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下午1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与世长辞。1月29日下午，我走进中关村812楼704室许先生家，在到过数十次的极为简朴的书房兼客厅中，我忍住心中的痛楚与哀婉，扫视着那熟悉不过的书柜、书桌和高高摞起的书稿，扫视着墙上那张经典的爱因斯坦画像，耳畔似乎响起许先生招牌式的带有浓重浙江味的普通话：“江棋生，你来得正好，快说说有什么新鲜事。”1月30日下午，我手持许先生栩栩如生的遗像和白菊花，缓缓走近他的身旁，在咫尺之遥向他鞠躬道别，为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在他93年人生历程中充分展现了生命尊严的老人，作最后的送行；为这位看似平平常常的倔老头、我的忘年之交，作最后的送行。
1992年12月，我与许良英先生第一次见面。“自那天以后，我们经常见面，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资讯，成了忘年交。”上面这句话，出自许良英先生为我的《看守所杂记》一书所写的序言，说得恰如其分，字字为真。不过，他说的“无拘束”，自然是指我没大没小“无拘束”。许先生比我年长将近30岁，但在我们的交往中，一是见面不用预约；二是无话不谈；三是共呜为主、时有争论；四是在他那儿吃了午饭还要睡个午觉，醒了接着聊。正是在这种真诚朋友般的零距离交往中，我对许先生的思想、人品、性格和习性有了真切的感知和了解。
在这篇小文中，我想说说许先生高纯度的表里如一和刚直方正。我认为，在为人处世的谱系中，如果说“外貌忠诚谨慎，实际欺世盗名”的乡愿处在一极，则许先生正好处在另一极：貌实合一，无假唯真。我甚至想说，偌大一个中国，13亿国人中，像许先生这样的率真耿介之士，不知还能有几位？我想，凡是见过许先生的人都可以作证，从许先生嘴里，听不到假话，也听不到无关痛痒的真话；造访者需要一颗比较大的心脏，去听他直率冷峻的真话，有时还要听他盛怒之下发出的“混蛋”、“真不要脸”等骂娘话。
许先生的骂娘话，基本上都是冲着十分可恶的人和事去的。例如，在他对坚持专制、陷国人于血泊之中的民主的敌人进行谴责、声讨时，就能听到他的怒骂之声：“混蛋！”。他在对权贵劣迹和政客行径进行批判、抨击时，也会声色俱厉地开骂：“真不要脸！”对其他各色人等，只要他内心有了明确看法，他会一律开门见山实话实说，从不藏着掖着、语焉不详，因此我听得最多的，是他直率冷峻、不留情面的真话。例如，我听到过他对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王希哲、陈子明、刘晓波等正负两面都毫不含糊的评价。我还听到过他对杨振宁的污点政治操守和不良人品的恶评和讥评。有一次，我提到何祚庥这个人“左得可恶”，许先生说：“他就住在我隔壁，我和他无话可说，从不来往。”
我认为，不在背后议论人、评价人，谁都做不到，关键是当面说的与背后说的是否一致，说的与做的是否一致。许先生做到了两个一致；甚至，与他背后所作的批评相比，他当面对人的批评不仅毫不注水，有时甚至更为直率，更为尖锐，更为劈头盖脸。
这就是许先生，不可多得的许先生。
许先生的貌实合一、无假唯真，除了直率冷峻、不讲客气的一面，还有动情动容、袒露心扉的另一面。我记得，当他提到他的恩师王淦昌先生时，他会孩子般地真情流露，笑容灿烂。1994年春，我对许先生说，今年是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建校80周年，我想找王老，让他题“学海无涯”四个字。许先生马上给我王老家的电话号码，并说：要不要我先打个电话通通气？我说：不要不要，我用常熟话和王老通话，就能搞定。他说：你这么有把握？我说：是的。他听罢哈哈大笑，说：不行的话要说实话，我来帮忙。
许先生也常常动情动容地正面评价他所肯定的人和事，这时他用得最多的，是“难得”这两个字；若生赞叹之意，他就会说“很难得！”或“十分难得！”。得到他赞叹的人，有林昭、顾准、胡耀邦、吴祖光、李慎之、赵紫阳、刘宾雁、胡绩伟、李锐、于浩成、丁子霖、蒋培坤、朱厚泽、鲍彤、方励之……
使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种动情动容，是许先生与他人共同分担现实苦难时的动情动容。每当他和我提起极权制度下的受害者——胡风分子、五七年右派、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六四政治受难者、上访者、维权者……，他都心情沉重，脸有戚容。他深深理解和同情受害者的命运和处境，义无反顾地站出来锵然发声，关切和声援他们的正义抗争。这时，他展现的是他的公民精神，他的善心、博爱和人道情怀。
我不想讳言，如果没能真正走近许先生的话，他很可能会让人敬而远之或畏而远之。有人曾问过我：“你怎么能和这样一位倔老头成了忘年交呢？”我对他说，一是真诚地共鸣；二是不违心地附和；三是略为婉转地表达自己的异议。应当说，这三条不是什么“秘诀”，只是按本色行事而已。
2013年2月3日 于北京家中
（刊于2013年2月7日《阳光事务周刊》总第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