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上得知许良英先生于公元2013年元月28日离开了这个他深切关爱、忧思的世界。看到此消息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毕竟许良英先生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离开”是一个早该想到的结局。虽然许先生生前，在我每次拜访他，称他为“许老”时，都被他严肃的指出不要称“老”，并且当即数出一批如胡绩伟、杜润生等比他自己年纪还大的老人，认为他们才配称“老”，而自己在这些老前辈或老同道面前就算年青的了，所以他要求我就称他许先生或许老师。由此可见许先生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也因为如此，今天我仍不敢称他为“许老”。
对许先生我接触不多，但印象不浅。说实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去见许先生，或者说有点胆怯去见许先生。因为他太严肃认真，有时简直认真严肃到有些不近人情。这样使我这个说话不太严谨，学识难称渊博的人，就常常在与许先生谈话时担心说错话而让他费时费力来纠正。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1995年12月中旬，当时是跟任不寐一起前往许先生家中的。当天我们乘电梯上楼后，敲开许先生家的房门时，并没有发生我们常常从书中读到那种热情待客的情景，相反，我印象中许先生不仅没有热情叫我们进门，就是我们进了门后，他也没有让我们就座的意思。记得许先生用类似有点象审讯一样的语气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各自说明自己的情况。当时我内心真涌起了一丝凉意。
在听到我们介绍了各自情况，并将西安林牧老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呈上后，许先生才转为关心而又有点奇怪地问我们：你们进楼上电梯时没有被拦住？我们说没有受到什么阻拦。他又问发现有人坐在楼下电梯口没有？我们也如实地说没有发现。他就有点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怪了。难道他们撤走了？随后许先生向我们解释，说近来楼下有人值班，昨天还将前来的客人拦下，今天可能撤走了。听了许先生这番问话，我才明白刚才进门时许先生那个态度。他大概在提防便衣前来。如此我内心也就释然了。
许先生叫我们在他那窄小的客厅中两张简易的沙发上坐下，许先生的夫人王来棣老师送来茶水，我们就与许先生展开话题。因为我们那次是从西安转道北京，许先生先问了西安一些情况，就聊到北京当时的形势。记得许先生在对当时局势表达深切忧虑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参加当年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以及其中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说那些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根本不懂民主。言谈中他还提到王丹，说王丹出狱后到他这里来，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才看得进去书。许先生说这怎么能行，要能沉下心来好好读书。如果中国国内有一百个懂民主的人，那中国的局势就不会这样了。听着许先生对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人士如此严厉的批评，及对中国形势当时那么悲观的估计，我这个作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心中真不是滋味。谈话到最后，许先生很认真地拿出纸笔给我们开列了一个读书清单，记得上面有《美国民主历程》、《民主简易读本》等等一大批启蒙类的书籍。后来我们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到北京新华书店按照许先生所列书目购买了一批图书。这些书对我深入了解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有很大教益。
第二次拜访许先生大约是8年后的2003年，浙江学者傅国涌先生让我转交一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的书给许良英先生。当我联系好送去时，许先生居然问：傅国涌怎么将书寄到你那了？你跟傅国涌很熟？这些问题简直让我不知如何回答。过后我再一想，这正是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严肃认真，什么都得寻根问底，都得弄个明明白白。
第三次是2006年夏天，我是陪一个朋友前往拜访许先生。记得那个朋友有点信奉神秘主义，讲一些什么天数、运程。结果谈话几句后就被许良英先生问得张口结舌，最后被弄得哑口无言。所以那次谈话时间很短，可能也就半个来小时，我们就匆匆离开了。
第四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2008年冬天。当时我与另一个朋友前往许先生家中，谈论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对八九六四的问题上。我当时说起北洋军阀段祺瑞对镇压学生的态度：1926年3月18日，学生抗议北洋政府而引起了北洋政府卫队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北洋军阀执政段琪瑞顿足长叹，说自己“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之，当时虽为摆设装饰的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的阁员作出总辞职，段琪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可见当年的北洋军阀比八九年及其之后的中国当局要胜过千万倍。
在我陈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对待学生请愿态度并愤怒谴责八九当局时，许良英先生静静地听着，在我讲完后，他马上盯着我问：你讲的这些是真的吗？有资料记载吗？我说这是从史料上查找得到的，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到相关材料。许先生当时反复问了我从哪些材料上看到，通过什么可以查到。我当时凭记忆说了自己了解这些事的情况。随后许先生给了我一个他的邮箱，叮嘱我回去后将详细查找到的有关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请愿的情况材料发到他邮箱中。结果，在我回家因忙于杂务而过了几天没有顾得上查找好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许先生电话，他居然在电话那头不无惊喜地说关于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忏悔一事的材料他查到了，的确是那样。电话中许先生还叫我有空到家中去，我当即答应改日要前去拜访。
2008年底，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我先被抄家，再被软禁，后来行动变得极不方便。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南方我生长的故乡——桂林。这样一来，使得回北京成了一件需要反复计划的事。之后也就再没有机会前去拜访许先生了。许良英先生虽然仙逝，但他那种严肃认真、寻根问底、不懈奋斗的科学精神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坚守，将让我铭记终生！
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千古！
2013年2月1日于桂林
对许先生我接触不多，但印象不浅。说实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去见许先生，或者说有点胆怯去见许先生。因为他太严肃认真，有时简直认真严肃到有些不近人情。这样使我这个说话不太严谨，学识难称渊博的人，就常常在与许先生谈话时担心说错话而让他费时费力来纠正。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1995年12月中旬，当时是跟任不寐一起前往许先生家中的。当天我们乘电梯上楼后，敲开许先生家的房门时，并没有发生我们常常从书中读到那种热情待客的情景，相反，我印象中许先生不仅没有热情叫我们进门，就是我们进了门后，他也没有让我们就座的意思。记得许先生用类似有点象审讯一样的语气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各自说明自己的情况。当时我内心真涌起了一丝凉意。
在听到我们介绍了各自情况，并将西安林牧老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呈上后，许先生才转为关心而又有点奇怪地问我们：你们进楼上电梯时没有被拦住？我们说没有受到什么阻拦。他又问发现有人坐在楼下电梯口没有？我们也如实地说没有发现。他就有点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怪了。难道他们撤走了？随后许先生向我们解释，说近来楼下有人值班，昨天还将前来的客人拦下，今天可能撤走了。听了许先生这番问话，我才明白刚才进门时许先生那个态度。他大概在提防便衣前来。如此我内心也就释然了。
许先生叫我们在他那窄小的客厅中两张简易的沙发上坐下，许先生的夫人王来棣老师送来茶水，我们就与许先生展开话题。因为我们那次是从西安转道北京，许先生先问了西安一些情况，就聊到北京当时的形势。记得许先生在对当时局势表达深切忧虑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参加当年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以及其中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说那些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根本不懂民主。言谈中他还提到王丹，说王丹出狱后到他这里来，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才看得进去书。许先生说这怎么能行，要能沉下心来好好读书。如果中国国内有一百个懂民主的人，那中国的局势就不会这样了。听着许先生对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人士如此严厉的批评，及对中国形势当时那么悲观的估计，我这个作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心中真不是滋味。谈话到最后，许先生很认真地拿出纸笔给我们开列了一个读书清单，记得上面有《美国民主历程》、《民主简易读本》等等一大批启蒙类的书籍。后来我们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到北京新华书店按照许先生所列书目购买了一批图书。这些书对我深入了解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有很大教益。
第二次拜访许先生大约是8年后的2003年，浙江学者傅国涌先生让我转交一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的书给许良英先生。当我联系好送去时，许先生居然问：傅国涌怎么将书寄到你那了？你跟傅国涌很熟？这些问题简直让我不知如何回答。过后我再一想，这正是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严肃认真，什么都得寻根问底，都得弄个明明白白。
第三次是2006年夏天，我是陪一个朋友前往拜访许先生。记得那个朋友有点信奉神秘主义，讲一些什么天数、运程。结果谈话几句后就被许良英先生问得张口结舌，最后被弄得哑口无言。所以那次谈话时间很短，可能也就半个来小时，我们就匆匆离开了。
第四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2008年冬天。当时我与另一个朋友前往许先生家中，谈论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对八九六四的问题上。我当时说起北洋军阀段祺瑞对镇压学生的态度：1926年3月18日，学生抗议北洋政府而引起了北洋政府卫队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北洋军阀执政段琪瑞顿足长叹，说自己“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之，当时虽为摆设装饰的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的阁员作出总辞职，段琪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可见当年的北洋军阀比八九年及其之后的中国当局要胜过千万倍。
在我陈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对待学生请愿态度并愤怒谴责八九当局时，许良英先生静静地听着，在我讲完后，他马上盯着我问：你讲的这些是真的吗？有资料记载吗？我说这是从史料上查找得到的，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到相关材料。许先生当时反复问了我从哪些材料上看到，通过什么可以查到。我当时凭记忆说了自己了解这些事的情况。随后许先生给了我一个他的邮箱，叮嘱我回去后将详细查找到的有关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请愿的情况材料发到他邮箱中。结果，在我回家因忙于杂务而过了几天没有顾得上查找好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许先生电话，他居然在电话那头不无惊喜地说关于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忏悔一事的材料他查到了，的确是那样。电话中许先生还叫我有空到家中去，我当即答应改日要前去拜访。
2008年底，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我先被抄家，再被软禁，后来行动变得极不方便。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南方我生长的故乡——桂林。这样一来，使得回北京成了一件需要反复计划的事。之后也就再没有机会前去拜访许先生了。许良英先生虽然仙逝，但他那种严肃认真、寻根问底、不懈奋斗的科学精神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坚守，将让我铭记终生！
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千古！
2013年2月1日于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