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董娃携子来叩门了
董娃名董长福，是大堡劳教营中年纪较小的重庆仔，回到重庆后，到十桥铺与乡下女子结婚，做了菜农，他在峨边劳教营与我在八队四队相处，有患难之谊，此次去雅安赴兄长家婚礼，带着将上小学的儿子，来看望我。
他在劳教营的往事，又一幕幕映在我心的荧光屏上……
他说，他的父亲是重庆兵工厂的老工人，子女多，负担重，派出所的干警便来劝他父亲，申请他去劳教，国家负担一切生活费用，还半工半读，做了工还有工资，说得天花乱坠，董长福就这么去劳教了。去了两年多，董娃的爸不放心，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峨边大堡，一看劳教营的娃娃，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像一群小叫花子！董娃的爸蹬脚懊悔地对他说：怪你老子，太相信共产党的话了！
他要领儿子回去，不允，说这娃还没改造好！似乎饿死了，就被他们改造好了。董娃的爸是哭着回的重庆。这是董长福己20来岁，还在八队就业改造，对我说的。
我发现他从大批死亡的少年劳教中活过来，不仅身体素质强，派他进老林去山谷竹丛打笋子，那是最劳累的苦差，一天内爬山要走百多里，还要用脚踢倒笋芽，弯腰拾起，还要剥去笋壳，仅这弯腰就上千次，更别说剥壳对手脂的割损了。别人一天打20、30斤，用他们的话叫累得人死卵硬了，他可以打60到80斤回队。这是从幼被饥饿逼着山野觅食锻炼的求生能力。当那些20多30多岁的右派死了几千，残余的，病后、衰后、残后遣回家了，董长福这类长大的就业小劳教，就是劳教营主要劳动力了。
这董娃不仅有生活能力，还聪慧机灵得智商不低，他听了广播里播的那时闵慧芬拉的那些二胡曲，他也能用木匠工艺造出一把像模像样的二胡，打到一条蟒蛇，剐下皮来蒙在音筒上，无师自通拉出各种富于抒情的曲子，从刘天华与瞎子阿炳的名曲，到较高难度的“赛马”“空山鸟语”等，他业余水平的演奏，听起来很像专业水平哩！老山里生活枯燥且寂寞，董长福便以此消解寂寥，自寻乐趣，显出顽强的生命力。
这是剥夺了他在大城市受教育的权利，自己寻到的音乐文化门径，在大堡小劳教群体里，董长福这种有灵气的娃儿，没死的，我能叫得出名的重庆仔，就有管昌国、傅渝生等。若社会不用奴工待遇虐待，略有正常的学习与生活条件，他们未必不可能是闵惠芬或聂耳那样的音乐天才吗？
董长福不仅非地主资本家子弟，家庭是血统工人阶级，其兄还是空军团级大队长。把这种家庭的孩子，若敌人一样进行劳教专政，也不符合他们的讲阶级分敌我呀！我对他，长期抱着一种惋惜心结，存在心底。
由董长福这次来家叩访，引我回忆起一串串从大堡死亡线上挣回人间的孩子。那个不出声气只埋头干活，可心里分得清好坏邪正的卢长生，那背个大背篼遍山打猪草，代人买进口货的彭玉祥，傻胆大敢喝一瓢粪水去赌赢5块钱的何明德，只有10岁就收来劳教的邓美鹤，再困苦他也是一张嘻嘻的笑脸。恍佛都在怂恿我：你不记下那些死者与生者，怎么对得起你经历的苦难。
2006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了，逼我赶快动手回忆右派的苦难，完成了10万字的《幸存者手记》后，涌现在脑里那些小劳教的惨酷童年，我又写了一篇为大堡少年劳教伸冤的文字，发在网上。被收集编辑《五八劫》写中学生苦难的王建军看见，也收入此书，把反右运动株连到大学生、中学生；我这篇文字，还证明波及小学生，就更全面地包容了。当我正准备搁下手边事务，去从事大堡坑孩历史的发掘，学旅美史学家唐德刚为胡适与张学良写口述历史，那么去访录活着的小劳教，去了却这心中的夙愿，这时，有谢贻卉女士来登门叩访，说她读了《五八劫》上我写峨边劳教营里孩子的惨史，找上门来，希望携手去人海中寻觅采访。
我看她，比我儿子还年轻许多，至少小10岁，应是反右后10多年后出生的，竟然觉醒到珍惜她出世前历史的价值，她像捅破了积郁我心中的数十年的火山口，激越得我哇的哭出声来，眼泪如岩浆般喷出，把她惊愕了，看见我激动的泪水中浮起的笑靥，才理解这不可按捺悲喜交集的现象。
这项打捞工程启动了
谢贻卉与我交流，才知她大学毕业后，不满意在一家研究所和一家媒体的工作，跳出体制，以独立采访制作录像，去拍摄记录行将湮没的珍贵史料。她要求我与她合作，寻访峨边幸存的小劳教，她以音像记录，我以文字记录，共同来钩沉这段奇诡的痛史。
我看这小谢姑娘，是大堡那些孩子死后六、七年，她才出生，竟然追根溯源来探索那些小冤魂。感动我很难抑制惊喜之泪，既有喜出望外的激奋，又有戳开伤痛的苦涩。告诉她：我立即根据线索去安排寻找，当我把这意图从电话告诉家在重庆的毛贯益，这个18岁便在重庆大学划成右派，也是从峨边劳教返渝的老友，他热心地打听到一批大堡小劳教的名字与地址，2010年11月，我与小谢便奔赴山城，她用音像我用笔录，开始了这项劳教史的打捞记载工程。
用电话邀约这些幸存的小劳教，在江北一座林荫公园里相见，人生沧桑，当年的少年儿童，都是60出头的老爷们了。从小像鲁滨逊荒岛式的荒山活出来，成年后回到大城市，都有超强的生存能力。有的拥有几层楼的房产，有的还办起中型的民营工厂。与我同过队同过组的周光直，借他妈是中学化学老师的文化，自主研发出不少化工产品，填补了许多市场空白，为国家解决了数十人的就业。是大堡幸存孩子中的能人。却因街道办事处主任要他捐一大笔钱去修他们的宿舍，他敬贡的钱没有满足小官僚们的胃口，便以企业改制，发动选举，把他这企业主人选成职员，私产就变集体的股份制了。他的官司打到省高院，重庆直辖后，四川省又推给重庆，重庆认为早在四川立的案子，又推回四川。尽管他遭此欺凌，他另起炉灶经营的新产品，仍占有市场。至今，他仍是大堡那批幸存孩子中，百折不馁最富生命力的一个。他的优势，是比那些小学生劳教的，多上两天学，还有教师家庭出身作基础。他是14岁上初中二年级被校长狭嫌报复他被劳教的。
公园里相逢，都说，过去从没有想到还有今天这么一次欢聚，个个都是鬼门关阎王殿里熬出来的，当然该抓紧过好眼前的日子，不会过好日子，是傻瓜。若因此就忘却了大堡山上那些死去无辜的小冤魂，就是混蛋！
林宪君翻出他脑库的惨酷
访第一家，便是大堡管百多人的大组长林宪君，他是省团校划右派送劳教的，因为一个中队几百少年劳教，干警只两三个，就借劳教来管治劳教了。林宪君接触的人和事更多，他与我在劳教营同时揭掉右派帽子，有3年同在高炉车间上班，相互了解，更方便交流了。
在林宪君家里，他开始话当年了……（他简称林，笔者简称曾）
林：1958年3月16日，省团校组织科副科长对我说：你保留工职，去沙坪坝一个农场， 学习几个月森林技术，就回来。到了解放东路318号，进了大铁栅门，才知是去峨边沙坪农场。这一去就去了大堡。到3中队，工棚还在用稀泥糊墙壁，人就像码木棍儿，头挨头、脚挨脚，睡地上。从3月睡到8月，才用竹木搭起可睡几十人的大通铺。这时，全是右派等成年人在劳教。几个月后，几乎全部调去修铁路了，在1959年1月，这大堡作业区，全收容少年劳教，我留下来当大组长，公安局送来的右派张声让也留下做管理，燕大出身的张钟岫，做过重大副教授的作家杨禾，就留下做教员。
曾：大堡少年劳教是何时来的？听说还有小犯人呀！
林：劳教劳改，全混在一起，没有分别。你要问到那些孩子，他才对你说是怎么押来的。例如有个叫刘永清的少年，长宁县人，告诉我他判了七年刑。为什么事？是农村公社的农民，减了口粮，吃不饱，想用标语把这困苦贴出来，又怕打击，便叫这刘永清在场镇上吃了一顿豆花饭，让他去贴。清查出来后，便以反革命罪叛他七年徒刑。这娃儿是大堡最早死的，还没到1960年。
曾：1963年在冶炼车间，记得你向我讲过：有个娃儿被老师打了手心，他也造反烧老师家房子，判了刑。
林：我记得这娃儿，矮胖，11岁，叫刘俊才，是宜宾兴文那一带的人，也判的七年。死后是我去埋的。我那大组还有个冉发云，父亲与邻家有仇，他报复，把人家奶娃儿抱到水里淹死了，判了刑。这娃儿也死得早，由我埋的。
曾：你这大组长成了埋娃娃组长了哟！
林：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就开始埋孩子，埋到1961年底。有的娃儿分到我这大组，人影没见到就跑了，主要是饥饿，跑出去找吃的。记得有个小劳教，晚上跑出去，几个月没见回来，是打柴的农民来说，上面岩缝里挂着一个小劳教的尸体，已在腐烂了。就是夜晚跑去找吃的，不识路径，跌下岩的。可怜！不跑的，都饿得卷在床上不出工，等到天黑，溜到山上去刨洋芋与红苕，用洗脸盆煮来吃。无蔬菜无油荤，这些娃娃每顿喝点稀汤汤，加了些蕨苔与野菜，喝下也喊饿。熬到1959年冬天，调我到5队跑马坪，给我派十几个人，都是娃儿，进老林里砍树烧杠炭。每天供给两个炭窑，一个母猪窑一个罐罐窑。
曾：是供这些孩子取暖吗？
林：下雪天，供那些公安干警烤火御寒哩！我们十几个人，早晨去领一小碗早饭，还带中午饭一小碗上路，把这两碗饭全吃进肚里，还是饿。没有几天，这些人都丧失劳力，10多个人，死得只剩3人。我活出来，当时全靠另一个大组长胡敬德带领孩子种小麦，偷了几斤麦种给我，我每天偷偷嚼几十棵，吊着命。我领的这一伙娃儿，都是我亲手埋的。人家的爹妈好心痛呵！后来，我到了农业组，我领的一个大组有80多人，5个大组共400多人，熬到1960年，就大批地死亡了，天天在死，天天在埋。从外面劳改农场补充一些人来，仍然是没两三个月叉添了坟堆。把公安干警死得恐慌了，还没有断气也往3队医疗所抬，死到那里，就可减少些死的人数，减轻些自己的责任，毕竟是人命呀！
有件事，我最印象深刻，是挖地挖出一个小劳教偷杀农民的羊子，没有吃完就埋在土里，挖出来时，肉已变绿色还长了蛆了。几个小劳教一齐扑去抢来吃。我急得喊：吃不得呀！要吃死人呵！他们说：林大组长，让我打个牙祭吃一回肉嘛，吃死了也愿意！说时，那腐肉己咬在嘴里。这些娃儿都吃死了，全是我埋的。
曾：这种人间惨事，你不说，就被抹去湮泯了呵！
林：后来，把这个偷杀羊子的叫刘永青抓出来了，被他5大组大组长陈炳泰吊在梁上。吊了几小时，我提醒陈炳泰放下来，他不理睬。这娃儿被吊到第二天，手就残废了，吃饭无法拿筷子，更别说到山野去找吃的了。没多久命在旦夕时，干部叫我与陈炳泰送到作业区，两三天后，就说死了，通知队里去埋人，又是我埋的。
曾：大堡的劳教与劳改，在待遇与管理方面有何区别吗？
林：毫不区别，少年犯与少年劳教，吃一样的饭，干同样的活，睡在一堆，只是干部给我的名单上注明劳教与劳改，劳改有期，判的多少年，劳教无期。有个中学生劳改犯，名靳朝辅，现在想起来也感到内疚很对不起他。他曾告诉我，是因为饿得恼火，向着墙上贴的毛泽东像骂，还拿小刀挖了毛的眼睛，被人告发，以现刑反革命罪判了徒刑10年。那天，他卧床已起不来了，我还催他出工劳动。因队里规定了每天出工人数。中午我回来，他己死硬在床上，我心里的难受，埋他时，我是一边哭着一边忏悔，今天说起来仍不好受。
1960年，来了几个娃娃的妈，是孩子给他们写信呼叫饥饿，他们从成都来探望儿子。他们对我说，儿子调皮逃学，还有点小偷小摸，派出所叫我们交劳教所去管教，我们写了申请。没想到是这么糟蹋生命呵！一个个像叫花子。这些母亲以自己申请为由，提出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作业区干部回答：我们不管是家庭申请或单位申请劳教的，你们的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就是被他们用饥饿逼得去山上找吃）没有改造好，不能领走。
这几句官腔，就把这些母亲搪塞了。后来，这几个没被妈领走的娃儿，全饿死在大堡。就是改造好了吗？我最难忘有个成都娃儿，只10岁多一点，名萧华新，要他运粮背几十斤，他哭啼啼，我一路上唱起歌哐着他走。这娃儿也很快死了，还是我埋的。有一次，我问另一大组组长王少敏，埋过多少娃？他回答：已一百多了。我说：我也埋了一百多。
曾：那时，不是旦光福这中队长见我爬都爬不动了，叫卫生员谭伯林给我注射了一针葡萄醣，可能我也被大组长埋了。锇得我用手表换二两粮票，别人也不愿意哩！
林：我在大堡5队，家中寄的粮票，还有外婆省下的粮票，都被人截夺。那个叫谭文华的队长，就常拆劳教的信夺粮票。队里有个上层文化人士叫陈重寅，他与黄炎培是老朋友，黄炎培给他信里说，当前那些问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例，告诉他这是毛主席说的。他的这封信还公开念来教训大家。这陈重寅常收到家中的接济，有一次，干部叫他当众拆一封信，一发现粮票，立即没收，还开斗争会，斗他攻击国家粮食政策。
最艰难的是饿着肚皮运粮爬山路。有一次从大堡背粮，没粮票，见买豆瓣不要票，便买来狼吞虎咽，走到半途，口渴得嘴里冒火，爬到官料河咕噜咕噜喝得肚皮胀得要爆了，还得把粮背回队。有一次从几十里外沙坪县的粮站运回大堡，再怎么挣扎也没力气了。求路边坐的谭大娘救一救，老太婆心慈，不认为我们是坏人，就是说错了点话，这么整，也太过份了。她煮了一个南瓜给我吃，我无钱回报，见她儿子穿一条涮把裤子，我把身上的卡其裤脱给他，他不肯，我光着两个腿就上路。回队时，大家一见我很滑稽，光着下身，上身却穿的棉袄。
曾：记得你向我说过，背一个娃儿去医务室，死到你背上的事，很惨？
林：这娃儿很可怜，看见他还有一口气，干部叫我背去医务室。他叫萧复兴，在背上他告诉我，他爸在他3岁就去世，是他妈捡垃圾辅养他。偷了几根农民红苕，就劳教了。他好想妈哟！边说边哭，这一哭，把我想妈的情感也挑起，我也哭起来了。他哽咽着说：这辈子只想再看妈一眼。我背他刚翻过官料河的坎，就没声息了，我回头，一股人死时的难闻气味，熏得我恶心。怎么办？背回队，增加了队里死人数字，干部不允，而医务室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兴！原谅我，没有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有给你水葬，下官料河了。
那时埋人，挖不动冬天的冻土，只好挖个浅坑，盖点泡泥巴。到了开春，看见山上的狼与豺狗，把尸体啃得只剩些骨头。我与胡敬德就相约，谁死在前面，埋时，千万要埋深点，免得被狼拉狗扯。结果胡敬德这个河南人，身体比我棒，拉柴时还帮我，他死在1961年，我活出了大堡。
我没死，却差点残废。因担粪，脚穿草鞋，踩到木板的长钉子上，消毒只用红药水，没两天，脚肿得很大。幸喜医务室杨医生是个右派，同情我，他说不处理，就锯脚杆了。他当过志愿军，缴到美国兵两包消炎粉，一直舍不得用，他说看来不给你用，你会残废。在无麻药无消炎其他药品的老山上，杨医生就用小刀花了许多口，挤出胧血，痛得我钻心，他把一包消炎粉全撒上包裹好，一星期后就消了肿，再一星期就可下地走路了。不遇上这杨医生，我早成残疾人了呵！
杨友元被一个烧饼改变命运
我与小谢约定去杨友元家，途中，我想起我在制茶车间看见他时，已是文化革命之前，还是个未成年少年。用大的木铲把鲜茶叶往转动的茶灶里运送。再见到他时，是出差重庆，经重庆日报院内工地，他正在给农民工发工资，还招呼我，已是1980年代了。看样子，他在建筑工地当工头式角色哩！
走进他家，一看，几乎与当下中产者不相上下，我说：杨友元，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他嘿嘿一笑说：只算脱了那层穷皮逃出霉运了。我说：那些处级干部的家，也不过如此吧？
沏上茶，便开始对话了：
曾：你是为什么栽进劳教那火坑的？
杨：为啥？就为我偷了家里一个烧饼，我妈打了我，我就跑了，爬上火车，在内江一下车，就被抓了！
曾：可能你是被认为是盲流，把你当流浪儿童收容了！
杨：就是！当时，我才11岁多点。警察问我为啥离家，我也说了，是偷家里烧饼挨了打，逃跑的。没两天，就把我押往峨边大山里。
谢：为一个烧饼，也不必跑嘛？
杨：我家管得很严，打得很凶，怕打呀！所以内江的公安警察问我想回去吗？我说不想回去。后来，他们发一床小铺盖给我，说送我去读书。我有点迟疑，一上路要求回家，便哄着哐着带我到峨边大堡。确也发过一本书，读了一个月，就发一把小锄头，叫去跟着大人垦荒，扯草呀，搬树格兜呀！这时，已1958年冬了。
谢：那么小，就弄去劳动，也太造孽！
杨：不只一天劳动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学习，学习就多数时候是开斗争会，斗你偷了奸了，斗他偷了懒了。接着就饥荒来了，一锅水撒点包谷面，掺些野菜，和莲花白菜的老梭边叶子，白菜心就留给干部吃。喝那稀汤汤，吃得人走路在打偏偏。只过年，一顿有二两粮一小碗饭，吃了还喊饿哩！
那时，千万不要伤病，没有医药，一伤一病，就只有睡在床上等死。我是靠偷点洋芋红苕和埋死人可以得一个馍，才没有病倒，那个馍也是老梭边菜叶混点玉米面做的，多吃一个还是饿。
曾：死人最多时，是60年61年，你们大堡一队死了多少？
杨：起码是3、4百人的三分之二，我一天就要埋5、6个，开始埋时，还用那床铺盖把人卷起拴住两头，丢进坑。以后，铺盖成了滥油渣裹不了人，就只好埋裸体了。
谢：死人最凶的时候，你是啥反应？
杨：恐怖呀！有天早晨醒来，睡我左边的娃儿死了，右边的也没呼吸了，你说吓不吓人？但是后来见得多了，埋人多了，也就麻木了。有一次，我去偷彝胞的包谷，已走出包谷林，彝胞发现我用裤儿装的包谷，一火药枪打来，我想完了。醒来时，我已睡在队上，不知谁抬回来的，认为伤得这么重，必死无疑了。好在一队的卫生员找些草药，还把我的伤医好。到1961年死人高潮后，把我调到沙坪茶场场部下的制茶车间，我已13岁，更多生活知识与能力，才活出来。
但是，1962年叫我又回了一次大堡。因为死了的那些娃儿的父母，来找场里要人，人死了也要见坟。就派我去给那些坟堆插写了名字的竹签，认为我这埋人最多的记得埋的人在哪里，哪还记得清，只好张冠李戴。让要挖骨头或悼儿的，有个交待。挖回去的，肯定不是自已娃儿的骨骼了。
曾：你1961年调到沙坪宋家山，茶梯的茶苗还未长出来，茶房那制茶还没开始，你就到了茶房吗？
杨：我回忆起了，是先调的白夹林女子中队，那里有几百女劳教，是准备将来的采茶工。派我们几个13、14岁的男娃儿去打柴。在那生存恶劣的饥饿环境，我们男娃儿晓得去与饥饿斗，她们就只晓得互相斗，开斗争会真凶狠，扯头发呀！抓脸呀！有次，我见斗得惊叫唤，跑去一看，按着一个女的，在拿牙刷刷阴道，也没干部制止。
曾：这是饥饿与压迫把人压得心理已变态，阶级斗争把人性变兽性，超过畜牲野兽了。
杨：后来，我回到重庆，还遇见这白夹林女子队一个姓徐的，她与我摆起那时的惨酷生存环境，管她的干部要奸她，不敢反抗。反抗了，不让她去打柴，就活不出来，因为打柴可多吃一份口粮。
曾：这种事，劳教营里也不只这一两件。打锣坪戴富荃就撞见指导员施平在就业劳教人员老婆的床上。这种事，后来不重复于女知青身上吗，女知青不顺从于书记队长的，就别想回家回城哩！有人不了解毛时代的那些丑恶，还说那时如何好，只是受共党的宣传机器愚弄呵！
谢：你在峨边那么多年，父母来看过你吗？
杨：我家5个子女，全靠我爸在七星岗豆腐车间上班，弄得回来点豆渣来救几个娃儿的命，哪里还顾得了我呵！我也不敢望父母的关怀，只想保住这条命，活出这穷山恶水。
从杨友元家访谈出来，心更沉重。但也兴奋来重庆，倒底打捞出许多历史的真实细节和片段。
杨泽云找生路跌入火坑
前天在公园与杨泽云约定，今天去他家访谈。由陈桐君引我与小谢搭上公交车，到了站点，杨泽云己等候着我们。
进入社区，发现他家在新建的园林化楼幢里，屋是刚装修后才搬入的，家具也很时尚，看来，1米8个头的杨泽云，他的日子过得早就脱贫，属中等人家了。
他说自己在劳教营曾用名叫王泽云，因母亲改嫁王家改的姓，现在，又改回姓杨了。
我在劳教营遇到不少娃儿是受后娘虐待，跑出去被视为流浪儿收容的，听杨泽云谈，他是在继父的歧视下，加上吃不饱饭跑出家的。
曾：继父对你不好，在家中，有你妈呵护你，总比外头好呀？
杨：王家还有三个比我大点的娃儿，我的处境怎么会好。继父是个建筑工人，2、30块钱一月，供8个人吃饭，一个锑锅惨满水，吃不饱，经常不吃早饭就打着一双光脚板去上学，日子难过，有时挨了打，就跑到临江门那些洞子里睡觉！街上有娃儿告诉我，跑进孤儿院，可以吃得饱些，我找到磁器口这地方一看，挂了一块“重庆市儿童福利教养院”的牌子。1958年我才12岁，就混进去了。管理人员问我的家，我回答没有家，就收了我。
谢：既然在福利院了，我不明白，怎么又把你弄到峨边去的。
杨：福利院查到我的住址，街道居委会主任我还喊她伯妈。她说：放这娃儿一条生路，家中确实困难，就收容了。后来怎么去劳教的？是听说我家遭火烧了，我跑出去看，又被公安局逮住，问我家？我说没有家。这时已是1959年9月。把我送到解放东路转运站，准备送劳教，还有10几个将同我一路去的，都不知道劳教是怎么回事。行前，我给家里写了封信，我妈还抱着妹妹牵着弟弟来看过我。送走的路上，公安警察怕我们半途跑了，还恐吓我们说：别乱跑呀！那山里农场有老虎豹子，谨防把你们吃了。把我们交了差，他们才放了心。到了大堡3队，男娃儿有3个大组，女的有一个大组。除了成天感到饿，就是感到冷，夏天了，还要穿棉衣。最苦的是运粮，从大堡镇粮站背上山去吃。那粮是炕干的，乌黄颜色。饿急了，只有抓些生包谷嚼来吃。
谢：说一说你逃跑的那段经历，为啥要跑？
杨：已经饿得我皮包骨了，来大堡一年多，尽吃的包谷糊，还掺些野菜或蕨苔，痨得想吃一顿白米饭，听说跑到沙坪那边才吃得到。比我大一岁的胡德高，是安岳人，约我一道跑，我们就背了个洗脸盆，弄到一小瓶盐巴和几盒火柴。偷了些别人衣服裤子，穿到身上，以备没有法，用它去与彝胞换包谷粑。我俩夜行昼宿，钻到一人深的草里走，没有人看得见。饿了，摘了个南瓜煮来吃了又上路。正走在一条狭路，被几个彝胞捉住，把我俩用草绳绑在他家里。还问我们是哪个队的小劳教，看样子是要押回队去领偿。天黑了，趁他两口子睡觉，我设法挣脱了一节绳子，爬过去让同伴用牙齿把我的绳子咬断，我解开他的绳子，在屋里摸到个木盆里还有些包谷糊，我俩抓来装进肚皮，赶快跑！没跑几里，捆我俩的彝胞又抄小路阻挡我们的去路，他一扁担把胡德高打在地上卷起。胡叫我快回队去找队长救他，他的脚已断了。彝胞不理他，把我又抓回他屋里，不知为何，他又推我出屋。我趁机跑回去找胡德高，只见地上一滩血，我喊：胡哥！你在哪里？也没人应答。向前走，树上跳下一个女彝胞，骑在我身上，脱了我一条裤子，又钻出两个男的，剐了我身上的衣服，我呼喊他们换点吃的给我，都跑了。我在岩匡睡一夜，走到见有些房子的地方，估计那就是人们说的白杨乡彝族管理区。看见一些彝胞在杀牛庆祝什么节日，我去求他们，说自己几天没吃东西。没有人怜悯，我捡了点牛骨来吮，哪能不饿呵。
这天晚上，我昏迷在岩匡里，下大雨，垮山，冲下的泥石流差点埋了我。山沟里的溪水，猛然涨成一条河，离我只一公尺远。以后，我失去知觉。醒来前，只听三队卫生员对薛队长说：这娃儿的脉搏都没有了，没救了。薛队长把他带的葡萄醣或强心针药，给我注射后，再端一碗南瓜汤叫我喝了。这一喝，更感到饿，要求再喝，卫生员说：你已饿了12天，再喝，肠子要断。我说求求你们再给我喝，喝死了，我也情愿！第二天，用滑竿把我抬回去，滑竿转一个急弯路，一甩，把旁边薛队长扫下河，冲了几米远才救起。回到队上，广播里就用薛队长为救我，险些淹死，来教训劳教不要跑。当我死去活来的事摆出去，听了的小劳教，都呜呜地哭了。
谢：你说说饿得你成了野兽这话，是怎么感觉的？
杨：那是正月初一，突然发现每人碗里分到几片肉，我几口吃下肚，伸手把沈其良碗里的肉，也抓来吃了。他扭着我哭了好几回：王泽云呀！我一年才分到几片肉，好不容易，被你吃了！呜呜呜！这哭声，一直响在我耳边！想起这事，我就惭愧自己已被改造成野兽了呵！我枯瘦得成光骨头，屁股上的骨头也顶出来，他们给我取个绰号：尖勾子。
曾：你怎么走出那大堡的？
杨：把我抬到二队病号房了。一天，省公安厅来了一些人，好像知道了大堡死人太多，来调出山去抢救，点名点到我的名字，别人说我走不动。干部叫我下一批走，我说：我要走！我爬也要爬下山，在地下爬了10多公尺，膝盖被小石渣磨破，只是白的印子，血也没有。这好像触动了来调人的，找了一架滑竿把我抬下山，然后到了大为硫磺厂劳改队。那晚上，煮的牛皮菜稀饭，吃得好香呵，从劳教到这晚，才头一回吃到大米，为吃一顿米饭去逃跑，差点丢了命，现在，会活下来了，高兴了。晚上，我看刘大柄没有铺盖，冷得可怜，叫他钻到我铺盖里来，打伙盖。盖了两夜，他见我身体瘦弱得不如他强壮，敢把铺盖抢走，不让我盖了。我只好找别人打伙。当我吃大米饭一段时间，体力恢复，要打刘大柄，他又向我告饶。
谢：你在大堡多长时间？才出来的？
杨：1959年7月到1960年底，只一年半，人就变成几根骨头包一张皮，像个骷髅。不是靠晚上遛出去用手刨点洋芋或红苕种，煮来吃，早就饿死了。我的手抠洋芋还抠到死人的头盖骨，已没有什么惊吓了。有的人是饿急了，种下的洋芋拌过杀虫的666粉，没洗掉被毒死的，有吃野生毒菌死的，有打死吊死的，也有拉肚皮拉死的。见啥，就抓来吃啥，四足蛇、蟑螂、推屎爬，都吃。我把推屎爬烧来嚼到嘴里，还有香味。饿慌了，吃什么都觉香。去偷吃的，都被打，我都被吊过，还吊的苏琼背剑，活出大堡，不容易呵！在大为硫磺厂劳改队恢复了身体后，1961年又调到大渡河边的沙湾中川铁厂，上矿山的火烧埂下洞子，去挖矿。由队长李松筠带我们教我们怎么打洞、放炮、炸矿石，他还会阿护这些孩子，孩子们都称他李大汉。
在大堡那死里逃生的经历，终身难忘。那阵子，我给家里写信，向妈都说断头话了：妈呵！要见你儿，只有来生了。没想到12岁多抓进去劳教，28岁回到重庆，从抬石头下苦力到今天办起企业，还结婚生子，盘出了一家人。去年（2009）年，是去峨边50周年，我约杨友元又回到大堡的山上，去吊念那些死了的小劳教伙伴，也庆幸我们逃出这死亡营，归来，我还写了一首快板打油诗，我念给你们听吧：少年发配峨边城，九死一生捡条命。目睹成千小生命，夭折大堡乱葬坟。夜夜只闻惨叫声，控诉人间太不平…他念着念着，眼里滚动着泪水，我这经历过目睹过的人，心上也诵着一股又一股酸楚。
到杨泽云家去访谈，是陈桐君陪伴小谢与我同去，临别时，陈桐君要我俩第二天去七星岗他家，他要亲手做两个家常菜，要我们品尝一下他的下厨手艺。看见他拄着拐杖，跛着脚，坚拒了他这番好意，可是他坚持要做一顿便饭来待客。
陈桐君皈依佛教修来生
陈桐君也是少年劳教中，最低龄的。记得文革期间我与他在八中队时，他还没有成人相。他还回忆起我趴在黑板上写板报的样儿来，使我想起他与吴成经彭玉祥那一伙成渝两地娃儿，吃不饱，去买农民的高价挂面来填充肚子。
在七星岗一座住得很密集的居民楼里，他拄着拐杖将我俩迎入他仅27平方的家，厨房也挤在过道上。家很简陋，却整齐干净，显出他是大堡小劳教活出来的，最清贫的一户。但是，令我惊异的是，他的儿子竟然有一部笔记本电脑。这电脑与这家显得很不协调，似乎是十分奢侈的东西。看来，这家尽管狭窄得有点压抑，这电脑却扩展他们精神天地，精神世界十分宽广。
更叫我惊异的是：他很小的卧室里，却设了礼拜佛陀的佛龛。供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有象征性的塑料香烛，免去了香烟的污染，小收音匣里还放着诵经的声浪与佛教音乐。我看见慈祥的观音，她那十分母性的传说，对这个幼小的陈桐君因劳教而被剥夺的母爱，这菩萨对他，应是一种安慰与补偿。
我们只能在他卧室里访谈，放两张凳子，陈桐君只有坐在床上回答。
曾：你是哪一年用什么理由抓你去劳教的。
陈：开始是因为家穷，上学交学费也困难，尽管我成绩也很好，却常受老师的白眼。我们住的那一带的人都较穷，是卖水的水市，这小学后来拆了合并在较远小学，我就没有上学，游玩街头，那年是国庆十周年，要光辉城市容貌，就把我收在儿童福利院去读书，那地方，重庆人叫孤儿院。只有饭吃，几个人伙起去捡破铜滥铁卖来买糖果，就抓去劳教了，那是1959年7月。我是1947年5月出生，那时刚满过12岁，今年为了办社保，我回到沙坪劳教所（现已由峨边迁到峨眉）去复印我的档案，送我劳教的公安部门，给我年龄写的13岁。
曾：送峨边就到的大堡吗？
陈：在场部这边的白夹林中队住了3天，才送的大堡作业区一中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只一个月，就喊我们去找野菜，1960年，开春了，山上蕨苔冒出地面，就叫我们把它割回来，下锅煮了再用水漂，捏成团，在玉米粉上滚一下，就弄去蒸，一天只吃这么两个野菜团，饿得晚上跑到彝胞坪去偷菜，萝卜、四季豆、莲花白，偷来有火就煮来吃，有时饿急了就生吃。蛇与四足蛇，都吃。那山上的蚯蚓特别大，有手指那么粗，4、50公分长，抓住把它两头去掉，用手一抹，勒去它腹腔的泥水，就往嘴里塞，吃这些野生动植物，还吃出经验，推屎爬又名屎克郎，壳太硬，必须烧来吃。找到蛇蛋，必需煮来吃，煮熟的剥开，已孵成了小蛇的，我也吃过，人饿得巳同禽兽无区别了呵！
曾：这些东西，也许你吃得不多，我看归国志愿军授过中尉的刘诺夫，转业到川南一县文化馆成了右派，折耳根（鱼腥草）挖一脸盆，水一冲就往肚里塞，是死在峨边劳教营的呀！
陈：后来，我是别人背我下的山，从大堡街上坐马车到峨边再坐汽车到沙湾中川劳教铁厂，休养了3个月，略有恢复，就调上矿山下洞子放炮采矿了。当时也才13岁半哩。
谢：你在大堡那几年，偷吃东西挨过打吗？
陈，只有一年多，被彝胞捉住过，我跑脱了。没跑脱被打得半死，他们还抬到队里来，我估计会给他们赔偿。没有赔偿，那些娃儿，他不会往山沟里一甩就谁也不知道了嘛！我更多是偷场里的，当时发现红苕种集中在二队，半夜去地里抠红苕，也像杨泽云抠到埋的死人，手湿湿的臭臭的，常碰到。
谢：你不怕吗？
陈：早就赫破了胆，吓大了胆，麻木得无所畏惧了。那山上，胆小的，老实的，几乎都饿死了。你想，一天才一两多点粮，尽是些野生动植物，嘴巴哄到了，野菜下腹，拉屎才脑火哟，要用手去抠出来一沱沱的疙瘩，像羊子屎一样。我因为人瘦小，目标小些，彝胞逮我们总找大个头抓。我看了电影红湖赤卫队，也学游击队员往荷叶里一藏，大堡的茅草一两人深，我钻进茅草丛里，只要不动，就发现不了。有一次我在茅草里藏了几小时，才脱身哩！
谢：走投无路，求生无门，你哭过没有？
陈：哭呀！尽是饿得哭，后来瘦得偷也没力气了，全仗有个小劳教，与我耍得好他在厨房里，有时悄悄塞半个蕨苔馍来给我。如果再不背下山，我也埋在那山上了。其实在大堡那段日子，没有文化革命调到场部八中队使我痛恨，我在1961年就解除劳教了，到了1966年后，被严管得又像犯人了，当时曾伯炎与我同队，这些就业劳教茶场的，经常被斗被打，那个杜金钟被打得爬到尿捅边去喝屎水来治内伤，有的被铐成苏秦背剑，有的被吊鸭儿凫水，多少人受过这折磨，饥肉痿缩，将会残废。我自学了点针灸，虽然是半罐水，救急也帮了5、6个人恢复了。曾伯炎知道那阵陈永亭与廖竹村的针灸技术最高，我去拜师，他俩嫌我文化低不肯教，我就自己学，也救助了难友，使我心里感到无愧！
谢：他们告诉我，那个吴新死了，心子被别的娃儿挖来吃了，你知道吗？
陈：怎么不知道。吴新与我还耍得很好。我问他是哪里的，他告诉我家在昆明，他爸是昆明著名的魔术师，是伙起几个同伴出走，走到重庆被劳教的。他的心被挖是轰动当时的新闻。
谢：你回家是哪年？你妈见到你时是啥情景？
陈：1974年被劳教16年才放我回家，12岁离开妈，28岁才见到，我妈抱着我哭呀！我也哭呀！我是妈的幺儿，前面3个姐姐都死在饥饿困难的年月了，我不去劳教，也许家中生活好些，他们还活着哩！
谢：你来烧香拜菩萨，我来给你录个像。
于是，陈桐君在观音老母下叩拜，这个丧了老伴，在宗教中找到精神寄托的人，仍从被折磨的困苦一生中，坚强地话着。
结束访谈辞别他时，他坚持要留我们吃一顿他做的家常便饭，不多的几个菜，做得确实好，比我吃的多少盛筵可口。从苦水中长大的孩子，更懂得过好日子更珍惜自己的岁月。好不容易的死里逃生呀！
颜嘉森上小学成“反革命”
访问的下一家，是颜嘉森了。他要小谢与我坐公交车到沙坪坝重庆大学门前的车站来接我俩，再坐几站郊区公交车才到他家。几经周折，手机与他打了多次，才联系上见到面，约半小时后，才到他准备娶儿媳的家。90来平米才装修了的公寓房，他说自己儿子毕业分到文化局事业单位，好费劲托人找关系，在渣滓洞，烈士墓参加红色旅游一条线的工作。又抱出些水果来，说是儿子单位搞腐败，收的进贡物品。
我说，沙坪茶场那万亩茶园，应是红色旅游地呵！将来在历史上，应不低于你儿的红色旅游产值，不亚于奥斯维幸集中营的地位，他们把数万人血汗加数千人生命付出的建设，已弃了、废了、荒了。那才是一条红色旅游线呵！前年，还有个北京退休又返聘人民大学的科研人员，名李云亮，千里迢迢到沙坪去找他右派父亲的尸骨，找不到了，回到成都来找到我，向我打听他父亲，是省邮电局送去的，见过吗？还伤感地告诉我，不是他妈毕业华西大学药学系，在西南制药厂做总工程师，他还上不了大学。我只好把刚印的那本《幸存者手记》送他，当年右派的亡命沙坪劳教营的苦况，也是你爸的劳教史了。他感谢地辞别，回到北京后，读了手记，还在电子邮箱里向我提了许多问题。
因为那是一段血泪史，便想抹去？却不知，将来绝对比他们那红岩红色旅游线，更招揽人凭吊，更能赚很多钱呵！感叹一番后，开始对颜嘉森那段劳教历史的记录，小谢调好镜头，我打开了录音机：
颜：那是1959年11月，从沙坪坝小学就把我送劳教到峨边，20几个重庆娃儿，被押起去大堡，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才到大堡镇。上山，分我到四队。早晨起来发个小玉麦粑，一瓢萝卜汤，领一把锄头，就叫去有人高的草坡上开荒。那个右派大组长姓龙，要我们一天挖三厘地。我举不动那么重的锄头，咬牙举起，那重量压得往后一仰，龙大组长说，你在干啥？他逼我往土里挖，锄头挖进土里，就扯不出来了，还是龙大组长帮我扯出来的。我就完不成任务，威胁我：要扣饭。被困在山，淋着雨，又冷又饿。到12月，早晨出工前，一人发一瓢包谷羹，我数了一下，不到20颗包谷磨的瓣瓣，人就饿得走路也晃晃忽忽，我去找那个医生也是右派诊断，他给我开个病号证明，叫我不出工去休息。到1960，就更是皮包骨了，我给家里写信：也说永别了。还不晓得这是人要死时说的话。后来，确实不行了，就把我交给二队的医疗室，在三病室，由右派医生马德安管，几天后，转我到重危病号的五病室。有天晚上，我还较清醒，只听砰的一声，摔我在地上，然后被拖到房后溪沟的坡上，身边尽是死了的娃儿，都冷硬了。我就再也没知觉了。半夜过后，下一场大雨，把我淋醒了，一看，我在几十个死人堆里，便爬回病房，被护士看见，惊呼呐喊：打鬼！打鬼！有个队长扯出盒子炮，一个大点娃儿抓起一根树棒，向我扬起！忽听有人说：哪里是啥鬼，是颜嘉森呢。这才把我放在铺着蕨锯草的铺上，光生生的裸体，第二天，才找了件衣裳给我盖上。他们给我点米汤喝，我这人命大，慢慢就能爬了。我爬到厨房，帮炊事员撤菜，他们让我去洗饭桶，我沉淀出一大钵饭渣，就澄来喝了。慢慢地试着拄一根棍子就站得起来了。
曾：你提到亲眼看见饿得挖死娃儿的心子炒来吃，那过程说一说吧！
颜：那两个人用割草刀去割那尸体的胸部，我就说你们也太残忍了，都是受苦受难，怎么忍心嘛！我在说，他两人已挖出鲜红的心子，还对我说：吃得！这也是肉呵！去找火弄来吃。我回答：我不吃，再饿也吃不下。后来这两个娃儿被抓时，中队长还来问了我，并一再叮咛我，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就闭口不谈。一、二十年后，回重庆在公安分局，他们给我平反，其实不叫平反，只是写一张纸片给我，说当年在小学说我写反标，弄错了。我说，戴局长，你们整我到峨边，把我弄得好惨呵！饿得人吃人的惨剧，也见过。戴局长还叫我别乱说，我说，我亲眼见的，你与我去那里，我给你指得出吃人的地方，也说得出一堆劳教与干部的证人名字。说得他才不好开口。暗示他们弄孩童劳教，也是有罪呵！
让我再说怎么脱离那大堡活出来的。是省劳改局看见人死得太多了，开汽车来往成都动力机械厂转移，这是劳改局直属的厂，在成都北门，我就是这么转去的。
记得那年有个政策，文革后期，林彪爆炸后，解决民国时县团级定为反革命的，重新安排工作。我请探亲假回重庆，去沙坪坝公安局，质问：你们说我父亲是民国时团长，就定为反革命，沙坪坝的人都说他是颜团长，为啥现在不落实他的政策？他们回答说，经查证，你父亲不是团长。他哐我，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我爸就这么冤枉当了几十年反革命，我也冤枉当几十年小反革命。因为是阶级敌人，修公路，辙了我家房子，也不补偿。
谢：把你捉去劳教，你家里人通知没有？
颜：通知啥，记得那是1959年9月，我写信，父亲与二姐来解放路转运站看我，父亲给我的笔记本，上面写他的经历，抗战时那年离的山东，哪年在北平与重庆。公安管教给缴走了。要过中秋节了，我二姐给我一个月饼，也被缴了，我扭着那公安闹：这是我姐给我的呀！他说这里头不许吃东西！（说到此，颜嘉森呜鸣鸣哭得仍像个孩子，可他己是60出头的老人了）记得1972年，我第一次回去探亲，没有家了。坐在路边，有个老邻居问：你是颜家那嘉森吧？你家已搬到靠西南医院那边坡上了。去找到一看，我七姊妹九口人，原住百多平米房子，现在只12平米，妈不在，去二姐家了，我见蚊帐里坐着一个人，像是父亲，我一曲膝跪在地上，喊：爸呀！他问：你是哪个？我答：我是嘉森呀！他说：不是说你死了吗？我说，阎王也没有人那么狠心，死过去，他怜悯我太小，又放我回人世了。
（颜说到当年这段情节，呜呜呜地哭得更伤心了）
曾：你是从动力厂回重庆探亲，也是从那里回的家吗？
颜：文革前，又调我回峨边了。因为我这反革命是硬载在头上的。后来人长大了，就懂得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的沉重了。我在成都动力厂里工作出色，钳工车工都做得好，还当了班长。但是，年终评审，表扬就没有我。说我一直在闹冤枉在翻案。我也确实在写申诉，自己写不起，还请省人民艺术剧院送来牢里的编剧朱伯封代写过。我估计调我回峨边也有这原因。调到三根桥中队，全是反革命，我的工资36元降到18元，还没有休假日，打倒四人帮后，才休息半天洗衣服。后来，右派走了，1980年也放我回家。我想不通，去找派出所的陈真胜，是他怀疑我爸是反革命，学校里的反标就可能是我写的，抓我劳教的。他已调到工商局当科长，我去抓他到派出所，两个人来阻挡，被我掀倒在地，抓住他胸口就拖到派出所。他吞吐地说：不能怪他，是路线造成的！全推给老毛的路线了。公安干警又出来圆场，给我写了一张蒙冤的证明。我说：你们整得我一个小学生，死去活来，活来死去，家破人亡，毁了我一生，这么一张纸写几个字就轻松开脱了，合理合法，还有心肝吗？
我还有一段惨痛经历，是在成都动力厂，把我们原大堡小劳教20多个娃儿，关在厂医院，由研究寄生虫病的周博士领一批人，把我们当实验品，灌一种药，下了肚子就拉，人就昏迷了。醒来又吃那药，又拉，又昏过去。实际就是实验这种药，看治肺吸虫病的效果。这实验搞了一个多月，那药整得人头昏脑痛，我身上至今还留下疤痕。据说这药就是在我们身上实验成功的。后来我去打听，有人告诉我，这药叫硫酸二硫酚。日本人的763实验中国人，我们又再做了一次这种悲惨的中国人哩！不是日本人实验中国人，是中国人实验中国人了。
从颜嘉森家结束访谈，他送我们上了公交车，才挥手告别。他给我留下两项磨灭不去的印象，其一是访谈大堡这夥娃娃长大的老爷们儿中，他是唯一的最小政治犯，12岁在小学就被诬成反革命劳教，他那冤屈的泪珠挂满了脸，呜呜呜伤心的哭声，也就刻在我心的磁盘，经常鸣呜发声在胸了。其二是他拿出原籍山东济南的兄长写的一封信，寄自济南名陋巷中学，《论语》里有孔子称赞他最爱的学生颜回之句：“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小反革命，很可能就是孔门颜子的子孙，他祖先在文庙祀于孔子侧，子孙幼小便遭这非人之罪，历史被颠倒成怎样的荒唐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