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小序】
这是写于2006年的一篇旧稿，当时友人洪咏雪编撰《在家乡时的许良英》一书，我应征而作此文，后该书因故未成，此稿一直未能面世，今不作任何改动并以原题发表，以此寄托我对许良英先生这位当代中国鲁迅的哀思。
2013年2月4日
我与许良英先生已经有28年没有见过面了，但是28年来，尤其是身处逆境的17年来，又好象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作为我心中的精神偶像，时时在鼓舞着我。我之热爱许先生，并非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家乡都出过不少杰出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我的偶像；我之热爱许先生，也并非出于对他的政治见解的完全认同——事实上在这方面他对我更多的是批评。在临海，跟我一样崇拜先生的人不少，其中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越是蔑视权贵的人，对许先生就越是崇拜。我的朋友之中，有敢于指着地委书记的鼻子破口大骂的，也有骂起顶头上司毫无顾忌的，但这些人提起许先生，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自己的缺点——骂起别人来往往口无遮拦，但容不得别人骂我，可是先生骂起我来毫不留情，反而越发引起我对他的尊敬。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困顿之中给他写过几次信，他每次都给我回了信，言辞恳切地勉励我，人在逆境之中思想是最容易觉醒的，使我精神倍感振奋。但有一次，我写信给他，对他提倡民主启蒙问题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回信生气地回答我：“启蒙启谁的蒙？首先要起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先生为此还痛骂我是“造反派”。我对此一直感到很委屈，仿佛当年徐懋庸为文艺界两个口号问题写信给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反而挨了鲁迅一顿痛骂；但我又一直觉得，在先生面前自己好比乡村的顽童，惹塾师生气是常事，挨塾师的骂也是常事，感情上反而更加靠近了。仔细想想，象我这个喝了几十年“狼奶”，中毒至深的人确实该骂，不骂哪来的思想觉醒？再说，正直无忌，可能这正是我热爱许先生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许先生，是由于家乡的朋友洪咏雪的介绍。１９７０年代初，先生还在张家渡以“右派”的戴罪之身当农民，我原是临海一中心高气盛的“红卫兵”，紧跟“伟大领袖”闹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回乡当了民办教师。１９７４年，咏雪多次跟我说起，张家渡有一个“右派”，精通马列主义，专门研究爱因斯坦的，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１９５８年被遣返回乡当农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那儿去玩，那时我虽然相信“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对具体的“右派分子”并不反感，当时举国上下正在兴起读《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等马列原著的热潮，听说他对马列原著非常熟悉，不禁悠然而生敬佩之情，自然非常乐意去玩。
初见许先生，他那一副铮铮铁骨的样子就深深刻入心中令人终生难忘：年约五十开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中山装，瘦高个、背微驼，长方脸、直鼻梁，浓密而略显蓬乱的头发掩不住两眼睿智的光芒，仿佛如一尊铁铸的塑像，这马上令我想起鲁迅那种刚正不阿的气质。他孤身一人住在小镇的一所四合院里，房间是木地板的底楼，房间两边的墙壁上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他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家做研究或译述，三餐自烧自吃。由于先生白天要劳动，我和咏雪去他家一般都在晚上，我们到他家时，先生往往已经伏案进入科学的世界了。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位“大右派”劳动改造时总要挑打稻或挑肥之类最苦最脏的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累都累死了，还要自己烧饭，又孤独又寂寞，怎么还能看书做研究？我甚至到现在都有一种想深入破解的欲望：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整整二十年啊，连续不断的政治狂风暴雨，坎坷繁重的日常生活，加上芸芸众生的炎凉世态．．．．．．毕竟山石尖锐的棱角也经不住岁月沧桑的磨砺，毕竟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哪怕山寺的弥陀也难挡凡尘的诱惑，可是先生与人时恳陈怒骂，不倨不阿，独处时孤灯黄卷，甘之如饴，这样的生活二十年如一日，这是怎样的精神守望？！真令人心敬佩之而身不能至 ！
我与许先生交往最密切的时期正值“批林批孔”，他是负有“原罪” 却毫无负罪感的“右派”，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几岁，我是从城里回乡的老“红卫兵”，属于那种所谓“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 ，彼此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可想而知，但感情上非常融洽，他象长辈和朋友那样叫我的名字不带姓，我则没大没小的叫他“老许”。那时谈论最热烈的话题，自然是“批林批孔”，这从我当时向他借阅而至今未还的两本书《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和《法家著作选读》（前一本封面记名“许良英”，后一本是他弟弟的名字“许良容”）可以看出。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深感他学识的渊博，先生对当时那些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并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印象，或许是我当时感兴趣的仅仅是法家那些犀利的文章本身，或许是先生对“批林批孔”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反感却不便对我这个“老造反派”多说。政治问题肯定要谈，至今难忘的是面红耳赤的争论。我这个当时已经被驱逐出派性急流旋涡的“犯错误的老造反派”（当时台州城里那些权倾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给我的称号），毫无城府而口口声声“政治充满阴谋诡计”，这使“老许”非常愤慨，他一气愤就急急巴巴，训斥我“你、你、你懂什么？”我则用“你这是书糊”来回敬他，而且因他的急巴而有一丝快感。
这位居老而若少的学者令我心生敬意的首先是他的人格。那时咏雪经常跟我说起，“老许”这人嫉恶如仇，凡是他痛恨的，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他训斥起来都毫不留情，甚至会把你赶出去；但是嫉恶如仇的人总是从善如流的，对于那些生活艰难的农民他却十分同情，那时他辛辛苦苦地译述也有一些稿酬，但自己舍不得用，总要送给别人。据我所知，先生在经济上有一种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怪脾气”。回北京工作以后，先生在家乡的外甥女造房子向他借钱，他一分不给，但却一直在时不时地接济一些正义而艰难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与先生并无私人交情，例如我在杭州的一些朋友就受到过先生的接济。陈龙德因不愿向恶势力低头而劳教致残，与先生素无谋面之缘，但是去年先生偏偏展转寄了两千块钱。我常想，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身处“高层”，现在的生活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吧，可是不然。据近几年拜访过先生的咏雪说，先生现在还是一家三代人同住中科院一套房子，他跟老夫人两人只有一个房间，相比于那些住别墅、坐轿车的走红学者，经济上其实并不宽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之于先生，我因为正直一点吃些小苦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许先生治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史，主要是爱因斯坦，但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却兼通西方和马列——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尤其是民主政治理论，几乎无所不晓。在那个“反帝反修”的 “文革”年代，跟先生的交谈自然不可能涉及如今他极其关注且卓有成就的民主政治理论，那时我作为一个好学的青年，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号召全国阅读的马列六本原著，他在这方面的熟悉程度令我十分惊讶。三十多年了，我至今记忆犹深。有一次我发现他的书架上有一本人民出版社的《“反杜林论”提要和注释》，我随手取出翻阅，一下子就被“老许”那密密麻麻的批注吸引住了，我很吃惊，在我看来是最有权威性的注释本，原来有许多错误，被称为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的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其来龙去脉和发展，“老许”在批注中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些情况我闻所未闻，使我这个自以为马列墨水喝得不少的青年第一次感到没上过高山不知道山之高。当时我还天真地想，中央怎么不把“老许”这样的人请去搞注释啊！这本小册子我借了一直没有归还，大约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也从未向我索要，但我却因珍视其中先生的批注而长期保存在身边，本来留个纪念多好啊，可惜的是，大约因为介绍给朋友看，书一经转手就容易丢失，如今找不到了！
先生本可以闭门做学问，但他象爱因斯坦那样具有强烈的人世关怀，一生既追求真理，努力窥视上帝的奥秘，又关注社会的进步，为自由和民主倾其精力。先生早年曾立志献身科学，但后因痛恨蒋介石的专制和追求民主而投身革命，晚年同样为追求民主而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我觉得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犹如飞蛾扑火，哪怕焚身也在所不惜。我相信，如果没有整整二十年的“右派”经历，先生一定能够跻身中国科学界泰斗的行列，但是，正如林毓生评价殷海光时所说，人生中的道德成就、思想成就与事功成就，如果三者不可得兼，那么道德成就比其他两者更加重要，人生最大的责任是在生命中以仁爱和勇毅获致道德的尊严，道德上达到很高成就的人，特别令人敬佩。先生的盛年是在张家渡小镇上度过的，他因此而失去了学术上的辉煌，但他却以逆境中的入世精神，以他对社会底层的血肉关爱，对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和社会公正一以贯之的执著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常人难以企及的意志和勇毅，铸就了道德上的辉煌。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有人说过，许良英是二十世纪的费尔巴哈，我却更愿意把先生比之为蒋介石高压统治下的殷海光。我以为，先生一生的成就，道德第一，思想第二，科学第三。
去年夏天，我为做学问的事与许先生通过两次信，我不知先生近年视力不好，其中有一封写得很长，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封必复，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这使我至今十分内疚。他的信一如既往，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毫不留情的批评之中流露出对晚辈的殷殷关切。他要我读一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书，并且告诫我，做学问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要耐得住寂寞，不可急于求成。他说：“求知，探索，这本身就是生活的最大乐趣”。我想，这不正是先生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吗？我在此唯一可以庆幸地告诉先生的是，我也有这种感受！而且我还认识到，做学问与做其他事情一样，有无成就以及成就的大小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是否尽到了努力，是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才力！
去年7月，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先生推荐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阅读书目的文章，写信向他求教有关读书的问题，他回信要求我不要称他为“许老”，说自己“虽然已85岁，但精力还充沛，精神状态同青年时没有两样，甚至可能比有些青年人还要年青些。”我在信中借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称先生毕生的使命可以用“战斗”两个字来概括，他不以为然，表示对“战斗”一词十分厌恶，认为自己年轻时也受过“斗争”哲学的欺骗，现在觉醒了。我悟出这才是先生不同于时人的境界。先生实在是一座高山，令我时时景仰；先生实在是一条大河，使我得以近距离倾听社会良心之潮的怒吼。我愿先生象高山那样长寿，象大河那样永远澎湃！
先生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奋发向上。回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开始接触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其中就有先生对我的潜移默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我在逆境中结识了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付国涌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与他们谈起许先生，朋友们都受到先生精神的感染。“六、四”以后我在逆境中度过了十七年，之所以不愿意懈怠堕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先生这一尊偶像和楷模。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许良英先生是当今社会最令我敬仰的人，他才是我们临海人的最大骄傲，我有幸与先生相识交往，就更加感到骄傲！
2006年3月19日起稿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4月4日修改于杭州
这是写于2006年的一篇旧稿，当时友人洪咏雪编撰《在家乡时的许良英》一书，我应征而作此文，后该书因故未成，此稿一直未能面世，今不作任何改动并以原题发表，以此寄托我对许良英先生这位当代中国鲁迅的哀思。
2013年2月4日
我与许良英先生已经有28年没有见过面了，但是28年来，尤其是身处逆境的17年来，又好象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作为我心中的精神偶像，时时在鼓舞着我。我之热爱许先生，并非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家乡都出过不少杰出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我的偶像；我之热爱许先生，也并非出于对他的政治见解的完全认同——事实上在这方面他对我更多的是批评。在临海，跟我一样崇拜先生的人不少，其中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越是蔑视权贵的人，对许先生就越是崇拜。我的朋友之中，有敢于指着地委书记的鼻子破口大骂的，也有骂起顶头上司毫无顾忌的，但这些人提起许先生，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自己的缺点——骂起别人来往往口无遮拦，但容不得别人骂我，可是先生骂起我来毫不留情，反而越发引起我对他的尊敬。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困顿之中给他写过几次信，他每次都给我回了信，言辞恳切地勉励我，人在逆境之中思想是最容易觉醒的，使我精神倍感振奋。但有一次，我写信给他，对他提倡民主启蒙问题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回信生气地回答我：“启蒙启谁的蒙？首先要起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先生为此还痛骂我是“造反派”。我对此一直感到很委屈，仿佛当年徐懋庸为文艺界两个口号问题写信给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反而挨了鲁迅一顿痛骂；但我又一直觉得，在先生面前自己好比乡村的顽童，惹塾师生气是常事，挨塾师的骂也是常事，感情上反而更加靠近了。仔细想想，象我这个喝了几十年“狼奶”，中毒至深的人确实该骂，不骂哪来的思想觉醒？再说，正直无忌，可能这正是我热爱许先生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许先生，是由于家乡的朋友洪咏雪的介绍。１９７０年代初，先生还在张家渡以“右派”的戴罪之身当农民，我原是临海一中心高气盛的“红卫兵”，紧跟“伟大领袖”闹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回乡当了民办教师。１９７４年，咏雪多次跟我说起，张家渡有一个“右派”，精通马列主义，专门研究爱因斯坦的，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１９５８年被遣返回乡当农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那儿去玩，那时我虽然相信“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对具体的“右派分子”并不反感，当时举国上下正在兴起读《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等马列原著的热潮，听说他对马列原著非常熟悉，不禁悠然而生敬佩之情，自然非常乐意去玩。
初见许先生，他那一副铮铮铁骨的样子就深深刻入心中令人终生难忘：年约五十开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中山装，瘦高个、背微驼，长方脸、直鼻梁，浓密而略显蓬乱的头发掩不住两眼睿智的光芒，仿佛如一尊铁铸的塑像，这马上令我想起鲁迅那种刚正不阿的气质。他孤身一人住在小镇的一所四合院里，房间是木地板的底楼，房间两边的墙壁上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他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家做研究或译述，三餐自烧自吃。由于先生白天要劳动，我和咏雪去他家一般都在晚上，我们到他家时，先生往往已经伏案进入科学的世界了。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位“大右派”劳动改造时总要挑打稻或挑肥之类最苦最脏的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累都累死了，还要自己烧饭，又孤独又寂寞，怎么还能看书做研究？我甚至到现在都有一种想深入破解的欲望：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整整二十年啊，连续不断的政治狂风暴雨，坎坷繁重的日常生活，加上芸芸众生的炎凉世态．．．．．．毕竟山石尖锐的棱角也经不住岁月沧桑的磨砺，毕竟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哪怕山寺的弥陀也难挡凡尘的诱惑，可是先生与人时恳陈怒骂，不倨不阿，独处时孤灯黄卷，甘之如饴，这样的生活二十年如一日，这是怎样的精神守望？！真令人心敬佩之而身不能至 ！
我与许先生交往最密切的时期正值“批林批孔”，他是负有“原罪” 却毫无负罪感的“右派”，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几岁，我是从城里回乡的老“红卫兵”，属于那种所谓“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 ，彼此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可想而知，但感情上非常融洽，他象长辈和朋友那样叫我的名字不带姓，我则没大没小的叫他“老许”。那时谈论最热烈的话题，自然是“批林批孔”，这从我当时向他借阅而至今未还的两本书《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和《法家著作选读》（前一本封面记名“许良英”，后一本是他弟弟的名字“许良容”）可以看出。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深感他学识的渊博，先生对当时那些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并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印象，或许是我当时感兴趣的仅仅是法家那些犀利的文章本身，或许是先生对“批林批孔”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反感却不便对我这个“老造反派”多说。政治问题肯定要谈，至今难忘的是面红耳赤的争论。我这个当时已经被驱逐出派性急流旋涡的“犯错误的老造反派”（当时台州城里那些权倾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给我的称号），毫无城府而口口声声“政治充满阴谋诡计”，这使“老许”非常愤慨，他一气愤就急急巴巴，训斥我“你、你、你懂什么？”我则用“你这是书糊”来回敬他，而且因他的急巴而有一丝快感。
这位居老而若少的学者令我心生敬意的首先是他的人格。那时咏雪经常跟我说起，“老许”这人嫉恶如仇，凡是他痛恨的，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他训斥起来都毫不留情，甚至会把你赶出去；但是嫉恶如仇的人总是从善如流的，对于那些生活艰难的农民他却十分同情，那时他辛辛苦苦地译述也有一些稿酬，但自己舍不得用，总要送给别人。据我所知，先生在经济上有一种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怪脾气”。回北京工作以后，先生在家乡的外甥女造房子向他借钱，他一分不给，但却一直在时不时地接济一些正义而艰难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与先生并无私人交情，例如我在杭州的一些朋友就受到过先生的接济。陈龙德因不愿向恶势力低头而劳教致残，与先生素无谋面之缘，但是去年先生偏偏展转寄了两千块钱。我常想，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身处“高层”，现在的生活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吧，可是不然。据近几年拜访过先生的咏雪说，先生现在还是一家三代人同住中科院一套房子，他跟老夫人两人只有一个房间，相比于那些住别墅、坐轿车的走红学者，经济上其实并不宽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之于先生，我因为正直一点吃些小苦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许先生治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史，主要是爱因斯坦，但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却兼通西方和马列——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尤其是民主政治理论，几乎无所不晓。在那个“反帝反修”的 “文革”年代，跟先生的交谈自然不可能涉及如今他极其关注且卓有成就的民主政治理论，那时我作为一个好学的青年，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号召全国阅读的马列六本原著，他在这方面的熟悉程度令我十分惊讶。三十多年了，我至今记忆犹深。有一次我发现他的书架上有一本人民出版社的《“反杜林论”提要和注释》，我随手取出翻阅，一下子就被“老许”那密密麻麻的批注吸引住了，我很吃惊，在我看来是最有权威性的注释本，原来有许多错误，被称为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的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其来龙去脉和发展，“老许”在批注中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些情况我闻所未闻，使我这个自以为马列墨水喝得不少的青年第一次感到没上过高山不知道山之高。当时我还天真地想，中央怎么不把“老许”这样的人请去搞注释啊！这本小册子我借了一直没有归还，大约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也从未向我索要，但我却因珍视其中先生的批注而长期保存在身边，本来留个纪念多好啊，可惜的是，大约因为介绍给朋友看，书一经转手就容易丢失，如今找不到了！
先生本可以闭门做学问，但他象爱因斯坦那样具有强烈的人世关怀，一生既追求真理，努力窥视上帝的奥秘，又关注社会的进步，为自由和民主倾其精力。先生早年曾立志献身科学，但后因痛恨蒋介石的专制和追求民主而投身革命，晚年同样为追求民主而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我觉得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犹如飞蛾扑火，哪怕焚身也在所不惜。我相信，如果没有整整二十年的“右派”经历，先生一定能够跻身中国科学界泰斗的行列，但是，正如林毓生评价殷海光时所说，人生中的道德成就、思想成就与事功成就，如果三者不可得兼，那么道德成就比其他两者更加重要，人生最大的责任是在生命中以仁爱和勇毅获致道德的尊严，道德上达到很高成就的人，特别令人敬佩。先生的盛年是在张家渡小镇上度过的，他因此而失去了学术上的辉煌，但他却以逆境中的入世精神，以他对社会底层的血肉关爱，对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和社会公正一以贯之的执著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常人难以企及的意志和勇毅，铸就了道德上的辉煌。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有人说过，许良英是二十世纪的费尔巴哈，我却更愿意把先生比之为蒋介石高压统治下的殷海光。我以为，先生一生的成就，道德第一，思想第二，科学第三。
去年夏天，我为做学问的事与许先生通过两次信，我不知先生近年视力不好，其中有一封写得很长，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封必复，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这使我至今十分内疚。他的信一如既往，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毫不留情的批评之中流露出对晚辈的殷殷关切。他要我读一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书，并且告诫我，做学问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要耐得住寂寞，不可急于求成。他说：“求知，探索，这本身就是生活的最大乐趣”。我想，这不正是先生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吗？我在此唯一可以庆幸地告诉先生的是，我也有这种感受！而且我还认识到，做学问与做其他事情一样，有无成就以及成就的大小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是否尽到了努力，是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才力！
去年7月，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先生推荐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阅读书目的文章，写信向他求教有关读书的问题，他回信要求我不要称他为“许老”，说自己“虽然已85岁，但精力还充沛，精神状态同青年时没有两样，甚至可能比有些青年人还要年青些。”我在信中借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称先生毕生的使命可以用“战斗”两个字来概括，他不以为然，表示对“战斗”一词十分厌恶，认为自己年轻时也受过“斗争”哲学的欺骗，现在觉醒了。我悟出这才是先生不同于时人的境界。先生实在是一座高山，令我时时景仰；先生实在是一条大河，使我得以近距离倾听社会良心之潮的怒吼。我愿先生象高山那样长寿，象大河那样永远澎湃！
先生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奋发向上。回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开始接触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其中就有先生对我的潜移默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我在逆境中结识了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付国涌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与他们谈起许先生，朋友们都受到先生精神的感染。“六、四”以后我在逆境中度过了十七年，之所以不愿意懈怠堕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先生这一尊偶像和楷模。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许良英先生是当今社会最令我敬仰的人，他才是我们临海人的最大骄傲，我有幸与先生相识交往，就更加感到骄傲！
2006年3月19日起稿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4月4日修改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