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黒格尔说，如果不是共和制的，那么就不是国家。民族国家原初规定性，就是宪政的。这正好吻合，宪政制度是远古以来预定的最不坏制度的说法。
新浪微博“王小夯”说，民宪派以民国正统传人自居，这样就可以继承民国抗日之类的道义资源，孙蒋的荣光好也变成了自己的荣光。但是如果直挖民国的阴暗面呢？如果一味推诿，则变成一种不诚实；如果承认，则民国的耻辱变成了自己的耻辱。民宪的光辉也因此不在了。
我说民国当归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面对对民国历史负面的道德批判之火的锤炼。政治立场可以是超善恶的。阳光与黑暗同在，正面与负面齐飞，而这正是我们必须依赖的民国史。但是这也是所有历史主义必须面对的局面。
历史本身并不是美好的，更多的是罪恶推动着人类前行，但我们前行，又必须把历史当作好的。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
我只能说，依赖于人的未来和过去，都很容易污泥粪便蛮身。历史之中没有救赎。对闵采尔式地把未来革命救赎握在人手上，以及对这种革命的极端痛恨形成的保守，如法西斯，都会是失败的巴别塔行动。遵守律法，手段是行正确之事就意味着坚实地脚踏当下实地，至于何种乌托邦无关紧要。
以法政作为民国历史的标志。正如世界历史的精神标志是法律。我们可以回归民国，因为历史是根据律法与制度来标识的，只要回到原来的律法与制度，就意味着回到民国。1949年之后的历史不能倒带要摧毁，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正当性。太平天国的地盘内，今天有谁会去用洪秀全的政治符号标志时间和历史？
民国热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共和国之前是民国，只有民国坏才显出新中国好。60多年说民国坏畅通无阻，说民国好在改革开放前一律是右派、反革命。如今的民国热与它被妖魔化太久有关。
腾讯微博“橙先生”说， 经过多年的洗脑，让大众认为，1949年之前的历史与自己相甚遥远，1949年之后的一切才是我们的家事，才是历史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发生的一切灾难，我们都要忍气吞声承受而消化掉！这是很恐怖的事！呼吁民国当归是很有意义的事，承接了过去，让1949成为黑暗的新起点，让大家知道我们曾经也有过民主的土壤。
腾讯微博“东南”说， 这一切为一切民国当归，甚至关于民国这个字眼的重新浮出水面助推，有助于我们社会超越1949创世节点的局限，以更宽广的历史深度与现实视野思考我们当下的问题。
民国是当下我们的，逐渐靠近我们，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民国，并不是作为叛乱者乱臣贼子父祖辈生命体验中的民国。乱臣贼子的生命体验，带着病毒原罪，我们拒绝接受把我们的脑袋，作为他们的跑马场，拒绝思想殖民，也就是不再纠缠于他们关于民国史观。我们会重建我们的民国历史观，就像普通法学者构建英国史。
腾讯微博“TIAN”说，民国当归就是宪政的回归，与民国史无多大关系，民国是个极具价值的消费符号，具有多重的价值维度的考量。此外，它与政改划清了界限，是一场自我斗争的，自我实现的政治运动。
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往存折里面存钱和支取，存折就成为无可争议的存折。就像申领民国护照是一次支取申请，民国历史就宪政了过来，宪政诉求就民国了起来。行动就会让民国宪政增值起来，无需在民国史的启蒙中造受不利的质疑，变为无条件的，不会被怀疑击到和击倒的先验之物。无需辩论民国是不是存折，行动就行。
改革中的正面事物，都具有暧昧性，到底是要支持宪政，还是延缓专制的，说不清楚。也许过去不得不虚幻地把人心当作战场，可今天可以骄傲的宣布，在我们自己独立人格之外，已有着广阔战场，如几十万起维权事件，之外已经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吸纳我们，所以现在任何的暧昧性，都会在将来的大洋大海中净化，不要当下整齐一致的心灵制服，我们有办法克服暧昧性。
如果从制度而言，人心是受制度塑造的，合适的人心仅仅是更有利于维护制度，而不决定制度。反对专制的人心，并不一定指向宪政，如当年反对国民党之人心。只能说我们的抗争手段太缺乏， 人心并不是战场，中国是否民主化，与思想状态关系不大。之所以你们这么认识，是因为你们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人心的变化上。 只能依赖于人心变化。可是人心，如八九年之后，用一颗子弹和五毛钱就摆平了。
民国不仅仅是民国史
当局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民国史问题上角力，并不是中国的出路。狗咬人，并不是人的正常生活。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不要以为上一代的苦难和初恋，一定要殖民到新一代的头上。初恋决定中国人的命运，那不是新的党妈妈么。上一代人会被淹没在时间中的，不要以为他们的苦恋，就是所有人的苦难与初恋，因为他们的身体记忆，仅仅与他们有关。新浪微博“叶明诚”说，老一代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肩住那道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敞亮的地方去。
新浪微博“施如海”说，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活在当下！既不要沉湎于已经埋葬的苦难，也不必流连早已飘逝的初恋。我们知道那段历史是垃圾，把它埋起来就好，没时间没精力没兴趣更没必要整天拿来反刍。
新浪微博“巴山夜雨1963”说：我所理解的民国当归，并不是要迎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是以大陆为主体，以沦陷区人民的自救。并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民国当归是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强烈认同，民国当归也不是书斋里的清议，而是在现实中的行动。民国当归其最主要的目标是要结束大陆地区人民的不自由。
新浪微博“武陵人”说：历史上的“正确”与今天的我们已经没多大关系了，那些辉煌并没有降福到我的身上，于我何有焉？外祖母的确曾是美女，然而我要因此就爱她的外孙吗？是要来献殷勤，表诚意，不是力证你外祖母曾是美女。由此也觉得，去谈国共当初如何，现在的百姓谁又关心呢？谁能来帮助他们，谁现在能来改善、改变他们的生活，才是最重要，才能对他们有影响。
民国当归并不依靠反击中共对民国史和人物的抹黑，而取得合法性的。而是依赖于与当下抗争发生联系，赋予宗教意义，给与帮助。不能因为民国政府的不作为，就否定民国当归的可能性，马英九不管了就否定这路径不可取。简单说，民国当归是我们自己扛的抗争旗帜。不能帮助我们的民国史和政治力量，就不是我们的。
历史问题，是现代生存经验之中心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危机，以一种及其有害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这种道德相对主义，是由历史感所产生，由于历史感，被历史阶段所囚禁的人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好歹善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错误。在终极目的和现实手段中间，是一种政治浪漫，是一种美学，一种审美。原初什么是好的，最好的社会秩序问题，已经被谋杀干净。就象一只在大海上漂流的船舶，失去了船长，只有无头苍蝇乱飞的水手们。
1949年前民国历史中的罪恶、耻辱和污点甚多，但是会有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世界历史精神力量，帮助民国从历史性的罪恶沉沦中凤凰涅磐。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历史可以和解，如在台湾的转型，二者的鸿沟是可以跨越的，最坏的时候，也仅仅是自由的多少问题，并不是有无问题，民国的历史，不过如何乌黑，但都在人类文明制度以上，相反。一百年民国历史这是一个充满阳光温暖可以自我洁净净化的地中海，罪恶，耻辱和污点会通过时间之手淡化洗净。
有两种力量，可以帮助民国历史宪政起来，洗清自己的罪恶，一个是回归到奠基时刻，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式的宪政转型，其实二者是一回事。宪政转型就像一次赎罪和磁化，让原有的罪恶变为可以和解，可以克服，目标和手段之间的鸿沟，不再是南辕北辙的。就像耶稣新纪元之于整个犹太人历史。
应该认真的把台湾包括在民国内，而不是把民国当作民国历史，1949年前的中国历史了。把民国当作民国历史，是因为本身眼睛是近视的。民国在民国史之外之上，更别提国民党历史。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超美国的民主。在民国历史之中，如果是国民党与北洋军阀和民进党之间，我宁可选择后者，我宁可希望民国没有国民党。 新浪微博“武陵人”说，国民党历史上的贡献，今天我们享受到了没？没有。那么一切辉煌即化为虚无，不追罪已经不错，还以当年成果垂涎现在，若非现在实在太糟，谁愿意给予一瞥？与其强调历史上可疑的纯情无辜，不如多做些将来的便利性考证，梳理对当下抗争的有利要素。证明你对现在有用，对未来有用，而不是以历史的正确为师为父。
一个好的有着生长空间的政治符号，就像一个基督徒的忏悔带来新生去掉糟粕保留精华，如民国，在忏悔之后，也就是小蒋还政于民之后，就高于历史之中的民国。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了超美国的民主。中华民国在民国历史之外之上。坏的净化去掉了，好的留下好上加好。
民国历史的传统是可以回到民国奠基源头的传统，而1949年之后的历史传统是，堵塞回归的，手段的专政性，足以造成目标不断拖延，不断推到“彼岸”的传统，越前进越遥远的黑暗灯塔，对目标抵达的预备，只是以掘墓人和自杀性因子的镜像或者地表下面的地火方式存在。
而1949年是一个罪恶、耻辱的起点，是累累白骨堆积而成的死海，任何一点污染不会净化，而只会为更大规模的污染罪恶铺路，小恶引起大恶巨恶，负面太效应那样沉沦到黑洞里面。1949年之后大陆沦陷区的沉沦，正如二十世纪至今包括改革内在，都是对宪政文明的底线突破，后者是一个无限下沉的过程，改革看起来是小幅度上升，其实必将是和肯定是更大幅度下沉的预备。民国历史中的荣耀，越发照耀加持民国当归的思潮，其中的罪恶，越发提醒我们的警惕，不可重蹈覆辙。如蒋介石的独裁手段，并没有驱赶其宪政目标，手段没有走向南辕北辙的反面，而是一种理性的狡狯，不得不的毒药。
中共强化民国归国民党所有
当我们扛着民国当归旗帜，穿着民国国旗服装，或者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出现在公共领域，总被当作支持国民党，得费很大的劲，才能纠正为支持民国。受制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和中共党国洗脑，总是把中华民国等同于国民党，民国历史等同于国民党历史。搞的好像民国以来的历史只有两个神灵，此外没有历史主体。中共通过强化，民国归国民党所有，来强化自己的党治国。
从“民国就是民国史，甚至仅仅是国民党史，民国史国民党史外无民国”的短视盲视超越出来，与从1949猪圈魔咒中跳出来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都限定在1949年伪新国和伪新纪元的预设条件和语境中井底观天，中共塑造的革命历史观中，狼奶飘飘，这种人坚持中工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共国是个僭越的伪神，其上还有真神中华民国在。
国民党还无法变得美好，不仅在于国民党自己的而沉重历史，而且在于民族国家必须兼顾共党的一些得以存在的根基。而且历史本身有超出我们所见到的之上的东西。一种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可以和其承载者结合，也可以分离独立存在。国民党比共产党做得好，但是也不如意。所以高于国民党之上来谈。
我觉得共党对民国的认识，虽然是扭曲的，但是其内核，例如用代替票选的军事战争来衡量国民党政治，这个取消不了。共对国民党的军事取胜替代，是一种政党轮替的特殊方式，否定民国就等于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当然共党成为一个更可怕更邪恶的党国体制。
英国传统的延续必然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甚至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历史时期，它体现为国体巩固之下政体的循环或者革命。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或者中共的革命，其实也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如果我们撕开新生或者重新开端的迷云，那不过是一种无法制度化的渴望，始终无法生根于制度之中，而是作为政治神学、民情或者政治宗教的内容之一存在。也就是说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离不开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不同的是以自然的速度或者加速度来重构和发展。
改良或者革命，都是对国体的巩固，对政体的变革。在这里，国体与政体，已经不再共荣共损，而是政体对国体构成一种巨大伤害或者障碍，使国体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改良或者革命都有复归的内在含义，那就是回归国体所蕴含的目标。
超越民国历史需要一个高级法，在宪法至上，或者之中，让宪法成为母法的第一推动力的原因。也就是宪法赖以构成的民族国家内在精神和历史法则。民国法统高于奠基之后的任何一次权力更替，不归任何政治势力垄断。北洋时期的废废立立，以及国民党时期，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都有着进步论和新纪元的意识。民国法统就是人民主权，不管任何统治权的变更，都不影响斯土斯民的政治存在，不影响人民主权。只有在权力政治精神猪圈里面的人，才会认为统治权和王朝更替，就是法权的新旧破立。
百年来的权力政治更迭，只造成政治上不断退步，而不是进步的效果，但是每一步更迭的主体，都认为自己是革命干掉了反革命，都是进步的，但实际上都是败坏了民国宪政本身。所以对于我们在当下的民国当归努力，在这个政治使命之下的民国历史宪政化，就要求回归到奠基时刻，认为奠基时刻是黄金时期，北洋时期是青铜时期，然后国民党是白银时期，再到共党的黑铁时期，一步步陷入黑暗当中。回归奠基时刻就意味着回到统治权和王朝更替时所制定的宪法之上的高级法，用来审理这各种宪法是否存废的根本性原初原则。
好谈民国宪政，好歹得懂宪政精神，才好谈。并不应该以民国历史中权力政治为标准，以他们所是所非，为大是非。一定要有一个宪政历史观，由“世界历史法庭陪审员”来建立。对宪政精神有所知的人，才合适来阐述民国历史，尤其是民初的历史。并不是民国政府做的就是对的，历史上有的，也就是对的。谈宪政者，一定要区分政府与社会，区分文化与政治。政府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可为。不能用宪法来当做政治统治的道具。不能压根就没有宪法认同，不知道宪法作为普遍规定性，穿越于历史现实和政治统治之上，作为其原初原则。
民宪派与47宪法认同
历史不关照当下的，而且为当下所排斥，绝对没有未来。国共两党历史俱同。另外谁占领历史，谁就占领未来，这话须得一个政治力量集团来说，而不是一堆泡沫就能说的。一堆泡沫，把将来的，极有可能不存在的支票期货，在当下就透支。这泡沫仅仅寄生于民国热和民国当归的潮流当中，是新启蒙派。
民宪派反专制是没错，可这种意图，施加于他们关注民国历史之上，并不能导致宪政性，民国历史本身专政与宪政的混杂，并不是一提民国史，能用来反专制，就是宪政。民国必是宪政的，或是趋于宪政的，可是民国历史的具体细节，不见得是宪政的。如民国的军事历史，与宪政有啥关系呢。有的民国历史细节是奶汁，有的民国历史细节是毒液，有的什么都不是。
从目前来看，民宪派三个字，只与民国史中的“民”发生关系，没有宪法认同，宪法精神进不了你们批判中，反有士大夫道统身份认同，所以与“宪”没关系。“派”还行，在公知领域中，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标签，然后宣誓立场。身份认同找到位置，以此为首都统御囊括征服。这是民宪派与公知共享的病毒。民宪派与公知共享一个客观理性的历史标准，来自身份认同的身体渴望本身，枪支是一样的子弹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小资产阶级的身体渴望，移情而成的。
“真理在我感”是儒家、毛粪、蒋粪共享用来道德大棒打人的公式，把自己认识到的碎片当作“真理’”，转化为一种道德标准，只要是个好用的棒子就好，是一面空荡荡的旗帜足以压倒人就行。
只要是能打人的棒子，别人没有，“我就掌握了真理”。这里不外乎是小资产阶级身份认同的危机，想获得一种身份而已。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有着身份标签，基于身份来宣誓自己，确实是一个方便法门。然而方便法门往往意味着歪曲，意味着用身份意识来降低目的，如不是把民国放在高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每个人平等，而是放在一部分有自认道统或者先锋队的人头上，他们靠的更近，有着等级。
新浪微博“马屿人”说，之所以有民国当归的口号，一方面是民国未亡，且在台湾发扬光大，一方面是大陆很多人看不到更好出路。至于蒋氏父子有多好多坏，倒在其次。蒋氏好坏对民众是否认同民国当归其实影响不大，奈何很多人看不开，一定要树圣人以继道统，殊不知个人主义当道重视个性的现代社会，越树圣人越是适得其反。
没有宪法认同，只有圣人道统渴望，与宪政无关。民宪派与启蒙改革派是同构的，都有着反专制的意图，但其行为，言论和行动本身，是否指向宪政，是暧昧不明的，投射的。反专制的，也许可能是另外一个专制。民宪派可以说成是成不了公知的公知。
历史是超善恶的。掌权的，既是为了好的目的，也常常必须做坏事的。肯定一个历史人物与否定一个历史人物，只有背后的政治意图值得考量。相对于把孙中山蒋介石作为符号，我们当然更倾向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这会避免说个人崇拜的批判。这样试图彰显国家高于国父。 但是尽量政治认同去人格化，如用宪法，国旗等等。人格化的，容易敌宪政。
这种想法还陷在党国遗毒里面，认为谁上台很重要。宪政体制关键的是制度建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普选，且有公务员与政务员分离，谁上台了，也不外乎一些政务员更换了，大框架都在，社会是稳定的。民主并不是野狗寻找主人，而是定时大扫除，换人游戏。
不认国体认自任道统，就有叛国的极大风险。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雄文，说儒家当汉奸最容易，因为儒家没有国家认同。我相信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儒家一定像元清那样卖国，只要可以参与权力分赃。
权力在谁手上，并不是政治评价的标准。 以自由和民众幸福作为标准。我以这种理由推崇1927年之前北洋时期。传统基于肉身的情感，没有情感，就不会是传统。
我对47宪法的认同，有着忧伤的狐疑，我更倾向于《民国约法》。被反对最少的，就可能是最合适的。改来改去的后面宪法，更多是政治分赃的产物，文本再完美，没法变为带剑的社会契约，具有整合力。47宪法有着政党分赃的嫌疑。不是民国奠基时代的立宪，就不能分享奠基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47宪法作为认同，为什么我暧昧呢，因为47宪法没有时运，没有得以展开，施惠于国民，尤其是底层。十多年来国内一些政法精英一直鼓吹司法审查，从齐玉苓案开始，就是想让宪法与国民生活产生关联。47宪法没有时运进行宪法的司法化，没有对民众产生影响，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
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黒格尔说，如果不是共和制的，那么就不是国家。民族国家原初规定性，就是宪政的。这正好吻合，宪政制度是远古以来预定的最不坏制度的说法。
新浪微博“王小夯”说，民宪派以民国正统传人自居，这样就可以继承民国抗日之类的道义资源，孙蒋的荣光好也变成了自己的荣光。但是如果直挖民国的阴暗面呢？如果一味推诿，则变成一种不诚实；如果承认，则民国的耻辱变成了自己的耻辱。民宪的光辉也因此不在了。
我说民国当归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面对对民国历史负面的道德批判之火的锤炼。政治立场可以是超善恶的。阳光与黑暗同在，正面与负面齐飞，而这正是我们必须依赖的民国史。但是这也是所有历史主义必须面对的局面。
历史本身并不是美好的，更多的是罪恶推动着人类前行，但我们前行，又必须把历史当作好的。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
我只能说，依赖于人的未来和过去，都很容易污泥粪便蛮身。历史之中没有救赎。对闵采尔式地把未来革命救赎握在人手上，以及对这种革命的极端痛恨形成的保守，如法西斯，都会是失败的巴别塔行动。遵守律法，手段是行正确之事就意味着坚实地脚踏当下实地，至于何种乌托邦无关紧要。
以法政作为民国历史的标志。正如世界历史的精神标志是法律。我们可以回归民国，因为历史是根据律法与制度来标识的，只要回到原来的律法与制度，就意味着回到民国。1949年之后的历史不能倒带要摧毁，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正当性。太平天国的地盘内，今天有谁会去用洪秀全的政治符号标志时间和历史？
民国热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共和国之前是民国，只有民国坏才显出新中国好。60多年说民国坏畅通无阻，说民国好在改革开放前一律是右派、反革命。如今的民国热与它被妖魔化太久有关。
腾讯微博“橙先生”说， 经过多年的洗脑，让大众认为，1949年之前的历史与自己相甚遥远，1949年之后的一切才是我们的家事，才是历史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发生的一切灾难，我们都要忍气吞声承受而消化掉！这是很恐怖的事！呼吁民国当归是很有意义的事，承接了过去，让1949成为黑暗的新起点，让大家知道我们曾经也有过民主的土壤。
腾讯微博“东南”说， 这一切为一切民国当归，甚至关于民国这个字眼的重新浮出水面助推，有助于我们社会超越1949创世节点的局限，以更宽广的历史深度与现实视野思考我们当下的问题。
民国是当下我们的，逐渐靠近我们，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民国，并不是作为叛乱者乱臣贼子父祖辈生命体验中的民国。乱臣贼子的生命体验，带着病毒原罪，我们拒绝接受把我们的脑袋，作为他们的跑马场，拒绝思想殖民，也就是不再纠缠于他们关于民国史观。我们会重建我们的民国历史观，就像普通法学者构建英国史。
腾讯微博“TIAN”说，民国当归就是宪政的回归，与民国史无多大关系，民国是个极具价值的消费符号，具有多重的价值维度的考量。此外，它与政改划清了界限，是一场自我斗争的，自我实现的政治运动。
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往存折里面存钱和支取，存折就成为无可争议的存折。就像申领民国护照是一次支取申请，民国历史就宪政了过来，宪政诉求就民国了起来。行动就会让民国宪政增值起来，无需在民国史的启蒙中造受不利的质疑，变为无条件的，不会被怀疑击到和击倒的先验之物。无需辩论民国是不是存折，行动就行。
改革中的正面事物，都具有暧昧性，到底是要支持宪政，还是延缓专制的，说不清楚。也许过去不得不虚幻地把人心当作战场，可今天可以骄傲的宣布，在我们自己独立人格之外，已有着广阔战场，如几十万起维权事件，之外已经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吸纳我们，所以现在任何的暧昧性，都会在将来的大洋大海中净化，不要当下整齐一致的心灵制服，我们有办法克服暧昧性。
如果从制度而言，人心是受制度塑造的，合适的人心仅仅是更有利于维护制度，而不决定制度。反对专制的人心，并不一定指向宪政，如当年反对国民党之人心。只能说我们的抗争手段太缺乏， 人心并不是战场，中国是否民主化，与思想状态关系不大。之所以你们这么认识，是因为你们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人心的变化上。 只能依赖于人心变化。可是人心，如八九年之后，用一颗子弹和五毛钱就摆平了。
民国不仅仅是民国史
当局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民国史问题上角力，并不是中国的出路。狗咬人，并不是人的正常生活。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不要以为上一代的苦难和初恋，一定要殖民到新一代的头上。初恋决定中国人的命运，那不是新的党妈妈么。上一代人会被淹没在时间中的，不要以为他们的苦恋，就是所有人的苦难与初恋，因为他们的身体记忆，仅仅与他们有关。新浪微博“叶明诚”说，老一代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肩住那道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敞亮的地方去。
新浪微博“施如海”说，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活在当下！既不要沉湎于已经埋葬的苦难，也不必流连早已飘逝的初恋。我们知道那段历史是垃圾，把它埋起来就好，没时间没精力没兴趣更没必要整天拿来反刍。
新浪微博“巴山夜雨1963”说：我所理解的民国当归，并不是要迎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是以大陆为主体，以沦陷区人民的自救。并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民国当归是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强烈认同，民国当归也不是书斋里的清议，而是在现实中的行动。民国当归其最主要的目标是要结束大陆地区人民的不自由。
新浪微博“武陵人”说：历史上的“正确”与今天的我们已经没多大关系了，那些辉煌并没有降福到我的身上，于我何有焉？外祖母的确曾是美女，然而我要因此就爱她的外孙吗？是要来献殷勤，表诚意，不是力证你外祖母曾是美女。由此也觉得，去谈国共当初如何，现在的百姓谁又关心呢？谁能来帮助他们，谁现在能来改善、改变他们的生活，才是最重要，才能对他们有影响。
民国当归并不依靠反击中共对民国史和人物的抹黑，而取得合法性的。而是依赖于与当下抗争发生联系，赋予宗教意义，给与帮助。不能因为民国政府的不作为，就否定民国当归的可能性，马英九不管了就否定这路径不可取。简单说，民国当归是我们自己扛的抗争旗帜。不能帮助我们的民国史和政治力量，就不是我们的。
历史问题，是现代生存经验之中心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危机，以一种及其有害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这种道德相对主义，是由历史感所产生，由于历史感，被历史阶段所囚禁的人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好歹善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错误。在终极目的和现实手段中间，是一种政治浪漫，是一种美学，一种审美。原初什么是好的，最好的社会秩序问题，已经被谋杀干净。就象一只在大海上漂流的船舶，失去了船长，只有无头苍蝇乱飞的水手们。
1949年前民国历史中的罪恶、耻辱和污点甚多，但是会有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世界历史精神力量，帮助民国从历史性的罪恶沉沦中凤凰涅磐。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历史可以和解，如在台湾的转型，二者的鸿沟是可以跨越的，最坏的时候，也仅仅是自由的多少问题，并不是有无问题，民国的历史，不过如何乌黑，但都在人类文明制度以上，相反。一百年民国历史这是一个充满阳光温暖可以自我洁净净化的地中海，罪恶，耻辱和污点会通过时间之手淡化洗净。
有两种力量，可以帮助民国历史宪政起来，洗清自己的罪恶，一个是回归到奠基时刻，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式的宪政转型，其实二者是一回事。宪政转型就像一次赎罪和磁化，让原有的罪恶变为可以和解，可以克服，目标和手段之间的鸿沟，不再是南辕北辙的。就像耶稣新纪元之于整个犹太人历史。
应该认真的把台湾包括在民国内，而不是把民国当作民国历史，1949年前的中国历史了。把民国当作民国历史，是因为本身眼睛是近视的。民国在民国史之外之上，更别提国民党历史。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超美国的民主。在民国历史之中，如果是国民党与北洋军阀和民进党之间，我宁可选择后者，我宁可希望民国没有国民党。 新浪微博“武陵人”说，国民党历史上的贡献，今天我们享受到了没？没有。那么一切辉煌即化为虚无，不追罪已经不错，还以当年成果垂涎现在，若非现在实在太糟，谁愿意给予一瞥？与其强调历史上可疑的纯情无辜，不如多做些将来的便利性考证，梳理对当下抗争的有利要素。证明你对现在有用，对未来有用，而不是以历史的正确为师为父。
一个好的有着生长空间的政治符号，就像一个基督徒的忏悔带来新生去掉糟粕保留精华，如民国，在忏悔之后，也就是小蒋还政于民之后，就高于历史之中的民国。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了超美国的民主。中华民国在民国历史之外之上。坏的净化去掉了，好的留下好上加好。
民国历史的传统是可以回到民国奠基源头的传统，而1949年之后的历史传统是，堵塞回归的，手段的专政性，足以造成目标不断拖延，不断推到“彼岸”的传统，越前进越遥远的黑暗灯塔，对目标抵达的预备，只是以掘墓人和自杀性因子的镜像或者地表下面的地火方式存在。
而1949年是一个罪恶、耻辱的起点，是累累白骨堆积而成的死海，任何一点污染不会净化，而只会为更大规模的污染罪恶铺路，小恶引起大恶巨恶，负面太效应那样沉沦到黑洞里面。1949年之后大陆沦陷区的沉沦，正如二十世纪至今包括改革内在，都是对宪政文明的底线突破，后者是一个无限下沉的过程，改革看起来是小幅度上升，其实必将是和肯定是更大幅度下沉的预备。民国历史中的荣耀，越发照耀加持民国当归的思潮，其中的罪恶，越发提醒我们的警惕，不可重蹈覆辙。如蒋介石的独裁手段，并没有驱赶其宪政目标，手段没有走向南辕北辙的反面，而是一种理性的狡狯，不得不的毒药。
中共强化民国归国民党所有
当我们扛着民国当归旗帜，穿着民国国旗服装，或者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出现在公共领域，总被当作支持国民党，得费很大的劲，才能纠正为支持民国。受制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和中共党国洗脑，总是把中华民国等同于国民党，民国历史等同于国民党历史。搞的好像民国以来的历史只有两个神灵，此外没有历史主体。中共通过强化，民国归国民党所有，来强化自己的党治国。
从“民国就是民国史，甚至仅仅是国民党史，民国史国民党史外无民国”的短视盲视超越出来，与从1949猪圈魔咒中跳出来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都限定在1949年伪新国和伪新纪元的预设条件和语境中井底观天，中共塑造的革命历史观中，狼奶飘飘，这种人坚持中工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共国是个僭越的伪神，其上还有真神中华民国在。
国民党还无法变得美好，不仅在于国民党自己的而沉重历史，而且在于民族国家必须兼顾共党的一些得以存在的根基。而且历史本身有超出我们所见到的之上的东西。一种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可以和其承载者结合，也可以分离独立存在。国民党比共产党做得好，但是也不如意。所以高于国民党之上来谈。
我觉得共党对民国的认识，虽然是扭曲的，但是其内核，例如用代替票选的军事战争来衡量国民党政治，这个取消不了。共对国民党的军事取胜替代，是一种政党轮替的特殊方式，否定民国就等于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当然共党成为一个更可怕更邪恶的党国体制。
英国传统的延续必然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甚至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历史时期，它体现为国体巩固之下政体的循环或者革命。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或者中共的革命，其实也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如果我们撕开新生或者重新开端的迷云，那不过是一种无法制度化的渴望，始终无法生根于制度之中，而是作为政治神学、民情或者政治宗教的内容之一存在。也就是说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离不开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不同的是以自然的速度或者加速度来重构和发展。
改良或者革命，都是对国体的巩固，对政体的变革。在这里，国体与政体，已经不再共荣共损，而是政体对国体构成一种巨大伤害或者障碍，使国体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改良或者革命都有复归的内在含义，那就是回归国体所蕴含的目标。
超越民国历史需要一个高级法，在宪法至上，或者之中，让宪法成为母法的第一推动力的原因。也就是宪法赖以构成的民族国家内在精神和历史法则。民国法统高于奠基之后的任何一次权力更替，不归任何政治势力垄断。北洋时期的废废立立，以及国民党时期，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都有着进步论和新纪元的意识。民国法统就是人民主权，不管任何统治权的变更，都不影响斯土斯民的政治存在，不影响人民主权。只有在权力政治精神猪圈里面的人，才会认为统治权和王朝更替，就是法权的新旧破立。
百年来的权力政治更迭，只造成政治上不断退步，而不是进步的效果，但是每一步更迭的主体，都认为自己是革命干掉了反革命，都是进步的，但实际上都是败坏了民国宪政本身。所以对于我们在当下的民国当归努力，在这个政治使命之下的民国历史宪政化，就要求回归到奠基时刻，认为奠基时刻是黄金时期，北洋时期是青铜时期，然后国民党是白银时期，再到共党的黑铁时期，一步步陷入黑暗当中。回归奠基时刻就意味着回到统治权和王朝更替时所制定的宪法之上的高级法，用来审理这各种宪法是否存废的根本性原初原则。
好谈民国宪政，好歹得懂宪政精神，才好谈。并不应该以民国历史中权力政治为标准，以他们所是所非，为大是非。一定要有一个宪政历史观，由“世界历史法庭陪审员”来建立。对宪政精神有所知的人，才合适来阐述民国历史，尤其是民初的历史。并不是民国政府做的就是对的，历史上有的，也就是对的。谈宪政者，一定要区分政府与社会，区分文化与政治。政府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可为。不能用宪法来当做政治统治的道具。不能压根就没有宪法认同，不知道宪法作为普遍规定性，穿越于历史现实和政治统治之上，作为其原初原则。
民宪派与47宪法认同
历史不关照当下的，而且为当下所排斥，绝对没有未来。国共两党历史俱同。另外谁占领历史，谁就占领未来，这话须得一个政治力量集团来说，而不是一堆泡沫就能说的。一堆泡沫，把将来的，极有可能不存在的支票期货，在当下就透支。这泡沫仅仅寄生于民国热和民国当归的潮流当中，是新启蒙派。
民宪派反专制是没错，可这种意图，施加于他们关注民国历史之上，并不能导致宪政性，民国历史本身专政与宪政的混杂，并不是一提民国史，能用来反专制，就是宪政。民国必是宪政的，或是趋于宪政的，可是民国历史的具体细节，不见得是宪政的。如民国的军事历史，与宪政有啥关系呢。有的民国历史细节是奶汁，有的民国历史细节是毒液，有的什么都不是。
从目前来看，民宪派三个字，只与民国史中的“民”发生关系，没有宪法认同，宪法精神进不了你们批判中，反有士大夫道统身份认同，所以与“宪”没关系。“派”还行，在公知领域中，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标签，然后宣誓立场。身份认同找到位置，以此为首都统御囊括征服。这是民宪派与公知共享的病毒。民宪派与公知共享一个客观理性的历史标准，来自身份认同的身体渴望本身，枪支是一样的子弹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小资产阶级的身体渴望，移情而成的。
“真理在我感”是儒家、毛粪、蒋粪共享用来道德大棒打人的公式，把自己认识到的碎片当作“真理’”，转化为一种道德标准，只要是个好用的棒子就好，是一面空荡荡的旗帜足以压倒人就行。
只要是能打人的棒子，别人没有，“我就掌握了真理”。这里不外乎是小资产阶级身份认同的危机，想获得一种身份而已。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有着身份标签，基于身份来宣誓自己，确实是一个方便法门。然而方便法门往往意味着歪曲，意味着用身份意识来降低目的，如不是把民国放在高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每个人平等，而是放在一部分有自认道统或者先锋队的人头上，他们靠的更近，有着等级。
新浪微博“马屿人”说，之所以有民国当归的口号，一方面是民国未亡，且在台湾发扬光大，一方面是大陆很多人看不到更好出路。至于蒋氏父子有多好多坏，倒在其次。蒋氏好坏对民众是否认同民国当归其实影响不大，奈何很多人看不开，一定要树圣人以继道统，殊不知个人主义当道重视个性的现代社会，越树圣人越是适得其反。
没有宪法认同，只有圣人道统渴望，与宪政无关。民宪派与启蒙改革派是同构的，都有着反专制的意图，但其行为，言论和行动本身，是否指向宪政，是暧昧不明的，投射的。反专制的，也许可能是另外一个专制。民宪派可以说成是成不了公知的公知。
历史是超善恶的。掌权的，既是为了好的目的，也常常必须做坏事的。肯定一个历史人物与否定一个历史人物，只有背后的政治意图值得考量。相对于把孙中山蒋介石作为符号，我们当然更倾向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这会避免说个人崇拜的批判。这样试图彰显国家高于国父。 但是尽量政治认同去人格化，如用宪法，国旗等等。人格化的，容易敌宪政。
这种想法还陷在党国遗毒里面，认为谁上台很重要。宪政体制关键的是制度建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普选，且有公务员与政务员分离，谁上台了，也不外乎一些政务员更换了，大框架都在，社会是稳定的。民主并不是野狗寻找主人，而是定时大扫除，换人游戏。
不认国体认自任道统，就有叛国的极大风险。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雄文，说儒家当汉奸最容易，因为儒家没有国家认同。我相信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儒家一定像元清那样卖国，只要可以参与权力分赃。
权力在谁手上，并不是政治评价的标准。 以自由和民众幸福作为标准。我以这种理由推崇1927年之前北洋时期。传统基于肉身的情感，没有情感，就不会是传统。
我对47宪法的认同，有着忧伤的狐疑，我更倾向于《民国约法》。被反对最少的，就可能是最合适的。改来改去的后面宪法，更多是政治分赃的产物，文本再完美，没法变为带剑的社会契约，具有整合力。47宪法有着政党分赃的嫌疑。不是民国奠基时代的立宪，就不能分享奠基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47宪法作为认同，为什么我暧昧呢，因为47宪法没有时运，没有得以展开，施惠于国民，尤其是底层。十多年来国内一些政法精英一直鼓吹司法审查，从齐玉苓案开始，就是想让宪法与国民生活产生关联。47宪法没有时运进行宪法的司法化，没有对民众产生影响，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