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披露出习近平南巡时的内部讲话，让期望政治改革的人士大跌眼镜。照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他显然是一个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好学生，原以为薄熙来极左，看来习近平和薄熙来也不过是半斤八两。习近平不从制度上找原因，也就是说决不认为制度可以改革。尤其是谈到前苏联垮台时，他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习近平没有分析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而埋怨“竟无一人是男儿”，真是愚不可及。
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制约，不能制约权力的原因是一党独裁，党凌驾于宪法之上。为了挽救党，习近平最近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实不过是“自说自话”，政治制度不变，反腐败肯定是走过场。
●权力和笼子、老虎和苍蝇的诡异
▲纽约时报1月29日报道：反腐五年规划？
自中共十八大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接完成以来，中共在反腐领域表态严厉，动作频频，有时甚至颇具戏剧性。最新的消息是，上周四，重庆官方宣布，重庆10名官员、国企高管被免职。这10名官员落马的原因与不久前因“性爱视频”被调查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一样，因被拍摄性爱视频而涉嫌性腐败。同时，重庆警方宣布，一个涉嫌采用私情勾引、拍摄官员不雅视频的敲诈勒索犯罪团伙被破获。
中国的网民们在网络上对这一事件展开了广泛的热议和嘲讽，称这些官员落马与其说是“色诱”不如说是“权诱”。而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那篇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和议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讲话。
习近平并未具体解释“制度”何所指，不过，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当天，媒体报道称，中纪委从去年开始着手制定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将在充实部分内容和征求各方建议后，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这一被称为中共反腐“二五”规划的文件或许可以提供让外界了解中共反腐“制度”的一个窗口。
通常，中国只在经济发展领域有做五年规划的传统，这种传统沿袭于前苏联。而把五年规划用于反腐败领域，还是“先例”。这一规划最早从2008年开始。当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称为中国反腐的“一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12年要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一位纪检部门的内部人士告诉笔者，反腐“一五”规划出台的背景有两个，一是落实2005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纲要提出要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但此后并未出台具体的落实意见；第二个背景是2007年11月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把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所以，中纪委牵头搞了这个‘一五’规划，希望通过长远规划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但因为此前浪费了一些时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的时间就推迟到了2012年，”上述不愿意具名的人士说。
中共反腐“一五”规划从教育、法制法规、监督制约、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严查违法违纪腐败案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设计。具体如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加强对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等权力行使的监督，加强对财政资金和金融的监管，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推进干部人事和司法体制改革。
反腐“一五”规划明确了具体目标，即五年后，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
五年后，规划完成的结果如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曾参与了反腐规划的起草工作，他1月23日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认为，从大要案件查处的力度上看，反腐的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在反腐的制度设计上，特别是防腐的制度设计上，“目前来看不是特别的理想。十八大的报告上也讲，当前反腐形势的严峻性。”
这一评估结果实在意料之中。不可否认，五年之内，中共在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权改革等局部领域有所进步，削减了大量的行政审批事项。但更关键的司法改革并未得到推动，而党内民主与监督机制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而与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的定量设计和可定量评估不同，反腐规划很难做到定量设计和定量评估 。比如五年后，虽然官方媒体称中共在用心探索一条反腐新路、惩防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权力的运行进一步规范，但这些堂而皇之的宣传措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难以提供一些可信数据，如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实现了多少预期目标、干部人事和司法改革取得了多大成果、多少权力被有效监督，等等。所以，虽然反腐“一五”规划已经收官，但有关部门并未发布权威的评估报告以昭告天下，很多仍旧是一笔糊涂账。
笔者认为，既然是严肃的五年规划，就需要在规划起草阶段考虑到各个层面制度设计的可操作和可量化，并需要有专业的部门负责规划的实施监测与评估，在不同阶段公布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在收官阶段，还需要公布总的评估报告。否则，这样的五年规划不会有多大意义。
当然，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权力能否被真正地监督，又能否真正地被“关进笼子里”，至今反腐仍在党纪而非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这使得任何规划都可能最终流于形式或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包括刘军宁在内的部分学者呼吁惟有依靠宪政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然，各种“色诱”的大戏还将频频上演。
▲德国之声（DW）1月30日报道：“网络反腐”成为中国新时尚？
过去数周来，中国新媒体对揭露官员的腐败作出了极大贡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此大加干预。这不过是瞬息即逝的“障眼法”，还是中共领导层对铲除腐败怀有真意？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重庆一个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案子为例，网上视频揭发后约66小时，这名57岁的党政干部便被革掉官职。网上的所谓不雅视频显示的是雷政富与一名据称年仅18岁女子的色情片断。不仅如此，人们还揭发雷向这名女子的介绍人提供了报酬丰厚的建筑订单，并自己从中受益，接受巨额贿赂。检举这桩丑闻的是调查记者朱瑞峰，他将视频发表在自己的网页上。免去雷政富的官职对朱瑞峰而言是一场胜利。朱瑞峰说：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网络是反腐败最好的利器。因为我们的国家既不是民主、也不是法制国家，公权力横行，微博起到一个扩散信息的作用。”
朱瑞峰在网上曝光的爱财好色的干部不止雷政富一个。上周，因受到不雅视频的揭发，重庆市又罢免了10名干部以及国企的高管。这还不是全部。朱瑞峰说，他手中还握有很多证据材料，但只有在他对事实查证之后，才会把它们公布到网上。朱瑞峰记者将揭露官员的腐败和行贿受贿作为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但他也为此受到恫吓，甚至有人威胁要杀掉他。雷政富就曾企图阻止朱发表视频。朱瑞峰说：
“我接了他3个电话，都做了录音。没发之前，他对我威胁，发表之后，作为中共厅级干部的雷政富，苦苦哀求，然后请新华社副社长前来说情，要给我钱，让我开价码，都被我拒绝。当这些路子都行不通之后，北京糖果KTV的老板便给我发短信，对我发出死亡的威胁。”
18大后，每周都有官员落马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
虽然受到巨大压力，但现年43岁的朱瑞峰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乐观，这也是因为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11月的就职演说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习近平说：“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惊醒起来。”
像朱瑞峰这类的博客作者以及公民记者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向人民发出的要求。18大之后，没有哪一周不发生官员落马的事件，而它们都是在互联网上的揭发所致。一名陕西省的村级干部居然养了4个女人，10个孩子；一名在新疆某小城市负责公安的干部，同两名护士一同上床，然后逐一给她们安排好工作；一名生活在云南的党政干部有吸鸦片和在国外购置房产的嗜好；一名地区银行的女行长，使用违法手段在多处购置房产。朱瑞峰说：“他们将网络恨之入骨。一名山西省当了50多年人大代表的女士，公开呼吁，这个网不能谁想上就上，还要关闭互联网。”
虽然网上掀起了揭露腐败的高潮，但朱瑞峰并不对此抱太多的幻想，目前来看，落网的尽是一些小鱼。像他这样的公民记者不允许靠近大鱼。像去年《纽约时报》曝光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聚敛财富仍然是媒体的禁区。该文发表后，纽时在中国被屏蔽，一名记者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即便如此，朱瑞峰决不放弃：
钱色相诱惑
“几天前，习近平说，要把公权力关在笼子里。他还说，要苍蝇老虎一起打。这些话都说了，我们觉得，不能光打雷，应该下雨了。”
人们对此的怀疑态度有其原因。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上任伊始也曾高调反腐，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也不例外，只是无人具备为反腐创造前提的勇气，人们需要透明化的制度、独立的司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一个自由表达的媒体。
反腐又有退缩的现象
目前，中共反腐又有退缩的迹象。《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出，对揭露丑闻也要进行管理。否则，互联网就会成为传播谣言的场所。朱瑞峰认为，这样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托辞：
“他们打着保户公民隐私的旗号，限制公民实施网络监督、传播信息的自由。这都是违反宪法的。他们不是在保护公民的隐私，而是在保护官员的腐败。”
本周一，朱瑞峰本人也被警方传唤。警方希望他交出手中的视频资料。这些资料有可能让更多的官员失掉乌纱帽。朱瑞峰拒绝了警方。他要保护他的信息，这些都是证据。在警方那里待了7个小时后，朱瑞峰重获自由。他现在更加清楚，在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器中，他还有很多敌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31日报道：考验中共第五代反腐决心的试金石
本月中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再次重申反腐决心，声称“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平反腐新态势的分析评论。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孔捷生的评论称：“习李新政做了实事就应褒扬，这个体制与世界文明主流相悖之处就该抨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是现代宪政的基准。然而，习近平所言并非把中共垄断的公权力关进笼子，而是单指制约贪腐，”“没有人否认习近平履新之后做了几件实事，但更多的是难以兑现的许诺，除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还有‘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却不知没有宪政怎么把权力关进笼子？没有多党监督，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从何而来？没有司法独立，人民如何感受到公平正义？”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要塑造全民监督之态势，公民监督权利的保障，包括知情权、监督权、质疑权的确保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基于此，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作为一个政治目标，那么‘把权利放出笼子’就是一条具体实践路径：通过释放公民监督的权利，通过高层的不断施压，作为世界公认难题的腐败问题，才有被真正攻克的可能。”
香港《太阳报》“阳光华夏”的评论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反腐败，既要打大老虎，也要拍小苍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但问题是，那些大老虎真的能打吗？刑真的能上政治局常委吗？内地反腐往往虎头蛇尾，许多贪腐个案的处理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沦为别具中国特色的反腐‘烂尾工程’，反贪部门除了拿一些没有靠山的小苍蝇开刀以安抚民心之外，对那些巨贪大鳄往往置之不理，网开一面，甚至对那些媒体揭发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官员，也不敢动一根毫毛。”“诸如此类的案件，已成为考验中共第五代反腐决心与魄力的试金石，如果法律之剑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亲疏有别，打击一方，放纵一方，搞甚么‘润物细无声’式的反腐，不仅让百姓寒心，也会使司法正义再度被突破，中共执政之基将荡然无存。”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早在一九八九年学运，‘反官僚、反贪腐’的口号已经响彻入云，但二十多年过去，贪官污吏却愈来愈多、腐败渎职愈演愈烈，中共高层不得不正视问题的极其严重，惊呼足致‘亡党亡国’。新一届领导人把反腐作为施政重点之一，提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固然教人欣慰；但官场腐败，在内地已是‘沉疴痼疾’，贪官在各阶层盘根错节，利益千丝万缕，形成势力庞大、官官相卫的特权集团，当局如何解开深层矛盾，能否从制度入手、藉法律整治，并提升全民廉洁奉公的意识，靠民众的支持来抗衡既得利益阶级的反扑，将是中国前途的关键。”“根据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调查，反腐败最重要的、排首位的，是新闻舆论的监督。通过媒体的质疑和揭露，将大小官员的言行举止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乃肃贪的法宝之一。可是，在中国‘维稳’政策之下，对新闻媒体的箝制，对网上舆论的规限，都使这件反贪的‘武器’威力大大减低。”
香港《明报》署名孙嘉业的评论称：“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对‘铁’字似乎情有独钟，上任首场讲话就喊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口号，在中纪委的讲话中也说中共是靠‘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政党，又说要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来持续反贪。看来，说习近平有意铁腕治党似不为过。”“在党情、国情、世情出现剧烈变化的今天，中共与其说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信仰群体，倒不如说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利益集团，习近平的铁腕治不治得了8000万党员的同床异梦，且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VOA）1月31日报道：中国网络观察：权力的笼子
有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认为，可以同时容纳多种解释的表达是最耐人寻味、最耐咀嚼的艺术性表达，其中最好的则能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
按照这种文学批评理论来看，“权力的笼子”的说法可谓最富有艺术性，因为它可以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
1）权力的能力有限，笼子就是对它的限制；
2）权力的能力无限，谁胆敢不听话就要被关进笼子。
*习近平的权力笼子论*
1月22日，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中央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对负责纠察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讲话，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的背景是，六十四年来，以反前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和专制的旗号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共政权贪污腐败已经严重到连中共自己都承认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地步。中共官员不受制约的权力更是导致中国民众怨声载道，而中纪委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充其量只是拍苍蝇，不打老虎。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并要求中共纪检部门既拍苍蝇，也打老虎，对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人和事绝不姑息。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到底是虚晃一枪，还是真心实意，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中国公众还在揣测、观察、分析、追踪。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怀疑习近平到底有多大的意愿和能力打击中共政权早已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行为。
但毫无疑问的是，习近平有关权力和笼子的说法引发了中国公众的热烈议论，而许多通过微博发出的议论不仅是妙语连珠的政论，而且富有文学批评的色彩或精彩。以下评论摘自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
*诡异的权力与笼子*
“舆论一律”曾经是中共政权所追求的目标和骄傲。在毛泽东或邓小平担任中共以及中国最高领袖期间，毛、邓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中国民众只能通过官方媒体听到一片支持和赞美之声。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进入中国公众可以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互联网自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代，习近平发表官方媒体所说的“重要讲话”之后，中国公众立即对他所说的权力和笼子的关系提出了分析，质疑，调侃，谐谑。
在众多的调侃声中，中国经济学者许小年的评论相对还算是认真严肃的，但也让人不禁要咧嘴笑：
@许小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句讲得真好，虽然没有主语。仔细读完报道，感觉是权力设计与完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自己关自己？有点迷茫了，需要继续学习。
与许小年观点类似的还有：
@帝都日记：二十三日，大雾，楼台尽失，城门遁迹。昨圣上称要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此语颇合近期舆论期待。胡同苏秀才道，问题在于，天朝还无制度之笼。 当下各种制度多为民而设，制订时即已为官家留有暗道后门。各级高官何时拿制度当真过? 即使各级纪委自身，便有自究悖论，以致形同虚设。笼子何在？
还有更严肃的人则围绕权力和笼子做文章，给中共提供历史经验借镜，希望中共能择善而从，从善如流：
@哲学人生网：1799年有两个人死了。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挺有名气。美国华盛顿，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权力关进笼子，从而成为了世界伟人。中国的乾隆皇帝呢？他花费60年，在中国实行了保甲制，禁止百姓自由迁移，将民众关进了笼子里。（转）
更多的人则是从形式逻辑和政治逻辑出发，对习近平有关权力和笼子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担心，习近平的有关说法会被中共官员很方便地转而利用来镇压人民，因为他的说法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释为镇压有理：
@徐昕:【逻辑三段论】①要把权力装进笼子里；②一切权力来自人民；③所以要把人民装进笼子里。这是神逻辑，还是有谬误？
*中国的权力笼子*
说到这里，还需要再说一点文学批评理论。
有一派颇为人多势众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字一旦发表，作者就等于是死了；其文字如何解释就不是作者说了算，而是读者说了算，其解释权在读者而不在作者了。
在习近平有关“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文字发表之后，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读者把他视为等于死了，但持有各种观点的人争夺解释权、争相解释他的话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场众说纷纭的解释争夺战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提出的一种解释，引起了许多中国公众的担忧、气愤、嘲弄。
在习近平发表有关讲话之后，《环球时报》紧接着发表社评说：
“我们须编织扣紧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若编出同西方一模一样的笼子，中国就会变成南亚国家的翻版，既未必能治住腐败，还会把国家推向巨大不确定性中。”
对《环球时报》这种明显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很容易对贪腐官员及其行为网开一面的解释，《中国青年报》专栏撰稿人曹林表示了强烈的异议：
@曹林：（《环球时报》总编辑和社评撰稿人）胡锡进用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字游戏编了个笼子先把习的讲话关了起来，歪曲理解习的“将权力关进笼子”。／为何总把中西对立起来，姓资姓社牢笼虽在1992就冲破了，但环球思维还停在1978年前
高技术风险投资人、微博名人李开复则对《环球时报》的中国笼子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质疑：
@李开复：什么是“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呢？是去年环球时报提出的：“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吗？
*有待观察的考验*
权力的笼子到底是笼子限制权力，还是权力借用笼子来限制无权的人，这个在中国不仅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语义问题。（顺便说一句，政治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语义问题。）
在习近平发表权力笼子论的说法之后，中国民间的很多议论反映出人们对这个悬而未决的政治／语义问题、对中共大权独揽的焦虑和不安：
@windplusrain：把权力关进笼子，可笼子的钥匙还在权力手里。用大的权力去对小的权力进行反腐，顶多是朱元璋式的反腐。
如何解除中国公众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焦虑不安？许多中国网民提出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把权力交还给人民，交还给选民，让人民而不是官员做主：
@广州刁民：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官员的的自由就是百姓的灾难，所以要把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怎么关？首先从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开始，行政官员不能兼任人大代表，选举的代表要上街头竞选演讲，让人民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学者、微博名人章立凡则对中共、对习近平领导班子、对中共宣传部门控制下的新浪网提出了友好挑战，表示要看看当局今后到底是要把官府的不当权力关进笼子，还是要把公民的正当权利关进笼子：
@章立凡：【拭目以待：看新浪是否又“把权利关进笼子”？】历年2会都是新浪的禁言旺季，网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被关进笼子。今年，不妨以新领导“把权力关进笼子”为试金石，看他的话是否管用？ 应该挺管用！相信一下！
自１月２２日发表有关权力和笼子的讲话以来，习近平没有就这个说法再次发声。
每年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是章立凡所说的禁言旺季。新浪以及中国其他各大门户网站会大力加强对网民的言论控制。
今年的两会会期即将到来。届时中国当局是否会外甥打灯笼照旧，继续强化舆论钳制，还是会放松钳制，人们在等着瞧。
▲评论家何清涟发表文章：习总的哈姆雷特之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陷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困。只不过，困扰哈姆雷特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困扰习总的则是反腐败。这反腐败又分为是大反还是小反，是用雷霆手段还是比“润物无声”略强势一些的“和风细雨”。
凭心而论，“不反腐败”那真不是习总的心思，否则他也不用亲率五常委至王歧山常委管下的中纪委，发表那番“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的讲话，因为这番讲话，无论如何也象是对王书记日前那番反腐要“润物无声”的纠正。习总遇到的难题其实是：老虎满山跑，苍蝇漫天飞，打击的标准不好定。以官员的“房子”为例，目前就是一个天大难题。
“房子”在中国引发的戏剧，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更因其与民生有关，还成为民怨的聚集点。因此，从2012年11月下旬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内的反腐与房地产市场的售房潮，主戏就是以官员为主角、房子为主要道具的两折戏。
第一折戏是始自2012年11月下旬的“网络反腐风暴”刮出来的“房氏家族”。在那20来天当中，各地网友趁机举报了不少拥有十几套甚至20多套豪宅的中小官员，根据拥有者年龄性别，分别被称为房叔、房爷、房婶、房嫂、房妹、房祖宗等，能够入选“房氏家族”成员者，至少也得有十几套房子。据说，目前最霸气的“房祖宗”是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程绍春，据称拥有16栋——不是16套。
按照中国的房价，中国的官员不管什么级别，几乎不可能依靠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房，更不用说拥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毫无疑问，这些房源都与其主人的腐败行为有关。一想到自己的资产随时可能曝光，并成为反腐目标，在官员心目中，那些房产就从“财富象征”变成了“风险资产”，官员及其家属陷入为“房子”的焦虑。
于是第二折戏开始，在中国近几十个城市出现抛房潮。中纪委通报显示，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统计，在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的业主中，有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挂名；业主物业出售都要求现金交易，不经过金融机构转钱；物业出手都委托律师全权处理，业主在交易过程中不露面。经核查当年原始记录与账户资金往来，出售物业的业主有部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据说，中纪委、中办、中组部至12月中旬为止，已经召见120多名现任高官，要求其家属停止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账号等。
“房子”问题引发的焦虑，最终变成了“党与政府的焦虑”。中纪委通报还列出北京、天津、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湖北9个省、直辖市党政机关部门高中级公职人员及家属近期提取外币的情况。其中最高为广东17.92亿美元，最低为3.7亿美元。中纪委的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占GDP总量5.98万亿美元的6.9%）；2011年资本外逃达到6000亿美元（占GDP总量7.49亿美元的8%）；2012年资本外逃估计突破10000亿美元（占GDP8.23亿美元的12%）；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亿美元（按GDP年增长7%计算，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7%）。
“党与政府的焦虑”当然不止这点，因为如果官员要抛售房子，意味着今后他们也不会成为新买家，这就关系到今后经济发展大计“新城镇化”的道路是否畅通——这点本人另文分析。
从《经济观察报》1月18日的报道“房子的焦虑”来看，中纪委对各地官员的房产数量其实掌握得比较清楚。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推再推，至今仍未公布40座联网城市名单，据说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完成住房信息历史档案数据的补录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除了数据录入工作繁杂之外，主要原因是因为遭遇了各地官员的无形抵制。据说，为了保障录入工作顺利推进，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向各地长官发愿，“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副部长齐骥曾提出，“部、省（区）集中的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不提供查询服务，查询服务仍按现有的规定实行属地查询。如广东省政府承诺，住房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查询服务权限。正因为事关官员“财富身家机密”，一位从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科研课题的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仅就房产一项而言，全国各地官员腐败证据齐全，习总也多次表达了反腐决心。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即这腐败到底是反还是不反。按照人民的利益，习总必须惩办这些官员，因为“他来自人民”——这是新华社自2012年11月习总登基以来的宣传亮点，关于习总的人物特稿，标题就是“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但人民的“痛快”却意味着党的干部队伍大受折损。真要认真反腐，比如按照《刑法》定的标准，那是步步惊心。我查了一下，煌煌《刑法》的第383条规定对腐败定了四个量刑等级，最轻的是不满5000元处二年以下拘役，最重的是十万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若真地依法治国，那数千万党政事业机关的干部们大多数都可能符合刑法有关腐败的最高量刑标准，那党务部门及政府将如何运作？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高举“反腐”大旗——因为不反腐败，实在“对不起人民”，且陷习总于言而无信之境——并悄悄修改《刑法》，将“笼子”的网眼做得又大又宽，比如每个官员可以按级别合法拥有5套及20套房产；并定下“非法获取个人房产资讯罪”，吓阻那些敢在互联网上泄露官员“身家财富机密”的大胆刁民。这样一来，“反腐”可以立见成效，并早早收兵。否则，结果将有如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行禁酒令一样，无疾而终——不过，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位置之初，他的反腐还是抓捕了几只大“老虎”的，比如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连襟等红朝贵戚。
▲评论家杨光发表文章：评习近平的反腐豪言
习近平“反腐”已是强弩之末
不久前，习近平刚刚以讥讽的口吻指责中共官场爱说假话、套话、空话、大话，并严厉警告“空谈误国”；不久后，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他自己一本正经地说了一番举国譁然的大话，即所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苍蝇老虎一起打”。
也许习近平的本意并非故作惊人之论，是想认真表态，并打算真抓实干。他的话听起来也不错，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样，很好听。但类似的反腐败豪言壮语人们已经听了不少，并不觉得新鲜，包括“亡党亡国”的动情忠告，“九十九口棺材”的恶言要挟，还有什么“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的赌咒发誓……，诸如此类，也全都很动听，但全都说了跟没说一样，有时比没说更糟，除了拿来当笑料，毫无正面意义可言。与这些豪言壮语结伴而行的，是腐败的处处泛滥和步步升级，直至登峰造极.邓时代初期，王守信贪污五十万，让国人目瞪口呆、不敢置信，以“建国以来最大贪污犯”之名而遭枪毙。如今，随便揪出一个小小贪官，爱房的动辄几十套房产，好色的动辄上百个情妇，好宝的则钻石碧玉、古玩字画不计其数。腐败形式已花样翻新，涉案金额如天文数字。一人在中国做官，全家在海外洗钱的现象蔚然成风.而面对这一切，人们早就见惯不惊.“无官不贪”是当今时代最真实、最残酷的“中国特色”之一。清官已濒临灭绝，比大熊猫还要珍贵，若干年后，人们大概只有到童话故事里才能找到清官这类角色。
独裁制度出贪官，反不胜反
中国有那么多的人争着入党提干，难道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那么多的人抢着报考公务员，难道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就是奔着腐败去的。腐败正是入党、做官的基本价值所在，是中共官场的生存法则，是权力游戏的金科玉律，也是“党的领导”题中应有之义.腐败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机制：上司提携下属，便给他一个肥缺；下属孝敬上司，便送他一份收益。腐败是组织系统对其成员“政治正确”的奖赏，是对优良“政绩”的激励。没有腐败，就不可能获得干部对党的忠诚.没有腐败，现行体制甚至根本无法运转.套一句习近平的话来说，腐败就是中共官场的“中国梦”。
做共产党的官，做到了一定的级别，你几乎没有可能不贪腐，财源滚滚，美女上门，受之无愧，却之不恭，简直没有办法拒绝.你甚至都不好意思不贪腐：那会让你的下属瞧不起你，感到跟着你干没有面子，也没有前途；会让你的同僚疏远你、讨厌你，背后骂你“装Ｂ”，是个没法共事、不可理喻的二百五；会让你的上司夜里睡不好觉，他会认为你举止反常、居心叵测，是一颗必须排除的定时炸弹；甚至会让你的亲戚朋友、老婆孩子大失所望、心生怨愤，他们疼你爱你、帮你扶你，陪你吃苦、跟你受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你熬出了头，眼看着其他常委、委员的亲戚朋友一个个人模狗样，张家的入了乾股，李家的当了CEO，赵家的做了产业大亨，满门的荣华富贵，你要是不赶紧带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去收穫属於你的那一份不义之财，怎么对得起这些亲人啊！──所以，这个党，这个制度，事实上只能出贪官，只配出贪官。
中纪委已异化成权斗的利器
反腐败说说容易，做起来太难.习近平、王岐山如今正处在“三把火”的上任兴奋期，说一点大话，也正常。假以时日，未必还有今日这股雄心和干劲。若真要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别说习、王二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就是江泽民、朱鎔基披褂上阵，毛泽东、邓小平死而复生，也办不到。以前有过一个笑话段子，说江泽民到毛主席纪念堂里汇报反腐，毛很生气，从水晶棺里坐了起来，对江说：不如你过来躺着，我出去整他们。中国的左派和民粹们也未免夸大了毛泽东三反五反运动的反腐效率，那种不讲法律、只讲政治的运动式反腐，充其量也就是一阵风而已。面对当今官场极其普遍、极端严重、深入骨髓的恶性腐败，毛泽东那一套办法也已经无能为力。我们大可以说，除非反对党上台、共产党下台，否则，所谓“有腐必惩”，只能是一句不折不扣的大话。
习近平还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当然也是一句好话，但放在中纪委的语境下，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中纪委本在宪法和法律之外活动，它本身就是反宪法、反法治的非制度化的产物，是以党代政、以权代法、一把手专政的产物，同政法委一样，纪委是行政中立、司法独立的对立面。纪委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它可以採用监视窃听、非法拘禁（即所谓“双规”）、刑讯逼供等非正常手段对付党员和公民，却除了同级党委一把手之外，并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权威对它进行有效的约束。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各级纪委在查对手、查政敌时往往很卖力、也很高效；而在查上司、查亲信、查同僚方面，却毫无作用，一事无成。纳税人养着如此庞大的反腐机构，竟然比不上眼尖的网友和翻脸的二奶，人民才是冤大头.以反腐为主要功能的纪委系统早就异化成了权力斗争的利器、反腐败的赘疣。
本次中纪委全会并未设计、打造出任何一只真实的“制度笼子”，包括近来风声很响、似乎呼之欲出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置之不提，变成了什么“将抽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谁抽查，怎么抽查，抽查谁？当然是党内抽查，纪委去查，选择性查，查一把手不喜欢的人。殊不知，“阳光财产法案”作为一项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申报和抽查只是基本程序，其要害则不在申报，也不在抽查，而在公开.若官员财产不向全社会公开，则制度何在，“笼子”何在？由此可见，习近平的反腐豪言即使在最有可能落实为制度的地方，也依然没有向制度迈进的实际行动，难道这就是所谓“实干兴邦”吗？
●评论家、专业人士解读习近平新南巡讲话
▲资深记者、评论家高瑜发表文章：男儿习近平
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核心看点是他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惋惜。最令他感慨的是，在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那么，习近平“新政”的主线会不会就是如何做一个是捍卫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男儿”呢？
元旦之后，中国中东部大面积爆发长时间雾霾天气，毒性之大，令人畏惧。有人发微博，“扎进黄褐色的雾气当中，突然就感到憋气，不能呼吸，不得不上医院。”一点不是夸大其词。
北京的政治空气，也像雾霾一样，混沌不开，引发内外舆情的高度关注。上周四（17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麦克法夸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公开演讲，以“过渡时期的中国”为题，对习近平的新中央做了“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触发改革。”的预测。
像是有意要拨开北京上空的层层政治迷雾，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上周也开始逐级传达。习的讲话，竟然像是对麦克法夸尔这位世界顶级的中国问题学者的预测做注脚。新政“蜜月期”还未结束，南周事件昭示的朝野不可能共有的“中国梦”已被击碎。
重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联解体的历史，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是多么生动表现了习近平对苏共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揪心和焦虑。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委主席职务的胡锦涛发表就职演说，也曾经痛骂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当年胡锦涛的讲话印发成中央文件，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当时很多人听了，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和二战反法西斯胜利一样，已经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巨大遗产。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同样会引发党内外舆论的哗然。作为中共建国元勋的铁血后代，习近平的谈话更富鲜明的个人色采，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
《求是》第一期推出了重头文章《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该文着重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了一股以清算“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其突出表现在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整合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点，在政治、史学和文艺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危害性的理论和观念。该文受到毛左派的热烈欢迎。
《炎黄春秋》第一期，发表“邓小平理论”老资格宣传家周瑞金的文章，也是对十八大赞扬声音最高的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已经从毛的“伟人”、邓的“强人”、江胡的后“强人”时代，进入“常人”时代。笔者以为周先生是否言之过早，有待验证。但是在信息时代，谴责戈尔巴乔夫，谴责苏东巨变能否获得朝野共识是个大问号。
江泽民就不会赞成习近平的看法
六四之后江泽民伙同李鹏，进行经济治理整顿，造成连续三年GDP大滑坡，苏联“8.19”之后又立即提出“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曾被邓小平叫到家里训斥：“中央已经下过文件，不再提‘反和平演变’这个口号，你那时是副部长，没有看到？”江泽民诚惶诚恐，但是没有理解邓小平的用意。回来之后和李鹏立刻收回“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但是经济继续治理整顿。终于惹恼邓小平，进行南巡发表讲话。若不是江泽民转得快，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语言在北京发社论，若不是陈云、薄一波劝邓小平：“事不过三，不要再有第四个了。”江也就追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遭遇人生的滑铁卢了。这是他终生不可泯灭的教训。也是经历过中苏论战留给他那一代留苏官僚的心理阴影。
2009年9月24日，江泽民把中苏史专家沈志华等人请到中南海瀛台问学，他当时正在阅读沈志华等人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江泽民首问：“苏联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学苏联，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至今中国还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
江泽民与沈志华等畅谈5个小时，临走请沈志华给社科院带话，是否能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很快回话表示拒绝。
一周之后，北京举行60年大庆游行，胡锦涛用高抬着毛泽东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配合《东方红》乐曲的毛泽东思想方阵，统领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画像的方阵走过天安门，最显著的大标语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用它统领着后边三个方阵中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标语。焰火晚会之后，江泽民连夜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他称参加了六十年的庆典，一晚上不能成眠，感到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很不容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
信的最后一段谈中苏关系。江认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江认为历史上中苏论战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挑起的；苏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江还提出赫鲁晓夫是改革家。
关键只能看习近平如何重整党纪朝纲
麦克法夸尔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的腐败体制内已经根深蒂固，习近平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巨变，导致政权颠覆，“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个看法入木三分。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没有提“政治改革”，而且他自十八大之后就没有提过“政治改革”。他在新南巡讲话里表达了他的理论主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政府当前是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这是习近平谈“三个自信”的底气所在，新南巡他首先拜谒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鼻祖邓小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的是跛腿改革路线，这正是当前中共腐败横行，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还不打算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哪些不能改？习近平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麦克法夸尔说：“从上到下渗透全党的腐败问题，使中共不再像毛泽东建国初期那样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邓小平在文革后只专注于经济改革，也让中共丧失了可以将人民和党团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如何面对溃败的千疮百孔的党的肌体，唤醒全体党员的改革意志？习近平说：“一定要看清我们的历史方位，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新南巡讲话有意识要给意识形态以新的政治思想地位。
南巡中习近平还给大家讲了一个老故事：
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仰的味道》。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妈妈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中共现在还有陈望道那样资质的翻译家吗？听这个故事的党员同志们恐怕更多连想到的是前编译局长衣俊卿。衣的“学问”也好生了得！有传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就是这位前局长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他的政治后台一直用这个功劳簿保他，但是不堪入目的12万字的揭发，如何能让党员们回味“信仰的味道”？
▲评论家何清涟发表文章：纵是擎天柱，难挽溃败局——闻习总“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于2012年12月“南巡”，引发了观察人士认为“习宗邓”的猜想。但最近人们才知道，中国官方公布习的“南巡”讲话时是不完全引证，近日据说是全文的版本在网上流传，媒体称让期盼政改的人读后深感失望。其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是他谈到当年苏联崩溃时所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典出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谈苏共亡党“亡国”之教训，竟引用失国君王之妃的名句，说明习总心头的压力很大很沉重。
这所谓全本南巡讲话倒是没有引起我半点失望，在“习近平：红色政权的守护者”一文里，我已经分析过，习总从来就不是一个立场模糊的人，他所说的就是他想做的，实际上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他一向就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着清楚的认识，在保“红色江山”这一点上，中共几代元老绝对不会挑错人。
但问题是：中国早就陷于全面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就算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全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也难挽中共命运狂澜于既倒。无论是苏共的历史命运，还是中共将来的命运，都不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而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是中共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目前已经进入“名尽、亲尽、信用尽”的“五尽之局”（参见拙文“‘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中共对苏共垮台的认知，以新华社2011年12月25日发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为代表。该文作者万成才提出了八个问题，除了“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比较中性之外，其余七个问题主要是从中共一党利益出发思考，如：苏联亡党亡国对谁是喜事，对谁是悲剧甚至灾难？苏联亡党亡国对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什么？苏联亡党亡国，中国应从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与警示是什么？对发起苏联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应该怎样评价。
上述问题，普京其实早已回答过了，他那段著名的话包含两重意思，“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是惋惜苏联由世界超级大国坠落为二等国家；“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包含了结束苏联极权统治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的意思。不过，中国媒体对此做含糊解释，只强调前一句，并且让读者错以为这是普京的全部意思。
事实上，外界早就非常详尽地总结过苏共灭亡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被归纳为三点，第一，苏联特权阶层腐败加剧了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导致苏联知识分子与民众对苏共政权离心离德，苏共垮台前产业工人甚至组织了全国大罢工，反对党国官僚侵吞公产；第二，苏共为了维持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最后导致财政困难；第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顺应时势，开展了“新思维”改革，结束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专制。
且来看看中共目前面临的处境与20多年前苏共有什么异同。
先谈国际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共无疑远比苏共幸运，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前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极权体制真可谓“神人共愤”，教宗保罗高举十字架，与美国里根总统共同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这一世纪的召唤，随着里根总统的柏林墙前演说传遍了世界，我在电波里听到这句话时热泪盈眶。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此采取了顺应民心、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明智之举，使苏联东欧用“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开启了民主化之门，并结束了“冷战”。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具有大智慧的20世纪的伟大英雄，还将名垂青史，为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永久景仰。
斗换星移，世事沧桑。本世纪前十年中国崛起之时，正值欧洲走向衰落之日，欧盟的成立只是落日余晖，让德法等国重温了一把大国梦。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则因反恐、伊战等耗资甚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而债台高筑，国民现在普遍厌战。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时，美欧出手已经是勉尽其力，目前对叙利亚的乱局根本无力顾及。这种情况下，美欧坚持对中国人权状态表示关心，只能说是尽国际义务，再也没有余力象当年那样，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充当幕后强有力的推手。
然而，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共，并无法减轻助习总的国内压力。他除了“不做戈尔巴乔夫”这一决心之外，面临的局势真是非常艰困：
首先，中共特权阶层与官僚集团的腐败远远超过当年苏共政治集团，追比蒙博托、卡扎菲等独裁者。且不说彭博社与《纽约时报》2012年曝光的红色家族，只要看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就会清楚，凡属肥水衙门的高官，动辄可以聚敛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小小村官贪污上亿的都已出现若干起。这种腐败状态远远超过当年的苏共的特权腐败程度。国内腾讯历史频道发表一篇《苏联70年腐败史》，将以前讳言的苏共腐败翻了个底朝天，但从其列举的事实来看，与中国近十余年相比，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所谓苏共高层的“特供”，不过是花钱买点专供特权阶层的紧俏商品如欧美进口的酒、衣物、相机、香水等高级消费品之类，而中共各级官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进入“烟酒奢侈品基本靠送，收入基本不动”的境界。让苏共官僚阶层望尘莫及的是中共官员的国际化生存，数百万“裸官”家属移民海外，他们唯一需要的“特供”，是中国生态环境濒临崩溃的产物，即保障其食品、饮水、空气安全的种种“特供”。
其次，苏联当时国内经济体系完整，国内资源充足，少有失业现象。而中国目前是资源耗尽，民不聊生，失地农民逾一亿，城市失业者至少有数千万。经济改革的红利基本在胡温十年消耗殆尽。如同我2004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包括：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文化亲和力）；社会成员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目前，作为中国社会长期生存要素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与生存底线都已陷入坍塌与半坍塌状态，只剩下以政治暴力为主的政治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共政治集团才顽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最惧怕暴力革命的知识阶层，也非常希望中共改革，放弃一党专制，以规避暴力革命的风险。
当此时，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才是令世界景仰的中国“好男儿”。
▲评论家未普发表文章：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传递危险信号
最近披露的习近平“新南巡”讲话，传递了几个明确的政治信号。这几个信号背后代表的政策走向，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政治进步相当不利。
第一个信号，习近平将继续实施宁左勿右的政治思想路线。根据高瑜的文章，习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苏联解体的教训。习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
习的结论显然是，苏共搞自我否定是苏联“一夜之间”解体的“深刻”教训，因而中共绝不能搞自我否定，不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不能否定中共历史，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否定邓小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习的讲话显示，他将在任内继续执行毛泽东、邓小平奠定的政治思想路线，而毛邓政治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宁左勿右。
第二个信号，中国不搞和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有关的政改。习近平是这样说的：“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从习近平为十八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和之后的讲话，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改什么，至少有三点，习是不会改的，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主导思想不能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改，一党专政不能改。习的“新南巡讲话”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毫无创新地重复了胡锦涛的老话：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三个信号，习近平要对全党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习说；“一定要看清我们的历史方位，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习的这些话，真是令人叹息，原来此习和彼胡差不多！胡锦涛刚上任时也大规模地搞这种所谓远大理想教育，什么“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八荣八耻”等，试图拯救共产党于堕落。但事实证明，这些思想教育无效失败，空留后人耻笑，共产党非但没有先进，没有知荣知耻，反而愈发堕落腐败。习近平沿用旧招，怎能把这个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的共产党抢救过来？
第四个信号，也是最危险的信号。习近平批评苏联军队在苏联面临危机时保持中立，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
这等于是向外界强硬暗示，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他习近平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像苏联军队那样“无动于衷”、保持“中立”；为了防止苏联解体一事在中国重演，中国军队必须坚持政治化，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能搞军队国家化。难怪十八大刚过，习近平就公开强调，“枪杆子要在忠于党的可靠人手中”。
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一出，舆论哗然。那些对他抱有希望的民众终于明白，中国变革的动力不在中共高层，而那些对他不抱希望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则进一步确定，中国变革的主要动力在民间。（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评论家梁京发表文章：习近平的梦
最近透露出来的所谓“习近平新南巡讲话”让许多人失望，但并不令人惊讶。
如果习近平在内部的讲话跟戈尔巴乔夫差不多，反到会让人不可思议。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真的这样说了吗？他这样说究竟是出于策略，还是出于信仰？我和许多朋友们一样，不仅相信他真讲了这些话，而且相信他讲这些话是出于真心。很多人会问，习近平这不是有病吗？毛泽东把他父亲和家人整的那么狠，而且，在习仲勋在为胡耀邦抱不平后，也曾受到来自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的巨大政治压力。习近平为什么还要摆出为中共殉葬的姿态？
对于现在的许多中年和青年人来说，要理解习近平，理解中共红二代们的精神世界，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彼此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差异极大。不仅如此，许多中共元老的子女自从父母恢复权位之后，就再度生活在特权之中。他们与同代人中的普通民众都很少来往，更不要说与年轻人了。越是身在官场，就越是如此。因此，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变，但心智的发展反而营养不足。只要一开口说真话，就暴露出他们的思维语言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毛时代。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种讲话，宣示了他有两个梦，一个是强国梦，就是他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个就是他的救党梦，要作一个“好男儿”，挽中共江山于即倒。正如陈子明说的，这两个梦互不相容，同时怀有这两个梦，是一种精神分裂。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病症，又如何理解这种精神分裂给中国带来的危险呢？
人格和精神的分裂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中其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不仅在当权的精英中如此，在反体制派中也很常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几乎完全与理性的政治生活无缘。在这样一种政治和文化生态中，人很容易失去对自我的反思能力。很多人之所以对习近平抱有一线希望，就是假定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多少能够增强他对这种病症的抵抗力。现在看来，在权力这剂春药的冲击下，这个假定正面对严峻挑战。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到，习近平对自己的人格，尚有相当的期许。现在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和机会，突破自己的认知局限，做一个在历史上真正有为的好男儿。
习近平的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他坚信自己坚持社会主义没错。可以想像，这种信仰情节，与他的红色血统有直接关系。不错，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死亡。最近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社会主义依然能够为人类的社会进步提供思想和精神的资源。但是，中共还有没有资格和机会继续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的试验，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稍有常识的人就能够看到，正如苏共一样，社会主义的理想早已被中共的种种暴行和罪行所玷污。习近平和红二代们并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来清除这笔沉重的历史包袱。况且，在今日八千万中共党员中，真心信仰社会主义的又有几人？
我以为历史确实给了习近平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但这个机会究竟是什么，看来习近平自己并没有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需要向邓小平学习，同时也确实要汲取戈尔巴乔夫的教训。在我看来，邓小平其实认识到中共政权将不可避免会被清算。否则人世间就没有公道可言，中华民族也就会在历史的重负之下，无法前行。但是，邓小平也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做这件事，他只有机会做一些必要的变革，给下一代人的政治变革提供一个较好的基础。戈尔巴乔夫当年可能认为，只有彻底清算苏共的历史罪恶，才能推动改革。而事实表明，一旦开始清算过去，苏共就立即垮台。当然，现在谁也无法证明，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不搞历史清算，他就有机会改革。
中共今天也面临著这样的可能，也就是即使习近平不清算中共的历史，也无法推动改革。但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历史没有给习近平机会。习近平最大的历史机会，既不是继续搞社会主义的试验，也不是清算中共的历史罪恶，而是提高中国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由于未来十年中国必然会出现政治摊牌的局面，习近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国的统治者都有更好的机会，把中国政治带出相互杀戮的文化陷阱。果真如此，他就能实现自己和父亲的梦想，在世代人的心中成为一个不朽的“好男儿”。
▲香港资深记者、评论家程翔发表文章：对习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南巡时的内部讲话，已经层层传达到县团级干部，获悉其内容的人越来越多。笔者从内地朋友拿到这份记录，阅后觉得，大陆内外对中国新领导人推行政治改革的热切期待，从此可以休矣！
首先，他定义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不是「往西方普世价值」方面改。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其次，他否认了内地很多人的看法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滞后。他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
第三，他强调改革必须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改革才不会迷失方向。他说：「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又说：「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他强调，「中国梦」固然是一个理想，但「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第四，他提出要吸收苏联崩溃的教训，认为苏联崩溃乃源于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史达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巴契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巴契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拜读了习近平上述言论后，笔者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共历史，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说不能抹黑中共的「光辉形象」。
今年一月五日，中央党校举办中央委员、侯补委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新晋七常委悉数亮相。习近平发表了讲话，强调不能否定前30年历史。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议，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共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原来在习近平眼中，连文革这些灾难都算是「社会主义探索」，那么人们还能期待什么？
习近平这种历史观，早就见诸他刚刚晋身皇储之初。2010年七月21日，他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中共历史的倾向」。他说：「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并「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他强调「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显然，习近平认为近年来很多暴露中共错误的党史回忆，都是所谓「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而要加以反对。
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学者姚监复就指出：习近平在历史问题上的极左思维，就反映在他指导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中，其中不但强化「毛泽东思想」，肯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也肯定了「三大改造」。因此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他说不能给党抹黑，所以只能贴金。
习近平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原来就是他本人某些「极左」思维的反映。所以他对苏联崩溃的分析，就完全按极左派的思路来分析。而他的政治改革，原来是要立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
到此我们应该放弃幻想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让中国人民憧憬的改革，是改变「一党专制」，是废除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提出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笔者注：废除「三个一」，是中共在未执政前就提出的政治诉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12页。但执政后，不但没有废除「三个一」，反而增加了「一个党军」，所以胡绩伟称之为「四个一」）。然而习近平所说的政治改革，则仍然是坚持「四个一」，这从他的南巡讲话中表露无遗。
朋友们！我们还能有幻想吗？建制内的改革派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说过：「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在2012年12月16日，凤凰卫视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午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我们惟有等待政局的突变吧！
▲评论家管见发表文章：习近平讲话显露思想的浅薄
年初，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式上讲话，引起关注。这位新任中共总书记，现在清楚地讲述了他的政治思想观念。
习近平的讲话，试图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说后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于是，似乎就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道路问题，据说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避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了。
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的意思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中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当真如此自然很不错，然而，那些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到底是些什么呢？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一党专政，意味着计划经济──后来调整为意味着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遗憾的是，这些东西，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扯不上多大关系。此外，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意味着按劳分配，以及意味着平等与正义等等，而中共现在对这些，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到中期的阶段。那时，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已经显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在发展中孕育的变化，也逐渐清晰起来。不过，资本主义本身尚在发展、变化，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它仍然会随着资本主义而发展变化。
本身还在发展变化之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它的所谓“基本原则”，真正有道理的，实际上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在于它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由此而确定，社会主义之成熟，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亦即，社会主义“脱胎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此基础上，有若干重要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其一，资本主义阶段上出现经济全球化，那么，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在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必是赝品；其二，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阶级，新社会是非对抗社会，因此，国家趋于消亡──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须常态维稳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走出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步，然后，马克思等人否定“不断革命”论，为第二步。这一步，将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性的政权形态，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
习近平从六个时间段分析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然而，其第三个时间段，也就是列宁时期，出现了一个转折。遗憾的是，习近平对这个转折，根本没弄明白。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是第一次在落后国家实践社会主义。当时，列宁这样回答他的批评者：“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俄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
这个回答很有分寸。它意味着，列宁这时已经是把十月革命视为“历史顺序”的一个变化。他没有因为政治胜利而否定文明的必要，反而确认十月革命是为文明开辟道路，确认俄国要经过工商业文明的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确，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念中有许多错误，但可以看出，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的把握，使他区别于其他多数共产党人。
习近平对列宁一知半解，而这并不妨碍他说，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显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落后国家，首先是要进入工商业文明，从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要经过工商业文明的长期发展，才真正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而在工商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无法回避。
中共根本不懂列宁所谓“通常的历史顺序”变化的涵义。它以为，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为此付出了多年迂回曲折的代价，到中共十三大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颠倒了过来，到十四大才确定接受市场经济。要是从此就老老实实拥抱文明，确定只有经过文明进程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那还总算有长进，而现在中共从挫折和失败中恢复了元气，又头脑发热，妄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就真是糊涂到家了。
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不止一种，不懂科学社会主义，自然就会拥抱其它“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列出若干种，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人们普遍注意到，习近平说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其实，他无非是说，“新路”与“老路”密切相关，因为“老路”翻新即为“新路”。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先前说过，“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习近平还不如毛泽东，他的这篇讲话表明，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思想上显得更为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