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张维迎评述“胡温的十年”说起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二、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它非常类似于“疯狂的郁金香”事件。“疯狂郁金香”据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资料说：“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1张床外加1条船……”那么我们看，2012年、北京二环内，一平米的公寓房的价格轻易能卖到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把楼内一张餐桌大小的面积卖出去，可以换回50头肥猪、或28头公牛、或1辆中型货车、或2辆面包车、或20,000斤大米……
当然，在中国大部分别的城市房价没有高到这个程度，折算的实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与“疯狂郁金香”热炒不同：郁金香是当年荷兰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当代普通中国人的民生必需品，两者影响范围大有差别。中国的房屋政策对官僚阶层以外的数亿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尽苦难。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三、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这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共政权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农民像蓄奴制一样被禁锢在农村受穷，被迫操持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原始农具，修理地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中共统治下处境最悲惨的苦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在1980年年代，邓小平打开城市大门、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时，农民啥都没有，——除了无穷无尽的磨难。对后进城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买。要买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种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辈子的在城里“打工”所得的积蓄，也绝对买不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巨大的制度不公！对那些凭借高考进城上学、工作的农村子弟来说，也是如此。开始，政府不让他们的父辈进城，进来就“严打”，这是第一个悲剧；后来让进了，但是想安居，必须掏出他一生的积蓄、或一个家族的积蓄。许多农村大学生就是靠农村父母卖粮、卖牛的钱，获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来应该报恩与孝敬母亲的钱，也以月供的形式通过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进了政府——这个冷漠的、所谓“祖国母亲”——的腰包。
网上有个著名的帖子说房价：北京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如果农民靠种田收入多少年能买下来？帖主按照中国的农户通常人均3亩地的耕作规模，乘以每亩纯收入400元算，并假设年年都风调雨顺，要“从唐朝开始存钱至今才能凑齐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发现那作者算的不对。从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间线763年）到今年，才“区区”一千多年（1250年）哪够呀！还要乘以2呀，老大！
农民攒三百万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时间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说，种田的农民必须从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时代开始，攒到胡温执政结束的2013年，才能攒够这套房的购房款！对中国农民来说，其不幸在于：因为被政府政策打压，我们比城里人至少晚进城30年，此前，我们数亿农民无休无止地为城建出血，为城市输血，自己拼死拼活，挣扎在温饱线、死亡线上，艰难度日。政府把农村积累投入城市，确保城市运转；当我们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攒钱、想在城里安家置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骄横的权力一脚踢回到2500年前——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奴隶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房奴。
四、悲惨“房奴”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对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我们买不起房，我们在旧制度下找不到出路，我们绝望挣扎，我们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缺的是权，——是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的权利。我们农民不能总是对任何规则都无条件执行，而是要拒绝执行不合理的规则！我们农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极其简单：早先，你恶意地剥夺我们的迁徙自由，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走进市场的机会，丧失富裕的机会、丧失发展的机会；在死活不让我们进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制度。早来的、你的亲友们，获益于这个制度；当允许我们进城的时候，作为晚来者，你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严格执行，说这叫“改革”。毫不体恤我们的苦难，完全漠视我们长期以来作出的牺牲。把我们的来到，当作你的一道菜、当作你百年一遇的绝好商机；你好像认为我们农民不是中国国民、没有点滴权利来分享号称“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于，在无偿划拨的土地上、靠全民缴税的财政资金基础上建起的城市学校，你也长期排斥我们的农民的“打工子弟”进入。北京日报报道说：进入2000年后的头五年，因为计生政策，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了8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可是你宁可关闭闲下来的学校、卖掉学校地产换钱，也绝不放我们的子弟进来。你冷酷到底。
让人绝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图用一套房子掏空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来世；在买不起房子，艰难攒钱的日子里，我们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风的简陋平房、逼到了没阳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蚂蚁、蜘蛛、老鼠栖息的地盘！在这些原本不该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从没想过，你该为我们做点什么……
看吧！去年发生在北京的7-21事件，仅仅是一场突发的大雨，我们的乡亲就像蚂蚁一样，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东农村来的姐妹王静，就在那个下雨的夜晚，丧命在丰台区某一间灌满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静一直向往光明、一直梦想“等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生命的钟摆却在这个雨夜彻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岁个年头；她永远也走不出那间幽暗的斗室；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为农民，我们的穷困苦难、我们总被黑暗笼罩的命运，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你定的离奇政策，和我们的糟糕出身……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惨房奴走出绝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设法找钱，而是设法找权，要找回历史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设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强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国城镇化”规划里，应该包含我们农民关切的内容，那就是：为农民在城市体面、廉价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尽快摧毁蔑视农民、凌辱农民的旧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分别有着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术背景的领导人，用行动来捍卫法治，纠正历届政府对农民的不法对待。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我们农民自己必须争取拥有自己的代表、拥有公平的议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会场决不缺席，切实捍卫我们的权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新华社。2013年3月17发布电讯稿：印度正准备出台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核心内容是：政府将向每户无家可归家庭无偿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万无房、无地的穷人家庭将因此受益。——这是印度农民在国家制定规则的层面具有话语权的例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