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的出现是一个异数，这位被苏联媒体称之为“铁娘子”的女性（本来苏联官方以此嘲讽她，结果这个称呼成了对她最好的褒奖），其顽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丝毫不亚于她的保守党的前辈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领导英国和西方世界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撒切尔夫人则领导英国和西方世界赢得了冷战，他们的功勋同样彪炳史册。对于英国来说，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十一年宛如又一场“光荣革命”，“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恢复依靠自我、建造走出贫困的阶梯、加强国防、巩固大西洋联盟、恢复整个国家的士气和地位”；而对于世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努力下从暴政下解脱出来的国家的人民来说，“里根和我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将来很可能会发生与我们的意志不相符的变化，但它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原来反对过的那种状况”。因为自由是那样宝贵与高尚，人类追求自由的梦想是不可抑止的，正如撒切尔夫人在自传《通往权力之路》中所说的那样：“苏联存在了七十四年，对亿万人民来说，这段时期就是他们的整整一生。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处在压迫之下。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活着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丝绒革命’和一九九一年流产的苏联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一段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经历。”
从基督信仰而来的保守主义价值
让我最为羡慕的是，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作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保守主义对于我来说，是在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思考之后，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渐渐认定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保守主义缺席的文化和时代氛围之中。而撒切尔夫人幸运地诞生在英国林肯郡的小镇格兰瑟姆，“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周边地区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
这是一个宗教生活非常活跃的小镇，小镇虽小，却有三家卫理公会教堂、一家英国圣公会教堂和一家天主教教堂。撒切尔夫人回忆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礼拜。但是在此之前，我还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要去主日学校。后来，大约从十二岁时起，我就为唱赞美诗的小孩子们进行钢琴伴奏了。”最幸福的童年，莫过于生活在敬虔的家庭和敬虔的教会中的童年。
与那些童年时代信仰虔诚、青年时代丧失信仰的西方自由派不同，撒切尔夫人的信仰是持守一生的信仰，并且从信仰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她指出：“虽然我一直否认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一个基督徒必需是一位保守党人，但我却从来都没有丧失我的坚定信念：幸运的是，我崇尚的政治经济主张和基督教的教义是极为一致的。”她在晚年论及国家政策时，认为看似愚拙和天真的“回归美德”，比任何一种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更重要。英国及人类的未来在于：强化家庭观念、抑制对福利的依赖、减少犯罪。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我发现很难想象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些美德来重新充实西方大多数的人们。”而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正误，也需要站在圣经原则上审视。撒切尔夫人说，在其执政后期，“我越来越意识到基督教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且对这些关系越来越感兴趣。”她甚至与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的两名幕僚共同完成了一本名为《基督教与保守主义》的论文集。
在这本自传的后记中，撒切尔夫人描述了她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幕。那不是她当选英国首相的时候，也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元首会晤的时候，那是一九九三年她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访问华沙的时候。她参加了华沙圣十字架教堂的弥撒，虽然她听不懂波兰语的圣诗，但内心极为感动。神父专门将她请到圣坛前，让几排儿童向她献花。神父说，在共产党统治的黑暗岁月里，千千万万渴望真理和自由的波兰人悄悄地从收音机中倾听撒切尔夫人的演讲，他们从中找到了真理和希望，以及反抗极权主义的勇气。当圣十字架教堂的人民将撒切尔夫人当作“值得感激的亲爱的朋友”来对待时，她感到当年的坚持是值得的，这是一条从格兰瑟姆的卫理公会教堂到波兰的圣十字架教堂的光荣荆棘路：“现在，我所有的支持自由的观点，不管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而来，还是从秉烛夜读伯克和哈耶克的作品中得来的，都一下子显现在他们的崇拜者、他们的后代身上，并通过他们的微笑而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从格兰瑟姆的小杂货店到唐宁街十号
撒切尔夫人的天生的保守主义的第二个来源，是她父亲的小杂货店。在讲究门第和身份的英国政坛上，撒切尔夫人不仅是女性，而且出身低微，其祖上连续四代都是鞋匠。她的父亲先是在杂货店打工，然后当上经理，一九一九年终于盘下自己的店铺。这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家庭：勤奋是这个家族强调的品行之一，所以全家都在店铺中帮忙；节俭是其最大的生活特征，全家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慈善也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开支的一部分，每个星期四或星期天做了烤面包之后，他们总是送给一些孤寡老人或病人。她的父亲不仅善于经商，忠心服侍教会，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当选过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和参事。在这个人人都互相认识的小镇上，“人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镇人共同塑造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换言之，小镇的生活就是地方分权和自治的生活。
青年时代，撒切尔阅读过不少流行的左派著作。爱因斯坦说过，青年时代不向往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中年以后仍然信仰共产主义，是没有头脑。这句话我只同意后半句，因为良心在任何时刻都不在共产主义和左派那一边。那些最有良心、最有智慧的人，如撒切尔夫人，从童年起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了。撒切尔夫人说：“无论是我的本性还是成长的家庭环境都决定了我是一个‘忠实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过再多的左翼书籍，也不管听到多少左翼的评论，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她又说：“尽管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的政治信仰之后的哲学背景，但我对自己的思想一直都有清醒的认识。就这一点而言，现在我可以说自己可能确实与常人有些不同。”
一楼是店铺，二楼是居家，所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撒切尔，很多时间都是在店铺中度过的。“我的成长和早期的经验不仅让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么，对于后来我才知道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制度’，我也形成了一种赞同的观点。”许多左派人士竭力攻击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熟悉的和有创造力的，“做生意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有人情味的、社会性的、可以增进友谊的社会活动：事实上，它虽然严肃，但是也很有趣。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做生意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了。”在这个意义上，父亲的小杂货店对撒切尔的影响，甚至大于哈耶克的著作的影响。与许多深受左翼理论毒害的同代人相比，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服他们相信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而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技术上的观点与间接与我的基本感觉和早年经验是如此地一致”。也许就连撒切尔的父亲也没有想到，他开张的这家小小的杂货店，不仅成为这个家庭的生活支柱，而且成为撒切尔信念的来源，甚至是英国破除社会主义魔咒、走向自由经济的“保守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从格兰瑟姆的小杂货店到唐宁街十号，这是一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道路。
促进人权应当是外交政策的基石
保守主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政策上，亦体现在社会政治议题的每个方面；保守主义并非被英美所“专享”，也应向全球推广。那么，保守党人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呢？撒切尔夫人与其他英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一样，对欧盟充满了疑虑，也反对欧陆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她认为，美国应当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继续保持作为一个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她的这一判断根植于此一常识：只能借助一个超级大国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而美国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一上帝赋予的使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来讲，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将会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且要比一个由亚洲或欧亚集团所控制的世界自由得多。尽管很多潜在的强国，如俄国、中国、印度、日本、巴西，以及高度敏感的欧洲人，对这种格局感到憎恶和愤恨，但是，从和平与稳定方面来考虑，“这是坏处最少的一个选择”。
其次，撒切尔夫人强调：“我们应该在全世界坚持不懈地促进自由、民主和人权。”自由的价值甚至让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有必要进行克制、妥协和尊重别人。因此，鼓励这些共同的认识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要促进自由、民主和人权，就必须同共产主义以及一切极端主义势力作战。“虽然真正的差异让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有所区别，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还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一个人们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我知道，而且是确切地知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拒绝了人民的这些愿望，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总是处于一种反抗的状态。”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民主国家对待纳粹那样，以绥靖政策来对待共产国家，其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打一场支持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不能让那些被束缚住的国家永远享受不到自由的好处。”不说出来的反对不是反对，不付诸于行动的反对也不是反对。正是里根和撒切尔的“这种毫不隐讳的思想方法和武力支持行动”，改变了整个世界，让自由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直到今天，这场战斗依然没有结束。撒切尔夫人对西方的懈怠与松弛充满了忧虑。中国已经取代了昔日的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因此她警告说：“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给中国施加压力，告诉它如果想享有受人尊重的关系所带来的全部的切实利益，它就必须结束迫害人权的做法，并且用文明的标准来对待西藏、基督教会以及国内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当我们有一天像当年的苏联东欧的民众一样走出共产暴政的奴役的时候，我们也当像波兰圣十字架教堂里的人们那样，记住撒切尔夫人的这段掷地有声的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