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二月一般是阴历新年的开始，冬寒未退，春意萌动。历史的转折同样如此，往往在新旧交织与斗争中前进。但是，旧的未必错误，新的未必正确，不能简单地以新旧判断当作“政治正确”的标准。新一代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轻易贬低过去。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是戴假面的专制者，他们为了追求美好梦想，以所谓目的“正确”为由而不择手段，起初他们勇于牺牲自己，接着轻易牺牲别人。他们不愿面对人性的本相，没有超越性的敬畏，自以为义，不能包容平凡和异类，因此，他们借不断制造“敌人”，通过激烈的“革命”奴役他人，而不是与他人分享权力，制定共同的规则，并带头遵行。当权力成为至高者，而不是来自公义的法律，昔日的“革命者”难以抵挡权力的腐蚀，于是激情消退，理想破灭，堕入无边的犬儒……
鸦片战争后，华夏精英天朝心态的崩溃和对世界的了解，首先是从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开始的，从此开始了直至今日的“振兴”之梦，屡战屡败。第一个大挫折是甲午战争，1895年2月10日，在威海刘公岛的围困中，北洋海军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炸毁负伤的爱舰后随之自戕，践行了“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第二天，海军提督丁汝昌服毒自尽，北洋海军覆没。二人绝对想不到，他们为之尽忠的大清王朝，竟一再蹉跎，仅仅17年后就走到了尽头，几乎与他们殉国同一日子，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甲午战争的结果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制度和文化意义的。两个同样面对世界巨变的国家，日本能够放下身段，开始“明治维新”，较全面地学习西方，甚至将美国海军将军佩里帅气的塑像树立街头，他是第一个率军舰叩开日本大门的侵略者。日本“脱亚入欧”的胸襟，并没有导致民族性的丧失。相形之下，从末日的清廷到今天的红朝，盘桓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国特色”之间，丧失了包容与更新的生命力，完全没有汉唐盛世的大气魄。中共急功近利，从夺权时狭隘地汲取西方马列糟粕，到今天深陷特权腐败的犬儒泥沼，不但未学到人家的精华，民族传统中的好东西也丢失了。
甲午战败两年后的1897年，一位21岁的北洋水师学堂实习生登上刘公岛，他随朝廷大员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根据列强协议，军港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中国的青龙旗，一天后又换成了英国的米字旗，实习生目睹这屈辱的一幕，毅然退役，走上教育救国之路。5年后他东渡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一步步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南开教育体系，他就是南开之父、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49年，他接受周恩来的挽留，让三次邀他赴台甚至亲自登门的蒋介石失望而去。但当他回到津门时，校园依旧，人面已非。这个新时代已没了他的位置，尽管由于早期学生周恩来的庇护，张伯苓没有像其他前朝旧人那样被清算，但是南开校庆时，南开中学不允许他去，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坐在一般席位……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抑郁而终（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死时口袋里只有6元7角），大陆媒体一片沉寂，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报道。周恩来表示惋惜之余，在审读张伯苓学生为之起草的遗嘱（大陆版）时，还政治正确地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张伯苓尸骨未寒，南开就掀起了一场对他的大批判……与大陆形成对照的是，海外对张伯苓给予高度评价，蒋介石亲自参加公祭，亲致祭文，手书挽联：“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
张伯苓死得恰如其时，否则此后的命运会更惨。反右中，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被定为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文革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投河自尽，一些科学家、教授自缢、跳楼、服毒自杀。尽管梦想幻灭，但张伯苓毕竟看到了新旧更迭的真相，不知他是否有所觉醒。聊以宽慰的是，一位南开中学毕业生当年在张伯苓的鼓励下，传承了他的事业，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包括主持西南联大），并将敬业清廉的精神带到海峡对岸，他就是梅贻琦。由于私立大学自筹资金的缘故，相较于北大“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精英性和个体性，南开强调服务国家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具有平民性和社会性，对一些学子的精神高度也许有负面影响。另一位南开中学毕业生周恩来，与中共早期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领导人陈独秀相比，缺乏陈那样的独立人格及其学养、眼界和气节，陈独秀与中共渐行渐远直至决裂，传统的忠臣意识使周恩来一直甘作毛泽东的辅佐，是毛泽东登上龙椅的重要推手，也导致南开和张伯苓的最后命运。
“我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做学问；第二流的人才可以做教师；第三流的人才是去当官。”这是民国时期知名语言学家李方桂所说的话，当时，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邀请他出任研究所所长，李坚辞不就。教育救国长路漫漫，毛泽东没那个本事和耐心，还是抓权来得实在。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毛泽东则挖掘本土资源；张伯苓要改造国民性，毛泽东却利用国民性。1927年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在其调查报告中为血腥暴力的“痞子”精神叫好，声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这一语录到了文革家喻户晓。分化民众、挑起争斗、从中牟利，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历次土改不过是过去农民运动的继续。1948年2月15日，中共发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而前一年老解放区的暴力土改尚未结束，25万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被以各种残忍的方式屠杀。毛泽东“就是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杨奎松语）农民血腥的“投名状”是把自己的命运押给了魔鬼，当他们将中共推上龙廷后，很快就后悔新中国今不如昔，此时轮到自己体会“一党专制”的滋味了……对毛泽东，民主人士、政治学家张奚若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16字评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未来。”
为了夺权，中共不择手段。1939年2月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成立生产委员会，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著名的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确实种了一些粮食，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鸦片。提起歌曲《南泥湾》，一位亲历的老干部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毛泽东那篇《为人民服务》树立的模范、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是烧炭时死于炭窑崩塌，而是被派到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这项工作。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长征时也是如此，“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有系统的阐述。
翻开华夏的历史，缺乏超越性的仰望与爱的温暖。人性的幽暗，往往只相信权谋与暴力的现世力量，甚至不惜用其除旧迎新。泛进化论更让人以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导致人们怀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牺牲自己和他人。例如，1923年2月15日，中共党员、劳工律师施洋因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执行死刑；1928年2月6日，参与一系列武装暴动后，中共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这对恋人面对死亡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距离“情人节”只有7天（1270年2月14日，罗马圣教徒瓦伦丁被处死，此日被后人定为“情人节”）。 1931年2月7日，左联5位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在上海被秘密杀害，前4人均为中共党员……狼奶喂养的“革命”长大后，又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1970年1月，中共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金华是南京市在运动中头一个被杀的人，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新华日报》当天破例出了下午版，发表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但是反抗没有消失。当天夜里，南京八中学生陈卓然和姓安的同学把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写着“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这些标语让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两个月后，陈卓然二人因一个知情者告密而被捕。4月28日，陈卓然等被公判后处死，安同学被判刑15年。另外，工人张坤豪因公开表达反对文革和毛泽东，被关押批斗8个月后，1970年2月25日被捕，3月19日在河北保定被公判后处死，抛尸荒野。据文革学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披露的官方统计，1970年1月至11月，“一打三反”运动共挖出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184万多人，逮捕28.48万人，杀了数以千计。这个数字尤其是死刑人数被学者质疑，有人认为被杀达数万人。
人性的暴力倾向比较安全的释放方式是艺术和体育。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两小时后，女艺术家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连开两枪，现场大乱，展览暂时关闭。这两抢也轰动了世界……这次展览的策划人、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对“枪击事件”非常激动，认为这两枪一下子把展览“变成个前卫艺术了”。今天回味起来，这两枪与4个月后的六四枪声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呢？……
当人们不满现实，往往对新的反对派期望过高却无法预知未来。1972年2月15日逝世的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当年是第一个采访延安的西方记者，并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及其中共，《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极大地帮助中共塑造了国际形象。此后，斯诺夫人1937年、1939年两赴延安，写出《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等书。中共建政后，斯诺夫妇作为外交花瓶，被封为少数外国贵宾之一。斯诺去世后，一半骨灰葬在了他曾任教的原燕京大学（后并入北大）的未名湖畔，墓地的位置是其夫人亲自挑选的。斯诺绝对想不到他曾赞赏的中共1989年竟堕落到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斯诺夫人为此谴责中共被列入黑名单，再未被邀请访华。2000年清明期间，斯诺夫人和儿子使用旅游签证到北大扫墓，因为与六四死难者亲属组织“天安门母亲”成员会面而遭到当局阻挠，斯诺夫人发誓从此不再踏足中国。斯诺的墓地无人维护、鲜有人问津。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受斯诺夫人委托，每年斯诺的忌日，不顾当局威胁前往墓地祭奠。另一位因宣传中共而闻名的记者是范长江。继1935年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涉及正面报道红军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1937年2月2日抵达西安，对西安事变进行报道，宣传中共，触怒了蒋介石。9日，范长江访问延安。他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中国记者，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会见。1937年11月18日，范长江等人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今官方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后成为“中国记者节”。范长江还秘密加入了中共。中共建政后，他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署副署长等职。文革后，范长江被关押在河南确山县中国社科院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受尽虐待。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投井自杀，被浅埋在山沟……
只知竞争，不讲共存，进化论不过是证据不足的假说，充满漏洞，至今在中国没有得到澄清，依然被教科书奉为圭臬。在社会领域形成的庸俗进化观，贻害无穷。犹如毒品使人上瘾一样，进化论更促使人迷恋争斗，偏执狂往往从中得到近乎病态的快感。毛泽东24岁时就在《奋斗自勉》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正是通过这个运动，毛泽东击败王明，降服全党，树立起绝对权威，将中共打造成服膺独裁的高效机器。
毛泽东造反有术、治国无能，暴力夺权后，又把“斗争”当作治国法宝。1963年2月11日，他将其斗争哲学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共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4年后的同一天，1967年2月11日开始至16日，在周恩来召集的中南海碰头会上，中共领导人“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反对乱抓乱杀、迫害老干部，与毛支持的“文革派”成员发生冲突。16日，谭震林甚至表示，即使坐牢、被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坦言道：“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她马上打电话告之毛泽东，毛在电话里对谭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事件被定为“二月逆流”。毛泽东在19日凌晨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他们。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七次召开会议，批判谭震林等人，周恩来被迫检讨。中央政治局被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在运动民众、强化统治的同时，毛泽东同样用运动的方式抓经济等工作。1951年2月4日，中共发布没收资本家等财产的指示。1958年2月2日，中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2月12日，中共号召全国“除四害”。1960年2月20日，石油会战在大庆开始。1964年2月5日，中共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毛泽东的异想天开，远远超过1477年2月7日出生的《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
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需要不断靠斗争和高压，消除异己，压制自由，所以中共建政后将斗争延续至今，一直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邓小平时代，为了刹住“西单墙”的民主浪潮，1979年，中共不但逮捕了魏京生、任畹丁、傅月华等人，9月封闭了“星星美展”，11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而且鉴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宪法赋予人民的表达权，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凌驾法律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这样，对公民的自由表达由事后惩罚变成事先严控，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2010年2月12日，《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被判刑11年（同月20日，恰好是“世界社会公正日”）。刘晓波在最后的辩护词中说：“我没有敌人。”这种大仁大爱的精神高度，超越了狭隘的苦毒与仇恨，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在海内外的声援中，刘晓波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邓小平时代的制度成果，不过是从形式上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1982年2月20日，中共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但是，老人干政并没有结束，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后至今，依然存在。直到中共十八大前夕，江泽民在军委“八一大楼”的办公室才关闭，此前，已退位的江仍拥有多位专任秘书，江常到那里与军中首脑会晤。
人们总企图完全用自己的力量，依靠高度集中的权力，通过社会工程彻底改写旧时代，而忽视人性的局限以及自己身上的旧基因。中共建政不久，绝对权力对自身的腐蚀性就显露出来。1952年2月1日，北京公审7名贪污犯，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公审大会由时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报告。他的次子薄熙来与“共和国”同龄，当时正牙牙学语，61年后也被推上审判台，这位身居高位的太子党远远超过他的前辈们，不仅受贿、腐化而且涉嫌谋杀。1952年2月10日，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副书记、专区专员张子善，因贪污被公审后执行死刑。被称为“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近些年查处的贪官还有，2000年2月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陈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同月15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被判死刑……其实，腐败的个体性和体制性贯穿中共的历史，从早期叛变的顾顺章到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作为被围剿的“共匪”到今天自封“三个代表”（江泽民2000年2月20日提出）的执政党，腐败如影相随，中共始终逃不脱历史的“周期律”。
新旧势力的共存共容和适当平衡，是维系社会动态稳定与和平转型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必须靠民主和法治作保障。当新势力凌驾于法律，占据专制地位，也就失去了更新的活力，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衰亡。中共建政伊始，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短暂的“蜜月”仅仅过了6年，在同一个日子，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面对苏联的改革，毛泽东很纠结，他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也捅了篓子。此时，毛已将党国和权力视为私产，对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威胁十分敏感……最终，中苏两党决裂。直至毛死后，中国才开始艰难的改革，此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毛建立的一党专制至今未根本改变。
自由具有强大的传染力。改革开放初期，国门稍一打开，就出现新一波出国潮和逃亡潮。其中，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飞机从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春潮是挡不住的。1989年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2月13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干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一波潮涌孕育了当年春天席卷全国的八九民运……至今，中共依然无法走出毛的巨大阴影，彻底与之切割，加上巨大的利益负担，致使其步履蹒跚。走新路，舍不得放弃特权；走老路，只能病危而亡。中共无法回避生死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一个缺乏共识、缺乏规则真实的民族，厚黑权谋的智慧格外发达，随之产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其传奇性特别适合戏剧、评书、连环画、影视等艺术表现，中国人从小就受这种文化的熏染。国人好古，以历史为崇拜偶像，这也使中国人过于早熟。但是，如果对历史缺乏深刻反省，新旧更替不过是循环而已。“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传道书1：9）这个民族要获得新生，必须回归真信仰，用真理的光照洞察历史，才能开启未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箴言1：7）
2013年1月15日
鸦片战争后，华夏精英天朝心态的崩溃和对世界的了解，首先是从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开始的，从此开始了直至今日的“振兴”之梦，屡战屡败。第一个大挫折是甲午战争，1895年2月10日，在威海刘公岛的围困中，北洋海军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炸毁负伤的爱舰后随之自戕，践行了“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第二天，海军提督丁汝昌服毒自尽，北洋海军覆没。二人绝对想不到，他们为之尽忠的大清王朝，竟一再蹉跎，仅仅17年后就走到了尽头，几乎与他们殉国同一日子，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甲午战争的结果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制度和文化意义的。两个同样面对世界巨变的国家，日本能够放下身段，开始“明治维新”，较全面地学习西方，甚至将美国海军将军佩里帅气的塑像树立街头，他是第一个率军舰叩开日本大门的侵略者。日本“脱亚入欧”的胸襟，并没有导致民族性的丧失。相形之下，从末日的清廷到今天的红朝，盘桓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国特色”之间，丧失了包容与更新的生命力，完全没有汉唐盛世的大气魄。中共急功近利，从夺权时狭隘地汲取西方马列糟粕，到今天深陷特权腐败的犬儒泥沼，不但未学到人家的精华，民族传统中的好东西也丢失了。
甲午战败两年后的1897年，一位21岁的北洋水师学堂实习生登上刘公岛，他随朝廷大员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根据列强协议，军港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中国的青龙旗，一天后又换成了英国的米字旗，实习生目睹这屈辱的一幕，毅然退役，走上教育救国之路。5年后他东渡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一步步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南开教育体系，他就是南开之父、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49年，他接受周恩来的挽留，让三次邀他赴台甚至亲自登门的蒋介石失望而去。但当他回到津门时，校园依旧，人面已非。这个新时代已没了他的位置，尽管由于早期学生周恩来的庇护，张伯苓没有像其他前朝旧人那样被清算，但是南开校庆时，南开中学不允许他去，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坐在一般席位……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抑郁而终（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死时口袋里只有6元7角），大陆媒体一片沉寂，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报道。周恩来表示惋惜之余，在审读张伯苓学生为之起草的遗嘱（大陆版）时，还政治正确地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张伯苓尸骨未寒，南开就掀起了一场对他的大批判……与大陆形成对照的是，海外对张伯苓给予高度评价，蒋介石亲自参加公祭，亲致祭文，手书挽联：“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
张伯苓死得恰如其时，否则此后的命运会更惨。反右中，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被定为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文革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投河自尽，一些科学家、教授自缢、跳楼、服毒自杀。尽管梦想幻灭，但张伯苓毕竟看到了新旧更迭的真相，不知他是否有所觉醒。聊以宽慰的是，一位南开中学毕业生当年在张伯苓的鼓励下，传承了他的事业，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包括主持西南联大），并将敬业清廉的精神带到海峡对岸，他就是梅贻琦。由于私立大学自筹资金的缘故，相较于北大“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精英性和个体性，南开强调服务国家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具有平民性和社会性，对一些学子的精神高度也许有负面影响。另一位南开中学毕业生周恩来，与中共早期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领导人陈独秀相比，缺乏陈那样的独立人格及其学养、眼界和气节，陈独秀与中共渐行渐远直至决裂，传统的忠臣意识使周恩来一直甘作毛泽东的辅佐，是毛泽东登上龙椅的重要推手，也导致南开和张伯苓的最后命运。
“我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做学问；第二流的人才可以做教师；第三流的人才是去当官。”这是民国时期知名语言学家李方桂所说的话，当时，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邀请他出任研究所所长，李坚辞不就。教育救国长路漫漫，毛泽东没那个本事和耐心，还是抓权来得实在。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毛泽东则挖掘本土资源；张伯苓要改造国民性，毛泽东却利用国民性。1927年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在其调查报告中为血腥暴力的“痞子”精神叫好，声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这一语录到了文革家喻户晓。分化民众、挑起争斗、从中牟利，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历次土改不过是过去农民运动的继续。1948年2月15日，中共发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而前一年老解放区的暴力土改尚未结束，25万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被以各种残忍的方式屠杀。毛泽东“就是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杨奎松语）农民血腥的“投名状”是把自己的命运押给了魔鬼，当他们将中共推上龙廷后，很快就后悔新中国今不如昔，此时轮到自己体会“一党专制”的滋味了……对毛泽东，民主人士、政治学家张奚若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16字评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未来。”
为了夺权，中共不择手段。1939年2月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成立生产委员会，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著名的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确实种了一些粮食，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鸦片。提起歌曲《南泥湾》，一位亲历的老干部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毛泽东那篇《为人民服务》树立的模范、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是烧炭时死于炭窑崩塌，而是被派到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这项工作。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长征时也是如此，“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有系统的阐述。
翻开华夏的历史，缺乏超越性的仰望与爱的温暖。人性的幽暗，往往只相信权谋与暴力的现世力量，甚至不惜用其除旧迎新。泛进化论更让人以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导致人们怀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牺牲自己和他人。例如，1923年2月15日，中共党员、劳工律师施洋因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执行死刑；1928年2月6日，参与一系列武装暴动后，中共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这对恋人面对死亡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距离“情人节”只有7天（1270年2月14日，罗马圣教徒瓦伦丁被处死，此日被后人定为“情人节”）。 1931年2月7日，左联5位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在上海被秘密杀害，前4人均为中共党员……狼奶喂养的“革命”长大后，又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1970年1月，中共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金华是南京市在运动中头一个被杀的人，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新华日报》当天破例出了下午版，发表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但是反抗没有消失。当天夜里，南京八中学生陈卓然和姓安的同学把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写着“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这些标语让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两个月后，陈卓然二人因一个知情者告密而被捕。4月28日，陈卓然等被公判后处死，安同学被判刑15年。另外，工人张坤豪因公开表达反对文革和毛泽东，被关押批斗8个月后，1970年2月25日被捕，3月19日在河北保定被公判后处死，抛尸荒野。据文革学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披露的官方统计，1970年1月至11月，“一打三反”运动共挖出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184万多人，逮捕28.48万人，杀了数以千计。这个数字尤其是死刑人数被学者质疑，有人认为被杀达数万人。
人性的暴力倾向比较安全的释放方式是艺术和体育。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两小时后，女艺术家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连开两枪，现场大乱，展览暂时关闭。这两抢也轰动了世界……这次展览的策划人、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对“枪击事件”非常激动，认为这两枪一下子把展览“变成个前卫艺术了”。今天回味起来，这两枪与4个月后的六四枪声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呢？……
当人们不满现实，往往对新的反对派期望过高却无法预知未来。1972年2月15日逝世的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当年是第一个采访延安的西方记者，并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及其中共，《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极大地帮助中共塑造了国际形象。此后，斯诺夫人1937年、1939年两赴延安，写出《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等书。中共建政后，斯诺夫妇作为外交花瓶，被封为少数外国贵宾之一。斯诺去世后，一半骨灰葬在了他曾任教的原燕京大学（后并入北大）的未名湖畔，墓地的位置是其夫人亲自挑选的。斯诺绝对想不到他曾赞赏的中共1989年竟堕落到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斯诺夫人为此谴责中共被列入黑名单，再未被邀请访华。2000年清明期间，斯诺夫人和儿子使用旅游签证到北大扫墓，因为与六四死难者亲属组织“天安门母亲”成员会面而遭到当局阻挠，斯诺夫人发誓从此不再踏足中国。斯诺的墓地无人维护、鲜有人问津。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受斯诺夫人委托，每年斯诺的忌日，不顾当局威胁前往墓地祭奠。另一位因宣传中共而闻名的记者是范长江。继1935年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涉及正面报道红军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1937年2月2日抵达西安，对西安事变进行报道，宣传中共，触怒了蒋介石。9日，范长江访问延安。他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中国记者，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会见。1937年11月18日，范长江等人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今官方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后成为“中国记者节”。范长江还秘密加入了中共。中共建政后，他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署副署长等职。文革后，范长江被关押在河南确山县中国社科院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受尽虐待。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投井自杀，被浅埋在山沟……
只知竞争，不讲共存，进化论不过是证据不足的假说，充满漏洞，至今在中国没有得到澄清，依然被教科书奉为圭臬。在社会领域形成的庸俗进化观，贻害无穷。犹如毒品使人上瘾一样，进化论更促使人迷恋争斗，偏执狂往往从中得到近乎病态的快感。毛泽东24岁时就在《奋斗自勉》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正是通过这个运动，毛泽东击败王明，降服全党，树立起绝对权威，将中共打造成服膺独裁的高效机器。
毛泽东造反有术、治国无能，暴力夺权后，又把“斗争”当作治国法宝。1963年2月11日，他将其斗争哲学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共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4年后的同一天，1967年2月11日开始至16日，在周恩来召集的中南海碰头会上，中共领导人“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反对乱抓乱杀、迫害老干部，与毛支持的“文革派”成员发生冲突。16日，谭震林甚至表示，即使坐牢、被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坦言道：“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她马上打电话告之毛泽东，毛在电话里对谭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事件被定为“二月逆流”。毛泽东在19日凌晨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他们。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七次召开会议，批判谭震林等人，周恩来被迫检讨。中央政治局被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在运动民众、强化统治的同时，毛泽东同样用运动的方式抓经济等工作。1951年2月4日，中共发布没收资本家等财产的指示。1958年2月2日，中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2月12日，中共号召全国“除四害”。1960年2月20日，石油会战在大庆开始。1964年2月5日，中共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毛泽东的异想天开，远远超过1477年2月7日出生的《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
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需要不断靠斗争和高压，消除异己，压制自由，所以中共建政后将斗争延续至今，一直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邓小平时代，为了刹住“西单墙”的民主浪潮，1979年，中共不但逮捕了魏京生、任畹丁、傅月华等人，9月封闭了“星星美展”，11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而且鉴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宪法赋予人民的表达权，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凌驾法律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这样，对公民的自由表达由事后惩罚变成事先严控，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2010年2月12日，《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被判刑11年（同月20日，恰好是“世界社会公正日”）。刘晓波在最后的辩护词中说：“我没有敌人。”这种大仁大爱的精神高度，超越了狭隘的苦毒与仇恨，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在海内外的声援中，刘晓波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邓小平时代的制度成果，不过是从形式上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1982年2月20日，中共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但是，老人干政并没有结束，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后至今，依然存在。直到中共十八大前夕，江泽民在军委“八一大楼”的办公室才关闭，此前，已退位的江仍拥有多位专任秘书，江常到那里与军中首脑会晤。
人们总企图完全用自己的力量，依靠高度集中的权力，通过社会工程彻底改写旧时代，而忽视人性的局限以及自己身上的旧基因。中共建政不久，绝对权力对自身的腐蚀性就显露出来。1952年2月1日，北京公审7名贪污犯，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公审大会由时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报告。他的次子薄熙来与“共和国”同龄，当时正牙牙学语，61年后也被推上审判台，这位身居高位的太子党远远超过他的前辈们，不仅受贿、腐化而且涉嫌谋杀。1952年2月10日，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副书记、专区专员张子善，因贪污被公审后执行死刑。被称为“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近些年查处的贪官还有，2000年2月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陈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同月15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被判死刑……其实，腐败的个体性和体制性贯穿中共的历史，从早期叛变的顾顺章到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作为被围剿的“共匪”到今天自封“三个代表”（江泽民2000年2月20日提出）的执政党，腐败如影相随，中共始终逃不脱历史的“周期律”。
新旧势力的共存共容和适当平衡，是维系社会动态稳定与和平转型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必须靠民主和法治作保障。当新势力凌驾于法律，占据专制地位，也就失去了更新的活力，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衰亡。中共建政伊始，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短暂的“蜜月”仅仅过了6年，在同一个日子，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面对苏联的改革，毛泽东很纠结，他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也捅了篓子。此时，毛已将党国和权力视为私产，对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威胁十分敏感……最终，中苏两党决裂。直至毛死后，中国才开始艰难的改革，此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毛建立的一党专制至今未根本改变。
自由具有强大的传染力。改革开放初期，国门稍一打开，就出现新一波出国潮和逃亡潮。其中，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飞机从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春潮是挡不住的。1989年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2月13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干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一波潮涌孕育了当年春天席卷全国的八九民运……至今，中共依然无法走出毛的巨大阴影，彻底与之切割，加上巨大的利益负担，致使其步履蹒跚。走新路，舍不得放弃特权；走老路，只能病危而亡。中共无法回避生死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一个缺乏共识、缺乏规则真实的民族，厚黑权谋的智慧格外发达，随之产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其传奇性特别适合戏剧、评书、连环画、影视等艺术表现，中国人从小就受这种文化的熏染。国人好古，以历史为崇拜偶像，这也使中国人过于早熟。但是，如果对历史缺乏深刻反省，新旧更替不过是循环而已。“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传道书1：9）这个民族要获得新生，必须回归真信仰，用真理的光照洞察历史，才能开启未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箴言1：7）
2013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