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风暴
阿克顿勋爵说：“历史不仅是一个发现的航程，也是一个与敌人斗争的过程。敌人就是早已实权在握的人，这些人强烈希望隐藏真相。”
主持湖南农运的中共元老李维汉回忆：“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工运方面，仅武汉一地数月内便发生150余起罢工，“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
台湾高中历史课本对“清黨”的表述是：“北伐期間，共黨假國民黨名義，把持中央，操縱群眾團體；滲透軍隊，誣詆統帥，陰謀篡竊。十六年四月，蔣總司令接收中央監察委員會之檢舉和中央的決議，斷然清黨，清除軍中及黨部之中共分子。共產陰謀大受打擊。”
清党确由过火的工农运动引发，但人们在评述这段历史时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1923年蒋介石访苏就已知道“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毫无诚信”，清党对于他来说只是时机问题。1925年蒋介石派蒋经国留苏向苏俄示好，把自己包装成“愿为共产主义而死”的左派精英，并试图撇开共产党，与莫斯科建立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获取更多的援助。1926年11月，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尽管斯大林没有同意这个荒唐的请求，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迷惑住了。
1927年3月6日，国民党在江西赣州枪杀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引起陈独秀的高度警觉，打算武力反蒋：“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莫斯科连续3次电令中共保持克制：“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
对于国民党，斯大林有一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羽翼渐丰的蒋介石与斯大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与其你把我“挤干以后再扔掉”，不如我先把你给干掉！1927年蒋介石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解决了财政问题，过火的工农运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检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国共矛盾、国民党内部权争日益激烈。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发生洗劫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的排外风潮，打死外国侨民6人、打伤7人，中方死伤数十人。梁启超认为共产党是幕后主使：“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起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画，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共产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俄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与令娴女士等书》）梁启超所说的“议案”，指的是4月6日张作霖突袭苏联驻华使馆搜出的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训令：“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
也是在4月6日，一直在等待时机铲共除俄的蒋介石，继续施放烟幕弹，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4月12日，准备就绪的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青帮袭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之后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派兵镇压，拉开了清党的帷幕。
要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算得上毛泽东的师傅：4月18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蒋介石索性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要求“武装同志亦各以至诚为党国努力，受吴（稚晖）、蒋（介石）两同志之指导”，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中共的成败关系到苏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走向：苏俄投入了巨额现金、大批军火和大量的人力资源向中国输出革命，怎样进行革命，斯大林及其反对派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枪杀陈赞贤等事件中，斯大林一直要求中共忍让、妥协，以便建立、巩固一个反英美、亲苏俄的左派政权。斯大林的“右倾”政策在苏共内部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猛烈批评，他们认为中共必须在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开展革命，与国民党只能进行党外合作。
清党给托洛茨基抨击斯大林的“右倾”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斯大林赶紧“左倾”，向中共发出著名的“五月指示”：“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然而，中共怎么可能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组织军队、实行土地革命（还要“反对过火行为”）？这一自相矛盾、根本无法执行的指示，令中共大佬啼笑皆非。
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获悉“五月指示”的内容后，“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却又不能接受汪精卫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7月8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退出武汉政府，试图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对于武汉政府来说，经济上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共从对抗蒋介石的政治筹码变为政治麻烦，分裂已在所难免。但汪精卫十分明智地决定“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不料，中共8月1日举行南昌暴动，致使汪精卫8月8日下令武力分共，国共至此成为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中共虚构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显然是在制造一种假象：“八一”南昌暴动是因为汪精卫“七一五”武力分共，合作破裂的责任由国民党全部承担。
负责湖北清共的桂系新编18军军长陶钧，对赤色分子“一律枪决，以免麻烦”；1928年1月，陶钧在“总理纪念周”（国民党纪念孙文的例行周会，逢星期一上午举行）上宣称：“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清党”共杀害31万多人，其中共党2.6万余人。还有统计数字表明，1927年5月中共党员总数为57967人，1927年11月仅剩17650人，半年时间减少了4万多人。
蒋介石1927年3月设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务处、驻沪特别军法处，比上海清党委员会还要凶恶。1927年8月1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而上海特务处、特别军法处刑讯逼供、滥杀滥捕的情况严重到“平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
清党之血腥、疯狂，令国民党右派也看不下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秘书吴开先与陈立夫谈及清党，“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说清党“是一场血腥的战争，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者被杀”。最先提出武力清共的国民党大佬张静江提醒蒋介石“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力主清党的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批评上海的清党运动“机关复杂，事权不清，处处干涉行政，任意逮捕杀人”；8月22日，白崇禧在“总理纪念周”痛切陈词:“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
清党是柄双刃剑
清党并未达到消灭中共的目标，其恶果，从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工作时发表的宣言即可一见端倪：“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唯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
1929年国民党三大认为清党“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对泥沙俱下的清党极为不满：“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真正之CP（共产党）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由于难以分清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不少地方乱杀一气，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和“忠贞”的国民党员惨遭杀戮，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号召力遭受重创：国民党党员（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从60万降至22万，1929年才回升到27万；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以致“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国民党在农村中的基础》）
负责组织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的胡逸民哀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总结清党教训：“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清党运动成了国民党人才逆淘汰运动，“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清党后遗症
失控的清党激发了人性之恶，民心士气备受打击，如国民党江苏党务指导委员会致中央的公函所言：“各地党员互控案件积牍盈尺，其违背党纪应行查办者固不乏人，而挟嫌诬告，希图陷害他人者什常四五。一经调查，真相多为彼此攻击，互相裁诬共产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恶化腐化皆可随意加诸异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说：“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
就恐怖程度而言，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自然无法与中共的红色恐怖相比拟，即便最黑暗的时期也留有言论自由的空间，体制内部对国民党腐败的抨击非常猛烈。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杨公达1932年4月发表《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
1935年11月，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发表《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承认自己是党员。”可见国民党的荣誉感和公众形象！陈立夫晚年痛心疾首地写道，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更严重的是，未被发现的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同蚂蝗一样大规模地渗透、潜伏到国民党内部，最骇人听闻的是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速记员沈安娜都是共产党，蒋介石主持的会议、国防部最高层会议、国民党中央的高层会议均由其担任速记，党国哪还有什么秘密可言。若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段伯宇、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秘书阎又文、卫立煌少校秘书赵荣声、李宗仁长官部参议刘仲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机要秘书李硕等要害部位的要害人员，皆为卧底，中共谍报、统战、策反等工作无不得心应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胜负。
张学良、杨虎城身边如果不是围绕着潘文郁、魏野畴、南汉宸、胡英初、曹力如、武勉子等披着国民党皮的共产党，“把中共从陕北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毛泽东语）的西安事变绝不可能发生；张学良说杨虎城“手底下很多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受他们影响很大”，杨虎城的妻子谢葆贞就是共产党，中共甚至在杨虎城的直属部队成立了党委会，共产党员发展到200多人，人称“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蒋介石的黄埔军系损失大半，国民党上将刘士毅认为败因之一就在于“内部匪谍太多，主管作战之参谋次长刘斐，及主管作战之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均系通匪主犯；国军一切机密计画，共匪事先全部知悉”。（《反思徐蚌会战失利》）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