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内部动力研究」系列之5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拙劣模仿与“更像苏联”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一种东西，不过两种不同的表述而已，其本质就是“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翻版即“经济上自由，政治上控制”或为“经济上民主，政治上独裁”。作为对“新加坡模式”的拙劣模仿，其拙劣之处则在于它远比新加坡模式要匮乏文化自由、世俗弹性、社会宽容。
在“‘共识’一词被滥用到没有‘共识’才是真正的共识”【注1】的地步时，有人说过“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注2】，也有的说“哥本哈根共识”、“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凡此等等。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就是“北京共识”一词的发明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本人也提醒说，“节约资源、惩治腐败和减少环境污染是今后的重中之重，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注3】。相对应的是，讨论中国模式也即“北京共识”是否适合俄罗斯的重量级观点认为：“一方面日益强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更像苏联。”【注4】至于是什么因素来终结“北京共识”，或者说为保证“北京共识”续存而不至像苏联那样解体【注5】，著名记者和政论家舍甫琴科指出要防止两种现象的发生：第一是，共产党的贪污腐败；第二是，把批评声音视为敌对势力的阴谋。
俄罗斯舍甫琴科与美国的雷默均视贪腐为导致“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国内，一种源自中共内部而广为社会所知的论调恰好证明了以上担忧。该论调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一、“带路党”一词背后，是社会转型诉求
在任何统治结构里面，有相当职权才有贪腐的机会，而一党专制的政治导致绝大部分的权力职务均由中共党员出任。中共的贪腐普遍化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注6】。真正地反腐败，必然使大部分党员被抓进监狱，中共自然因规模急剧缩减而消亡。在另一端，鉴于中国历史经验，统治体系腐败不堪，人民就会起来进行大规模暴力抗争，结果可能是王朝统治被另一个新兴集团取代，也可能是外族进入而实现统治更新。
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讲，宋朝被蒙元取代是一次亡国，明朝被满清取代是一次亡国。依历史逻辑而言，中共内部担心的“亡国”更倾向于被外部势力所取代，而不是内部新兴集团所推翻。此种说法非仅限于猜测，比较网络上忠于中共统治的被称为“五毛”的网络评论员与其对立群体的互讦，就能测知一二。“五毛”们称他的网络敌人为“美分”或“带路党”，也就是说后者是积极支持美国灭亡中国的势力。更形象地说，当美军侵入中国时，后者会带领美军抓捕隐藏起来或不敢承认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员。虽然互讦双方均有情绪色彩，但在阿拉伯之春发生的过程中，北非和西亚的反政府势力无一例外地是“带路党”。不过，那里的“带路党”并没受到贬斥，相反，国际社会以及发生国本地的大部分人民都把他们视为解放者。
“北京共识”幻灭是否会导致中国版的阿拉伯之春（一般称为“阿春之忧”），中国外交作业系统予以了严肃的否定并将反驳矛头指向美国【注7】。然而，在中国外交作业系统反驳美国之后，还是十分认真地讨论了“阿春之忧”问题，新华社于2012年3月23日举行了“首届《参考消息》先驱论坛”，主题设计为“中东变局与中国战略”【注8】。对此做大幅报道的《参考消息》加发编者按说：“缘起2010年冬天突尼斯自焚小贩的一把烈火，以前所未有的之势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此说足见北京当局的惊慌之状，而与会专家则提出了中国的五个“两难”，其中一项就是“既必须面对西亚北非国家纷纷西化的现实，又不能让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中国”【注9】。几乎与此同时，最高层决定投入巨资，建立一百个国别研究机构【注10】，以期研究清楚不分大小的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特别是转型诉求将会产生何种社会行为抉择。
二、威权主义可能重来，威胁转型诉求
作为后威权体制的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其最可能遭遇的强力颠覆并非自体制外或俗称的民众街头抗议，而是体制内向威权主义的回归。新的威权主义可能是军人独裁，这也是胡锦涛在结束党首任期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高强度重提「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因；新的威权主义可能是文人独裁（如1974年前的葡萄牙以及1981至2003之间马哈蒂尔领导的马来西亚），这也是中共党内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弱势开明派一定要以程序击垮薄熙来左派势力的根本原因。
很显然，薄左势力如果上台，中国立刻会出现“文武混合”的新威权主义政权。因为一方面，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政治改革线路具有明显的不可操作性，尤其内部程序本身就存在巨大弊端，社会对此不抱希望。薄熙来的兴起恰恰是“党内民主”弊端的实证。另一方面，中共内部设置的最高权力逐步稀释方式尽管使其走向后威权，如最高党首去核心化，但是，党军政三权集于一人之模式仍为威权主义重来提供了可能。
威权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的高度集权，有一个能够左右局势的「强人」领袖【注11】，而在中国重建威权主义有着强烈的传统支持，民粹偏好里面不仅有明君意识，而且还有对暴君来整治官僚体系贪腐的渴望。因此，中国版的威权主义会排斥国际上通常的威权主义里多元意识形态、党派竞争、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地方自治等宪政要素。
薄左势力被压抑并不意味中共“党内民主”质量会提高，也不意味着整个体制的威权主义复辟冲动会减弱，更不意味“北京共识”成为真正的共识。简单地，中共十八大后，习李政治已经面临绝境。绝境生成于胡温政治尾期，导因于邓江两代的治序（而非“秩序”）混乱，更可由毛的昏悖狂乱中找出制度与个人的悖论。放在大的国际环境中讲，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在苏东左翼极权全面崩溃后，中国的改革型右翼极权即专制资本主义【注12】可以依靠回归本土政治文化的路径生存下去。土本政治文化不仅可以为近代性质的民族主义提供哲学营养，也可以为极权主义提供文化合法性。
三、人权状况新的倒退，中美对立加剧
为了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失败后向本土政治文化（狭义为儒教）退守提供现代化因素，中共统治集团试图将中国模式普遍化为世界未来前景，尽管「华盛顿共识」背后的普世价值被中共激烈批判。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模式很主动地将美式民主视为政治敌手，一如“中国崛起”是美国最担忧的不确性前景那样。海外观点也因此而对立。比如美国的学者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不可能是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答案”，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也就是专制资本主义）能够使人们成为消费者而不可能成为公民 【注13】；还有，美国政治与经济有诸多缺陷，但“当关乎创新并将其转化为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时，美国是无与伦比的国家”【注14】。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西方与中国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的冲突”。这种较为新近的观点又加了附带，称曰：“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过去十年中所做的那样。”【注15】从理论上讲，特定的附带是十分不严谨的，因为它只是对一种或然的预期而不是像前指的创新之存在那样的实然。
带有骗局性的政治表述在西方媒体有之，在中国国内更多。比方说，《江泽民传》中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本书仍然是外国人撰写并在中国出了翻译的中文版。江泽民力图表明他执政时的严厉政治管制，一种比威权主义更残酷的政治镇压，其目的是为换取以后的自由【注16】。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开完以后，中国的自由状况全面倒退了，直至于2012年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出现了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的第二次严重对抗。中共当局关于人权问题的态度也不再客气，而是极为凶狠地指责美国“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到中国基层，为中国的 ‘改变’创造条件”【注17】。
四、“实际（自封）神”的困境，社会厌弃“三垄断”
“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究竟将成为何种东西，仍然是全世界争论的话题。但可以肯定地说：今日中国，宗教意义上的龙图腾后裔，作为变种，它愈来愈加怪异。它在经济方面的貔貅化【注18】犹可让人理解，而在政治方面的貔貅化则变得不可理喻，或者说在它“更像苏联”的同时，统治集团更加贪婪地持守着“三垄断”【注19】。垄断政治权力，使权力失去了伦理性监督；垄断经济利益，制造一个不公平且无法通过改革来校正的社会；垄断真理，试图通过文化改革与网络控制压制政治创新思想，以便维护自己“实际神”和“自封神”的地位。
当今中国，龙的变种、怪兽国度，正面临着经济貔貅化、政治貔貅化、社会貔貅化的前景。有人歌颂此状为崛起，有人批判此状为崩溃。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当记起汉娜•阿伦特的“先见之明”，在她的《论革命》一书（1963/1965）中，告诉人们：“政治权威崩溃之后，继而便是传统的丧失和制度化的宗教信仰的式微；传统和宗教权威的衰落可能同样也削弱了政治权威，而且一定预示着它的毁灭。”【注20】
且不论“三垄断”所设定的“实际神”与“自封神”是否具有现实的宗教功能，即这个体系里的人员是否坚持了不二的政治信条【注21】，仅看世俗性宗教存在，就不难知道传统丧失与宗教式微的情状。传统丧失，表现为传统中的有益部分遭到抛弃乃至践踏，如清官的、循吏往往被认为是个人无能的结果，而扶持弱势往往又被认为是将党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行为；宗教式微，表现为自我神化的意识形态体系无法实现逻辑自洽，比方说胡锦涛惕厉之言有防止「四个危险」，习近平则自认中共有“五大优势”【注22】，而“消极腐败的危险”正是由于中共“五大优势”之一的“组织优势”所导致。这个优势不仅极力排除外部监督，而且还会使大量的分支利益集团利用“组织优势”来进行合法的腐败。
结语：最高党权交接不等于政治转型
正是在“四个危险”与“五大优势”的逻辑不自洽状态下，中共完成了胡锦涛与习近平之间的最高党权交接。如此之逻辑不自洽，不只是统治集团有之，整个社会亦有之，而整个社会由于转型诉求一再被压而表现整体气质的变化上。社会的阴郁、压抑、浮躁反过又增加了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在这个难度之下，习近平所讲的中共“政治优势”根本不成其为优势，相反还会严重制约重大政治问题的合理解决。有些观察家（如张维迎）看到了此种情形，认为：“很少有人看到（危机），看到了也不说，或者看到了又没底气来做。”【注23】
没有底气，实质上是一种浅层表现，其深层含义则是所谓的组织优势早已成为“组织阴谋”。最明显的“组织阴谋”就是著名学者于建嵘所讲的“三个既要”【注24】。在这“三个既要”中，第三个“既要”是“国家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弹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它更加经典地反映了“组织阴谋”，而“组织阴谋”与“政法阴谋”【注25】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反映出统治集团远离中国社会现实暨制度被迫边缘化的实质。不惟其所谓的制度优势不存在，而且其制度最基本的伦理依托、“五大优势”中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制造了专制资本主义，使制度伦理发生的重大转变。“密切联系群众的的优势”早已被“组织阴谋”与“政法阴谋”所粉碎。就是在这样的政治伦理悖论中，中共最高党权完成代际交接，但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前景并不因此变好，除非他们产生顿悟式的转型抉择——向民主宪政而不是向新威权主义转型——以回应社会的转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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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一位对“共识”问题进行尖锐批评的学者说：“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在市场上有卖点，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吧，那表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转引自张才国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79页。
【2】“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的观点认为前者是第三条道路，称曰：“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思想，或者终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制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不是受到从重商主义角度重视出口，而是受到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推动。”参见《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日，译介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29日文章，“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的最佳典范？”（作者：迈克尔•舒曼），第16版〈海外视角〉。
【3【同【1】，第177页。
【4】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5月20日综述外电消息，“俄学者就是否‘学习中国’有分歧”，第14版〈海外视角〉。
【5】同【4】。
【6】胡锦涛在2011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说，中共正面临“四个危险”，其中一项就是“消极腐败的危险”。另外三个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参见人民网2011年7月11日文章，“经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记者：盛若蔚）。
【7】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在2012年2月4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回应了美国国会参议麦凯恩关于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的断言。张说：“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实行的政策不同，根据民调在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得票高居第一”，所谓“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参见人民网2012年2月4日报道，“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8】参见《参考消息》2012年4月5日报道，“《参考消息》论坛：中东变局和中国战略”，第11版〈特别报道〉。
【9】同【8】，五个“两难”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提出来的。另四个分别为：既要尊重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又要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第一）；既要在现政权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利益，又必须为与新政权展开关系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能（第二）；既不能让西方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来更迭政权的图谋一再成功，又不能让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过度对立（第三）；既要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协作，又要防止俄罗斯改变立场（第五）。
【10】参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11期文章，“中共斥巨资加强国际研究”（作者：高四维），文中描述：“‘阿拉伯之春’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曾撰文称，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小国家的重要性，应加大投资，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与专家队伍.”
【11】对威权主义的研究，尹保云先生可谓透彻。既有基于此点（「强人」领袖）的专门论述（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文章,”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亦有研究韩国国家案例的著作《民主与本土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人民出版社，2010）。
【12】专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可见【2】引资料，但在那里，该术语并未得到详解。
【13】此种情形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汉娜•阿伦特论述的一项“远期诠释”。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译本，陈周旺译；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中，她写道：“（暴政）自己垄断了行动的权利，禁止公民进入公共领域，迫使其退缩到家政生活的隐私状态中，要求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也即：暴政虽不必然剥夺私人福祉，但剥夺了公共幸福那种参与权利。（中译本，第114页）。
【14】参见《华盛顿邮报》网站2010年8月30日文章，“中国经济模式不是美国的答案”，《参考消息》次日期译介，“美媒体称中国模式不是美国的答案”，第16版〈中国大地〉。
【15】参见《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2月16日文章，“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先进的”（作者：上海成为基金会创始人兼合伙人李世默），《参考消息》2月18日译介，“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第8版〈中国大地〉。
【16】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谈峰、于海江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459页，有道：“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新的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还有，第 415也，关于2002年中共高层人士变动与未来改革的关系：“一个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续沿着江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
【17】新华网2012年7月21日转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
【18】貔貅化，是较为形象的说法，源于一种财富图腾。传说中，貔貅是龙的九个儿子当中的一个。也有的说法指出，貔貅不是龙的儿子，但仍在神兽之列。它之所以神，端在于「能吞万物而不泄，故有纳食四方之财的寓意」。现实中，信仰貔貅带来财富而不发生损失的人们，还有一套给此神兽开光的程序。中国社会鼓励无休止的吞入、膨胀，只进不出成为多数人的信仰。在人们以恢复传统相标榜的时候，又揉进了大量的现代因素，比如现代奥运精神的更大、更快、更好。或者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因素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只进不出的伦理基础。
【19】“三垄断”是李凌对苏联批判而使用的术语，详见《凤凰周刊》2010年第5期文章，“「三垄断」导致了苏联解体”。
【20】同（13），第101页。
【21】事实上远非如此。就中共十八大前拿来收拢人心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贪腐案处置来看，刘志军的个体信仰变质实质代表了高层政治信仰总体变质的趋势。就个案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其一，刘坚信到他的级别（正部长）仍需买官，或花巨资活动人际关系，因此，他要扶植商人以获其资；其二，刘坚信风水之学，即名义上的无神论者相信有神左右命运。参见网易新网2012年8月9日转《新京报》消息，“刘志军帮丁书苗动机：为升迁打造经济基础”。
【22】五大优势，分别为：党的理论优势，党的政治优势，党的组织优势，党的制度优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的优势。此为习近在平2012年6月28日「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后发表于《求是》杂志2012年第15期（8月1日），“始终坚持发挥党的独特优势”。
【23】张维迎的表述，可见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2月14日刊登的一个访谈录，“张维迎：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许知远、李翔对张维迎提问，李翔撰文），第41版〈商业评论〉。
【24】参见于建嵘发表于《南风窗》杂志双周刊2009年第8期的文章，“‘信访悖论’及其出路”，其曰：“作为游戏的制定者与仲裁者，国家既要保证言语的畅通并抵制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但又无力应付有时汹涌而来的大规模的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以及因此对社会赞成的冲击；国家既要为民做主保持其美好形象，又要防止有人借机滋事无理取闹；国家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弹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
【25】政法阴谋，是我首先使用的一个政治分析术语，具体指为：其一，政法官员与社会公众进行强迫的“非等价交换”，如云南巧家案的公安局长“担保”言行；其二，政法作业支持底层政权对底层百姓的经济剥夺，突出表现为弱势人群难以获得行政诉讼的许可；其三，在人情化的社会情形下，弱势人群有理且花钱（人际费用）也难以赢得官司。详见拙文，“底层政权加速黑社会化——中共十八大面临的「政法阴谋」问题”，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2年6月号。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拙劣模仿与“更像苏联”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一种东西，不过两种不同的表述而已，其本质就是“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翻版即“经济上自由，政治上控制”或为“经济上民主，政治上独裁”。作为对“新加坡模式”的拙劣模仿，其拙劣之处则在于它远比新加坡模式要匮乏文化自由、世俗弹性、社会宽容。
在“‘共识’一词被滥用到没有‘共识’才是真正的共识”【注1】的地步时，有人说过“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注2】，也有的说“哥本哈根共识”、“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凡此等等。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就是“北京共识”一词的发明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本人也提醒说，“节约资源、惩治腐败和减少环境污染是今后的重中之重，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注3】。相对应的是，讨论中国模式也即“北京共识”是否适合俄罗斯的重量级观点认为：“一方面日益强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更像苏联。”【注4】至于是什么因素来终结“北京共识”，或者说为保证“北京共识”续存而不至像苏联那样解体【注5】，著名记者和政论家舍甫琴科指出要防止两种现象的发生：第一是，共产党的贪污腐败；第二是，把批评声音视为敌对势力的阴谋。
俄罗斯舍甫琴科与美国的雷默均视贪腐为导致“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国内，一种源自中共内部而广为社会所知的论调恰好证明了以上担忧。该论调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一、“带路党”一词背后，是社会转型诉求
在任何统治结构里面，有相当职权才有贪腐的机会，而一党专制的政治导致绝大部分的权力职务均由中共党员出任。中共的贪腐普遍化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注6】。真正地反腐败，必然使大部分党员被抓进监狱，中共自然因规模急剧缩减而消亡。在另一端，鉴于中国历史经验，统治体系腐败不堪，人民就会起来进行大规模暴力抗争，结果可能是王朝统治被另一个新兴集团取代，也可能是外族进入而实现统治更新。
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讲，宋朝被蒙元取代是一次亡国，明朝被满清取代是一次亡国。依历史逻辑而言，中共内部担心的“亡国”更倾向于被外部势力所取代，而不是内部新兴集团所推翻。此种说法非仅限于猜测，比较网络上忠于中共统治的被称为“五毛”的网络评论员与其对立群体的互讦，就能测知一二。“五毛”们称他的网络敌人为“美分”或“带路党”，也就是说后者是积极支持美国灭亡中国的势力。更形象地说，当美军侵入中国时，后者会带领美军抓捕隐藏起来或不敢承认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员。虽然互讦双方均有情绪色彩，但在阿拉伯之春发生的过程中，北非和西亚的反政府势力无一例外地是“带路党”。不过，那里的“带路党”并没受到贬斥，相反，国际社会以及发生国本地的大部分人民都把他们视为解放者。
“北京共识”幻灭是否会导致中国版的阿拉伯之春（一般称为“阿春之忧”），中国外交作业系统予以了严肃的否定并将反驳矛头指向美国【注7】。然而，在中国外交作业系统反驳美国之后，还是十分认真地讨论了“阿春之忧”问题，新华社于2012年3月23日举行了“首届《参考消息》先驱论坛”，主题设计为“中东变局与中国战略”【注8】。对此做大幅报道的《参考消息》加发编者按说：“缘起2010年冬天突尼斯自焚小贩的一把烈火，以前所未有的之势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此说足见北京当局的惊慌之状，而与会专家则提出了中国的五个“两难”，其中一项就是“既必须面对西亚北非国家纷纷西化的现实，又不能让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中国”【注9】。几乎与此同时，最高层决定投入巨资，建立一百个国别研究机构【注10】，以期研究清楚不分大小的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特别是转型诉求将会产生何种社会行为抉择。
二、威权主义可能重来，威胁转型诉求
作为后威权体制的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其最可能遭遇的强力颠覆并非自体制外或俗称的民众街头抗议，而是体制内向威权主义的回归。新的威权主义可能是军人独裁，这也是胡锦涛在结束党首任期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高强度重提「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因；新的威权主义可能是文人独裁（如1974年前的葡萄牙以及1981至2003之间马哈蒂尔领导的马来西亚），这也是中共党内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弱势开明派一定要以程序击垮薄熙来左派势力的根本原因。
很显然，薄左势力如果上台，中国立刻会出现“文武混合”的新威权主义政权。因为一方面，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政治改革线路具有明显的不可操作性，尤其内部程序本身就存在巨大弊端，社会对此不抱希望。薄熙来的兴起恰恰是“党内民主”弊端的实证。另一方面，中共内部设置的最高权力逐步稀释方式尽管使其走向后威权，如最高党首去核心化，但是，党军政三权集于一人之模式仍为威权主义重来提供了可能。
威权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的高度集权，有一个能够左右局势的「强人」领袖【注11】，而在中国重建威权主义有着强烈的传统支持，民粹偏好里面不仅有明君意识，而且还有对暴君来整治官僚体系贪腐的渴望。因此，中国版的威权主义会排斥国际上通常的威权主义里多元意识形态、党派竞争、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地方自治等宪政要素。
薄左势力被压抑并不意味中共“党内民主”质量会提高，也不意味着整个体制的威权主义复辟冲动会减弱，更不意味“北京共识”成为真正的共识。简单地，中共十八大后，习李政治已经面临绝境。绝境生成于胡温政治尾期，导因于邓江两代的治序（而非“秩序”）混乱，更可由毛的昏悖狂乱中找出制度与个人的悖论。放在大的国际环境中讲，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在苏东左翼极权全面崩溃后，中国的改革型右翼极权即专制资本主义【注12】可以依靠回归本土政治文化的路径生存下去。土本政治文化不仅可以为近代性质的民族主义提供哲学营养，也可以为极权主义提供文化合法性。
三、人权状况新的倒退，中美对立加剧
为了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失败后向本土政治文化（狭义为儒教）退守提供现代化因素，中共统治集团试图将中国模式普遍化为世界未来前景，尽管「华盛顿共识」背后的普世价值被中共激烈批判。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模式很主动地将美式民主视为政治敌手，一如“中国崛起”是美国最担忧的不确性前景那样。海外观点也因此而对立。比如美国的学者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不可能是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答案”，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也就是专制资本主义）能够使人们成为消费者而不可能成为公民 【注13】；还有，美国政治与经济有诸多缺陷，但“当关乎创新并将其转化为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时，美国是无与伦比的国家”【注14】。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西方与中国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的冲突”。这种较为新近的观点又加了附带，称曰：“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过去十年中所做的那样。”【注15】从理论上讲，特定的附带是十分不严谨的，因为它只是对一种或然的预期而不是像前指的创新之存在那样的实然。
带有骗局性的政治表述在西方媒体有之，在中国国内更多。比方说，《江泽民传》中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本书仍然是外国人撰写并在中国出了翻译的中文版。江泽民力图表明他执政时的严厉政治管制，一种比威权主义更残酷的政治镇压，其目的是为换取以后的自由【注16】。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开完以后，中国的自由状况全面倒退了，直至于2012年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出现了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的第二次严重对抗。中共当局关于人权问题的态度也不再客气，而是极为凶狠地指责美国“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到中国基层，为中国的 ‘改变’创造条件”【注17】。
四、“实际（自封）神”的困境，社会厌弃“三垄断”
“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究竟将成为何种东西，仍然是全世界争论的话题。但可以肯定地说：今日中国，宗教意义上的龙图腾后裔，作为变种，它愈来愈加怪异。它在经济方面的貔貅化【注18】犹可让人理解，而在政治方面的貔貅化则变得不可理喻，或者说在它“更像苏联”的同时，统治集团更加贪婪地持守着“三垄断”【注19】。垄断政治权力，使权力失去了伦理性监督；垄断经济利益，制造一个不公平且无法通过改革来校正的社会；垄断真理，试图通过文化改革与网络控制压制政治创新思想，以便维护自己“实际神”和“自封神”的地位。
当今中国，龙的变种、怪兽国度，正面临着经济貔貅化、政治貔貅化、社会貔貅化的前景。有人歌颂此状为崛起，有人批判此状为崩溃。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当记起汉娜•阿伦特的“先见之明”，在她的《论革命》一书（1963/1965）中，告诉人们：“政治权威崩溃之后，继而便是传统的丧失和制度化的宗教信仰的式微；传统和宗教权威的衰落可能同样也削弱了政治权威，而且一定预示着它的毁灭。”【注20】
且不论“三垄断”所设定的“实际神”与“自封神”是否具有现实的宗教功能，即这个体系里的人员是否坚持了不二的政治信条【注21】，仅看世俗性宗教存在，就不难知道传统丧失与宗教式微的情状。传统丧失，表现为传统中的有益部分遭到抛弃乃至践踏，如清官的、循吏往往被认为是个人无能的结果，而扶持弱势往往又被认为是将党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行为；宗教式微，表现为自我神化的意识形态体系无法实现逻辑自洽，比方说胡锦涛惕厉之言有防止「四个危险」，习近平则自认中共有“五大优势”【注22】，而“消极腐败的危险”正是由于中共“五大优势”之一的“组织优势”所导致。这个优势不仅极力排除外部监督，而且还会使大量的分支利益集团利用“组织优势”来进行合法的腐败。
结语：最高党权交接不等于政治转型
正是在“四个危险”与“五大优势”的逻辑不自洽状态下，中共完成了胡锦涛与习近平之间的最高党权交接。如此之逻辑不自洽，不只是统治集团有之，整个社会亦有之，而整个社会由于转型诉求一再被压而表现整体气质的变化上。社会的阴郁、压抑、浮躁反过又增加了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在这个难度之下，习近平所讲的中共“政治优势”根本不成其为优势，相反还会严重制约重大政治问题的合理解决。有些观察家（如张维迎）看到了此种情形，认为：“很少有人看到（危机），看到了也不说，或者看到了又没底气来做。”【注23】
没有底气，实质上是一种浅层表现，其深层含义则是所谓的组织优势早已成为“组织阴谋”。最明显的“组织阴谋”就是著名学者于建嵘所讲的“三个既要”【注24】。在这“三个既要”中，第三个“既要”是“国家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弹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它更加经典地反映了“组织阴谋”，而“组织阴谋”与“政法阴谋”【注25】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反映出统治集团远离中国社会现实暨制度被迫边缘化的实质。不惟其所谓的制度优势不存在，而且其制度最基本的伦理依托、“五大优势”中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制造了专制资本主义，使制度伦理发生的重大转变。“密切联系群众的的优势”早已被“组织阴谋”与“政法阴谋”所粉碎。就是在这样的政治伦理悖论中，中共最高党权完成代际交接，但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前景并不因此变好，除非他们产生顿悟式的转型抉择——向民主宪政而不是向新威权主义转型——以回应社会的转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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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一位对“共识”问题进行尖锐批评的学者说：“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在市场上有卖点，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吧，那表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转引自张才国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79页。
【2】“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的观点认为前者是第三条道路，称曰：“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思想，或者终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制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不是受到从重商主义角度重视出口，而是受到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推动。”参见《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日，译介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29日文章，“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的最佳典范？”（作者：迈克尔•舒曼），第16版〈海外视角〉。
【3【同【1】，第177页。
【4】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5月20日综述外电消息，“俄学者就是否‘学习中国’有分歧”，第14版〈海外视角〉。
【5】同【4】。
【6】胡锦涛在2011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说，中共正面临“四个危险”，其中一项就是“消极腐败的危险”。另外三个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参见人民网2011年7月11日文章，“经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记者：盛若蔚）。
【7】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在2012年2月4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回应了美国国会参议麦凯恩关于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的断言。张说：“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实行的政策不同，根据民调在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得票高居第一”，所谓“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参见人民网2012年2月4日报道，“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8】参见《参考消息》2012年4月5日报道，“《参考消息》论坛：中东变局和中国战略”，第11版〈特别报道〉。
【9】同【8】，五个“两难”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提出来的。另四个分别为：既要尊重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又要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第一）；既要在现政权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利益，又必须为与新政权展开关系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能（第二）；既不能让西方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来更迭政权的图谋一再成功，又不能让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过度对立（第三）；既要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协作，又要防止俄罗斯改变立场（第五）。
【10】参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11期文章，“中共斥巨资加强国际研究”（作者：高四维），文中描述：“‘阿拉伯之春’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曾撰文称，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小国家的重要性，应加大投资，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与专家队伍.”
【11】对威权主义的研究，尹保云先生可谓透彻。既有基于此点（「强人」领袖）的专门论述（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文章,”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亦有研究韩国国家案例的著作《民主与本土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人民出版社，2010）。
【12】专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可见【2】引资料，但在那里，该术语并未得到详解。
【13】此种情形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汉娜•阿伦特论述的一项“远期诠释”。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译本，陈周旺译；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中，她写道：“（暴政）自己垄断了行动的权利，禁止公民进入公共领域，迫使其退缩到家政生活的隐私状态中，要求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也即：暴政虽不必然剥夺私人福祉，但剥夺了公共幸福那种参与权利。（中译本，第114页）。
【14】参见《华盛顿邮报》网站2010年8月30日文章，“中国经济模式不是美国的答案”，《参考消息》次日期译介，“美媒体称中国模式不是美国的答案”，第16版〈中国大地〉。
【15】参见《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2月16日文章，“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先进的”（作者：上海成为基金会创始人兼合伙人李世默），《参考消息》2月18日译介，“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第8版〈中国大地〉。
【16】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谈峰、于海江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459页，有道：“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新的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还有，第 415也，关于2002年中共高层人士变动与未来改革的关系：“一个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续沿着江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
【17】新华网2012年7月21日转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
【18】貔貅化，是较为形象的说法，源于一种财富图腾。传说中，貔貅是龙的九个儿子当中的一个。也有的说法指出，貔貅不是龙的儿子，但仍在神兽之列。它之所以神，端在于「能吞万物而不泄，故有纳食四方之财的寓意」。现实中，信仰貔貅带来财富而不发生损失的人们，还有一套给此神兽开光的程序。中国社会鼓励无休止的吞入、膨胀，只进不出成为多数人的信仰。在人们以恢复传统相标榜的时候，又揉进了大量的现代因素，比如现代奥运精神的更大、更快、更好。或者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因素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只进不出的伦理基础。
【19】“三垄断”是李凌对苏联批判而使用的术语，详见《凤凰周刊》2010年第5期文章，“「三垄断」导致了苏联解体”。
【20】同（13），第101页。
【21】事实上远非如此。就中共十八大前拿来收拢人心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贪腐案处置来看，刘志军的个体信仰变质实质代表了高层政治信仰总体变质的趋势。就个案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其一，刘坚信到他的级别（正部长）仍需买官，或花巨资活动人际关系，因此，他要扶植商人以获其资；其二，刘坚信风水之学，即名义上的无神论者相信有神左右命运。参见网易新网2012年8月9日转《新京报》消息，“刘志军帮丁书苗动机：为升迁打造经济基础”。
【22】五大优势，分别为：党的理论优势，党的政治优势，党的组织优势，党的制度优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的优势。此为习近在平2012年6月28日「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后发表于《求是》杂志2012年第15期（8月1日），“始终坚持发挥党的独特优势”。
【23】张维迎的表述，可见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2月14日刊登的一个访谈录，“张维迎：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许知远、李翔对张维迎提问，李翔撰文），第41版〈商业评论〉。
【24】参见于建嵘发表于《南风窗》杂志双周刊2009年第8期的文章，“‘信访悖论’及其出路”，其曰：“作为游戏的制定者与仲裁者，国家既要保证言语的畅通并抵制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但又无力应付有时汹涌而来的大规模的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以及因此对社会赞成的冲击；国家既要为民做主保持其美好形象，又要防止有人借机滋事无理取闹；国家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弹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
【25】政法阴谋，是我首先使用的一个政治分析术语，具体指为：其一，政法官员与社会公众进行强迫的“非等价交换”，如云南巧家案的公安局长“担保”言行；其二，政法作业支持底层政权对底层百姓的经济剥夺，突出表现为弱势人群难以获得行政诉讼的许可；其三，在人情化的社会情形下，弱势人群有理且花钱（人际费用）也难以赢得官司。详见拙文，“底层政权加速黑社会化——中共十八大面临的「政法阴谋」问题”，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2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