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彼岸性or此岸性

宗教信仰的本质是彼岸性的，其又基于此岸性，从康德的宗教道德作用至费尔巴哈最简单命题的人类精神史历程证明了这点。康德“假定上帝作为道德行为的一个条件”，因为“它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去信仰的命题”[注1]。也因此，康德成为西方近现代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无法绕过的丰碑。虽然深受康德二元论影响的费尔巴哈[注2]被马克思当作重要的借鉴，但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不可在彼岸性与此岸性的平衡上超越康德，尽管十分巧妙地盗取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马克思把宗教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注3]，而费尔巴哈的简单命题是“动物没有宗教”[注4]。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谱系尚未将费尔巴哈列入其中，但是在宗教问题上，后来的马克思与其差异，不仅决定了他会遭到历史性的轻视（淡化），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性冲突埋下了伏笔。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基本功能，就是平衡人的存在前提下的彼岸性与此岸性。作为基督教的强有力的批判者，费尔巴哈将宗教高置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那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至今仍然是极有思考价值的人类精神史暨哲学思想的重要课题。

一、两个二元：基督教里面的自由主义

从康德到费尔巴哈，为基督教的现代化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二元论产生了。新的二元论是彼岸与此岸的关系，它们不同于源自古希腊的意识与物质的那种经典，尽管康费两人也对传统遗产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平衡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关系，使“人学”更加清晰，因此，宗教衍生神学、神学衍生哲学的体系也实质性地存在于人类精神史之中了。

“动物没有宗教”的命题或有数个深刻理解。在我看来，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想在人类精神史上有一席之地，那么，这个共同体不可能是无神论的。对于中国，悖论状态是：一个自称无神论的统治精英集团，在统治着一个庞大且多神的国家。在雷蒙•阿隆那里，共产主义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注5]。这也能够说明：将政治理想替代暨冒充为宗教的共产主义执政党（且一党专政），也试图在调和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关系，尽管他们在观念浅薄与哲学贫乏方面的阻碍，使任务完成成为不可能。

彼岸与此岸的平衡作新二元代对基督教的原旨会发生解构，这点无须回避。但是，就原旨基督教教义而言，它本身存在着二元分立的自由主义基因，是为“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Give therefore to the emperor the things that are the empero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MATTHEW 22:21； MARK 12:17；LUKE 20:25）对此，理解为政教分离的原则固然不错，更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彼岸与此岸之间平衡的原则。而在自由主义政治学体系里面，它的确切含义有三项：（一）本质上，“西方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注6]，左与右分系有必要，但未离原旨；（二）世俗政权所具有神圣色彩源出宗教的良知之本，“这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世纪的开始”[注7]；（三）此岸性加重，“自由的民主是西方历史中第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注8]。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俗化宗教性质也不过对此的模仿。

政治实践方面的普世价值是以此三项要素为支撑的。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不仅为毛泽东时代的统治所憎恨与镇压，即便是今天，具有摆脱信仰管制的自由主义性质的选择仍然是政治镇压对象。法轮功依然是“邪教”，基督教家庭教会仍然是三自教会对照下的异见，民间自选的小门类宗教如全能神或然成为政治祭品。去年（2012）岁尾的一场未能导致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宗教镇压，其过程中仍充满语言暴力。比如说，新华社《参考消息》对香港《南华早报》12月17日的报道，“青海官员打击‘全能神’教”，改题目为“中国重拳打击‘全能神’邪教”。其操作手法：第一，将青海的行为拓展为全国行为；第二，用传统的“重拳”表达宣示语言暴力欲望；第三，将“教派”转为“邪教”表达。

所幸该次镇压并未形成大规模政治迫害。估计原因有二：其一，再掀江泽民集团那样的宗教迫害，会给甫一亮相的习李新政带来很大的国际负面影响；其二，政法暨维稳系试图恢复以往“第二中央”的权能，但遭到了顶层的集体否决。这样判断仍然充满善意，但统治集团的“重拳症”并没得到治疗，由来已久，动辄是“重拳”出击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乃至于“重拳”出击打击街头烧烤。不用引述任何参考文献，只要在汉语公共引擎上搜索“重拳”二字，就会有上千万条涉及政治权能使用行为。

二、市场无知：反自由主义“重拳”捣空

在政治哲学方面，政治权能也是不断“重拳”出击，不断发起各种形式的批判普世价值的“学术”（宣传）声浪。最终定位在“正路选择”上，或者说“正路选择”基于意识形态既得利益而表现为语言暴力宣泄，又涉及网络自由的压缩。相对于“重拳”且在其环境内，“绝不”、“坚决”之类次级语言暴力符号就成了高频用词[注9]。在语言暴力对准普世价值的同时，反自由主义力量还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经济理论上痛批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并将邓版改革开放负面社会效应归罪于新自由主义。在学术包装上，则是用并不存在的“北京共识”来贬低既存的“华盛顿共识”。由此，全球化也成了一场政治阴谋，“是旷日持久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思想灌输和强加信仰”[注10]。

具体在经济政策上，反自由主义力量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就是要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注11]，由此削弱了国家的权能即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国家被市场出清的信仰结果是“上帝的物归于上帝，凯撒的物归于凯撒”。这也是针对全球化的阴谋论一定要将“思想灌输与信仰强加”、指为阴谋构成内容的原因。事实上，就市场逻辑而言，国家是内化于市场的，并且国家对市场的作用不因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消失。但是，市场的主体不是国家，更不是带有贪婪性质的资本所有者及其机构，而是众以亿计的人群。人群的愿望集合成为市场的最主要力量，也是市场得以开发、调整的动力。

举例来说，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之一，它要求厂商（包括店铺、摊点）生产安全食品，是因为市场主体对食品安全有巨大需求；厂商服从政府命令（调控）可能有所选择，但要想保证市场份额就要改进应对市场的办法，或是做更好的食品或是转型到其他管制较松的行业去。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愿望带来创新机会，有人（创业者）借此打出绿色食品、放心包子之类的牌子，乃至于主动公开生产流程。

就这个例子来讲，一直希望政府做大即完全控制住市场的反自由主义力量，陷入了一个极具讽刺的境地：政府本身做不到公开、透明，却要市场最大限度地公开、透明；这恰如中国是个多神信仰社会而由一个无神论的集团来控制一样，结果只能是无神论集团自外于整个社会。更具讽刺的是：这个集团可以自外于市场，比如有安全性很高的特供食品而非来自于普通的市场采购，它对社会（被统治人群）却无法销售自己生产的非市场化的意识形态产品。

反自由主义对市场逻辑一无所知，是人类精神史上可以理解的现象，一如中世纪的《圣经》解释（神权）掌控集团不可能知道上帝体系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力一样。面对上帝的戒律，人可以选择触犯，有犯罪（sin）错的自由；当然，也有改正的自由，这正是宽容的宗教性质之所在。正如“动物没有宗教”，动物也不可能有宽容。尽管我不能说凡是不宽容的统治集团都是动物（畜生），但是，他们均在非人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进行信仰管制、反对宗教自由，包括滥施肉刑，确实是非人化行为。

三、信仰消费：杂糅宗教与科学的现象

市场无知与哲学贫乏、观念浅薄（这是一个倒序）构成了国家权能崇拜的基础，亦是共产主义作为世俗化宗教无法与现实社会相溶合的根本原因。没人相信一个骨子里坚持无宗教信仰的统治精英物，会和一个日常敬拜小类神祇（如长仙、狐仙、财神）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产生思想感情的“血肉联系”。然而，任何个体的生活均不可能是绝对无宗教信仰的，无论江泽民笑柄般的佛教式打坐治疗，还是被意识形态高层指责的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之违纪行为，都是证明。作为改进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试图调和彼岸性与此岸性的努力也未尝终止过。制造其本“教门”之内的圣徒系列是为最重要方法。如以雷锋为代表的道德样本，但由于其虚构缺乏深刻历史支持而无法达到宗教性的神迹奇事之验效（尤其在公众心理上如此），这方面失败了；再比方说，溶进本土传统的祖先祭祀（如清明节法定化），虽然与毛时代的破旧立新之疯狂政治举借截然相反，但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共产党不信神”之基本教义与社会多神教的文化冲突。

在此岸的市场逻辑之下的信仰认知，确实是一种消费行为，如同政治选举本质上也是市场的一小部分一样。简单地说，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换届，如同市场里面放心包子开业一样，并无神秘之处。同样，人们与信仰最实质的关系也是供给与消费的关系，按基督教教义来说，神让信（爱）牠人得益处。（We  Know that all things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ANS 8:28 ）当然，信仰作为消费品的此岸性太强以至于会出现彼岸性丧失的危险，但是在康德以来的二百余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逐渐实现了信仰真理与理性真理[注12]的平衡。这种平衡当然源于康德，他指出：“我不得不否认认识，旨在为信仰留下地盘。”[注13]在中国最著名的当代哲学家之一汪丁丁那里，此谓“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注14]在我看来，是为“知识如沙，冥想如潮，信仰如海”[注15]。

即便不讨论信仰消费的政治含义，仅仅从个体生活色彩及励志需要来讲，宗教自由的意义也是无与伦比的。前者，可以观察中国式圣诞节，尽管对它仍有强烈的指责声音[注16]；后者，可以通过尚无历史定论的现代名人蒋介石的信仰转变来印证，尽管蒋以威权领袖的身份将此搞成了全民动员性的“新生活运动”[注17]且效果不甚了了。就纯粹个体内心世界的平静而言，已经两次涉及到的江泽民佛教式打坐，与美国林内•麦克塔格特（Lynne Taggart）最新的灵修“念力的秘密”[注18]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源于宗教神秘性又兼容了神经科学成果的正念训练[注19]，而致“神经可塑性”收效，也与江泽民集团所要镇压消灭的法轮功修炼亦无本质区别，后者也不是要求发正念吗？

结语：国际社会的多方推动

不管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多么固执地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借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进行制度解构，但人类精神史与市场内在逻辑的共同发展，确实带来一个类似于宗教传播的效果。耶稣训示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oclaim  the good  news to the whole creation. MARK 16:15）由此打算将信仰消费的供应环节在人世扩展最大化，而全球化经济恰好也是一个供应环节在人世扩展的最大化。

全球化过程中，宗教或随生活方式的传播而传播，但最主要的是“人学”的普遍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存在标准意义还未成立，但其雏形阶段深受西方影响已经成为转型社会发生的事实见证[注20]。此种一个文化共同体与外部交流结果，不同于古代如佛教对中国孔儒影响而在两宋理学形成中显现，其间的本土化痕迹亦不明显。因此，一方面无论暗中的“佛教国教化”还是试图推动“儒教国教化”，作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内容[注21]都将徒穷无益；另一方面，宗教宽容（religions tolerance）已经是比普世价值（多党政治、民众普选、联邦国体）更具全球性的人类精神认知，因而其成为外交政策因素[注22]。还有，宗教对人们幸福感的维护也已经成为幸福指标体系的内容[注23]。

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也即转型社会发生过程中，宗教因素会越来越多，积极的社会文化效果也会越来越多。可以预见：一个民主的中国之出现也是宗教多元宽容的社会之出现，其前景也是平稳、盼望、安详的精神生活平衡世界；彼岸性与此岸性的和谐造就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不仅费尔巴哈的“动物没有宗教”可以被再度深度诠释，而且非人化的政治统治最终被全部清除。

2013年2月下旬构思（上下篇），3月初准备主体文献；4月14至15日初稿，16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安东尼•肯尼著《牛津西方哲学史》（汉译本，杨平译）〈第三卷•近代哲学的兴起〉（每卷页码独立），P356；杨译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2]康德卒年（1804）是费尔巴哈生年，两人并未在生活同一时代的经历。后者接受前者的影响主要是对黑格尔（1770－1831）著作的阅读。
另外，二元论简单地指世界由意识与物质两个实体组成，最早源本在古希腊（拍拉图为代表）。
[3] 马克思的这个说法颇有影响，以至于西方许多重要著作家都会引用。比如法国的雷蒙•阿隆（1983年卒）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并有同名著作（汉译本，吕一民、顾杭译；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再比如，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在影响颇巨的《经济学》一书（汉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1）中，写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卡尔•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警句被R.阿伦颠倒过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是麻醉知识分子的鸦片。’虽然机智的风趣较差一些，我们却能认真地说明这一点，即：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下册，P329；此处“R.阿伦”即雷蒙•阿隆。）
[4]全句为：“宗教根源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没有宗教。”参见本文上篇注[13]书，P30。乃其〈导论〉第一章的开篇句。
[5]同[3]所引吕顾译本，〈出版说明〉（单另页码）P4。
[6]转引自丛日云著《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与近代自由主义》之〈导言〉（与正文页码统一），P11；丛著版本：三联书店（北京），2003。
[7]同[6]，P17。
[8]同[6]，P18。
[9]如吴邦国讲话中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以及“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等等。本文上篇[11]报2013年3月10日转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原题：“吴邦国最后工作报告重申：中国绝不接受西方民主制度”，原日期3月9日），“吴邦国重申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10]参见张才国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导论〉（与正文页码统一），P3；张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1]参见《环球时报》2013年4月11日，评论文章，“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该醒了”（作者：文扬，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12]可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P464〈理性真理与信仰真理〉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0。
[13]同[1]。
[14]汪丁丁的同题文章，载于《读书》杂志2000年第2期。
[15]参见拙文，“旧话新论：国家至上导致法西斯”，载于我的网易博客2013年3月25日。此文原为狱中读书笔记（原题：“知识如沙，冥想如潮”），2002年冬写于石家庄北郊监狱。
[16]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12月24日文章，“有关中国式圣诞节的几个令人着迷的真相”（作者：马克斯•费希尔）同[9]报，12月26日译介，“中国式圣诞节令人着迷”。其中，关于基督教影响的环境论述如此：“一些民族主义批评人士已指责西方国家利用这一节日作为帝国主义渗透的工具”，以及“抨击圣诞节的中国人士则警告人们不要让西方文化玷污中国文明。”
[17]关于蒋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可参见陶涵著（Jay Taylor）《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汉译本，林添贵译），P77；林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
[18]麦克塔格特“念力的秘密”之灵修更接近古老的萨满教万物有灵的观念。比如，其云：“宇宙是一个整体，所有生物彼此依赖、交流与互动。”参见其著《念力的秘密II》（汉译本，王原贤译；华夏出版社，2012），P630。涉及灵修的科学观念，则讲（例子之一）：“我们大脑内的镜像神经元，就像是镜子，可以通过观看别人的行为，在我们脑内引发一连串反应，好似我们自己亲身在做这些动作一样。”（P79）。
[19]参见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013年2月10日报道，“锻炼大脑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同[9]报2月13日译介，题目未变，第7版〈科技前沿〉。
[20]参见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2013年3月14日文章，“文化之战”（作者：伯恩哈德•巴尔奇）同上篇[11]报3月21日译介，“中国中产阶层深受西方影响”，第15版〈观察中国〉。
[21] 同[10]，P238。此处为张著引述知名学者康晓光的新“政教合一”设想，该模式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儒教，将儒教育定为国教”。但吴邦国“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之训示，等于否定了这种设想。
[22]可参考文献，至少有三个：①State Dept. Briefing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特别提及法轮功、高智晟），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4,2011；②Cliton Calls on Global Community to Promote Religions Tolerance（重申联合国人权委员定1618号决议），同①，July 31,2012；③Security Adviser McDonough on Religion Freedom （特别提及中国的未登记教会），同①，September,2012。
[23]在更为具体的分项上，它提出了对抗不幸的效用问题：“信仰宗教的人们能更好地面对那些不利情形。当某个不幸事件被认为是上帝的意旨时，那么这个不幸事件就能更容易被克服”。颇有彼岸性与此岸性平稳意义的是：“宗教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解释性框架’，这种框架能够为生活输入意义与目标。这种与上帝的亲密感受以及对来世的信仰都能给人提拱一种确定性，也是幸福的一个重要源泉。”详见布伦诺•S.弗雷与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汉译本，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以上引述在P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