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接管中共最高权力半年以来的作为，让人看不到政治改革的一丝希望。不久前曝光的所谓“七不讲”指示，更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保守性展露无疑。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上周末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习近平尽全力要向西方世界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拥护新理念和改革的”第五代领导人”。在加利福尼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非正式会谈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多次报道，习李领导层正准备就七个经济和金融领域进行改革发表重要政治”宣言”。这些改革包括，加快人民币的市场化进程，允许私营企业在原本有国企垄断的行业发挥更大作用等等。这份将于今年8月公布的文件，还将就如何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阐述。
不过，习近平在上台后的头六个月里，也发出了若干明确无误的信号，那就是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将是走保守派路线的。在首都政治圈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习近平不那么像习仲勋的儿子，倒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七不讲”给知识界加上”紧箍咒”
使习近平世界观得到最佳诠释的事件，就是据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中共各个层级传达的所谓”中央9号文件”。这份文件的标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要求党和政府各级机关负责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着重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七个严重问题”。其中特别要求媒体记者和高校教师遵守”七个不要讲”，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以及司法独立不要讲。
大幕之后，多少政治动作在暗中进行 这已经不是中共领导层第一次为知识分子划定言论”禁区”了。2011年，前人大常委会主席吴邦国就曾经总结过”五个不要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然而，习近平将时钟拨转到过去，使中国倒退到吴邦国之前的时代。首先，吴邦国去年11月已经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退下来，在卸任之前并未制定具体的政策或规定来执行他的所谓”五不搞”。然而，负责执行习近平”七不讲”旨意的官员却暗示，高校教授和媒体工作人员如果涉足这些”禁区”，将会受到惩罚。
更令人关注的是，习近平列出的禁忌清单体现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惊人倒退。”七不讲”中的最后三条所代表的意义最为重大。通过禁止知识分子和媒体讨论共产党过去的历史错误，习近平事实上等于在为毛泽东主义教条的复苏铺平道路，尤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原则，以及对于异见者的残酷打压。归根结底，中共历史上的很多失误–包括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深蒂固的封建农民思想脱不了干系。
自从去年11月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如果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基础就会毁灭殆尽。今年1月，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强调，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期间产生的，但这也是建立在之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之上，”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这是习近平试图以另一种途径来粉饰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
默认既得利益集团，默认党凌驾于法律
党仍然凌驾于一切之上 同样，有关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的谈论禁忌也佐证了上述分析。尽管北京当局对网络言论进行严格管控，但有关中共”红色贵族”的话题仍然是网民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去年，西方媒体报道了温家宝家族坐拥至少27亿美元资产的消息，习仲勋家族的财富也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热点。虽然习近平本人并不被认为是亿万富翁，但无法否认的是，成百上千名中共元老或者部长级以上高官的子女后代，都在凭借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关系网从事着利润丰厚的商贸业务。而习近平禁止对”权贵资产阶级”进行讨论，等于是默默承认了，”红色贵族”正在将中国变成一个损害工农阶级利益的国家。
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领导层同样也造成了中国司法的倒退。上个月，《红旗文稿》刊登了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提出宪政是属于资本主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摈弃有关法治标准的”西方”理论。对司法独立的彻底否定意味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将永远无解：法院直接受党的领导。而权贵阶层大肆搜刮剥削财富的受害者，那些控告无门的平民百姓，只有通过暴力和骚乱事件才能一泄心中怨愤。据估计，中国每年平均要发生15万起大大小小的暴动和骚乱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