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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德国之声记者连线中国著名新闻人李大同先生，请他谈谈对于中国新闻现状的看法。李大同创办的《冰点》周刊曾因碰触敏感话题而遭中宣部勒令停刊，李大同本人也被免去主编职务，并禁止从事编辑工作。但他此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努力。去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曾点名会见李大同等四名中国媒体人士代表。

德国之声：作为中国的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您所追求的新闻理想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还是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

李大同：在新闻自由的本质规定上，没有什么国别的区分，应该是一种普适价值。这一点其实已经非常清楚。联合国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中国政府事实上也已经签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个普适价值实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有学者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新闻自由？

对对对，这两者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是共同生长的。不可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在现行的中国体制下，只要继续存在着一党专政制度，讨论新闻自由岂不是妄谈？

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现在当然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历来是复杂的，需要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方面，新闻体制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看到，近30年来，中国新闻报道的空间正在不断地增大，公民能够表达的意见范围也在不断地提升。这就像是一壶水在慢慢加温，等它升温到了一定的时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量变到质变。

对对对。

那么在您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看来，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现存的新闻体制是不是值得向往？

嗯，我想，这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就是，创办新闻媒体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基础。新闻自由的含义就是要表达公众的意见，而不是官方的意见。表达官方意见就是一种宣传。其实中国也并不是说，从来就没有过新闻自由。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民间媒体，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公报》，《新民报系》，包括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杂志。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媒体都是民间媒体，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造成的。中国曾经有过新闻自由的时代，我们不过是要回归而已。

西方媒体前一阵对西藏骚乱以及后续事件的报道导致中国民众对西方新闻界一向标榜的\”客观、公正\”产生了怀疑乃至抵触情绪，您是否也对此感到失望？

对于整个西方的报道，我不可能看到。我也无法根据我所看到的信息做出一个全面的鉴定。但是很明显，某些著名的西方媒体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譬如张冠李戴，这样一些明显的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也不是完全因为疏忽造成的，它是一种立场的偏移。但是我也想说，之所以西方媒体未能做到\”全面、客观和公正\”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在现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的条件反射就是把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赶出了事发地，同时又要求西方媒体作出\”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距奥运开幕还有90多天的时间，近日，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批评说，中国舆论界对西方媒体怀有的\”敌意气氛\”将会对他们在奥运期间的工作造成威胁。而中国政府先前曾承诺说，要对外国记者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的空间。目前的局势对于中国整体的新闻自由发展究竟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一种挫伤或者倒退？

关于西藏事件的报导，中国政府已经明显地违反了承诺。他曾经公开向外国驻华记者许诺采访自由，但当新闻真正发生的时候，立刻就剥夺了这种自由。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已经违约了，但我想他们也会从中汲取教训。也有一些外国媒体的记者告诉我说，他们受到了中国少数公众的非常恶劣的威胁，甚至是暴力性的恐吓。在我看来，西方媒体不必太过当真，中国的愤青历来如此。抵制家乐福也好，抵制日货、法货也好，都是少数公众在单一信息的控制下产生的不理智行为，也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现在中国民众从整体来说，理性的成分已经越来越高，这在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在网络上发出的已经不是一边倒的声音，而是两军对垒。即便是有一些人站在家乐福门口，威胁顾客不许进入，但是大家还是在照常购物。我想，这都是中国社会发生的良性的改变。西方媒体不必太过忧虑，奥运期间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您曾经说过，至多再过20年，中国将会在体制上发生根本性变革，新闻自由将会得到彻底实现。您说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

是一种估计吧。因为这3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现在中国媒体不允许说话的领域正在变小。只有当涉及高度敏感的问题时，媒体才会受到控制，发不出声音。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能获得社会认可。这一次在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虽然做了大剂量的宣传性的反击，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反击在国际社会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媒体没有话语权，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会相信。为什么不信？因为这只是政府的声音。没有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调查和第三方发言，媒体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公信度。因此我想，这次媒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已经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思，并且将会影响未来的媒体政策。中国当局已经看到，光是政府出面是不行的，说话没人信，不如有一种中间力量出来。我想，这种变化将会渐渐发生–何况中国的体制性变革是有宪法基础的：中国宪法赋予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支票必须兑现。我估计也就是20年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