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很荣幸受邀评论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班研究生叶虹灵同学的大作《从人权园区到国家人权博物馆──一个历史制度论视角的初探》。叶虹灵本人即为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执行长，她的学术志业和她投身转型正义的志业可以说是一体的。
该文有两条分析轴线，一是由历史制度论的路径依赖观点，讨论我国建制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由来；另一则耙梳台湾白色恐怖历史记忆的分裂现象。在前者，作者认为囿于国家行政能力与官僚能力的匮乏所采取的业务外包策略，限制了在政府体制内发展与培养专业管理营运人才的可能性；后者，作者则认为国家人权博物馆依赖民间资源的结果，导致台湾白色恐怖的大众叙事以冤错假案为主流框架，而同质化了红色革命的异质想象。
作者追溯国家人权博物馆由一九九九年绿岛绿洲山庄史迹馆的建制开始，二零零五年动员戡乱时期军法审判纪念园区的加入，业务主管机关由法务部、交通部观光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台东县政府到文化部的曲折过程，更将转型正义的视野放大到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脉络，精确而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国民党主导下的民主变革模式，使台湾转型正义的完整思考与落实如何地成其为不可能，李登辉与马英九前后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既不愿转型正义为其统治正当性带来困扰或危机，对待白色恐怖遗迹的态度，自然被动、轻忽和闪烁，陈水扁领导的民主进步党政府尽管相对而言付出较多心力亦较具诚意，但其无知的决策表现，则显示其深受国民党反共意识型态与冷战思维洗脑的遗毒，而亲近台湾独立之政治立场，更使其白色恐怖的历史叙事出现了选择性记忆的现象。正因上述种种原因之交织，制度之规划与组织人力的培养乃始终缺乏适当的土壤，历经十年摸索，跌跌撞撞，若非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妻子陈嘉君于二零零九年，对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当代艺术创作展涉嫌美化白色恐怖打手前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的作品使出拆毁的强烈抗议手段，引发社会议论，时任文建会主任委员的盛治仁恐怕也不会警觉而做出设立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政策宣示。
历史制度论的研究途径于强调路径依赖之余，也对于影响路径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抉择格外重视，作者虽然从新闻资料中清楚整理出制度建置过程之全貌，但如果可能，由政策网络布局而就政策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决策者展开深度访谈，更细微地为其所勾勒之历史图象提供具体说明与佐证，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也会有更多发现。
本文将历年绿岛和景美园区委外案件之得标厂商名单进行分析，发现越到近期得标者越有重复与集中之现象。此一发现并不令人意外，经验累积与学习成长，必然会造就出具备经济规模之专业承包商，至于得标厂商的意识型态对于其所策划展览历史观点的影响，乃是无可避免者，事实上，民间厂商并无需承担主流框架形成的责任，那是客观社会心向的缩影反映。作者所要指摘的，反而是政府主管机关无能于引导多元异质观点的并陈。这在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之前，或情有可原，因未有专门编制容纳专业人才。事实上，由于台湾的国家认同与不同的历史记忆相纠缠，台湾的国家认同又深陷在台湾主体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一统霸权的角力拉扯之中，这些复杂的现实政治因素，也使台湾社会集体冷静思考反省的心灵空间受到了严重的压缩。政府官僚夹处其间，以业务委外规避政治风险，未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作者指出红色革命历史失落的问题，确实值得吾人反思该一现象。本人协助政治受难者陈英泰整理其著作之过程，即发现冤错假案固然有之，亦属大宗，但许多红色左翼运动的参与者，为了获得台湾无知社会的接纳，亦隐藏于其间。陈英泰与家父曾群芳早期皆以冤错假案的受害者身分为自己辩诬，直到社会日益成熟、史料陆续出土，方才承认其原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地下党员，近年如台大社会学系研究生林传凯、林邑轩等青年研究者对于政治受难者所做之访谈与研究，亦证实地下党之规模与人数超乎想象，其研究成果远远超乎历年官方或民间机构主持之口述历史访谈。陈英泰主张放宽白色恐怖受难者之补偿对象，扩大及台湾本地所谓匪谍而有实据者，其理由依据为抵抗权此一自然权利，壮哉斯言，亦洵属的论。惟此一部份受难者之补偿以及红色革命历史的追溯，恐怕非〈戒严时期不当审判暨匪谍案件补偿条例〉所能完全涵盖者，事实上，对于红色反抗者当年之义举，崇高之人格，国家倘尊重其求仁得仁之精神，则不应当将之矮化为冤错假案之受难者，又复要求其主动对中华民国提出补偿之请求。纵然现行法规不及处理，至少追寻记录其事迹，载之国史与地方志，以鼓励今后台湾人民为维护台湾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奋斗，亦犹未晚矣。
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既已成立，如何引进专业人才并藉助民间与学界知识观点，丰富两人权园区展览关于白色恐怖历史之全面呈现与诠释，以不负其作为台湾人权社会教育基地的功能，日后当任重道远。俗云：「身在公门好修行」，超越国共斗争和统独之龃龉，寻访台湾人民被统治者刻意遮掩的红色历史记忆，忠实于还原真相、抚慰国殇，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之主持者如能勇于承担，拥抱人民与真理，抗拒屈从政治正确，则真功德无量。
（注：本文由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卢俊伟代宣读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台湾政治学会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假台师大诚大楼一零八室举办之台湾政治学会二零一二年年会暨《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张正义、能源发展、与国际趋势》学术研讨会）
民国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于台湾桃园机场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很荣幸受邀评论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班研究生叶虹灵同学的大作《从人权园区到国家人权博物馆──一个历史制度论视角的初探》。叶虹灵本人即为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执行长，她的学术志业和她投身转型正义的志业可以说是一体的。
该文有两条分析轴线，一是由历史制度论的路径依赖观点，讨论我国建制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由来；另一则耙梳台湾白色恐怖历史记忆的分裂现象。在前者，作者认为囿于国家行政能力与官僚能力的匮乏所采取的业务外包策略，限制了在政府体制内发展与培养专业管理营运人才的可能性；后者，作者则认为国家人权博物馆依赖民间资源的结果，导致台湾白色恐怖的大众叙事以冤错假案为主流框架，而同质化了红色革命的异质想象。
作者追溯国家人权博物馆由一九九九年绿岛绿洲山庄史迹馆的建制开始，二零零五年动员戡乱时期军法审判纪念园区的加入，业务主管机关由法务部、交通部观光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台东县政府到文化部的曲折过程，更将转型正义的视野放大到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脉络，精确而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国民党主导下的民主变革模式，使台湾转型正义的完整思考与落实如何地成其为不可能，李登辉与马英九前后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既不愿转型正义为其统治正当性带来困扰或危机，对待白色恐怖遗迹的态度，自然被动、轻忽和闪烁，陈水扁领导的民主进步党政府尽管相对而言付出较多心力亦较具诚意，但其无知的决策表现，则显示其深受国民党反共意识型态与冷战思维洗脑的遗毒，而亲近台湾独立之政治立场，更使其白色恐怖的历史叙事出现了选择性记忆的现象。正因上述种种原因之交织，制度之规划与组织人力的培养乃始终缺乏适当的土壤，历经十年摸索，跌跌撞撞，若非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妻子陈嘉君于二零零九年，对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当代艺术创作展涉嫌美化白色恐怖打手前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的作品使出拆毁的强烈抗议手段，引发社会议论，时任文建会主任委员的盛治仁恐怕也不会警觉而做出设立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政策宣示。
历史制度论的研究途径于强调路径依赖之余，也对于影响路径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抉择格外重视，作者虽然从新闻资料中清楚整理出制度建置过程之全貌，但如果可能，由政策网络布局而就政策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决策者展开深度访谈，更细微地为其所勾勒之历史图象提供具体说明与佐证，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也会有更多发现。
本文将历年绿岛和景美园区委外案件之得标厂商名单进行分析，发现越到近期得标者越有重复与集中之现象。此一发现并不令人意外，经验累积与学习成长，必然会造就出具备经济规模之专业承包商，至于得标厂商的意识型态对于其所策划展览历史观点的影响，乃是无可避免者，事实上，民间厂商并无需承担主流框架形成的责任，那是客观社会心向的缩影反映。作者所要指摘的，反而是政府主管机关无能于引导多元异质观点的并陈。这在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之前，或情有可原，因未有专门编制容纳专业人才。事实上，由于台湾的国家认同与不同的历史记忆相纠缠，台湾的国家认同又深陷在台湾主体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一统霸权的角力拉扯之中，这些复杂的现实政治因素，也使台湾社会集体冷静思考反省的心灵空间受到了严重的压缩。政府官僚夹处其间，以业务委外规避政治风险，未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作者指出红色革命历史失落的问题，确实值得吾人反思该一现象。本人协助政治受难者陈英泰整理其著作之过程，即发现冤错假案固然有之，亦属大宗，但许多红色左翼运动的参与者，为了获得台湾无知社会的接纳，亦隐藏于其间。陈英泰与家父曾群芳早期皆以冤错假案的受害者身分为自己辩诬，直到社会日益成熟、史料陆续出土，方才承认其原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地下党员，近年如台大社会学系研究生林传凯、林邑轩等青年研究者对于政治受难者所做之访谈与研究，亦证实地下党之规模与人数超乎想象，其研究成果远远超乎历年官方或民间机构主持之口述历史访谈。陈英泰主张放宽白色恐怖受难者之补偿对象，扩大及台湾本地所谓匪谍而有实据者，其理由依据为抵抗权此一自然权利，壮哉斯言，亦洵属的论。惟此一部份受难者之补偿以及红色革命历史的追溯，恐怕非〈戒严时期不当审判暨匪谍案件补偿条例〉所能完全涵盖者，事实上，对于红色反抗者当年之义举，崇高之人格，国家倘尊重其求仁得仁之精神，则不应当将之矮化为冤错假案之受难者，又复要求其主动对中华民国提出补偿之请求。纵然现行法规不及处理，至少追寻记录其事迹，载之国史与地方志，以鼓励今后台湾人民为维护台湾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奋斗，亦犹未晚矣。
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既已成立，如何引进专业人才并藉助民间与学界知识观点，丰富两人权园区展览关于白色恐怖历史之全面呈现与诠释，以不负其作为台湾人权社会教育基地的功能，日后当任重道远。俗云：「身在公门好修行」，超越国共斗争和统独之龃龉，寻访台湾人民被统治者刻意遮掩的红色历史记忆，忠实于还原真相、抚慰国殇，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之主持者如能勇于承担，拥抱人民与真理，抗拒屈从政治正确，则真功德无量。
（注：本文由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卢俊伟代宣读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台湾政治学会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假台师大诚大楼一零八室举办之台湾政治学会二零一二年年会暨《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张正义、能源发展、与国际趋势》学术研讨会）
民国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于台湾桃园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