他自己的位置。

而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使刘晓波，成为当代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一道精神链接，成为本土中国的图图、哈维尔、曼德拉和昂山素季。

要言之，晓波是当代中国民间奋斗的一个符号，一桩象征，是中国融入文明人类的一条通道。

如果进一步考察分析晓波的坐言起行，可以发现，他是贯通二者的典范。质言之，他是用语言来行动。

过去，人们对语言与行动的分立性强调的比较多，然而熟悉现代哲学的人都知道，二者的联系甚至同一性极为重要。在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中，哲学家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有广泛影响，他们指出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 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语言中有相当部分具有指向行为行动功能的维度。事实上，晓波的言语，很多都具有行动功能，是该言语行为理论的典型范例，它指向了某种伟大的实践。

今天，晓波身陷囹圄，我们听不见他的话语了。然而，他的感召力烟消云散了吗？他已经被强横的力量挤出了公共空间了吗？

不，它仍然在辐射出来。

可以说，过去，刘晓波是用语言在行动；今天，晓波是用行动在言语。在囚禁中，他坚韧不拔谨守分寸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说话，在演讲，在言语，对中国，也对世界。

只要倾听，是听得到这无声的语言的；只要静心聆听，它甚至如雷贯耳。

我们，在牢笼外面的人，特别是身处自由天空之下的人，务必要回应晓波这无声的语言。

世界，必定要回应晓波那无声的诉求，一个诺贝尔奖得主11年铁窗生涯的砥砺磨洗，所呈现出来的诉求。

晓波的受难，是为当代中国人所背负的十字架。这一十字架，将穿越广袤无边的冷漠，激活残存于千百万人心中的良知，滋养中国自由与变革的种子。

人性告诉我们，悲天悯人之情，也常有疲劳之时；博爱同情之心，也难抗时光磨损。这就需要我们，时时警醒，择善固执，去日日彰显以身殉道的浩然正气，去时时升华苦难淬炼的话语力量，使十字架之光，日夜夺目，永远不至因岁月的单调流驶而疲惫蒙尘。

这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永恆奋斗与持守，不曾稍息，不容懈怠。

 

伦理与智力

由晓波直面真实世界、直言常识真相的赤子之心，使我不由不想到近年来某些中国知识人的“智力游戏综合症”。在一些知识人中，常常有一种对于高级智力游戏的过度迷恋与崇拜。当面对某种政治的、社会的、人文的话语时，他们首先并不去判断其正误真假，却常会以该判断或理论是否“对智力构成挑战”为由而决定其取舍。

但是请不要忘记，当马克思的共産主义学说横空出世时，比较起当年日益陈旧平常浅显的自由主义，比较起亚当.斯密以及洛克等人的学说，马克思的理论当时无疑是显得体系博大，内容精深，对智力构成了重大挑战的。当时这一个庞大的体系曾经吸引了不少的知识精英，除了欧洲和俄国的知识分子外，也包括中国的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等知识精英。

然而历史的结论如何呢？

共産主义导致了惨绝人寰的人类大灾难，而以洛克、斯密等为源头的现代自由主义，在历史浪潮的不断砥砺和淘洗下，却焕发出愈益成熟的光泽。

我们注意到，当前一种追逐高级智力游戏的苗头又在一些中国知识者中间萌动，除了前一段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后学”左翼理论外，近些年甚至“反议会主义、反民主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德国右翼政治学者卡尔.斯米特等也被请出历史坟墓，堂而皇之进入中国学界，炫耀其政治哲学的博大精深了。

诚然，作为学说，斯米特的理论自有其迷人之处，倘若与政治权力及其实践毫不相关，作为智力游戏和把玩的对象，作为智力训练的工具，它自有其价值。但是，倘若与政治权力联手，诉诸政治实践，那就需要高度警惕了。而事实上，纳粹的政治实践与斯米特等人的理论确实是有关联的。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类构成的社会。而“人是目的”，不是“实验对象”，必须极端谨慎。我们只能高度尊重和遵循历史上久经考验的自然、自发、和平的成长路径和秩序，绝对不能任由任何高深新颖的理论去把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安全、基本权利和福祉去作为他们头脑中诞生的理论的试验品。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种族性的、阶级性的大屠杀的産生，在某种意义上，都与这种以人、以人类社会，以民族国家作为某一新鲜学说和理论的大规模试验场有关。

任何未经历史演化考验的新出炉的社会政治理论，无论它看起来如何创意叠叠，雄辩滔滔，一旦与政治权力携手，企图实施于全国全社会，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一个字：不！

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我们最基本的首要选择标准，只能攸关其真假，攸关其正误，攸关其增进还是削弱了我们的自由和福祉；而绝非攸关其新颖性、复杂性及其对智力的挑战强度。这是关乎每个人的自由还是奴役，真理还是谎言的生存方式问题。

因此，对于把那些贯穿了近代几百年、已经扩展生根于全世界多数国家的主流经济、政治生存方式搁置在一旁，而要去下河摸索那种所谓创新的“模式”的学说理论，我们理应高度警觉，断然拒绝，以人的生命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以人权的名义。对于这些至关紧要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轻易让渡，不管他打着如何高妙玄虚的理论的名号。

实质上，对自己智慧没有自信的人，才喜欢炫耀复杂的智力游戏，而不是简单直接地面对真理。似乎直接道出真理——特别是很多人认可的真理，是一种智力上的耻辱。

果真如此？难道只有在《1984年》发明的新颖理论才是不侮辱智力的——“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让我们来读读以下这些简单的句子吧：“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産生的。……”它澄明如水，简单朴实，并不艰深复杂。但正是这些浅显的语句却道出了人心，道出了真理。任何艰深复杂的理论都不可能把它摧毁，而它却摧毁了两百多年来冒出的无数时髦艰深的所谓深刻理论以及林林总总宏伟壮丽的意识形态大厦。

而刘晓波，站在历史正确的维度上，正是这些自明的真理的信奉者与践行者。他以他那特有的鲜明的如雷贯耳的方式，顶自由之荆冠，殉宪政之大道，行中国之未来。

又是世界人权日了。今天的中国，风雨欲来，正处在伟大转型的前夜。我坚信，刘晓波不久将再次回到我们中间。他将再次浮出历史水面。他将再次展现其独特风范和凝聚人心的潜力，从而为中国融入文明的国际社会注入非凡的活力。


（本文是作者2012年12月8日在《刘晓波之友会》成立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