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接二连三地自焚？为什么自焚者要採用这么惨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中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藏人自焚事件已经超过100起，中国大陆的媒体却连一个像样的报导都没有？
作为当代藏史研究者，上述问题让我深感不安。近几年，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内对外都加强了宣传力度，一再声称藏民幸福并认同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汉地，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向藏区注入了大量金钱以改善藏民生活，而藏民却不知感恩而怪罪於政府。
达赖喇嘛说过，他所关心的是全体藏人的幸福快乐，如果现在的六百万藏人确实生活幸福快乐，他愿意放弃流亡，回到拉萨来当一个普通和尚。问题是，现在藏人生活幸福快乐吗？
2012年夏天，我将研究1956至1962年青藏高原军事冲突的专着《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交付出版社后，回中国大陆探亲，随后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去拉萨旅行，并请求与国内同行交流。申请被拒后，我决定去川滇甘青四省藏区.这四省是对持国外护照的旅行者开放的，而这四省的藏区是最近藏人自焚发生最多的地区，也恰恰是我过去研究的重点，我对这个地区已经相当熟悉。我要亲自到那里去确证一下，藏人到底是不是快乐？
“藏区”不仅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也包括“周边四省藏区”，二者面积和人口都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在现在的行政架构中，这叫“四省一区”；对藏人来说，这叫“西藏三区”。问藏人家乡在何处，康巴回答家乡是康，安多人回答家乡是安多，可是现在的地图上，没有康和安多这两个区域，只有某省某藏族自治州和某藏族自治县.为了将历史上的地名和现在的行政地名相对应，我在研究中曾经花费了大量时间.许多汉人或许并不清楚，藏人至少有一半不是生活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情况并不代表藏人的全部。从清末到现在，藏人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与纠葛最多的地方，以及如今藏人自焚抗议最多的地方，不是在西藏自治区，而是在“四省藏区”，也就是藏人所说的康和安多地区.这就是我去四省藏区旅行的意义.
以下是我这次四省藏区旅行所得到的一些观察。
寺院里的达赖喇嘛照片说明了什么？
到了藏区不可能不去寺院，不仅因为寺院是藏区最壮观的建筑，有丰富的历史和文物，总是位於最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迷人的风光，更是因为寺院是藏文明的物质载体，记录着历史。寺院也是我所研究的当代藏区历史上很多事件的发生地。
对於汉人来说，非常普遍的一个误解是把藏区的寺院等同於汉地的庙宇。在藏区，你应该找的是“寺院”，不是“寺庙”。藏区寺院的功能，规模，结构，分佈，以及在藏人生活中的地位，是汉地的庙宇完全不能相比的。藏传佛教是组织良好而且系统性极强的宗教，特别注重上师传承，有历史久远而严格的寺院结构系统，僧侣和仁波切（活佛）在社会生活中备受尊重。虽然现在受到种种限制，至今他们仍然是有权力的。这种权力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定权力，而是他们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僧侣在藏人中的影响力，是汉地和尚远不能相比的。
藏区寺院不仅仅是僧人们出家修行的地方，寺院还是藏人社区生活的主要构架。寺院是人们在世间生活的指导者，也是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寺院的首要功能是藏民族文明的传承，传统的寺院是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寺院承担了我们常说的“城镇功能”的几乎全部。寺院也是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在牧区更是如此。除了寺院，牧民部落事实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求助。
所以，传统寺院和与藏人的关系，绝非汉地的庙宇可以相比。汉人大概很难想像，为什么藏人家庭都要把自己最出色的儿子送到寺院出家为僧，至今依然如此。传统汉人社会里，僧侣的地位并不高，汉人出家当和尚大多要么是生活迫不得已，要么是精神上受到打击而“看破红尘”，而藏人把喇嘛看成社会上最重要、最受尊重的人士，喇嘛是藏人心目中的“三宝”（佛，法，僧）之一。送一个儿子到寺院出家为僧，其重要性超过汉人家里出一个大学生。
藏地的大寺院有组织良好的“扎仓”体系，它类似於当代大学的学院和系科。庞大的藏传佛教和藏文明所发展出来的几乎所有知识结晶，从哲学、医学到诗学、文学，都在寺院里得到教学、传承、研究、创作和发展。所以，像拉萨三大寺、安多四大寺那样的大寺院，就是一所系科齐全的大学，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喇嘛一年年生活其中，相当於一座大学城。大小寺院有组织良好的从属和层次结构，散布在偏远草原和深谷里的小寺院，有该派大寺院作为母寺给以指导，相当於大学下面的分校。有悟性而用功的僧人，可以从小寺院起步，一级一级地转到大寺院深造。
传统藏人家庭，几乎每家都有一个或几个儿子在寺院出家为僧，或者女儿在寺院为尼，所以藏人家庭和社区与寺院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一个或很多个村庄，或者若干个牧民部落作为其僧源，也作为其财力物力的供养来源。一般藏人家庭都省吃俭用，多余的粮食、酥油都会拿到寺院去作为供养.藏人会说“这是我的寺院”，或者说“这是我们村的寺院”，“我们部落的寺院”。
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毁灭寺院对於藏人社会生态和心理的致命打击，才能理解藏人内心的痛感。
1958年前，四省藏区有几千座寺院。1958年，中国政府在四省藏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这些寺院绝大多数被毁。深受民众敬仰的高僧们被斗争，被毒打，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死，大量僧侣被迫离开寺院，还俗结婚。寺院建筑被拆，砖木被运走作为政府新建筑的材料。佛像被毁，珠宝被盗.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在这场运动中毁灭殆尽，留下来的是大片寺院废墟。在青海省尖扎县，我还到过一个由被迫还俗的僧尼组成家庭后出现的村落，当地政府将之命名为“解放村”。
在1958年失去了寺院以后的数年里，四省藏区陷於藏民与中国军队的暴力冲突和大飢荒之中，藏民族经历了残酷而且无可求援的灾难，人口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甘青草原上的牧民部落，由於成年男性几乎全部被抓捕，部落到了灭绝的边缘。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四省藏区的寺院和僧侣是什么状态？了解寺院和僧侣，就基本了解了那里藏人的精神状态.
我在四省藏区一路走来，进了很多寺院，有些是公路边的名寺，现为“旅游热点”，更多的是偏僻村落里的小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曾经被毁的寺院开始修复，各地政府近几年看到了寺院的旅游产业价值，规划和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而藏人民众又一次全力捐款捐物捐力，努力修复他们的寺院。通常首先修复的是大经堂和佛塔，特别是作为旅游产业的大寺院。外来游客看到金顶辉煌的大经堂，讚歎之余，并不知道那些并非原先的建筑，而且，就建筑规模而言，已修复的部分估计不及1958年被毁前的十分之一，更不要说被捣毁的古老佛像和被盗的历史珠宝文物。更本质的问题是，原有寺院的“扎仓”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寺院在政府的公安、统战、宗教事务、文化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和周边藏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基本被切断。
中国政府对藏区寺院的监控令人触目惊心。在藏区，我看到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大门的对面或隔壁，有的乾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这些公安派出所招牌堂皇醒目，一眼看去就让人明白它的震慑作用。此外，所有寺院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都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以代替传统寺院堪布（住持）的权力。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仁波切（活佛）则必须得到政府发给的“活佛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的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的活佛。
我在青海某地遇到一位来自四川的老僧，他给我看了他的“喇嘛证”。他告诉我，政府给各个寺院规定了寺院僧侣的指标，多少指标就最多能发多少证.政府还规定，不再允许藏人家庭送未成年儿子去寺院接受沙弥戒的传统，十八岁以前不得出家。不过，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了少年僧侣和童僧，我接触过的最年幼的童僧只有八岁.我问过这些活泼的少年，证实他们是父母作主送来寺院，也是自己愿意出家的。对於这些少年来说，住在寺院里，就像到了一个条件比家里更好的学校一样，念经就是读书学文化的过程。我问过那些管理他们的成年僧人，政府不是规定不许有童僧吗？他们回答说，上面有人来检查的时候，就把他们藏起来。至於“活佛证”之类强加於人的规定，僧人们更不放在眼里，道理很简单，认不认谁是活佛，是僧侣和信徒的事，不是政府官员有资格说了算的。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寺管会经常要给僧人读文件，进行政治学习，称为“爱国教育”。这种强迫性质的政治学习，其效果似乎尚无人进行过专门研究，我只能从亲身经历中作出评估。
我的结论是，藏族僧侣对於中国政府监控寺院的抵抗，是一致的，始终的，坚决的。
藏人的寺庙里，通常不仅供奉佛祖、观音菩萨等佛像，还供奉本教派的法王、本寺院的活佛和上师的法相。中国政府禁止藏地民众崇拜和歌颂达赖喇嘛，禁止寺院里供奉达赖喇嘛的法相，禁止藏区民众持有和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违者有可能惹来大麻烦。但是，我在我所到过的几十座寺院里，无一例外，都找到了达赖喇嘛的法相，有时候是在很隐蔽的地方，有时候是公开供奉在大堂里；还有的时候，我必须小心询问，才能让僧人们信任我，让我进入供奉达赖喇嘛法相的殿堂。
在一些寺院里，我问僧人：“寺管会知道你们供奉达赖喇嘛法相吗？”回答是：他们知道，他们不管，只是当上面有人要下来检查的时候，他们预先来关照，把法相遮盖起来，或者临时藏一下，等上面的人走了，再公开展示。
在我去过的藏人家庭里，达赖喇嘛的法相通常是公开供奉在经堂里.在某寺院前的大街上，我在一家卖宗教艺术品的店家询问达赖喇嘛的照片，店主从柜台下拿出了达赖喇嘛和十七世大宝法王的照片，以及其他“政治上有问题”的照片。这家店大门外几步远的地方，就停着特警的黑色警车。
达赖喇嘛的照片和图像，成为藏人反对政府政策的消极抵抗运动中一个必胜的因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恐怕是当代世界最受人欢迎的照相对象，几乎没有一个见到达赖喇嘛的人不想亲手拍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中，达赖喇嘛走遍世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照片形象，在互联网上可以轻而易举地下载到达赖喇嘛各个年龄，各类场合，各种表情的清晰照片。在当代网络技术和彩印技术如此普及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的照片不再需要由游客冒风险从外面带进藏区.持有和在适当场合展示达赖喇嘛照片，就成为藏人僧侣和民众抵抗政府压制，表达心声的普遍方式，就像藏人青少年当着武警的面，用汉人听不懂的藏语唱着歌颂达赖喇嘛的歌一样。
中国政府曾经展开过一个专项计划，把印刷精美的中国政治领袖（毛，邓，江，胡）像送到藏区，要求藏区寺院和家庭悬挂。我无法想像是谁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这次旅行中没有看到一张这种画像，我问到的藏人，特别是僧人，都用蔑视的态度谈论他们对这幅画像的做法。同样，我也没有看到过一幅中国政府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无论是寺院里还是商店里，一幅也没有。这一现象的反抗意味非常明显，因为班禅喇嘛是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并列的上师，只供奉已圆寂的第十世班禅的法相而不供奉第十一世的法相，是一种非正常的做法。
中国政府以达赖喇嘛为敌，就等於以藏民族全体为敌。藏民族对此的反抗是全民一致的。事实上，藏区的基层干部，无论是寺院的寺管会还是政府的行政官员，无论是藏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只要接触了藏人，就都明白藏民全体一致反抗中国政府这一政策。不管他们自己是不是积极认同这一政策，他们也犯不着和全体民众过不去，所以他们不会向上据实报告藏民的反抗情绪，据实报告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於是越往上越不了解基层藏人社会的状况和情绪.一级一级地往上瞒，最高层对藏人可以说一无所知。恰如我在旅途中交谈的几个藏人对我说的同样的话：“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心”。
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是没有道理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1951年16岁亲政，到1959年被迫出走流亡，一直忍辱负重，试图保持藏区的和平，免民众於刀兵血光之灾，为此在多次关键时刻他作出了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选择。在出走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他以慈悲和智慧之心，领导流亡藏人保护藏文化，传播藏传佛教的智慧，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方针，公开宣布放弃独立的诉求，只要求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自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不以中国人民为敌，从没对中国领导人恶语相向，即使在被中国政府领导人公开辱骂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慈悲为怀的和平态度，始终希望有朝一日和中国政府重开谈判之门.
中国政府以达赖喇嘛为敌的政策，在藏人中激起的愤怒和绝望是十分明显的。在年轻一代藏人看来，中国政府完全不可理喻。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最近两年藏区的自焚事件，第一因素就是中国政府顽固地以达赖喇嘛为敌而逼得藏人绝望。我所认识的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朋友不止一次问过我，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不惜以如此惨烈方式牺牲自己？我说过，你们让我到发生自焚的地方去，去访问他们的寺院，他们的家人，我回来告诉你们自焚的原因。可是政府禁止任何外人前往自焚频发的地区.其实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就知道：自焚的藏人，要么留下遗言，要么在烈焰中呼喊的，都是同一个要求，要求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回到他的人民中间来。
不仅如此，面对藏区民众自焚抗议频发的状况，中国政府没有检讨自己政策的诚意，却有了嫁祸於人的算计。我在藏区各地看到了很多以震慑为目的的反邪教标语牌。这非常奇怪。反邪教通常有明确指向，中国政府十多年来的反邪教运动是针对法轮功，但是法轮功从来没有在藏区流行过，藏区几乎是清一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体系十分清晰稳定。这些自焚者，大多是藏传佛教僧侣，还有一位是有名望的仁波切。特别是自焚发生最多的阿坝格尔登寺系，那是属於佛教格鲁派的着名大寺，他们的上师格尔登仁波切在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但是整个格尔登寺体系大小寺院的所有僧侣，仍然在精神上追随着他。
一位体制内干部告诉我，把藏人自焚解释为邪教的组织和影响是统战部的主意。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区，把“反邪教”指向藏传佛教，这是危险的玩火举动。一位年长的体制内藏族干部对我说，在藏民族中反对佛教，这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以前就有过惨痛的教训”。他警告说，“这样做，藏区是要出大事的”。
我在四省藏区一路所接触藏人，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政府拒绝面对这一事实，藏人精神上的诉求没有出路，藏区随时会出大事。如今，藏区对藏人的监控远甚於内地的维稳。我一路上遇到过无数开车骑车进藏旅游的内地汉人，但是藏人告诉我说，藏人现在是不能随便去拉萨的，四省藏区的藏人甚至不能跨省旅行，被军警查到了随时会遣送回乡，而汉人却可以自由旅行。政府和维稳部门不敢相信任何藏人，从中央政府派到藏地的负责人，到城镇大街上到处可见的全副武装的制服军警，与当地藏人的隔阂、冷漠和对立是一目了然的。藏区主要城市大街上的黑色特警车辆，给人一种外来政权在治理这片土地的强烈印象，藏人自己难道会没有感觉吗？
我在旅行途中接触过反抗情绪较强的年轻人，他们接受过现代教育，了解外部世界，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说，由於佛教的不杀生和非暴力理念，由於藏民族是全民信仰佛教、追随达赖喇嘛的民族，佛教使得藏民族在政治对抗中处於软弱的不利地位。作为有当代政治意识的年轻一代，他们急迫地盼望摆脱这种软弱。只要机会出现，年轻一代是愿意行动的一代。
我在旅途中就写了一篇评论，我想对中国政府说，以达赖喇嘛为敌，就是以全体藏人为敌。这样做只会一天天地强化藏人的民族意识，时时刻刻提醒藏人，汉人和他们不一样。不改变这一点，西藏问题无解。
“红旗村”和定居工程
中国政府对内对外宣扬在藏区的“政绩”，有一个目的性明确的指向，就是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心态有一部分是从清末和民国继承下来的，即用行政执政力的存在来证明其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还有一部分是由於中共执政期间给藏区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是当代人类史上罕见的，直指中共在藏区的统治合法性。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对内对外粉饰藏区的状况，以向汉地民众和国际社会表明，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下的西藏，要比前朝前代好。带着这样的目的和心态，中国政府在藏区的建设与政策，带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宣传意味，也就是现在中国人常说的“面子工程”。美化乡村和“红旗村”工程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次旅行以前，我就听曾经到藏区旅游的人说过，他们在藏区确实看到藏人的生活不错，新房子很大，相当有钱；他们还看到，藏人家里悬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藏人说热爱毛泽东和共产党，感激政府，认同中华民族。我曾遇到过一位做旅游业的藏族商人，他对我说的一番话几乎就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原版，而且说得相当投入，十分认真。为了了解真相，唯一的办法是多看多比较.
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条件，一般规律是随着交通条件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越靠近公路则条件越好，特别是旅游热点附近，凡是有大量游客经过的地方，看上去现代化程度较高，凡是远离主要公路的偏僻乡村，条件就比较原始。
这一规律简单的解释是，公路带来了商机，带来了游客，附近居民可以利用公路创造的条件从事各种服务业，卡车运输、旅游交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导游、等等，於是比较富裕，生活比较好，信息灵通，满意度就比较高。但是，情况并不仅仅如此。
如果将公路附近和偏僻乡村的差距多加比较，就不难看出政府在这种差距中起的作用。最近一些年，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确实向藏区投入了资金，这些资金到底有多少确实用於提高民生，这是一个应该由政府来透明化的数据。我的观察是，来自政府方面的钱的分配，明显地偏向於公路附近。
四川、甘肃和青海的国道两边，我看到很多经过美化的村庄，农家院落的大门都是一模一样的，围墙都粉刷成白色，粉红，或淡黄色，有些还一块一块地绘了彩色的汉式花鸟画，看上去就像苏州古典园林的围墙。这些经过美化的围墙规模相当大，汽车一路开过去，到处是这种刻意美化过的围墙。有趣的是，这种彩绘围墙的建筑形式并不是从当地传统中产生的，从形式、色彩、风格上和当地乡村建筑毫不相干，和当地的自然与村民生活方式极不协调.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的红崖村里，整个村庄都是这样美化了围墙，各家各户一模一样的围墙，一模一样的大门和门楼。缺少的恰恰是屋顶上飘扬的经幡。我恰好保存了围墙美化前2004年的照片。相比之下，我只能说，这样做肯定没有达到“美化”的目的，最多是表明了政府行政力在这里的存在。这种美化是做给外面的人看的，它不可能出自当地老百姓之愿望，因为这样做违反生活常识和经济规律。这是政府的政治行为，其实和民生没有多大关系.在远离公路的地方，或者游客和外来人不到的地方，这种美化就消失了。
在四川的阿坝州某县，我还看到公路边的一个村庄，除了经过美化的围墙外，村里道路两边还安装了质量很好的木栏杆。其实，这不难判断，这些漂亮的栏杆不可能是村民们自己出钱修的，因为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这种木栏杆如果不年年维护，最多四五年就会腐朽。村民们不会这样花钱，这违反生活常识.经询问，确实是由政府规划和出资搞的建设.这一类的面子工程，一是对当届的地方领导有利，这是他的政绩；二是对“有办法”的建设工程包工头有利。中国政府分派内地各省对口支援四川地震区域各县市，大量资金就用於这样的面子工程。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所谓“红旗村”和“红旗乡”工程。所谓“红旗村”和“红旗乡”，就是在一个村或一个乡里做到每家每户升起五星国旗，有些还要求每家每户都悬挂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这就是给很多游客留下印象的“藏人拥护中国政府”、“藏人热爱毛主席”的根据。可是，只要思考一下就会产生疑问：在内地，还没有听说过十几亿汉人有哪个村庄自发地成为“红旗村”，凭什么藏人会那么爱国地成为“红旗村”了？这一模一样大小的五星国旗，一模一样的毛泽东画像，甚至一模一样地悬挂在面对公路的房墙上，其政府强力操作的事实一目了然。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政府行为，目的是向外界证明藏民拥护中国政府，以证明其在藏区的统治合法性。但是这种面子工程没法近看细看，仔细观察就有一种无法掩盖的荒诞感。在远离公路或者游客外人不到的地方，这种红旗村和红旗乡也就消失了。
藏区一般民众的生活，和内地一样，有很大的分化，这取决於地区条件、自然环境、职业、个人技能等等。和内地一样，公务员是生活得比较好的，我接触过一些的体制内的藏人干部，他们往往是为现在藏区状况以及政府政策辩护最力的人，但说到具体问题时，他们也会谨慎地流露出种种不满. 我还遇到过有一些相当富有的商人，他们一般都比较谨慎，不愿公开批评政府政策。但是即使是这些生活在社会上层的藏人，民族意识仍然是清晰的，有时候还十分强烈。
并不是所有居住在公路和交通要道附近的藏人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由於修建公路和城镇建设，也有内地所类似的失地农民问题.我在川甘交界的一个城市里遇到进城打工的失地藏人，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他们含泪告诉我，他们原来的土地被高速公路徵用，政府的微薄补偿费花完以后，他们没有了生活来源，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城打工。由於缺乏城市生活的社会关系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别人都不愿干的最低报酬的临时工作，生活十分艰辛。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庞大的“牧民定居工程”。我在旅行途中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定居村”，有些已经入住，大多还在建筑过程中。这些工程多在乡镇附近，大片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的小房子，这些就是为游牧民定居而建造的。
我和几乎所有交谈过的藏人询问了他们对这些牧民定居工程的看法，有干部、学者、僧侣、商人、农民、和牧民，包括已经迁入定居村的牧民，或者自己将来也要生活在定居村里的牧民，没有听到一句正面肯定定居工程的评论，大多数人对此表示非常忧虑.
我很奇怪牧民定居工程的主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位体制内干部告诉我说，这是四省中某省委书记看到游牧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很辛苦，所以制订了这个计划，以后为其他省所仿效，成为全国性的“游牧民定居计划”。这位干部说，省里领导的动机或许是好的，但他也对最终的效果和可能产生的问题忧心忡忡。2012年5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全国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十二五规划”，要在十二五期间基本解决全国一百多万游牧民的定居。
我对政府原始动机是好的这一说法存疑。定居工程潜在的问题及其迫切性我想到，其中或许还有政府没有公开说出来的理由。
我了解了一下定居村资金的来源。盖房子的钱，大部分仍然是要入住的家庭自己负担。政府会补贴一部分，但只是其中的小部分，这些房子不是无偿的。入住的牧民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全部或一部分牲畜，一方面是偿付房子的建造费用，另一方面是定居以后不得不放弃游牧或缩小游牧范围。据说这也是定居工程的一个意义，即保护草场，恢复生态，为此必须在一些国家划为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或草原禁牧或限牧，定居工程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个配套措施。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藏人在草原上放牧已经几千年，历史上藏人牧民部落就有强烈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意识，有一系列历史悠久的保护措施和规矩。如今藏区草场即使有环境和生态问题，也完全不是藏人的传统放牧业造成的。再说保护草场也并非只有禁牧这一条路。
问题还在於，定居以后的游牧民怎么生活呢？所有的人都对此忧心忡忡，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国务院的决议里照惯例只有空洞的举措，并没有拿出可信的办法来。我听说的是，这个旨在改善游牧民生活的国家计划，游牧民们并没有兴高采烈地欢迎，不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牧场和牲畜，还有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是始作俑者想不到的。比如说，牧民原来住的帐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帐房外的草场空地，都是他们生活的范围，若换之以同样面积或面积稍大的水泥地面的定居点房屋，他们会感觉非常局促和幽闭.游牧民原来是基本没有木制家具的，搬进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水泥房子内，生活之不舒服可以想像。
虽然根据官方数据，全国游牧民只有115万多，但是游牧作为人类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对於藏和蒙古等民族，其文化和精神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把游牧仅仅看成一个生活水平问题，这样的政府和官员也太小儿科了，怎么有能力来管理一个多民族国家？
再简单一些说，政府这个举措要影响一百多万人的生活方式和未来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这么大的一件事，你总该问问那些将受到影响的人吧？预先连问都没有问一句，没有至少听听民族学或地方干部的意见，就打算动用国家的力量，一举改变别人生活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显示出政府并未接受1950年代的教训。
据我与之交谈的藏人说，已经入住的定居点情况很不好，特别是年轻人，定居点不能提供充足的再就业机会，无所事事的游荡产生了诸多问题.所以，有些已经建筑完成了的定居点，入住率严重不足。有些入住了的牧民重新返回牧场，或者只是当上面来人检查的时候，才到定居的房子里来应付一下。
目前，定居工程还在进行之中。我的判断是，这场旨在改变游牧民生活方式的措施，将步中共执政后类似“农业合作化”等宏大举措的后尘，以得不偿失、无法持续而告终.对於政府来说，眼下这个工程的最大好处是，定居点相比分散的牧民更容易监控；而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这也是一笔可用来大捞回扣的财源。
后记：藏区状况早晚会变
我是研究当代藏史的。我的研究告诉我，今日藏人日益明确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是过去近百年里藏民族苦难的必然结果；藏区的状况和以前的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切断这种历史联系.不管中国政府向藏区输入多少金钱和武力，都不可能让一个民族一夜之间忘记过去。同样，藏区的未来也和今日藏人的处境、和当下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联系在一起。到藏区去，到藏人中间去，睁开眼睛看看真相，用自己的平常心来理解藏人的心，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今日之“治藏”政策是有根本性问题的，它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藏区之“变”是早晚的事。不管中国政府有多固执，它总有走到再也维持不下去的一天，从而不得不从根本上检讨其西藏政策，然而，到那一天，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付出今天想像不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