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家宝在两会结束时面向中外记者讲了大实话
2012年两会尾声，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对于温家宝的最后一句话应这样理解，“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向都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当然绝不可能得到完全清除。也就是说，哪种力量才能有资格和能力清除这种余孽呢？这肯定不是来自本是该封建残渣余孽的党本身，实际也根本谈不上完全清除之说。不过这类话由党的高官重新说出来，只能说确实是一句大实话而已。
在中共执政史上，作为中共的鼻祖毛泽东，在创业初期，他经常会说这样的话，但却是完全复制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说过，但只是说说而已，在毛老大面前，谁敢较真呢？毛泽东当时的说，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也是针对党内势均力敌的政敌们所说的，绝对不是针对自己的。直到后来，毛死后，邓小平翻身主政了，邓小平也说这样的大实话，才敢针对毛泽东说，也针对比较弱势的政敌华国锋说，同样也绝不可能针对自己说。如今的温家宝说此大实话，肯定不是针对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以及其他常委们。因为薄熙来事件的发生，所有人都明白，此话是针对薄熙来的。也许也有针对党本身的，比如他全力以赴所倡导的政改，就是其根本的指向，不过在此只能委婉含蓄表达了。
二、文革之风本来就是当朝权贵坚守人治的传家宝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各种规章制度……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此时的插话更是直截了当：“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八年以后，毛泽东干脆发动了被他自己称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
让人想不开的是，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逆境中搬出法律为自己争辩。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北京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邓小平）不叫我开会，一个（刘少奇）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7年8月5日，为庆贺《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刘少奇再次被造反派扭上批斗会，按头拧臂，坐‘喷气式’……斗争会之后，被踩掉了鞋，光着袜子的刘少奇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像一座火山般地爆发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摘自赵心树的《选举的困境》
但是，谁会来执行这个“严厉制裁”呢？只有掌有实权者才能执行法律，但掌权者认为人治比法治更方便。掌权者只有当自己身处逆境时才会想到法治的重要，但都基本已无力回天。只要掌权者始终得势，掌权者就绝不会想到还要全面彻底地依法治国，坚定捍卫法律尊严的。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既保护他人法定权益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保护自己法定权益神圣不可侵犯。但所有掌权者们，只要一到权力之巅，就都全部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这种灾难绝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便都全部因为嫌其在自己执政时带来麻烦，啰嗦，不方便和掣肘，就是弃之不用，而且还很坚决。也便只有永远走这人治的尔虞我诈与相互倾轧的道路了。
虽然在这样一种官场上，即便到了权力之巅的人，无论是谁，也包括毛泽东本人，直到今日的继承人江泽民与胡锦涛，都无不如履薄冰心惊胆颤而夜长梦多。可是，他们就是愿意用此等大权当皇帝，而过足当真正皇帝的瘦瘾，就是不愿意给子孙万代缔造永恒的福祉。
三、薄熙来是文革遗风的忠实继承人
文革之后，为防止文革再次发生，邓小平提出反“左”；同时，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人治传统和权威，他又主张坚决防“右”。为此，便出台了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他所说的“左”就是“文革”全部，他所说的“右”就是宪政民主。其实，说到骨子里，他本人才是真正的左撇子。因为，拒绝宪政，法治就无从谈起，真正的反左，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开始，保留人治体制，左的根就得到了坚强保证和滋养。在现有体制下，左是合法生长的罂粟，种子无处不在，温床无处不在，它的种子可以随处发芽，茁壮成长，直至成熟而完全爆发，这是一种必然，不可阻遏制止的。所以说，薄熙来事件不是偶然的，这是该体制长期培育发酵的结果。而且，作为当事人本身，薄熙来仿照鼻祖毛泽东，是真正着力全面打造的。
本来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一山不容二虎，但当权威递减转移到胡锦涛手里时，尤其在太上皇江泽民的监督下，集体领导无时无刻的不掣肘时，对待薄熙来如此胆大妄为的挑战，这本来是动了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的奶酪，是要胡锦涛首先发威的，可胡锦涛只能忍气吞声，完全自我消解着。因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绝不会因为全面继承并充分发扬光大文革遗风被打倒。并且也极有可能，薄熙来借助这种遗风一定就能攀到最高位。
针对这种遗风，温家宝持批评态度，在两会结束时发了话，薄熙来本人因为王立军事件也确实被打倒了，外界便普遍认为，这种遗风也是薄熙来的罪证之一。但根据这么长时间从内部泄露出来的消息，由于中共本身就是这种遗风的完全继承者，毫无法治观念，为了权贵同坐的贼船不致因为内讧而翻船，所以还是决定把薄熙来事件与政治原因进行了切割，据说只追究刑事的责任，这便让外界感觉越来越没有多少新鲜和味道再继续看这部大戏了。
这正如笔者当时的撰文，《薄熙来事件触动了中共权贵的奶酪》，而这乳酪其实就是人治，是“文革”遗风和专制主义的东东。针对薄熙来事件，中共当朝权贵谁敢一丝不苟非常彻底全面地与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一一较真吗？那中共当朝的权贵们，又会有几人真正经得起这种考验和检验呢？恐怕就人人自危了。何况，激起这种恶风的反弹也是中共当局难以承受的，更无任何能力与完全之策加以应付得了的。
四、薄熙来的死党对温家宝的攻击就像捅了马蜂窝
据陈破空最近的撰文《温家宝遭共产党人围攻》所描述的，胡温习等人倒薄，非但令左派、极左派、毛左派暴怒，也极大地刺激了共产党死忠者，即那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人及外围拥趸，在海外，就是亲共人士，他们都是红色王子、英俊小生薄熙来的粉丝。在他们眼里，薄才是共产党，胡温不算；薄是正统，胡温是叛逆。
由是，呈现一个吊诡：那些历来蔑视人权、讴歌镇压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忽然要为薄熙来“维权”，要求对薄“公开审判”，谴责胡温习等人以“政变阴谋”倒薄。一名叫做王铮的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甚至向最高法院举报并要起诉倒薄的政治局常委会“涉嫌刑事犯罪”。对摊在薄头上的罪名，他们一概不信，认定那是“栽赃陷害”，甚至使用了饱受打压的中国民间反对派如民运人士的用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网上，领军倒薄的温家宝，遭到共产党人、亲共人士和“五毛党”的群起围攻，咒骂他是“亡党亡国”（实为亡党）的“瘟神”。毛左文人张宏良声讨温家宝：“身为共产党和共和国高层领导人，在任期间没有唱过一首红歌，没有去过一个红色景点，没有引用过一句红色语录，没有瞻仰过一次开国领袖……”由此，张宏良咒骂温是“砍旗派首领”、“亡国之相”、“一代奸相”。
一个署名黎阳的写手，抛出一篇题为《窃国大盗温家宝》的“宏文”，在网上广为散发。黎文洋洋数千言，从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里通外国”，列数温累累“罪状”，揭发：“温家宝念念不忘与共产党的这一家族仇恨，祖父受迫害，父亲受迫害……随着权力越来越大，温家宝再也不掩饰心中对共产党的仇恨，反共本性一步步暴露了出来……”
五、人治体制不倒，文革之风无从消弭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文革恶习乃中共固守人治传统之必然产物，绝非其他任何原因所致。要彻底杜绝这种歪风邪气，只有废弃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一党专制，取消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让人民自觉自发联合强力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尤其是那些做实事的官员们的所有公务活动，让其完全彻底地走依法行政路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质问题，否则，任何隔靴搔痒华而不实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都是祸国殃民，误入歧途的。
可是，本来自薄熙来被打倒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当朝权贵会真的动手改革的，也不枉温家宝唱独角戏喊了多年的口号，但根据近期表现，似乎毫无这种迹象。这便让政改支持者们失望至极。很明显，当中共走到今日，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本来就是自救，不改革就是等死。但却依然只能按照原有惯性原地踏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这是因为其中确实没有能承载如此大任的强悍人物，也便只有等死了。
有人又开始幻想习近平了，根据习之表现，实际也毫无这方面的意思。很多人早已看得极清爽透彻，所以大多数民主改革派人士，早已沉下心来，投身民间的群众运动了。也就是说，无论自上而下的变，还是自下而上的变，中国民主最中坚的力量和根本保证，就是让更多的人，当然绝不可能是全民了。在成熟的民主思想和公民道德的推动下，首先具有严谨守法的精神以及坚定守法的崇高品德和修养。如此说来，固然就很少有人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关心这些专制主义的残渣余孽们继续表演五千年不变的破烂宫廷戏了，也许还有很多人非常热衷，那就是中共所豢养着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那些闲人们了。所有务实的民主派人士，还是各尽所能，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发展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推进公民维权运动的实事吧。
2012年6月6日深圳贫民窟
2012年两会尾声，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对于温家宝的最后一句话应这样理解，“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向都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当然绝不可能得到完全清除。也就是说，哪种力量才能有资格和能力清除这种余孽呢？这肯定不是来自本是该封建残渣余孽的党本身，实际也根本谈不上完全清除之说。不过这类话由党的高官重新说出来，只能说确实是一句大实话而已。
在中共执政史上，作为中共的鼻祖毛泽东，在创业初期，他经常会说这样的话，但却是完全复制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说过，但只是说说而已，在毛老大面前，谁敢较真呢？毛泽东当时的说，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也是针对党内势均力敌的政敌们所说的，绝对不是针对自己的。直到后来，毛死后，邓小平翻身主政了，邓小平也说这样的大实话，才敢针对毛泽东说，也针对比较弱势的政敌华国锋说，同样也绝不可能针对自己说。如今的温家宝说此大实话，肯定不是针对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以及其他常委们。因为薄熙来事件的发生，所有人都明白，此话是针对薄熙来的。也许也有针对党本身的，比如他全力以赴所倡导的政改，就是其根本的指向，不过在此只能委婉含蓄表达了。
二、文革之风本来就是当朝权贵坚守人治的传家宝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各种规章制度……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此时的插话更是直截了当：“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八年以后，毛泽东干脆发动了被他自己称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
让人想不开的是，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逆境中搬出法律为自己争辩。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北京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邓小平）不叫我开会，一个（刘少奇）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7年8月5日，为庆贺《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刘少奇再次被造反派扭上批斗会，按头拧臂，坐‘喷气式’……斗争会之后，被踩掉了鞋，光着袜子的刘少奇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像一座火山般地爆发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摘自赵心树的《选举的困境》
但是，谁会来执行这个“严厉制裁”呢？只有掌有实权者才能执行法律，但掌权者认为人治比法治更方便。掌权者只有当自己身处逆境时才会想到法治的重要，但都基本已无力回天。只要掌权者始终得势，掌权者就绝不会想到还要全面彻底地依法治国，坚定捍卫法律尊严的。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既保护他人法定权益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保护自己法定权益神圣不可侵犯。但所有掌权者们，只要一到权力之巅，就都全部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这种灾难绝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便都全部因为嫌其在自己执政时带来麻烦，啰嗦，不方便和掣肘，就是弃之不用，而且还很坚决。也便只有永远走这人治的尔虞我诈与相互倾轧的道路了。
虽然在这样一种官场上，即便到了权力之巅的人，无论是谁，也包括毛泽东本人，直到今日的继承人江泽民与胡锦涛，都无不如履薄冰心惊胆颤而夜长梦多。可是，他们就是愿意用此等大权当皇帝，而过足当真正皇帝的瘦瘾，就是不愿意给子孙万代缔造永恒的福祉。
三、薄熙来是文革遗风的忠实继承人
文革之后，为防止文革再次发生，邓小平提出反“左”；同时，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人治传统和权威，他又主张坚决防“右”。为此，便出台了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他所说的“左”就是“文革”全部，他所说的“右”就是宪政民主。其实，说到骨子里，他本人才是真正的左撇子。因为，拒绝宪政，法治就无从谈起，真正的反左，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开始，保留人治体制，左的根就得到了坚强保证和滋养。在现有体制下，左是合法生长的罂粟，种子无处不在，温床无处不在，它的种子可以随处发芽，茁壮成长，直至成熟而完全爆发，这是一种必然，不可阻遏制止的。所以说，薄熙来事件不是偶然的，这是该体制长期培育发酵的结果。而且，作为当事人本身，薄熙来仿照鼻祖毛泽东，是真正着力全面打造的。
本来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一山不容二虎，但当权威递减转移到胡锦涛手里时，尤其在太上皇江泽民的监督下，集体领导无时无刻的不掣肘时，对待薄熙来如此胆大妄为的挑战，这本来是动了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的奶酪，是要胡锦涛首先发威的，可胡锦涛只能忍气吞声，完全自我消解着。因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绝不会因为全面继承并充分发扬光大文革遗风被打倒。并且也极有可能，薄熙来借助这种遗风一定就能攀到最高位。
针对这种遗风，温家宝持批评态度，在两会结束时发了话，薄熙来本人因为王立军事件也确实被打倒了，外界便普遍认为，这种遗风也是薄熙来的罪证之一。但根据这么长时间从内部泄露出来的消息，由于中共本身就是这种遗风的完全继承者，毫无法治观念，为了权贵同坐的贼船不致因为内讧而翻船，所以还是决定把薄熙来事件与政治原因进行了切割，据说只追究刑事的责任，这便让外界感觉越来越没有多少新鲜和味道再继续看这部大戏了。
这正如笔者当时的撰文，《薄熙来事件触动了中共权贵的奶酪》，而这乳酪其实就是人治，是“文革”遗风和专制主义的东东。针对薄熙来事件，中共当朝权贵谁敢一丝不苟非常彻底全面地与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一一较真吗？那中共当朝的权贵们，又会有几人真正经得起这种考验和检验呢？恐怕就人人自危了。何况，激起这种恶风的反弹也是中共当局难以承受的，更无任何能力与完全之策加以应付得了的。
四、薄熙来的死党对温家宝的攻击就像捅了马蜂窝
据陈破空最近的撰文《温家宝遭共产党人围攻》所描述的，胡温习等人倒薄，非但令左派、极左派、毛左派暴怒，也极大地刺激了共产党死忠者，即那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人及外围拥趸，在海外，就是亲共人士，他们都是红色王子、英俊小生薄熙来的粉丝。在他们眼里，薄才是共产党，胡温不算；薄是正统，胡温是叛逆。
由是，呈现一个吊诡：那些历来蔑视人权、讴歌镇压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忽然要为薄熙来“维权”，要求对薄“公开审判”，谴责胡温习等人以“政变阴谋”倒薄。一名叫做王铮的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甚至向最高法院举报并要起诉倒薄的政治局常委会“涉嫌刑事犯罪”。对摊在薄头上的罪名，他们一概不信，认定那是“栽赃陷害”，甚至使用了饱受打压的中国民间反对派如民运人士的用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网上，领军倒薄的温家宝，遭到共产党人、亲共人士和“五毛党”的群起围攻，咒骂他是“亡党亡国”（实为亡党）的“瘟神”。毛左文人张宏良声讨温家宝：“身为共产党和共和国高层领导人，在任期间没有唱过一首红歌，没有去过一个红色景点，没有引用过一句红色语录，没有瞻仰过一次开国领袖……”由此，张宏良咒骂温是“砍旗派首领”、“亡国之相”、“一代奸相”。
一个署名黎阳的写手，抛出一篇题为《窃国大盗温家宝》的“宏文”，在网上广为散发。黎文洋洋数千言，从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里通外国”，列数温累累“罪状”，揭发：“温家宝念念不忘与共产党的这一家族仇恨，祖父受迫害，父亲受迫害……随着权力越来越大，温家宝再也不掩饰心中对共产党的仇恨，反共本性一步步暴露了出来……”
五、人治体制不倒，文革之风无从消弭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文革恶习乃中共固守人治传统之必然产物，绝非其他任何原因所致。要彻底杜绝这种歪风邪气，只有废弃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一党专制，取消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让人民自觉自发联合强力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尤其是那些做实事的官员们的所有公务活动，让其完全彻底地走依法行政路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质问题，否则，任何隔靴搔痒华而不实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都是祸国殃民，误入歧途的。
可是，本来自薄熙来被打倒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当朝权贵会真的动手改革的，也不枉温家宝唱独角戏喊了多年的口号，但根据近期表现，似乎毫无这种迹象。这便让政改支持者们失望至极。很明显，当中共走到今日，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本来就是自救，不改革就是等死。但却依然只能按照原有惯性原地踏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这是因为其中确实没有能承载如此大任的强悍人物，也便只有等死了。
有人又开始幻想习近平了，根据习之表现，实际也毫无这方面的意思。很多人早已看得极清爽透彻，所以大多数民主改革派人士，早已沉下心来，投身民间的群众运动了。也就是说，无论自上而下的变，还是自下而上的变，中国民主最中坚的力量和根本保证，就是让更多的人，当然绝不可能是全民了。在成熟的民主思想和公民道德的推动下，首先具有严谨守法的精神以及坚定守法的崇高品德和修养。如此说来，固然就很少有人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关心这些专制主义的残渣余孽们继续表演五千年不变的破烂宫廷戏了，也许还有很多人非常热衷，那就是中共所豢养着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那些闲人们了。所有务实的民主派人士，还是各尽所能，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发展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推进公民维权运动的实事吧。
2012年6月6日深圳贫民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