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戴富荃检根柴火成罪行
去戴富荃之家前，我想起他给我讲过许多故事，他是大堡那一批重庆仔中，与我相处时间最长，交往最多，出劳教营后，往来最多的人。1980年代，他跑广州、厦门、石狮做生意，口袋里揣几万块钱，怕旅馆里的旅人偷窃，曾背着钱来我家过夜。他是那批少年较大的，巳16岁了，被劳教。人又机灵，告听我：他睡在彝胞成熟的胡豆地里，剥生胡豆吃，彝胞就站在他头上，砰砰地打枪，他不惊不诧的吃他的生胡豆。这种捉弄人的老练与老道，我亲见过，就是那个出名的打伤农民抢走包谷粑的郭明忠，1961年调来建筑队与我同队，汪队长天天坐在队部高高的土台上监视这些娃，收缴他们打夜战藏的农作物，象老鸹守在滩上等鱼跳出，我见郭明忠提个龙口儿（仔儿们叫小口袋名称）汪队长叫他提上去，他往草丛里一塞，就跑了。汪队长拄个棍儿寻去，从草丛里抓出那口袋，却抓到一手的屎。这些娃儿可能是被收缴了许多刨的红苕洋芋后，想出报复的恶作剧来，这类悲惨岁月里的喜剧故事，戴富荃给我讲得最多。他出来投身市场，推销上海金兔牌绒衣，也赚了不少的钱，却因爱那牌桌上的游戏，被人烫了（打假牌）他从劳教营饥饿里练出的那点聪明，远远不敌这社会里的奸诈了。我与小谢在去他家的路上，我就将自巳颇熟悉的戴富荃的历史背景，介绍给小谢，便于她提问与采访。
戴富荃的家原在解放碑江家巷，后迁沧白路，这次迁到离市较远的新区，住得宽了，有150平米，可屋里很乱，仍似20多年前忙生意时的乱象。
同去他家的还有杨泽云与陈桐君，这两位热心人怕我们找不到他这新家，作引导来陪我俩。现在，他俩去看电视，我与小谢在一间安静的屋里开始访录。
曾：还是先从你怎么送去劳教说起。
戴：抓我劳教是1958年3月10日，为啥？为两件事：夏天，我与李全喜到勾子背的河里洗澡，打迷头谮入水底去捞螃蟹，可捞到结成一团很多夹在一堆的，在水底发现两根柏树，我拿回去砍来烧了，李全喜就卖给那唐木匠，事情被居委会主任晓得了，说我们盗窃了木料，告到派出所。洽好派出所那管我们的户籍，厚着脸皮想与我姐姐耍朋友，我骂了他，他早怀恨在心，后来，我检到一块破铁，拿去卖了，就借此说我盗窃。其实，那时我妈他们带起妹妹都到城里姐那里住了，只我一个人留在黄沙溪，因在此上学。上学回来没得饭吃，我就不上了，跑到化工厂去做搬运，一月可挣到40块钱，还瞧得起破铜烂钱卖一块两块钱吗？那天我进城去妈与姐那里，公安警察说：你叫戴富荃吧？到民生路派出所来一下，就把我抓去劳教了。
曾：还是从解放路转运站关押后送走的吧？
戴：对！在那里关了20多天，同几十个娃儿坐火车到成都，在天涯石西街收容所睡一夜，再上汽车，被拉到峨边沙坪农场，到新分沟中队，去时，墙壁还是刚糊的稀泥巴，竹子编的床上只丢些湿的竹叶，好惨呵！
谢：就说说怎么惨？
戴：例如下棱冰，冻得地面像玻璃一样滑，早晨起床拿着碗去吃饭，大部份人摔跤栽在地上滚丈多远，碗也摔得哐啷响，摔得稀滥。我溜得来冰，擦着地面走，就没栽倒。有的人爬起来挣扎到装玉米羹的桶边，早饭己抢完了。只有饿着去出工。晚上回来，又冷又饿，叫大家烧柴烤火，湿柴烧不出亮火，只冒烟，哪里是取暖，像熏腊肉，熏得个个人的衣服是烟子臭。我看曹大成的毛线衣，每个眼孔，都翘起虱子屁股，虱子也会把人的血吸干呵！
谢：看得清楚吗？
戴：我叫他们烧火来烤，火上一抖，只听虱子落进火里烧得哔哔啵啵，像放鞭炮一样。到1959年4月，把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就调大堡，也说是读书，我在一队也读了几天，到下半年，粮食紧张，尽吃的是萝卜，难得见点粮食了。到1960年开春，就尽吃的蕨苔做的馍，现在说那是山珍，那阵没有油，水漂一下，吃起来好腥臭，更恼火的是拉不出屎，我看卫生员田成沛用手去抠出来一沱沱像黑石头的屎。幸喜我调到运粮组，还运干部小伙食团的东西，我运他们的豆瓣也挖一盅，担清油也舀一盅，再倒一盅水进去，爱打猎那徐队长问我：那油为啥下锅爆得响，我支吾他说现在农民榨的油，菜子质量不好。其实，我没有怎么饿倒，比好多人幸运。例如几百人去红花乡粮站运粮，我们3个人混了4挑粮出来，有一挑不过秤，就挑到农民家里烙成包谷粑，我们与农民一齐吃。所以我没有饿死，
谢：你设有偷过吗？
戴：偷得少些，还是不偷就饿！
谢：那么你讲下偷彝胞被捉住挨打的经历？
戴：60年4月，见彝胞那片胡豆土，结荚了、饱米了、蔫叶子了，那晚上有10来个娃儿，摸到土里几乎把胡豆扯光了，我脱下长裤，拴紧两个裤足，装两裤管胡豆，正要跑，只见彝胞向天开一枪，喊偷胡豆的出来，说他已看到人了。我蹲着不动，等他去抓到一包胡豆跑过去，我就顺着沟沟逃了。这晚上，抓到那刘宝才，这娃还是山西平遥人，捆得手肿得像泡粑。
谢：你们有没有看电影这类娱乐呢？
戴：有呀！过年要放！
谢：放的啥电影？
戴：《教育的诗篇》，还有《地道战》、《地雷战》……
谢：感到快乐吗？
戴：又冷又饿坐在那里是受罪，有的睡在床上呻唤，能快乐吗？好多人跑了，借此去抠种下的洋芋种块，淘去上面的农药煮来吃，种一百多亩洋芋，出的苗，稀稀拉拉没几根了。是人饿得忍无可忍了呀！有一次，我被秦麻疯秦队长骂，我解释了两句，他就把我的手捆得麻木多天，我借故就说手残了，不能劳动了，那时，睡一屋的病号，像我这样能进老林背柴回来煮饭的人，已难找了。曾队长见了，也埋怨说：这么好的劳动力，捆啥嘛！去叫卫生员赵忠学给你砭银针。没多久，我又去老林砍柴了，砍的柴，也看炊事员对我吃得好不好，给好的，就背青杠柴，一背可烧3天。给的孬，背的悃山柴，烧不亮火，砍事员要依赖我，总的说来，我没有像其他人饿得那么惨，我是大堡很少的幸运者。
曾：我见过你妈从重庆来看你，60多岁了，还背一背篼东西爬这几十里的上山路，看得我好惊异，好羡慕你有这么健旺的妈。这么爱你这戴家独子。
戴：你看到已是文革时期那次来看我，她1962年还来过一次。
曾：那时场子已崩溃在停办，你妈怎么没有要走你？
戴：被他们看中我这劳动力，舍得放我走吗？要是病号，能吃不能做，就放了。
谢：大堡死那么多生命力正旺的娃儿，干部有死的吗？
戴：一个也没有，他们也有人死，除非这些劳教全死光。我们吃野菜，他们还在吃白面馒头。到了晚上10点，他们喊开会了，就是加餐了。怎么会死？只是少了猪肉等副食品，也有饿感。
曾：这同掌握粮食这生命线的公社干部，农民死一堆堆一窖窖，不会死公社干部一样。右派陈达维在夏家沟中队管饲养大组，他回成都后告诉我，饥饿年月，他每天晚上要煮一饭锅饲料洋芋，给干部李斌（中队指导员）悄悄送去。今天看来，这种以权谋私，谋点猪饲料粮，也够寒碜，毕竟是众多无辜人的命，才换来他们的命呵！打柴的劳教戴富荃都可多吃点多占点，何况有生杀大权的干部吗？
采访要结束时，我与戴富荃还谈到与他同队的赖万达，也是大堡活出来的重庆仔，已成当年渣子洞里的华子良，装疯巳装得真疯了，没有回到重庆，老了，还可怜地蹲在峨边那劳教营里。皆不胜唏嘘！
刘维福不敢真实写死亡报告
从杨泽云的访录中，提到他从大堡跑出去饿了10多天巳不省人事，是任卫生员的医生刘维福与中队长带人抬他回队，才挽救出这条命，这刘维福与我后来同队就业多年，问到他在重庆的住址与电话后，我与小谢在结束戴富荃访录后，又去了刘维福的家。他回到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到退休，住在半世纪前两间破旧的老屋，家里的陈设，仍然是文化革命时的风貌，但是，从死亡营里爬回人间的他，依然乐观地活着，有一种耐得苦的坚韧性格。
曾：你也是1958年发配凉山劳教吗？
刘：1958年3月，同行的有杨宗岫等，我们一同去的大堡，分配我做卫生员，你知道陈崇寅吗？他是民革重庆主任委员，我是看着他断气的，死得很惨。
曾：你一到大堡就在5队吗？
刘：在3队，因5队死人死得多，加上那里的卫生员胡献珍自杀，要我去抢救，一去就走不脱了。这胡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爱人姓许，当时还在重庆医科大学教微生物课。
谢：他为啥要自杀呢？
刘：5队死的娃儿太多了，他吓倒了。怕追究责任追到他头上，其实，他就是喝的碘酒，也没啥药供他自杀。
谢：死人与他有多大责任呵？
刘：在那里面，怎么说得清，没有事没有错，也可以给你栽一沱，何况天天喊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右派就斗成反动派了，吓破胆了的胡献珍，怎不恐惧呢？
曾：这胡医生抢救活了没有？
刘：送到二队医疗较集中的队去救，听说没有救活。5队是叶华俊当教育干事，他与韩队长都留我，打电话给3队，借我作卫生员，还说优待我到炊事房，去吃饱。我当然答应。我到工堋一看，300多娃儿，水肿与枯瘦的占百分之九十。病危的就有3、40个，我说这么混杂着住，不行，空出一间屋来，把轻病重病分开。靠我一个人也干不下来，选10个有初中文化的，帮我考一考体温与脉搏，他们来做护理，也应吃饱一些才能干活，干部一听，满口答应。然后，我又提出成立一个单架队，每天送重病的到二队的医院，把40多个病危的全送去条件较好的治疗。逐渐才控制了死亡。后来，惊动场部场长也来5队，帮着推磨磨黄豆面，弄康复散。
谢：死那么多人，从场里的管理与制度看，有没有关系？
刘：就是饥饿，我把水肿帮着消下去了，饿没有解决，仍在死。
谢：人死了，你医生的死亡报告怎么写？
刘：不能写营养性水肿死亡，写了就说你攻击共产党，污蔑社会主义。我在3队与王泽人（民国任过四川省长和抗日某集团军司令王缵绪之子）说这水肿是吃不饱引起的，我两人被拖去斗争了3天。我有过这教训，写死亡报告，尽写的：急性心肌衰歇死亡。
谢：那是说假话作假嘛！
刘：不作假怎么过得了关！
曾：那里面死的都是老实人，刘医生要说真话，说不定今天我俩己访谈不到他了。
许承初的父亲冤死后他再蒙冤
在重庆，最宏丽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当年邓小平坐镇中共西南局建的北京天坛式大礼堂，当年称呼西南局大礼堂，现在叫人民大会堂。每经过此，我就要想到在峨边沙坪劳教营，那些重庆送来的小劳教，曾多次指着在他们小劳教群中最小的孩子许承初告诉我：他爸就是建这大会堂的总工程师，在“三反、五反”运动被枪毙的。他是受他父亲株连劳教的。想到此，我决心要采访这典型的小劳教，便向重庆这一批幸存小劳教打听他的住址。他们告诉我：许胖么（他们呼许承初的绰号）没有回重庆，还在劳教营里就业。有他的电话吗？抄下电话号码，他们告诉我：这劳教营已从山上迁到眉山市了，当年由右派劳教建的万宙茶园千亩果园，已放弃交县里，许承初也随他们迁到眉山了。
听罢，我感叹起来：今天，由贱价劳力不仅打造了温饱，还制造了高增长的GDP，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大跃进用无偿的奴工建造的茶园，数千白骨代价建的劳教实体，竟成了废园，这些生命代价不冤上加冤吗？
小谢说：那我们就回成都再转眉山去找许承初，让我也见识一下新的劳教营，和在劳教营里生成了50多年的小劳教。看见小谢这个晚辈，她挚著追求的不是那些现代的物质享受，而是湮没与正在消没的历史真实，我又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回成都没两天，我们两人在新南门搭上长途班车，向眉山进发。
许承初20多岁在制茶房，与我同劳动3年。当我在电话里告听他，我专程来访大堡那段历史时，他问清我住的旅馆后即说，他马上坐公交车来接我俩，不到半小时，他就引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当年有一对机灵大眼睛的许胖，也成60出头的退休老头了。家里有妻子儿子，还高兴说到在准备娶儿媳了。
寒暄过后，小谢架好录像机，我打开录音机，开始了对话。
曾：往事不堪回首，却逼人必须回首去看，你从幼年进来劳教，隔离了家与亲人，一陷就陷到进入老年，现在，你怎么看这段历史。
许：一提起过去那些苦，当然伤味哩，我也在那死得一窖窖时，死去活来的。后来，作业区主任有个3岁娃娃没人带，他叫我去做这娃儿的保姆，经常到他们干部小伙房去捡点剩饭剩菜，才没有饿死，活出大堡的。
曾：这主任为啥选中你，不选别人？
许：因为我最小，给这些劳教娃儿发衣服，我也穿不得，叫我去干点地里的活儿，也做不了啥，便让我幸运地留在屋里，不去风霜雨雪中下苦力了！
曾：这时，是哪年了？
许：正是一窖窖埋小劳教的1960年！不是这份好差事，加上可吃些干部伙食的剩莱剩饭，我也早埋在那些沟里了。
曾：照那时的阶级划分，你这父亲被镇压的下一代，也是狗崽了。你爸的情况你了解吗？
许：我爸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会英法德日意等六国语言，那时修的叫中苏大楼，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三、五反运动来了，打贪污叫打老虎，说他贪污了400块钱，是大老虎，就枪毙了。这是我妈叫淦志强给我说的。我爸的事，这劳教营里有两个人也了解，当年建筑队里搞设计的张渝与泥工陆治民都参加了那中苏大楼工程，都说很冤，说我爸这人才可惜。那时我很小，不晓得三反五反那么凶。80、90年代，我探亲回重庆，听我姨爹舅舅与哥哥说，他们为父亲的平反，上方要求找当时的证人，找了许多人，都死了，都无能为力了。应该在拨乱反正那时候申诉我父亲这冤案，迟了，就难办了，现在只好搁下耒。
曾：你爸的事，对你一家人打击很大呀！
许：靠我妈来撑这家，把她也压得够惨。他本耒是教师，不让她教书了，被贬到石板坡一个棕绳厂去上班。我家原住聚兴诚银行楼上，也撵到新华路再搬到南纪门的被屋。我才7、8岁，我下面有个哑吧妹妹，妹下面还有个弟弟。我爸死后，基本就没怎么上学了。
曾：那么你在那里？
许：把我收容到儿童福利院里，设在重庆大学里面。后来，我姨爹在九龙坡机务段，又把我接去读了两年书，没人管，书也读不走，就伙起一些娃儿游荡街上，用禅弓去打电灯呀，在糖果摊去混两颗糖呀！派出所的就叫我妈写申请说：反正你也管不了，交给政府，有吃有穿有书读，帮你管了，我妈就写了，1959年7月，我就到了峨边大堡，并没有告诉家里是劳教。我妈只晓得去了沙坪管教所，她以为我就是去了重庆的沙坪坝。
我从大堡活出耒，到了沙坪这边茶场的9中队就是原耒叫的夏家沟中队，有一天，中队的管教干事杨永清把我叫到队部去批评，说我妈八方打听找你，这么些年，问我为啥不给家里写一封信？没几个月，已是1964年了，他给我一个探亲假，我回到重庆南纪门的家，开始，妈没认出我，离家好小嘛！看我妈，拖四个儿女，人憔粹了，在家这一月，我没有四处去耍，尽在帮妈做活干重活，干了，才觉得心里好受些，到底我也17、8岁，吃了人生那么多苦后，懂事多了。
曾：1980年代，那么多人平反、政正，这一劳教茶场几乎走空了，怎么你没有走出这劳教营？
许：其实，1975年，茶场就与我家派出所联系了。当时，我探亲回家，户籍民警碰见我，就问：怎么还不去上户口，过期要作废呵，你们茶场早来联系了。我奇怪，怎么不拿户口给我，还叫我探亲呢？回场后，我去问干部，他们说是要放你，因为你是制茶的技术骨干，放走了，影响工作。反正你已劳动就业了，哪里都是工作。我犟得过吗？记得1961年，宣布我解除劳教，我吃惊了，去质问干部，没有人告诉我和我妈，是送我劳教呀？公安干警只说送我去沙坪劳动与读书呀！怎么不明不白地变成劳教了？我犯过啥嘛？大堡的干部说，巳不再是劳教了，过去了，就算了！我还是犟不过他们呵！
谢：你在大堡有过偷农作物的经历吗？
许：怎么没有。是10几个人相约偷彝胞，天又黑，狗又咬，彝胞捉到人就打得半死，我撒腿就跑，不识路，摔下几十米深的岩下。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必粉身碎骨了。谁知被岩下的树枝与葛藤把我挂住，就没落下去。天亮了，看得见了，我是抓住岩上的小树与葛藤爬上去，梭回队，装着睡在床上。幸好身上划破的那些口子，没有发炎化脓，否则，没饿死，也会死于败血症哩！那晚没跑脱的，有的吊起，有的脱光打得一身稀烂，有的娃儿捆起不说，还用红辣椒套在生殖器上，辣得惊呼呐喊！大堡的小劳教，过的是火焰山那样的地狱日子。
采访完了，许承初告诉我：他这一生，只能在此劳教所里，并结婚生子，且将为儿子完婚，婚期很近，正忙筹办哩！我想起在重庆，戴富荃对我说，他刚到这沙坪劳教营耒过，给他还活在这里的当年大堡同伴胡英作了生日寿宴，便问许承初，胡英家不远吗？回答我：很近，他又引我与小谢到了胡英家。
火坑里这小劳教夫妻
还在峨边沙坪劳教营，戴富荃与胡英从少年死亡堆里活出来，1960年代、1970年代，我亲眼见他俩在营里就业时，先后寻营里女劳教结婚，戴富荃生了3个女，竟奋斗一家5口，全迁回重庆。这胡英在结婚后，生下一女三子，难道因子女多，大城市卡入户户口，就卡在这劳教营，成了终身囚徒，弄成变相无期徒刑吗？
一进门，我就惊呼：小妖精！你看我是哪个？她喊出我的名字后，急忙让座。小谢悄声问我：怎么叫她这么个怪名字。我说，这是她的绰号，她名叫成孝经，孝经与妖精谐音，就被她的劳教姊妹戏呼成成妖精了。当时有个高明科的老婆与她同队，名字也谐音妖精，比她大，就喊为大妖精了。听说大妖精两口子回重庆南岸弹子石，现在是饭馆老板娘哩！
成孝经拖四个儿女，还要每天上山采茶进林伐竹，很瘦，一看，现在胖了。她告诉我，这辈子，没有回到成都，总把大女胡蓉嫁回成都，上次还把胡英接回去看病，到华西医院做了手术哩！
我问：当年听胡英说他家华严巷，我回成都住的宿舍，每天去青石桥买莱，要经过这巷子，便看那些门户人家，有你们的影子没有？
成孝经说，一直借口家里房子太窄，住不下，就把我们困在这里。回去要上6个人的户口，也说没有那么多户口指标。
我叹息说：你知道那阵公开卖户口的价格吗？我的亲戚是从乡下嫁小城市，10多年了，后来是给了两千元才上到户口。这两千元是那时一个工人一年半的工资呀！你们在劳教营就业，哪有那么多钱去买户口呢？
成孝经又叹息说：还借口我是郊区户口，说我没资格入城里户籍，华阳那边巳无人了，就又把我们卡在这劳教营里，走不了。
小谢对口齿玲俐的小妖精很感兴趣，又挖她被送劳教及劳教中的故事。
小妖精说出她的往事，与那些小劳教有相同的，又有不相同的。她说：那时我还只有13岁，进城耒投靠姐，在东珠市巷。没事就伙同街娃街妹去耍，就说我是游手好闲，姐他们是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一听居委主任一宣传劳教，叫她写个申请，就把我送峨边了。
谢：也是到的大堡吗？
陈：同路的4个男娃儿去了大堡，全死在大堡。我幸运没去，说留在沙坪茶场场部这边女子队将来去采茶，就逃脱死亡了。
曾：不容易呵！胡英与你不仅没死，还赚回了4条命，你们在劳教营里，在专政的刀子悬在头上，饥饿与半饥饿长期折磨着身体，几十年艰苦的劳役还挺住了熬煎，是多么独特的孤例，你们才是用生命写了一曲长征之歌！
成：老曾，你还记得我家最小的老四吧？他娘老子从前是被公安干警管押的，现在，他也凭文凭与能力，考上干警，在管劳教了。这话，引我忆起当年结束劳教，不给自由，继续劳教就业，这劳教营对剩余未死亡者动员我们：以这牢狱为家，以劳教为业，却改说：以场为家，以茶为业。看来，这胡英与成孝经两人，是数万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一两个话在劳教营的标本了。
王玉凤逃出死亡闯市场
一生陷在劳教营，还让下一代在其中接了班的胡英与成孝经两口子，使我想到另一对小劳教夫妻，他俩死里逃生后，在文化革命后期，也就是林彪爆炸温都尔汗后，又放宽了些，与我同被囚在打锣坪中队又称四中队的陈世方，也与原在大堡小劳教王玉凤结了婚，我不仅参加了他俩的婚礼，我住的较宽宿舍，还代招待过宾客。现在，这对夫妻在乐山做了水果批发商，2002年，我去峨边重访沙坪劳教营时，路过乐山，还在这对小劳教家里住过一宿，并邀一批劳教营幸存者在他俩家里进行一次重聚，他俩有太多劳教的故事，且都是从大堡小劳教死亡堆里爬出到人间的，应去访录。
陈世方，重庆人，父母曾在藏区和新疆工作。
王玉凤，乐山人，父亲是乐山市搬运工人。
这两个小劳教，尤其王玉凤，出身工人家庭，应是共党所说的自己人，在大讲敌、我、友的阶级斗争时期，从共党讲的理论与宣传的政策，都应是依靠而不是打击的群众，前面访录重庆那些小劳教家庭，几乎尽是贫寒的工人阶级，可见：早在1950年代，共党专政的铁拳，在消灭上层的地主资本家阶层时，就已伤及祸及他的阶级弟兄了。记得文化革命，报刊上大肆宣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望着长大的小劳教，从童奴被奴役到成人还在变牛变马，他们尽是工人阶级的儿女呵，真是谎言，不过是弄一顶大帽子骗这些老实工人，在文革中为毛氏江山去火中取栗，做其工具罢了。现在，那些下岗工人被撵出劳累一生或两代的工厂，到街头去做个流动小贩，也被城管打与砸，含冤去上访，就可被劳动教养，可红歌一唱，又迷惑了，以为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运，又可回来了，这几十年还看不清吗？讲共产，是披着红皮的军阀与党阀领导一切。讲改革分产夺产，仍是披着红皮及毛泽东那张毛皮的权贵阶级在领导一切。我将这些小劳教尽工人子弟给我的启悟向小谢一说，他对去乐山访录更提升了激情，在眉山许承初家里向乐山王玉凤的电话一打，她就在那边等待我俩了。在路上，我告诉小谢：我有个右派朋友沈启余，也住乐山，他曾是大堡小劳教的教员，他装有一肚皮大堡小劳教的故事与档案。再向他访录，必定打捞到许多劳教史事，于是，我在高速路上，又电话告知沈启余，将找他访谈，他正寂寞在家上网，深秋故人来，不胜欣喜。
在乐山车站下车，三轮车来拉客，我俩坐上车，他从小街小巷东钻西窜，不到一刻钟，就到了，王玉凤听说我们到了，骑着自行车从市场赶回家，小谢一看这当年的小劳教王玉凤，竟与自己母亲同岁，便以阿姨称呼了。王玉凤告诉小谢，她也有一女，正上大学哩！可小谢有女，已在大二上学了。
坐下没说几句话，已临正午，她邀我俩到临近一家餐馆，解释说早已定好了座，这餐馆是她们经常招待客户的餐厅。用餐时，才知王玉凤已是坐飞机去新疆、陕西，东北与华南，买车皮运货的水果批发商，我告诉小谢，陈世方是中学生被劳教，他从峨边逃亡到新疆阿克苏等地，用木工手艺在那一带生存了数年才被抓回，回劳教营结婚后，在王玉凤家的乐山落户，他的木工手艺在乐山还以雕匠博得名气哩！
回到王玉凤的家，沏上茶，小谢架起录相机，我打开录音机，又开始了这记录口述历史的访录：
谢：王阿姨，请你说说你到劳教所去的经过。
王：因为我父亲做搬运工，子女又多，吃饭都困难，还供读书，哪有钱给儿女买糖果，看见别人吃香喝辣便心羡羡的，我就与街上一批娃儿想法找钱，到篮球场，看见别人的衣服脱在那里，从荷包摸到3块5块，最多不超过10块，几个娃儿就伙起买抄手呀包子呀，吃得很欢。有时夜晚也去偷过糖果摊。抓到过后，就说送我去半工半读，受教育。1958年，我就到了沙坪劳教农场的三根桥中队，又称女二队，当时，我只13岁，叫我们几个小劳教去打猪草和做些杂务，也去背过包谷，饿得也嚼生包谷吃。1959年，就调到大堡三队女子大组了。
曾：三队有多少小女劳教？
王：我去时，住了两个屋子的人，有几十个。好在我手足利索，会偷来吃，种的洋芋，那管他叫合了桐油扮了灰，我也能刨出来洗干净煮来吃。我是靠偷，才活出来的，像金桂芳王长惠那些怕偷不会偷的，就饿死了。因为我偷着吃，身体最好，就从来没有水肿，出差的事，就常喊到我，我就更有条件弄吃的，去背粮，没有粮袋，用长裤扎紧裤足用裤管装，我会动脑筋，在裤内缝个大荷包，倾倒粮食时，荷包里就可装些走，能救急。有时就藏一些在山洞里，慢慢吃。有次被捉住，开会斗争我，大家都饥饿，斗不起，我也不理睬，要命呵，还要面子吗？人走到这地步，还是命要紧。
曾：萧赛告诉我，他调大堡是去教小劳教唱京戏的，你学过吗？
王：我就在京剧组呀！逢节日，还让我们演出给小劳教看，我演过三岔口的母夜叉和打渔杀家。
曾：演母夜叉是武旦呀！
王：是呀！我也翻筋斗。还叫我们到大堡街上演出，演出后，农民给我们包谷馍，我就又没遭饿。最给我运气的是那次失火，获得意外的惊喜！
曾：是三队哪处起火？
王：就是搭的演戏的戏台烧起来了，我去抢台上的演出衣裳，戏台洽在干部住的房子旁，慌乱中，我发现一口锑锅，揭开一看，是一锅猪蹄炖的花生米。我知道是干部的，我们饿得这么惨，你还吃这么好，你吃得，我也吃得。我端起悄悄藏到秘密地方，就经常去打牙祭，太久没进油荤，还吃得我拉肚子。后来，这干部清查他的锑锅，我整死不开腔，露了马脚，他不把我恨死打死吗？那时，正在嘈小劳教，把一个叫吴新的娃儿死后挖了心子煮着吃，把吃心子的还抓了，我更怕：吃了干部炖的猪蹄，不被报复吗。
后来，成都劳改的动力机械厂来选人补充劳动力，我这身体当然是首选，到成都去学车工，再没饿肚皮的忧心后，很快就全部恢复了体力，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又从动力厂拉两车人到峨边沙坪劳教茶场，要垦复当年右派种的万亩茶山了。我又到了女二队，成了茶场最优的劳动力。眼看这文革把这些就业的管得比当年劳教还紧，家也回不去，人也大了，便与范山的唐明耀耍朋友，没想到彭昌英不满回不到重庆，与男的就业议论文革造反的事，就说她要造反，管得更紧，判她5年后，男女来往耍朋友控制得更严，甚至以阶级斗争新动向去歪曲就业人员的恋爱与婚姻，把我一场恋爱也瓦解了。要不是林彪爆炸后，外面牛棚关的走资派放松，这劳教就业也放松，1973年我还难同陈木匠结婚。
曾：我与陈世方正同队，我吃过你们的喜糖哩！后来哪一年回的乐山？
王：还是我爸老了，退休了，无人照顾，他跑到队里来要求我回家。你猜，他们干部怎么回答？他们说，王玉凤早就该放回家了，因为她劳动力太好，不仅采茶，做任何活路，她一人要顶三个人的工效，怎么舍得放她嘛！既然家庭这么困难，就让她回去吧！他们说的改造好才是放走的条件，不是假话吗？这才是真话！
我13岁押去劳教，32岁才放回家。我的少年、青年时光，全被劳教践踏了。我回家到父亲的搬运社去顶班，不收，说我年纪大了。那时就靠陈木匠做骨灰盒卖过日子。这之前，我也吃过不少苦呵，挖过洞子，卖过猪头肉，捡过炭花煤渣，几背炭花才卖一块多钱，家里给我送饭，见我像过黑人。我还跑昆明去贩香烟，一箱烟赚10多块钱，苦呵！后来初试进香蕉等水果卖，刚赚点钱，就被人一次就抢了9000块。后来，我就与陈世方一道去进货运货，女人要心细些，少出差错与漏洞。当时做云南的烟生意，几十箱烟运到四川境内卖了，就用这纸箱贩盐源的苹果，做来回生意，利润就更高，现在，除了几套住房，流动资金上百万。过去劳教场的干部常骂我们，放到社会去，还要犯错误还要饿饭，好像我们只有给他们当奴隶的命。你看，有了自由，我们的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了，我们在市场大学，干着学，学着干，一年给国家缴的税很不少，号召救灾，我俩口子一出手就捐几千元，这就是人有了自由，解放了压抑的聪明才智呵。
谢：我想问问：你在大堡那一年多时间，你们几十个少年女子，你看见死了多少？
王：我们那批去成都前，就死了7、8个，剩下的20多个是身体比我们差的，肯定还死的有一些。
谢：那时，你们想家与父母吗？
王：想到的只是活下来，或是死后埋在哪里，相互嘱咐：后死的人怎么给先死的人多埋点土，别让豺狼扒开来吃了。
谢：你见过吃死人的肉吗？
王：哪里敢看呵！只听到那男娃儿说他吃过炒的心子。看到的是棺材装3、4个人，装不下，用脚去踩！
曾：那是初期死人，埋人，还做棺材，我在建筑队，还见木匠打棺材向山下医院送。以后，一窖一窖地死，做不赢了，都是挖坑软埋了。
谢：你很能干呵！王阿姨。你能不能再唱段京戏我们听听？
王：早就忘干净了。并且嗓子因那年感冒误吃药也吃坏了。
谢：那就唱一首歌嘛！
王：就是唱当时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不完了。只有那些男娃儿怪声怪气唱社会主义好，进行讽刺还记得，他们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吃又吃不饱！”干部一听喝道：“你们唱的啥呀？”我看那娃儿做个鬼脸回答：“我们唱的社会主义好，提着裤儿跑，”就支吾过去了。对待凶狠狡诈的劳教干部，他作弄你，你只能也作弄他。老实地对待，必遭殃遭罪。我看见死的尽是老实人、文雅人，我永远记得那个名王长惠的女娃儿，不是成都就是重庆来的，秀秀气气，斯斯文文，漂漂亮亮，吃那些粗粮都难下咽，更别说去吃野生动植物了，瘦弱得真是弱不禁风，山上一吹风，她就惊叫唤：风要把她吹倒了，快把她拉住。还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她说：凤辣子（王玉凤在山上绰号）要是我死了，一定把我埋在向阳的地方，我怕冷！
王玉凤绘声绘色给我与小谢描绘了当年小劳教们悲惨，听得人背发冷，心发酸，甚至发怒了。中国劳教史开篇，有右派的尸骨作代价，有大学生中学生作祭品，怎么还需小学生来付出生命呢？
在王玉凤家里，等到陈世方从市场归来，吃过晚饭后，我们又向他进行访录。他从逃跑新疆抓回，在打锣坪中队与我同囚两年。他是小劳教中已上高中一年级的少年，还是以思想反动罪名被惩劳教的，而且亡命新疆数年，他是以木匠手艺活得很好的孤例，又是在社会上活出人样的一对曾是小劳教夫妻，我很重视对他的采访。遗憾的是他不如玉凤的健谈，多少有点把一切看穿看淡的漠然情绪，但他说出的往事，仍很有那段时期的历史特色：
曾：还是回首话当年，从你为啥被劳教说起。
陈：那是在重庆南岸，我在新办的一所凉风桠中学。反右派运动把新来教历史的老师打成右派。我说，这老师讲课讲得这么好，怎么会是右派？团支部就开会批评我，说我同情右派。我说我是实事求是，说的事实嘛！他们就批判我思想反动。我更不服他们给我扣反动帽子，反驳他们，你们不过是抓我家庭出身嘛！我祖父那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有啥不得了，有人说毛主席家也是地主嘞！火哟！我这句话惹了大祸，说我攻击了伟大领袖，是现行反革命，第二天，南岸派出所就抓我劳教了。我脑壳里，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反革命！
谢：那时你多大年龄？通知你父母吗？
陈：才满16岁，送到解放东路转运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因说错了话，送到这里了，他们给我带了些换洗衣服来，叫我好好学习。学校与派出所都没有明说劳教，都说送去学习。一道送去的是14个少年，到大堡3队，确实也学习了几天，讲课的有从空军来的教官沈启余，有作家杨禾。当时的3中队有劳教千多人。后来成年劳教都调走了。只剩少年儿童，1959年后，我们的囚粮一月只有15斤，就开始乱了。
谢：还出工劳动吗？
陈：哪还有气力劳动，都遍山遍野去找可吃的动物与植物来救命了。到了死人开始后，就全部瘫痪，我都送到二队医务室做病号了。
谢：说说你记得死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吧？
陈：那就是吴新的心子被人挖来吃了。是去埋他的人发现来报的。
谢：你去亲眼看了吗？
陈：二队病房里的人都拥去围观了。吴新个头很小，只有14岁的样儿，一条很长的口子，从心口开到肚皮上。
谢：看后你是啥感触？
陈：麻木了，也横下一条心了，想到不过就是一死嘛！也没啥畏惧了。我们被捆被吊被打，几乎代替了每天的上课，你们看看我脚上这个大伤疤（说着他撩起裤管，脚上露出很大的凹痕）这是大堡三队那管教干事给我留下的终身纪念。因为我饿得偷了小厨房一点剩饭，他穿的军用大皮鞋一脚踢得我卷在地上，青出一片，肿得站立不起，还捆我斗我，后来，伤痛没药医，肿后灌了脓，烂了肌肉，以后在场部医院才救到这只脚。60年我在医院住了一年，送上打锣坪中队不到一周，又病重浮肿，再送下医院。以后又送三根桥中队，说我是反革命政治问题，集中到那里。有个老反革命对我这小反革命一点不仁慈，他要功请赏就磋磨我，到底我也长大了，打了他两次，就又捆我还开斗争会。我在会上心里想：老子明天跑他妈的，叫你斗不成。第二天开我斗争会找不到我，我早已跑过大渡河了。我要感谢队里的傅渝生送我5斤粮票，才敢上路。到了成都到省高教局找到我二哥，他给我钱，才敢跑新疆！
曾：你二哥在高教局工作吗？
陈：他叫陈贤尚，为我这反革命弟弟，还影响他下放基层，因为他学的专业很俏，又调回来，现在退休后仍在成都。
谢：你怎么想到往新疆跑？
陈：我父母亲都调在那里工作呀！
曾：跑出去有多长时间？
陈：有两年。
曾：没有抓你吗？
陈：抓了好几次呵！头一次，就没抓到，是电话通知新疆公安来抓的。
曾：你在那怎么生存？
陈：主要是用学会的木匠手艺挣钱，其他的也干。
曾：一个月挣得到多少钱？
陈：300多元，多是做几月耍几月，反正漂在外头……
曾：那时，你就业劳教营，一个月挣10来元零花钱，逃亡出去获得自由，你的劳动价值就提高了30倍，你用活生生的事例解释了自由解放了生产力，今天这改革开放，也是市场自由解放了人与生产力，可他们硬要说党的领导万能，把这领导扼杀自由，窒息生产力，不肯改革！也作功德歌颂，不荒谬到报点吗？
曾：最后是谁到新疆去抓你回劳教营的？
陈：是放电影那黄干事。
曾：用手铐铐着你在路上吗？
陈：是呀！上火车，我就叫他解了手铐，不解开，我在路上就一定跑！他无奈，只有给我开了铐子。回到劳教营，引起轰动，没有死没有走的60多个原大堡的小劳教来看望我，好像我是英雄，代表了他们，实现了他们渴望自由的心意。
曾：这时，是哪一年？
陈：正是文化革命高潮的1968年，这可把三根桥中队的董队长与蒋干事震惊了，生怕我把外面的事传进来，把封闭在这里头的人思想点醒点活，引出逃跑，或引起造反！跑来威胁，要关我的禁闭，不许我与小劳教接触！我与他俩闹起来：凭啥关我？人家来看望一下我，人之常情！又栽诬我反革命，也要编出点证据来嘛！后来，赵指导员来劝说，要我不把外头那些造反的情形讲给这些小劳教听。我说，外头那些牛打死马，马打死牛，关我屁事，我才不屑去谈哩！这才平息初回劳教营那场风波。
曾：以后就平安无事了吧？
陈：他们讲阶级斗争，天天找新动向。后来把甘国信抓回来，他是跑到贵州习水，凭他是大学生，藏在那里教书，今天看来是支援贫穷山区的教育事业，应受表扬，在劳教公安干警眼里，就像从奴隶主庄园跑了娃子（凉山奴隶的称呼）是大逆不道，要狠狠惩罚。关他禁闭逼他检查交待在外的事情时，我丢了一包香烟给他，这下又惊动了干部，甚至场部管教科那叫姚以让的干事也下队来审问追查我，问我的动机与甘国信的关系。我说：人是情感动物，不过是动了下感情，出于过去友情，送一包烟给他，这算什么嘛！看样子，他们怕外面的自由又招手，我俩勾结再跑，就把我调到打锣坪中队，隔离了我与甘国信，他们就放心了。
曾：你来打锣坪队，我也在哪里。李泰常与安友发寻隙关我小监，你还在旁边木工房里。后来，弄我去茶房，你在那还顺利吧？
陈：那才不顺利哩！那个内江川剧团来的叫苏林，写我的检举，说我在木工房里做了许多私货家具，运走了，一条一条的罪行，安友发指导员就把我踢出木工房，叫我到蔬菜组去担粪，我才不给他担哩，安来训我，我质问凭什么撵我出木工房？我做的那些家具，一件也不是私货，我有记录的：哪天，什么家具是给姚以让干事拉走的，哪天是给杨场长拉走的，哪天是给吕自兴政委拉走的。安友发一听，叫我别说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老林里叫劳教就业人员拖出的木料，不花钱，叫陈世方这种木匠打出的家具，也不花钱，文化革命后期，各队干部都在喊队里木工做家具，再把陈世方追下去，就追到他的顶头上司了。这安指导员赶快封我的口，不让我再向别人说这内幕，还叫我回木工房去上班。
谢：哎呀！这些好丑恶呵！
曾：那时，这些干警天天在早请誓晚汇报，跳三忠于舞，背诵毛主席语录，还念林副主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却在干这种假公济私的勾当，今天有人还说毛时代清廉，陈世方说出底细，对文化革命也是嘲讽呵！
陈：那阵，打锣坪中队每天吆两条牛进老林拖木料，一条牛就算拖一立方料，一年四季加起来，应是多少，当然，也用些去修房子建库房，有不少都是干警们做
家具了。文革后期他们打家具成风，415筑路支队调来的陈干事悄悄来对我说，他也要做。我说，做了，要登记呵！登记了，就要付点成本费，他不开腔了。我说我不登记，查起来，我一个就业员，怎么承担得起，我们这种人是只能吃补药，吃不得泻药呵！我巳做得够多了，若来个运动，不把我当替死鬼吗？这陈干事怀恨在心，也拿我没法。
曾：我看你做的木雕，还很生动，不那么匠气，王玉凤告诉我，那些年乐山市与日本结友好城市，曾用你的木雕做礼品，找谁学的？
陈：全是自己摸索实验的，在打锣坪，我就在做木工的精细活儿，找枫木做提琴底板，寻杉木做面板，就是指导员安友发都拿了我做的4把提琴。出了牢笼，有了自由，有了奔头，就更能发挥手艺和创造了！
谢：你在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感觉的？
陈：还是改革开放有了市场自由后，我才有提高才艺的自由天地。10多岁刨进去，30多岁放出来，以反革命罪劳教我，这是政治犯呀！我16岁一个天真无邪的中学生，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反啥革命，这几十年，他们的革命尽整人害人，少年儿童的命也要革，大堡的小劳教一窖窖的死，这革命太坏了，从内心说，这几十年，他们是把我不懂革命的少年，改造成和逼得认为：他们这革命应该反了。
谢：陈伯伯，你最后一番话，讲得太好了！
陈：我说的全是事实，从事实中得来的认识呵！
在王玉凤与陈世方宽敞的家里，被留宿住下，我就给沈启余打电话，一听说我们已到了乐山，明天要找他摆一摆大堡小劳教的历史，他说已作了准备，欢迎到他岷江边的新居作客。
我告诉小谢，老沈是上海人，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老现在西南空军做年轻教官，打成右派，送沙坪劳教营，就去大堡教小劳教了。如果省团校林宪君是以大组长的经历向我俩讲述那段历史，老沈就是以教员的角度向我们述说大堡的见闻了。他是理科学无线电技术的，思路缜密，他不仅是大堡历史的活证，也是这劳教营在峨边开始到终止迁去眉山前的活证，迁后，他还与爱人，也是劳教营婚姻，儿子，出生劳教营，去录了像，制成光碟送予我，他会说出大堡许多历史档案的秘密。小谢一听，感到这次乐山之行，一定能打捞到即将湮泯的好史料。
沈教员惨痛话大堡
曾：你老兄是因为啥陷入右派网到峨边劳教的？记得你在西南空军？
沈：对，在空字028，也就是十三航空学校。整风开始后，召集了一个老教员座谈会，号召畅所欲言，我只提出一点，认为中央说的肃反运动搞错的，实行“有错必纠”的政策，我建议应改为“有错必究”我就是这么划为极右分子。
曾：你就这么一个字成了右派呀！还头次听到。
沈：我主动说的，确实就这一字。反右开始，揭发我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如有人揭发我说统购统销政策搞错了，就组织许多人与我辩论，处分我劳教的决定书上，这类揭发就都堆积上去了。当时，我不低头认错，就开全校斗争大会， 仍未压我低头，就说我是不思悔改的极右分子，1958年3月18日就押到峨边了。
谢：你一去就到大堡吗？
沈：那时，沙坪这边宋家山10多个中队都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下了，就分到大堡作业区开荒。后来，省公安厅要成立四川省沙坪少年教养所，就把重庆已成立的少年福利小学合并过来，劳改农场里的少年劳改犯也并入大堡，再由成渝等大中城市派出所，叫家庭申请不好管教的子女来大堡，猛然就增加少年儿童数千人。成立两个教研组，认为我与左孝寿都是空军来的教官，信得过一些，派我俩各任一教研组长。我那教研组就有10个教师，蓝藻在大学教体育，刘炳胜是中国女排首次世界获奖教练，教语言的是杨钟岫这燕大出身的老报人，李忠衡是仪陇的文教局长。龙泉驿那生物制品厂研究员赵为谦教化学，川大的童如奉教数学，我就教物理！师资力量不弱呵！
谢：劳教所计划搞成什么样的？
沈：当然是以苏联为样版，要学马卡连柯办工学团那么规划。结果，吃都没有，上课时娃儿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听我讲。叫他们劳动，无力气，这教与劳怎么推行？发的本子课本，他们烧来煮洋芋红苕，铅笔要去锤成木丝来生火。记得重庆福利学校送一车娃娃来，等到半夜，车来了，人，全不见了。凌晨都回来了，也吃饱了，才种下的几亩洋芋，也被他们把种块刨出吃光了。
谢：这种情况，你们这夹在干部与小劳教中间的角色，也很尴尬呵！
沈：当然是最麻烦的呀！其实，我们也想把这些孩子管好，帮他们熬过这专政与饥饿的双重压迫，能活出来，这些娃儿也是鬼机灵的。例如那个姓漆的大组长，常是话说得凶，手下总留情，他拿条绳子在手上，得了个漆绳子的绰号，娃娃们都晓得他不会捆人整人。只要他说一声：今晚是10点到12点由他值班呵！娃娃们都拖到一、两点钟才遛出去找吃的。上不了课以后，像我与左孝寿这类教员，也派去管这些孩子，经常带去背粮。一次一千斤任务，每个人背50斤，不能偷不能吃，一粒都不能少。他们说沈老师，只要你在路上管松点，保证不少一斤一两。到回队交粮，确实不少，甚至多出来斤两。我才知道，他们没有偷自已伙食团口粮，一定偷的粮站。第二次去背粮，一过秤，他们便偷偷沾了一砣胶泥在秤砣下，我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不弄点吃，这粮，就背不回去呀！有的押孩子背粮的大组长，认为只要偷了就可恨，就惩罚孩子，结果，弄得完不成任务，干部与娃娃两头不讨好，怎么能用正常时期的方法，去处理这非常时期的事情呢？
谢：你们教员只上了两个月的课，就宣布停课了吗？
沈：没有宣布停课，是根本没有人来上课，都遛上山去找吃的了，没人来听课，一个个，饿得心慌，怎么听得进课呀！
谢：我在重庆听当年那些小劳教说，教员也说自己饿得没劲讲课了，人也不来了。
沈：我那教研组里的教员就死了一大批，几十年后，随口就可说出名字有蓝藻、刘柄盛、赵为谦…我很幸运，他们劳改干部认为我是军人，他们中也多部队转业劳改系统的，加上我任教员又兼大组长，帮他们做了事，让我一人吃两人的粮，我的身体就没有怎么垮。要不然，我也死在那里了。我家从上海寄来的饼干，打开罐头筒，只剩点渣渣哩！或者包裹皮上给你贴一张说明：此件在途中破损，应由发件局负责，问收件人意件。你若不收退回，剩的渣渣也没有了。
谢：看到娃娃饿得那么可怜，你们心里是啥状态？
沈：既同情又无奈，既认为情有可原谅，又认为道德底线不好掌握。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那时一切物资匮乏，小劳教最想有一个大口径的搪瓷盅，可装吃的，也方便煮东西。当他妈来看他时，就提出这要求，他妈说这很简单，下次给你带一个耒就是了。他妈一走，这娃儿就向其他娃儿问：你们都听到的，下次我妈就要带个大号盅来了，我愿交换3个玉米馍，有娃儿立即接话：我愿换！这娃儿就要饿三顿了，饥饿可逼出人作出许多揪心的事来！记得有个叫聂兴尧的娃儿，才七岁，就判刑弄进来了，也只有死在那里了。
曾：你在三队，见过京剧大组演出吗？
沈：有个干部是个戏迷，似乎很懂行，排戏时他监视在旁，这一句没唱正，那一声走了腔，他都盯着叫纠正。后来，要演出，叫我把工棚里娃儿全撵出来看戏，又冷又饿，那些娃儿一个个都遛回工棚了。这扫他的兴呀！他亲自进工棚去撵，娃儿哭丧着脸说冷，他叫披着铺盖去看戏，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呵！
谢：你们教师中有教体育的，这些娃儿还上体育课吗？
沈：开始也上，就在工棚外的坝子上，有一场面，终身难忘，正在坝上，突降大雨，他们天真地跳起来，脱光衣服，淋得哈哈大笑。这是我在大堡，这些娃儿给我留下唯一一个快乐的镜头。
谢：这么人性丑恶的大展览，我们年轻一辈听来，真无法忍受。
沈：他们还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学马卡连柯，写教育的诗篇哩！
曾：劳教有大学生、中学生，加上小学生，不是梯队培养吗？
沈：是吗？
曾：1957年，川大戴虞俊等、电讯工程学院（今天的电子科大）张芹、王用道、刘西通等多呀！中学与中专有倪希真等，我看大堡这批小劳教小学生，就是用他们共党的话，是劳教接班人，以社会学观点，就是大小凉山彝人抓娃子，蓄奴制用童奴来承续嘛！
访录结束已正午，老沈邀我俩下楼在一家小饭馆吃饭后分手。归途中，我给小谢介绍，原劳教营中劳教右派医生曾永昌，他在乐山沙湾劳教铁厂作医生时，接了几批从大堡下山来沙湾抢救的娃娃，我们从他那里可打捞出许多历史。而且他就住在这乐山市区。于是，我打电话给曾永昌，他高兴故人来访，竟迎候在家门口。
（未完待续）
戴富荃检根柴火成罪行
去戴富荃之家前，我想起他给我讲过许多故事，他是大堡那一批重庆仔中，与我相处时间最长，交往最多，出劳教营后，往来最多的人。1980年代，他跑广州、厦门、石狮做生意，口袋里揣几万块钱，怕旅馆里的旅人偷窃，曾背着钱来我家过夜。他是那批少年较大的，巳16岁了，被劳教。人又机灵，告听我：他睡在彝胞成熟的胡豆地里，剥生胡豆吃，彝胞就站在他头上，砰砰地打枪，他不惊不诧的吃他的生胡豆。这种捉弄人的老练与老道，我亲见过，就是那个出名的打伤农民抢走包谷粑的郭明忠，1961年调来建筑队与我同队，汪队长天天坐在队部高高的土台上监视这些娃，收缴他们打夜战藏的农作物，象老鸹守在滩上等鱼跳出，我见郭明忠提个龙口儿（仔儿们叫小口袋名称）汪队长叫他提上去，他往草丛里一塞，就跑了。汪队长拄个棍儿寻去，从草丛里抓出那口袋，却抓到一手的屎。这些娃儿可能是被收缴了许多刨的红苕洋芋后，想出报复的恶作剧来，这类悲惨岁月里的喜剧故事，戴富荃给我讲得最多。他出来投身市场，推销上海金兔牌绒衣，也赚了不少的钱，却因爱那牌桌上的游戏，被人烫了（打假牌）他从劳教营饥饿里练出的那点聪明，远远不敌这社会里的奸诈了。我与小谢在去他家的路上，我就将自巳颇熟悉的戴富荃的历史背景，介绍给小谢，便于她提问与采访。
戴富荃的家原在解放碑江家巷，后迁沧白路，这次迁到离市较远的新区，住得宽了，有150平米，可屋里很乱，仍似20多年前忙生意时的乱象。
同去他家的还有杨泽云与陈桐君，这两位热心人怕我们找不到他这新家，作引导来陪我俩。现在，他俩去看电视，我与小谢在一间安静的屋里开始访录。
曾：还是先从你怎么送去劳教说起。
戴：抓我劳教是1958年3月10日，为啥？为两件事：夏天，我与李全喜到勾子背的河里洗澡，打迷头谮入水底去捞螃蟹，可捞到结成一团很多夹在一堆的，在水底发现两根柏树，我拿回去砍来烧了，李全喜就卖给那唐木匠，事情被居委会主任晓得了，说我们盗窃了木料，告到派出所。洽好派出所那管我们的户籍，厚着脸皮想与我姐姐耍朋友，我骂了他，他早怀恨在心，后来，我检到一块破铁，拿去卖了，就借此说我盗窃。其实，那时我妈他们带起妹妹都到城里姐那里住了，只我一个人留在黄沙溪，因在此上学。上学回来没得饭吃，我就不上了，跑到化工厂去做搬运，一月可挣到40块钱，还瞧得起破铜烂钱卖一块两块钱吗？那天我进城去妈与姐那里，公安警察说：你叫戴富荃吧？到民生路派出所来一下，就把我抓去劳教了。
曾：还是从解放路转运站关押后送走的吧？
戴：对！在那里关了20多天，同几十个娃儿坐火车到成都，在天涯石西街收容所睡一夜，再上汽车，被拉到峨边沙坪农场，到新分沟中队，去时，墙壁还是刚糊的稀泥巴，竹子编的床上只丢些湿的竹叶，好惨呵！
谢：就说说怎么惨？
戴：例如下棱冰，冻得地面像玻璃一样滑，早晨起床拿着碗去吃饭，大部份人摔跤栽在地上滚丈多远，碗也摔得哐啷响，摔得稀滥。我溜得来冰，擦着地面走，就没栽倒。有的人爬起来挣扎到装玉米羹的桶边，早饭己抢完了。只有饿着去出工。晚上回来，又冷又饿，叫大家烧柴烤火，湿柴烧不出亮火，只冒烟，哪里是取暖，像熏腊肉，熏得个个人的衣服是烟子臭。我看曹大成的毛线衣，每个眼孔，都翘起虱子屁股，虱子也会把人的血吸干呵！
谢：看得清楚吗？
戴：我叫他们烧火来烤，火上一抖，只听虱子落进火里烧得哔哔啵啵，像放鞭炮一样。到1959年4月，把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就调大堡，也说是读书，我在一队也读了几天，到下半年，粮食紧张，尽吃的是萝卜，难得见点粮食了。到1960年开春，就尽吃的蕨苔做的馍，现在说那是山珍，那阵没有油，水漂一下，吃起来好腥臭，更恼火的是拉不出屎，我看卫生员田成沛用手去抠出来一沱沱像黑石头的屎。幸喜我调到运粮组，还运干部小伙食团的东西，我运他们的豆瓣也挖一盅，担清油也舀一盅，再倒一盅水进去，爱打猎那徐队长问我：那油为啥下锅爆得响，我支吾他说现在农民榨的油，菜子质量不好。其实，我没有怎么饿倒，比好多人幸运。例如几百人去红花乡粮站运粮，我们3个人混了4挑粮出来，有一挑不过秤，就挑到农民家里烙成包谷粑，我们与农民一齐吃。所以我没有饿死，
谢：你设有偷过吗？
戴：偷得少些，还是不偷就饿！
谢：那么你讲下偷彝胞被捉住挨打的经历？
戴：60年4月，见彝胞那片胡豆土，结荚了、饱米了、蔫叶子了，那晚上有10来个娃儿，摸到土里几乎把胡豆扯光了，我脱下长裤，拴紧两个裤足，装两裤管胡豆，正要跑，只见彝胞向天开一枪，喊偷胡豆的出来，说他已看到人了。我蹲着不动，等他去抓到一包胡豆跑过去，我就顺着沟沟逃了。这晚上，抓到那刘宝才，这娃还是山西平遥人，捆得手肿得像泡粑。
谢：你们有没有看电影这类娱乐呢？
戴：有呀！过年要放！
谢：放的啥电影？
戴：《教育的诗篇》，还有《地道战》、《地雷战》……
谢：感到快乐吗？
戴：又冷又饿坐在那里是受罪，有的睡在床上呻唤，能快乐吗？好多人跑了，借此去抠种下的洋芋种块，淘去上面的农药煮来吃，种一百多亩洋芋，出的苗，稀稀拉拉没几根了。是人饿得忍无可忍了呀！有一次，我被秦麻疯秦队长骂，我解释了两句，他就把我的手捆得麻木多天，我借故就说手残了，不能劳动了，那时，睡一屋的病号，像我这样能进老林背柴回来煮饭的人，已难找了。曾队长见了，也埋怨说：这么好的劳动力，捆啥嘛！去叫卫生员赵忠学给你砭银针。没多久，我又去老林砍柴了，砍的柴，也看炊事员对我吃得好不好，给好的，就背青杠柴，一背可烧3天。给的孬，背的悃山柴，烧不亮火，砍事员要依赖我，总的说来，我没有像其他人饿得那么惨，我是大堡很少的幸运者。
曾：我见过你妈从重庆来看你，60多岁了，还背一背篼东西爬这几十里的上山路，看得我好惊异，好羡慕你有这么健旺的妈。这么爱你这戴家独子。
戴：你看到已是文革时期那次来看我，她1962年还来过一次。
曾：那时场子已崩溃在停办，你妈怎么没有要走你？
戴：被他们看中我这劳动力，舍得放我走吗？要是病号，能吃不能做，就放了。
谢：大堡死那么多生命力正旺的娃儿，干部有死的吗？
戴：一个也没有，他们也有人死，除非这些劳教全死光。我们吃野菜，他们还在吃白面馒头。到了晚上10点，他们喊开会了，就是加餐了。怎么会死？只是少了猪肉等副食品，也有饿感。
曾：这同掌握粮食这生命线的公社干部，农民死一堆堆一窖窖，不会死公社干部一样。右派陈达维在夏家沟中队管饲养大组，他回成都后告诉我，饥饿年月，他每天晚上要煮一饭锅饲料洋芋，给干部李斌（中队指导员）悄悄送去。今天看来，这种以权谋私，谋点猪饲料粮，也够寒碜，毕竟是众多无辜人的命，才换来他们的命呵！打柴的劳教戴富荃都可多吃点多占点，何况有生杀大权的干部吗？
采访要结束时，我与戴富荃还谈到与他同队的赖万达，也是大堡活出来的重庆仔，已成当年渣子洞里的华子良，装疯巳装得真疯了，没有回到重庆，老了，还可怜地蹲在峨边那劳教营里。皆不胜唏嘘！
刘维福不敢真实写死亡报告
从杨泽云的访录中，提到他从大堡跑出去饿了10多天巳不省人事，是任卫生员的医生刘维福与中队长带人抬他回队，才挽救出这条命，这刘维福与我后来同队就业多年，问到他在重庆的住址与电话后，我与小谢在结束戴富荃访录后，又去了刘维福的家。他回到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到退休，住在半世纪前两间破旧的老屋，家里的陈设，仍然是文化革命时的风貌，但是，从死亡营里爬回人间的他，依然乐观地活着，有一种耐得苦的坚韧性格。
曾：你也是1958年发配凉山劳教吗？
刘：1958年3月，同行的有杨宗岫等，我们一同去的大堡，分配我做卫生员，你知道陈崇寅吗？他是民革重庆主任委员，我是看着他断气的，死得很惨。
曾：你一到大堡就在5队吗？
刘：在3队，因5队死人死得多，加上那里的卫生员胡献珍自杀，要我去抢救，一去就走不脱了。这胡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爱人姓许，当时还在重庆医科大学教微生物课。
谢：他为啥要自杀呢？
刘：5队死的娃儿太多了，他吓倒了。怕追究责任追到他头上，其实，他就是喝的碘酒，也没啥药供他自杀。
谢：死人与他有多大责任呵？
刘：在那里面，怎么说得清，没有事没有错，也可以给你栽一沱，何况天天喊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右派就斗成反动派了，吓破胆了的胡献珍，怎不恐惧呢？
曾：这胡医生抢救活了没有？
刘：送到二队医疗较集中的队去救，听说没有救活。5队是叶华俊当教育干事，他与韩队长都留我，打电话给3队，借我作卫生员，还说优待我到炊事房，去吃饱。我当然答应。我到工堋一看，300多娃儿，水肿与枯瘦的占百分之九十。病危的就有3、40个，我说这么混杂着住，不行，空出一间屋来，把轻病重病分开。靠我一个人也干不下来，选10个有初中文化的，帮我考一考体温与脉搏，他们来做护理，也应吃饱一些才能干活，干部一听，满口答应。然后，我又提出成立一个单架队，每天送重病的到二队的医院，把40多个病危的全送去条件较好的治疗。逐渐才控制了死亡。后来，惊动场部场长也来5队，帮着推磨磨黄豆面，弄康复散。
谢：死那么多人，从场里的管理与制度看，有没有关系？
刘：就是饥饿，我把水肿帮着消下去了，饿没有解决，仍在死。
谢：人死了，你医生的死亡报告怎么写？
刘：不能写营养性水肿死亡，写了就说你攻击共产党，污蔑社会主义。我在3队与王泽人（民国任过四川省长和抗日某集团军司令王缵绪之子）说这水肿是吃不饱引起的，我两人被拖去斗争了3天。我有过这教训，写死亡报告，尽写的：急性心肌衰歇死亡。
谢：那是说假话作假嘛！
刘：不作假怎么过得了关！
曾：那里面死的都是老实人，刘医生要说真话，说不定今天我俩己访谈不到他了。
许承初的父亲冤死后他再蒙冤
在重庆，最宏丽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当年邓小平坐镇中共西南局建的北京天坛式大礼堂，当年称呼西南局大礼堂，现在叫人民大会堂。每经过此，我就要想到在峨边沙坪劳教营，那些重庆送来的小劳教，曾多次指着在他们小劳教群中最小的孩子许承初告诉我：他爸就是建这大会堂的总工程师，在“三反、五反”运动被枪毙的。他是受他父亲株连劳教的。想到此，我决心要采访这典型的小劳教，便向重庆这一批幸存小劳教打听他的住址。他们告诉我：许胖么（他们呼许承初的绰号）没有回重庆，还在劳教营里就业。有他的电话吗？抄下电话号码，他们告诉我：这劳教营已从山上迁到眉山市了，当年由右派劳教建的万宙茶园千亩果园，已放弃交县里，许承初也随他们迁到眉山了。
听罢，我感叹起来：今天，由贱价劳力不仅打造了温饱，还制造了高增长的GDP，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大跃进用无偿的奴工建造的茶园，数千白骨代价建的劳教实体，竟成了废园，这些生命代价不冤上加冤吗？
小谢说：那我们就回成都再转眉山去找许承初，让我也见识一下新的劳教营，和在劳教营里生成了50多年的小劳教。看见小谢这个晚辈，她挚著追求的不是那些现代的物质享受，而是湮没与正在消没的历史真实，我又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回成都没两天，我们两人在新南门搭上长途班车，向眉山进发。
许承初20多岁在制茶房，与我同劳动3年。当我在电话里告听他，我专程来访大堡那段历史时，他问清我住的旅馆后即说，他马上坐公交车来接我俩，不到半小时，他就引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当年有一对机灵大眼睛的许胖，也成60出头的退休老头了。家里有妻子儿子，还高兴说到在准备娶儿媳了。
寒暄过后，小谢架好录像机，我打开录音机，开始了对话。
曾：往事不堪回首，却逼人必须回首去看，你从幼年进来劳教，隔离了家与亲人，一陷就陷到进入老年，现在，你怎么看这段历史。
许：一提起过去那些苦，当然伤味哩，我也在那死得一窖窖时，死去活来的。后来，作业区主任有个3岁娃娃没人带，他叫我去做这娃儿的保姆，经常到他们干部小伙房去捡点剩饭剩菜，才没有饿死，活出大堡的。
曾：这主任为啥选中你，不选别人？
许：因为我最小，给这些劳教娃儿发衣服，我也穿不得，叫我去干点地里的活儿，也做不了啥，便让我幸运地留在屋里，不去风霜雨雪中下苦力了！
曾：这时，是哪年了？
许：正是一窖窖埋小劳教的1960年！不是这份好差事，加上可吃些干部伙食的剩莱剩饭，我也早埋在那些沟里了。
曾：照那时的阶级划分，你这父亲被镇压的下一代，也是狗崽了。你爸的情况你了解吗？
许：我爸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会英法德日意等六国语言，那时修的叫中苏大楼，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三、五反运动来了，打贪污叫打老虎，说他贪污了400块钱，是大老虎，就枪毙了。这是我妈叫淦志强给我说的。我爸的事，这劳教营里有两个人也了解，当年建筑队里搞设计的张渝与泥工陆治民都参加了那中苏大楼工程，都说很冤，说我爸这人才可惜。那时我很小，不晓得三反五反那么凶。80、90年代，我探亲回重庆，听我姨爹舅舅与哥哥说，他们为父亲的平反，上方要求找当时的证人，找了许多人，都死了，都无能为力了。应该在拨乱反正那时候申诉我父亲这冤案，迟了，就难办了，现在只好搁下耒。
曾：你爸的事，对你一家人打击很大呀！
许：靠我妈来撑这家，把她也压得够惨。他本耒是教师，不让她教书了，被贬到石板坡一个棕绳厂去上班。我家原住聚兴诚银行楼上，也撵到新华路再搬到南纪门的被屋。我才7、8岁，我下面有个哑吧妹妹，妹下面还有个弟弟。我爸死后，基本就没怎么上学了。
曾：那么你在那里？
许：把我收容到儿童福利院里，设在重庆大学里面。后来，我姨爹在九龙坡机务段，又把我接去读了两年书，没人管，书也读不走，就伙起一些娃儿游荡街上，用禅弓去打电灯呀，在糖果摊去混两颗糖呀！派出所的就叫我妈写申请说：反正你也管不了，交给政府，有吃有穿有书读，帮你管了，我妈就写了，1959年7月，我就到了峨边大堡，并没有告诉家里是劳教。我妈只晓得去了沙坪管教所，她以为我就是去了重庆的沙坪坝。
我从大堡活出耒，到了沙坪这边茶场的9中队就是原耒叫的夏家沟中队，有一天，中队的管教干事杨永清把我叫到队部去批评，说我妈八方打听找你，这么些年，问我为啥不给家里写一封信？没几个月，已是1964年了，他给我一个探亲假，我回到重庆南纪门的家，开始，妈没认出我，离家好小嘛！看我妈，拖四个儿女，人憔粹了，在家这一月，我没有四处去耍，尽在帮妈做活干重活，干了，才觉得心里好受些，到底我也17、8岁，吃了人生那么多苦后，懂事多了。
曾：1980年代，那么多人平反、政正，这一劳教茶场几乎走空了，怎么你没有走出这劳教营？
许：其实，1975年，茶场就与我家派出所联系了。当时，我探亲回家，户籍民警碰见我，就问：怎么还不去上户口，过期要作废呵，你们茶场早来联系了。我奇怪，怎么不拿户口给我，还叫我探亲呢？回场后，我去问干部，他们说是要放你，因为你是制茶的技术骨干，放走了，影响工作。反正你已劳动就业了，哪里都是工作。我犟得过吗？记得1961年，宣布我解除劳教，我吃惊了，去质问干部，没有人告诉我和我妈，是送我劳教呀？公安干警只说送我去沙坪劳动与读书呀！怎么不明不白地变成劳教了？我犯过啥嘛？大堡的干部说，巳不再是劳教了，过去了，就算了！我还是犟不过他们呵！
谢：你在大堡有过偷农作物的经历吗？
许：怎么没有。是10几个人相约偷彝胞，天又黑，狗又咬，彝胞捉到人就打得半死，我撒腿就跑，不识路，摔下几十米深的岩下。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必粉身碎骨了。谁知被岩下的树枝与葛藤把我挂住，就没落下去。天亮了，看得见了，我是抓住岩上的小树与葛藤爬上去，梭回队，装着睡在床上。幸好身上划破的那些口子，没有发炎化脓，否则，没饿死，也会死于败血症哩！那晚没跑脱的，有的吊起，有的脱光打得一身稀烂，有的娃儿捆起不说，还用红辣椒套在生殖器上，辣得惊呼呐喊！大堡的小劳教，过的是火焰山那样的地狱日子。
采访完了，许承初告诉我：他这一生，只能在此劳教所里，并结婚生子，且将为儿子完婚，婚期很近，正忙筹办哩！我想起在重庆，戴富荃对我说，他刚到这沙坪劳教营耒过，给他还活在这里的当年大堡同伴胡英作了生日寿宴，便问许承初，胡英家不远吗？回答我：很近，他又引我与小谢到了胡英家。
火坑里这小劳教夫妻
还在峨边沙坪劳教营，戴富荃与胡英从少年死亡堆里活出来，1960年代、1970年代，我亲眼见他俩在营里就业时，先后寻营里女劳教结婚，戴富荃生了3个女，竟奋斗一家5口，全迁回重庆。这胡英在结婚后，生下一女三子，难道因子女多，大城市卡入户户口，就卡在这劳教营，成了终身囚徒，弄成变相无期徒刑吗？
一进门，我就惊呼：小妖精！你看我是哪个？她喊出我的名字后，急忙让座。小谢悄声问我：怎么叫她这么个怪名字。我说，这是她的绰号，她名叫成孝经，孝经与妖精谐音，就被她的劳教姊妹戏呼成成妖精了。当时有个高明科的老婆与她同队，名字也谐音妖精，比她大，就喊为大妖精了。听说大妖精两口子回重庆南岸弹子石，现在是饭馆老板娘哩！
成孝经拖四个儿女，还要每天上山采茶进林伐竹，很瘦，一看，现在胖了。她告诉我，这辈子，没有回到成都，总把大女胡蓉嫁回成都，上次还把胡英接回去看病，到华西医院做了手术哩！
我问：当年听胡英说他家华严巷，我回成都住的宿舍，每天去青石桥买莱，要经过这巷子，便看那些门户人家，有你们的影子没有？
成孝经说，一直借口家里房子太窄，住不下，就把我们困在这里。回去要上6个人的户口，也说没有那么多户口指标。
我叹息说：你知道那阵公开卖户口的价格吗？我的亲戚是从乡下嫁小城市，10多年了，后来是给了两千元才上到户口。这两千元是那时一个工人一年半的工资呀！你们在劳教营就业，哪有那么多钱去买户口呢？
成孝经又叹息说：还借口我是郊区户口，说我没资格入城里户籍，华阳那边巳无人了，就又把我们卡在这劳教营里，走不了。
小谢对口齿玲俐的小妖精很感兴趣，又挖她被送劳教及劳教中的故事。
小妖精说出她的往事，与那些小劳教有相同的，又有不相同的。她说：那时我还只有13岁，进城耒投靠姐，在东珠市巷。没事就伙同街娃街妹去耍，就说我是游手好闲，姐他们是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一听居委主任一宣传劳教，叫她写个申请，就把我送峨边了。
谢：也是到的大堡吗？
陈：同路的4个男娃儿去了大堡，全死在大堡。我幸运没去，说留在沙坪茶场场部这边女子队将来去采茶，就逃脱死亡了。
曾：不容易呵！胡英与你不仅没死，还赚回了4条命，你们在劳教营里，在专政的刀子悬在头上，饥饿与半饥饿长期折磨着身体，几十年艰苦的劳役还挺住了熬煎，是多么独特的孤例，你们才是用生命写了一曲长征之歌！
成：老曾，你还记得我家最小的老四吧？他娘老子从前是被公安干警管押的，现在，他也凭文凭与能力，考上干警，在管劳教了。这话，引我忆起当年结束劳教，不给自由，继续劳教就业，这劳教营对剩余未死亡者动员我们：以这牢狱为家，以劳教为业，却改说：以场为家，以茶为业。看来，这胡英与成孝经两人，是数万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一两个话在劳教营的标本了。
王玉凤逃出死亡闯市场
一生陷在劳教营，还让下一代在其中接了班的胡英与成孝经两口子，使我想到另一对小劳教夫妻，他俩死里逃生后，在文化革命后期，也就是林彪爆炸温都尔汗后，又放宽了些，与我同被囚在打锣坪中队又称四中队的陈世方，也与原在大堡小劳教王玉凤结了婚，我不仅参加了他俩的婚礼，我住的较宽宿舍，还代招待过宾客。现在，这对夫妻在乐山做了水果批发商，2002年，我去峨边重访沙坪劳教营时，路过乐山，还在这对小劳教家里住过一宿，并邀一批劳教营幸存者在他俩家里进行一次重聚，他俩有太多劳教的故事，且都是从大堡小劳教死亡堆里爬出到人间的，应去访录。
陈世方，重庆人，父母曾在藏区和新疆工作。
王玉凤，乐山人，父亲是乐山市搬运工人。
这两个小劳教，尤其王玉凤，出身工人家庭，应是共党所说的自己人，在大讲敌、我、友的阶级斗争时期，从共党讲的理论与宣传的政策，都应是依靠而不是打击的群众，前面访录重庆那些小劳教家庭，几乎尽是贫寒的工人阶级，可见：早在1950年代，共党专政的铁拳，在消灭上层的地主资本家阶层时，就已伤及祸及他的阶级弟兄了。记得文化革命，报刊上大肆宣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望着长大的小劳教，从童奴被奴役到成人还在变牛变马，他们尽是工人阶级的儿女呵，真是谎言，不过是弄一顶大帽子骗这些老实工人，在文革中为毛氏江山去火中取栗，做其工具罢了。现在，那些下岗工人被撵出劳累一生或两代的工厂，到街头去做个流动小贩，也被城管打与砸，含冤去上访，就可被劳动教养，可红歌一唱，又迷惑了，以为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运，又可回来了，这几十年还看不清吗？讲共产，是披着红皮的军阀与党阀领导一切。讲改革分产夺产，仍是披着红皮及毛泽东那张毛皮的权贵阶级在领导一切。我将这些小劳教尽工人子弟给我的启悟向小谢一说，他对去乐山访录更提升了激情，在眉山许承初家里向乐山王玉凤的电话一打，她就在那边等待我俩了。在路上，我告诉小谢：我有个右派朋友沈启余，也住乐山，他曾是大堡小劳教的教员，他装有一肚皮大堡小劳教的故事与档案。再向他访录，必定打捞到许多劳教史事，于是，我在高速路上，又电话告知沈启余，将找他访谈，他正寂寞在家上网，深秋故人来，不胜欣喜。
在乐山车站下车，三轮车来拉客，我俩坐上车，他从小街小巷东钻西窜，不到一刻钟，就到了，王玉凤听说我们到了，骑着自行车从市场赶回家，小谢一看这当年的小劳教王玉凤，竟与自己母亲同岁，便以阿姨称呼了。王玉凤告诉小谢，她也有一女，正上大学哩！可小谢有女，已在大二上学了。
坐下没说几句话，已临正午，她邀我俩到临近一家餐馆，解释说早已定好了座，这餐馆是她们经常招待客户的餐厅。用餐时，才知王玉凤已是坐飞机去新疆、陕西，东北与华南，买车皮运货的水果批发商，我告诉小谢，陈世方是中学生被劳教，他从峨边逃亡到新疆阿克苏等地，用木工手艺在那一带生存了数年才被抓回，回劳教营结婚后，在王玉凤家的乐山落户，他的木工手艺在乐山还以雕匠博得名气哩！
回到王玉凤的家，沏上茶，小谢架起录相机，我打开录音机，又开始了这记录口述历史的访录：
谢：王阿姨，请你说说你到劳教所去的经过。
王：因为我父亲做搬运工，子女又多，吃饭都困难，还供读书，哪有钱给儿女买糖果，看见别人吃香喝辣便心羡羡的，我就与街上一批娃儿想法找钱，到篮球场，看见别人的衣服脱在那里，从荷包摸到3块5块，最多不超过10块，几个娃儿就伙起买抄手呀包子呀，吃得很欢。有时夜晚也去偷过糖果摊。抓到过后，就说送我去半工半读，受教育。1958年，我就到了沙坪劳教农场的三根桥中队，又称女二队，当时，我只13岁，叫我们几个小劳教去打猪草和做些杂务，也去背过包谷，饿得也嚼生包谷吃。1959年，就调到大堡三队女子大组了。
曾：三队有多少小女劳教？
王：我去时，住了两个屋子的人，有几十个。好在我手足利索，会偷来吃，种的洋芋，那管他叫合了桐油扮了灰，我也能刨出来洗干净煮来吃。我是靠偷，才活出来的，像金桂芳王长惠那些怕偷不会偷的，就饿死了。因为我偷着吃，身体最好，就从来没有水肿，出差的事，就常喊到我，我就更有条件弄吃的，去背粮，没有粮袋，用长裤扎紧裤足用裤管装，我会动脑筋，在裤内缝个大荷包，倾倒粮食时，荷包里就可装些走，能救急。有时就藏一些在山洞里，慢慢吃。有次被捉住，开会斗争我，大家都饥饿，斗不起，我也不理睬，要命呵，还要面子吗？人走到这地步，还是命要紧。
曾：萧赛告诉我，他调大堡是去教小劳教唱京戏的，你学过吗？
王：我就在京剧组呀！逢节日，还让我们演出给小劳教看，我演过三岔口的母夜叉和打渔杀家。
曾：演母夜叉是武旦呀！
王：是呀！我也翻筋斗。还叫我们到大堡街上演出，演出后，农民给我们包谷馍，我就又没遭饿。最给我运气的是那次失火，获得意外的惊喜！
曾：是三队哪处起火？
王：就是搭的演戏的戏台烧起来了，我去抢台上的演出衣裳，戏台洽在干部住的房子旁，慌乱中，我发现一口锑锅，揭开一看，是一锅猪蹄炖的花生米。我知道是干部的，我们饿得这么惨，你还吃这么好，你吃得，我也吃得。我端起悄悄藏到秘密地方，就经常去打牙祭，太久没进油荤，还吃得我拉肚子。后来，这干部清查他的锑锅，我整死不开腔，露了马脚，他不把我恨死打死吗？那时，正在嘈小劳教，把一个叫吴新的娃儿死后挖了心子煮着吃，把吃心子的还抓了，我更怕：吃了干部炖的猪蹄，不被报复吗。
后来，成都劳改的动力机械厂来选人补充劳动力，我这身体当然是首选，到成都去学车工，再没饿肚皮的忧心后，很快就全部恢复了体力，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又从动力厂拉两车人到峨边沙坪劳教茶场，要垦复当年右派种的万亩茶山了。我又到了女二队，成了茶场最优的劳动力。眼看这文革把这些就业的管得比当年劳教还紧，家也回不去，人也大了，便与范山的唐明耀耍朋友，没想到彭昌英不满回不到重庆，与男的就业议论文革造反的事，就说她要造反，管得更紧，判她5年后，男女来往耍朋友控制得更严，甚至以阶级斗争新动向去歪曲就业人员的恋爱与婚姻，把我一场恋爱也瓦解了。要不是林彪爆炸后，外面牛棚关的走资派放松，这劳教就业也放松，1973年我还难同陈木匠结婚。
曾：我与陈世方正同队，我吃过你们的喜糖哩！后来哪一年回的乐山？
王：还是我爸老了，退休了，无人照顾，他跑到队里来要求我回家。你猜，他们干部怎么回答？他们说，王玉凤早就该放回家了，因为她劳动力太好，不仅采茶，做任何活路，她一人要顶三个人的工效，怎么舍得放她嘛！既然家庭这么困难，就让她回去吧！他们说的改造好才是放走的条件，不是假话吗？这才是真话！
我13岁押去劳教，32岁才放回家。我的少年、青年时光，全被劳教践踏了。我回家到父亲的搬运社去顶班，不收，说我年纪大了。那时就靠陈木匠做骨灰盒卖过日子。这之前，我也吃过不少苦呵，挖过洞子，卖过猪头肉，捡过炭花煤渣，几背炭花才卖一块多钱，家里给我送饭，见我像过黑人。我还跑昆明去贩香烟，一箱烟赚10多块钱，苦呵！后来初试进香蕉等水果卖，刚赚点钱，就被人一次就抢了9000块。后来，我就与陈世方一道去进货运货，女人要心细些，少出差错与漏洞。当时做云南的烟生意，几十箱烟运到四川境内卖了，就用这纸箱贩盐源的苹果，做来回生意，利润就更高，现在，除了几套住房，流动资金上百万。过去劳教场的干部常骂我们，放到社会去，还要犯错误还要饿饭，好像我们只有给他们当奴隶的命。你看，有了自由，我们的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了，我们在市场大学，干着学，学着干，一年给国家缴的税很不少，号召救灾，我俩口子一出手就捐几千元，这就是人有了自由，解放了压抑的聪明才智呵。
谢：我想问问：你在大堡那一年多时间，你们几十个少年女子，你看见死了多少？
王：我们那批去成都前，就死了7、8个，剩下的20多个是身体比我们差的，肯定还死的有一些。
谢：那时，你们想家与父母吗？
王：想到的只是活下来，或是死后埋在哪里，相互嘱咐：后死的人怎么给先死的人多埋点土，别让豺狼扒开来吃了。
谢：你见过吃死人的肉吗？
王：哪里敢看呵！只听到那男娃儿说他吃过炒的心子。看到的是棺材装3、4个人，装不下，用脚去踩！
曾：那是初期死人，埋人，还做棺材，我在建筑队，还见木匠打棺材向山下医院送。以后，一窖一窖地死，做不赢了，都是挖坑软埋了。
谢：你很能干呵！王阿姨。你能不能再唱段京戏我们听听？
王：早就忘干净了。并且嗓子因那年感冒误吃药也吃坏了。
谢：那就唱一首歌嘛！
王：就是唱当时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不完了。只有那些男娃儿怪声怪气唱社会主义好，进行讽刺还记得，他们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吃又吃不饱！”干部一听喝道：“你们唱的啥呀？”我看那娃儿做个鬼脸回答：“我们唱的社会主义好，提着裤儿跑，”就支吾过去了。对待凶狠狡诈的劳教干部，他作弄你，你只能也作弄他。老实地对待，必遭殃遭罪。我看见死的尽是老实人、文雅人，我永远记得那个名王长惠的女娃儿，不是成都就是重庆来的，秀秀气气，斯斯文文，漂漂亮亮，吃那些粗粮都难下咽，更别说去吃野生动植物了，瘦弱得真是弱不禁风，山上一吹风，她就惊叫唤：风要把她吹倒了，快把她拉住。还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她说：凤辣子（王玉凤在山上绰号）要是我死了，一定把我埋在向阳的地方，我怕冷！
王玉凤绘声绘色给我与小谢描绘了当年小劳教们悲惨，听得人背发冷，心发酸，甚至发怒了。中国劳教史开篇，有右派的尸骨作代价，有大学生中学生作祭品，怎么还需小学生来付出生命呢？
在王玉凤家里，等到陈世方从市场归来，吃过晚饭后，我们又向他进行访录。他从逃跑新疆抓回，在打锣坪中队与我同囚两年。他是小劳教中已上高中一年级的少年，还是以思想反动罪名被惩劳教的，而且亡命新疆数年，他是以木匠手艺活得很好的孤例，又是在社会上活出人样的一对曾是小劳教夫妻，我很重视对他的采访。遗憾的是他不如玉凤的健谈，多少有点把一切看穿看淡的漠然情绪，但他说出的往事，仍很有那段时期的历史特色：
曾：还是回首话当年，从你为啥被劳教说起。
陈：那是在重庆南岸，我在新办的一所凉风桠中学。反右派运动把新来教历史的老师打成右派。我说，这老师讲课讲得这么好，怎么会是右派？团支部就开会批评我，说我同情右派。我说我是实事求是，说的事实嘛！他们就批判我思想反动。我更不服他们给我扣反动帽子，反驳他们，你们不过是抓我家庭出身嘛！我祖父那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有啥不得了，有人说毛主席家也是地主嘞！火哟！我这句话惹了大祸，说我攻击了伟大领袖，是现行反革命，第二天，南岸派出所就抓我劳教了。我脑壳里，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反革命！
谢：那时你多大年龄？通知你父母吗？
陈：才满16岁，送到解放东路转运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因说错了话，送到这里了，他们给我带了些换洗衣服来，叫我好好学习。学校与派出所都没有明说劳教，都说送去学习。一道送去的是14个少年，到大堡3队，确实也学习了几天，讲课的有从空军来的教官沈启余，有作家杨禾。当时的3中队有劳教千多人。后来成年劳教都调走了。只剩少年儿童，1959年后，我们的囚粮一月只有15斤，就开始乱了。
谢：还出工劳动吗？
陈：哪还有气力劳动，都遍山遍野去找可吃的动物与植物来救命了。到了死人开始后，就全部瘫痪，我都送到二队医务室做病号了。
谢：说说你记得死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吧？
陈：那就是吴新的心子被人挖来吃了。是去埋他的人发现来报的。
谢：你去亲眼看了吗？
陈：二队病房里的人都拥去围观了。吴新个头很小，只有14岁的样儿，一条很长的口子，从心口开到肚皮上。
谢：看后你是啥感触？
陈：麻木了，也横下一条心了，想到不过就是一死嘛！也没啥畏惧了。我们被捆被吊被打，几乎代替了每天的上课，你们看看我脚上这个大伤疤（说着他撩起裤管，脚上露出很大的凹痕）这是大堡三队那管教干事给我留下的终身纪念。因为我饿得偷了小厨房一点剩饭，他穿的军用大皮鞋一脚踢得我卷在地上，青出一片，肿得站立不起，还捆我斗我，后来，伤痛没药医，肿后灌了脓，烂了肌肉，以后在场部医院才救到这只脚。60年我在医院住了一年，送上打锣坪中队不到一周，又病重浮肿，再送下医院。以后又送三根桥中队，说我是反革命政治问题，集中到那里。有个老反革命对我这小反革命一点不仁慈，他要功请赏就磋磨我，到底我也长大了，打了他两次，就又捆我还开斗争会。我在会上心里想：老子明天跑他妈的，叫你斗不成。第二天开我斗争会找不到我，我早已跑过大渡河了。我要感谢队里的傅渝生送我5斤粮票，才敢上路。到了成都到省高教局找到我二哥，他给我钱，才敢跑新疆！
曾：你二哥在高教局工作吗？
陈：他叫陈贤尚，为我这反革命弟弟，还影响他下放基层，因为他学的专业很俏，又调回来，现在退休后仍在成都。
谢：你怎么想到往新疆跑？
陈：我父母亲都调在那里工作呀！
曾：跑出去有多长时间？
陈：有两年。
曾：没有抓你吗？
陈：抓了好几次呵！头一次，就没抓到，是电话通知新疆公安来抓的。
曾：你在那怎么生存？
陈：主要是用学会的木匠手艺挣钱，其他的也干。
曾：一个月挣得到多少钱？
陈：300多元，多是做几月耍几月，反正漂在外头……
曾：那时，你就业劳教营，一个月挣10来元零花钱，逃亡出去获得自由，你的劳动价值就提高了30倍，你用活生生的事例解释了自由解放了生产力，今天这改革开放，也是市场自由解放了人与生产力，可他们硬要说党的领导万能，把这领导扼杀自由，窒息生产力，不肯改革！也作功德歌颂，不荒谬到报点吗？
曾：最后是谁到新疆去抓你回劳教营的？
陈：是放电影那黄干事。
曾：用手铐铐着你在路上吗？
陈：是呀！上火车，我就叫他解了手铐，不解开，我在路上就一定跑！他无奈，只有给我开了铐子。回到劳教营，引起轰动，没有死没有走的60多个原大堡的小劳教来看望我，好像我是英雄，代表了他们，实现了他们渴望自由的心意。
曾：这时，是哪一年？
陈：正是文化革命高潮的1968年，这可把三根桥中队的董队长与蒋干事震惊了，生怕我把外面的事传进来，把封闭在这里头的人思想点醒点活，引出逃跑，或引起造反！跑来威胁，要关我的禁闭，不许我与小劳教接触！我与他俩闹起来：凭啥关我？人家来看望一下我，人之常情！又栽诬我反革命，也要编出点证据来嘛！后来，赵指导员来劝说，要我不把外头那些造反的情形讲给这些小劳教听。我说，外头那些牛打死马，马打死牛，关我屁事，我才不屑去谈哩！这才平息初回劳教营那场风波。
曾：以后就平安无事了吧？
陈：他们讲阶级斗争，天天找新动向。后来把甘国信抓回来，他是跑到贵州习水，凭他是大学生，藏在那里教书，今天看来是支援贫穷山区的教育事业，应受表扬，在劳教公安干警眼里，就像从奴隶主庄园跑了娃子（凉山奴隶的称呼）是大逆不道，要狠狠惩罚。关他禁闭逼他检查交待在外的事情时，我丢了一包香烟给他，这下又惊动了干部，甚至场部管教科那叫姚以让的干事也下队来审问追查我，问我的动机与甘国信的关系。我说：人是情感动物，不过是动了下感情，出于过去友情，送一包烟给他，这算什么嘛！看样子，他们怕外面的自由又招手，我俩勾结再跑，就把我调到打锣坪中队，隔离了我与甘国信，他们就放心了。
曾：你来打锣坪队，我也在哪里。李泰常与安友发寻隙关我小监，你还在旁边木工房里。后来，弄我去茶房，你在那还顺利吧？
陈：那才不顺利哩！那个内江川剧团来的叫苏林，写我的检举，说我在木工房里做了许多私货家具，运走了，一条一条的罪行，安友发指导员就把我踢出木工房，叫我到蔬菜组去担粪，我才不给他担哩，安来训我，我质问凭什么撵我出木工房？我做的那些家具，一件也不是私货，我有记录的：哪天，什么家具是给姚以让干事拉走的，哪天是给杨场长拉走的，哪天是给吕自兴政委拉走的。安友发一听，叫我别说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老林里叫劳教就业人员拖出的木料，不花钱，叫陈世方这种木匠打出的家具，也不花钱，文化革命后期，各队干部都在喊队里木工做家具，再把陈世方追下去，就追到他的顶头上司了。这安指导员赶快封我的口，不让我再向别人说这内幕，还叫我回木工房去上班。
谢：哎呀！这些好丑恶呵！
曾：那时，这些干警天天在早请誓晚汇报，跳三忠于舞，背诵毛主席语录，还念林副主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却在干这种假公济私的勾当，今天有人还说毛时代清廉，陈世方说出底细，对文化革命也是嘲讽呵！
陈：那阵，打锣坪中队每天吆两条牛进老林拖木料，一条牛就算拖一立方料，一年四季加起来，应是多少，当然，也用些去修房子建库房，有不少都是干警们做
家具了。文革后期他们打家具成风，415筑路支队调来的陈干事悄悄来对我说，他也要做。我说，做了，要登记呵！登记了，就要付点成本费，他不开腔了。我说我不登记，查起来，我一个就业员，怎么承担得起，我们这种人是只能吃补药，吃不得泻药呵！我巳做得够多了，若来个运动，不把我当替死鬼吗？这陈干事怀恨在心，也拿我没法。
曾：我看你做的木雕，还很生动，不那么匠气，王玉凤告诉我，那些年乐山市与日本结友好城市，曾用你的木雕做礼品，找谁学的？
陈：全是自己摸索实验的，在打锣坪，我就在做木工的精细活儿，找枫木做提琴底板，寻杉木做面板，就是指导员安友发都拿了我做的4把提琴。出了牢笼，有了自由，有了奔头，就更能发挥手艺和创造了！
谢：你在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感觉的？
陈：还是改革开放有了市场自由后，我才有提高才艺的自由天地。10多岁刨进去，30多岁放出来，以反革命罪劳教我，这是政治犯呀！我16岁一个天真无邪的中学生，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反啥革命，这几十年，他们的革命尽整人害人，少年儿童的命也要革，大堡的小劳教一窖窖的死，这革命太坏了，从内心说，这几十年，他们是把我不懂革命的少年，改造成和逼得认为：他们这革命应该反了。
谢：陈伯伯，你最后一番话，讲得太好了！
陈：我说的全是事实，从事实中得来的认识呵！
在王玉凤与陈世方宽敞的家里，被留宿住下，我就给沈启余打电话，一听说我们已到了乐山，明天要找他摆一摆大堡小劳教的历史，他说已作了准备，欢迎到他岷江边的新居作客。
我告诉小谢，老沈是上海人，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老现在西南空军做年轻教官，打成右派，送沙坪劳教营，就去大堡教小劳教了。如果省团校林宪君是以大组长的经历向我俩讲述那段历史，老沈就是以教员的角度向我们述说大堡的见闻了。他是理科学无线电技术的，思路缜密，他不仅是大堡历史的活证，也是这劳教营在峨边开始到终止迁去眉山前的活证，迁后，他还与爱人，也是劳教营婚姻，儿子，出生劳教营，去录了像，制成光碟送予我，他会说出大堡许多历史档案的秘密。小谢一听，感到这次乐山之行，一定能打捞到即将湮泯的好史料。
沈教员惨痛话大堡
曾：你老兄是因为啥陷入右派网到峨边劳教的？记得你在西南空军？
沈：对，在空字028，也就是十三航空学校。整风开始后，召集了一个老教员座谈会，号召畅所欲言，我只提出一点，认为中央说的肃反运动搞错的，实行“有错必纠”的政策，我建议应改为“有错必究”我就是这么划为极右分子。
曾：你就这么一个字成了右派呀！还头次听到。
沈：我主动说的，确实就这一字。反右开始，揭发我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如有人揭发我说统购统销政策搞错了，就组织许多人与我辩论，处分我劳教的决定书上，这类揭发就都堆积上去了。当时，我不低头认错，就开全校斗争大会， 仍未压我低头，就说我是不思悔改的极右分子，1958年3月18日就押到峨边了。
谢：你一去就到大堡吗？
沈：那时，沙坪这边宋家山10多个中队都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下了，就分到大堡作业区开荒。后来，省公安厅要成立四川省沙坪少年教养所，就把重庆已成立的少年福利小学合并过来，劳改农场里的少年劳改犯也并入大堡，再由成渝等大中城市派出所，叫家庭申请不好管教的子女来大堡，猛然就增加少年儿童数千人。成立两个教研组，认为我与左孝寿都是空军来的教官，信得过一些，派我俩各任一教研组长。我那教研组就有10个教师，蓝藻在大学教体育，刘炳胜是中国女排首次世界获奖教练，教语言的是杨钟岫这燕大出身的老报人，李忠衡是仪陇的文教局长。龙泉驿那生物制品厂研究员赵为谦教化学，川大的童如奉教数学，我就教物理！师资力量不弱呵！
谢：劳教所计划搞成什么样的？
沈：当然是以苏联为样版，要学马卡连柯办工学团那么规划。结果，吃都没有，上课时娃儿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听我讲。叫他们劳动，无力气，这教与劳怎么推行？发的本子课本，他们烧来煮洋芋红苕，铅笔要去锤成木丝来生火。记得重庆福利学校送一车娃娃来，等到半夜，车来了，人，全不见了。凌晨都回来了，也吃饱了，才种下的几亩洋芋，也被他们把种块刨出吃光了。
谢：这种情况，你们这夹在干部与小劳教中间的角色，也很尴尬呵！
沈：当然是最麻烦的呀！其实，我们也想把这些孩子管好，帮他们熬过这专政与饥饿的双重压迫，能活出来，这些娃儿也是鬼机灵的。例如那个姓漆的大组长，常是话说得凶，手下总留情，他拿条绳子在手上，得了个漆绳子的绰号，娃娃们都晓得他不会捆人整人。只要他说一声：今晚是10点到12点由他值班呵！娃娃们都拖到一、两点钟才遛出去找吃的。上不了课以后，像我与左孝寿这类教员，也派去管这些孩子，经常带去背粮。一次一千斤任务，每个人背50斤，不能偷不能吃，一粒都不能少。他们说沈老师，只要你在路上管松点，保证不少一斤一两。到回队交粮，确实不少，甚至多出来斤两。我才知道，他们没有偷自已伙食团口粮，一定偷的粮站。第二次去背粮，一过秤，他们便偷偷沾了一砣胶泥在秤砣下，我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不弄点吃，这粮，就背不回去呀！有的押孩子背粮的大组长，认为只要偷了就可恨，就惩罚孩子，结果，弄得完不成任务，干部与娃娃两头不讨好，怎么能用正常时期的方法，去处理这非常时期的事情呢？
谢：你们教员只上了两个月的课，就宣布停课了吗？
沈：没有宣布停课，是根本没有人来上课，都遛上山去找吃的了，没人来听课，一个个，饿得心慌，怎么听得进课呀！
谢：我在重庆听当年那些小劳教说，教员也说自己饿得没劲讲课了，人也不来了。
沈：我那教研组里的教员就死了一大批，几十年后，随口就可说出名字有蓝藻、刘柄盛、赵为谦…我很幸运，他们劳改干部认为我是军人，他们中也多部队转业劳改系统的，加上我任教员又兼大组长，帮他们做了事，让我一人吃两人的粮，我的身体就没有怎么垮。要不然，我也死在那里了。我家从上海寄来的饼干，打开罐头筒，只剩点渣渣哩！或者包裹皮上给你贴一张说明：此件在途中破损，应由发件局负责，问收件人意件。你若不收退回，剩的渣渣也没有了。
谢：看到娃娃饿得那么可怜，你们心里是啥状态？
沈：既同情又无奈，既认为情有可原谅，又认为道德底线不好掌握。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那时一切物资匮乏，小劳教最想有一个大口径的搪瓷盅，可装吃的，也方便煮东西。当他妈来看他时，就提出这要求，他妈说这很简单，下次给你带一个耒就是了。他妈一走，这娃儿就向其他娃儿问：你们都听到的，下次我妈就要带个大号盅来了，我愿交换3个玉米馍，有娃儿立即接话：我愿换！这娃儿就要饿三顿了，饥饿可逼出人作出许多揪心的事来！记得有个叫聂兴尧的娃儿，才七岁，就判刑弄进来了，也只有死在那里了。
曾：你在三队，见过京剧大组演出吗？
沈：有个干部是个戏迷，似乎很懂行，排戏时他监视在旁，这一句没唱正，那一声走了腔，他都盯着叫纠正。后来，要演出，叫我把工棚里娃儿全撵出来看戏，又冷又饿，那些娃儿一个个都遛回工棚了。这扫他的兴呀！他亲自进工棚去撵，娃儿哭丧着脸说冷，他叫披着铺盖去看戏，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呵！
谢：你们教师中有教体育的，这些娃儿还上体育课吗？
沈：开始也上，就在工棚外的坝子上，有一场面，终身难忘，正在坝上，突降大雨，他们天真地跳起来，脱光衣服，淋得哈哈大笑。这是我在大堡，这些娃儿给我留下唯一一个快乐的镜头。
谢：这么人性丑恶的大展览，我们年轻一辈听来，真无法忍受。
沈：他们还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学马卡连柯，写教育的诗篇哩！
曾：劳教有大学生、中学生，加上小学生，不是梯队培养吗？
沈：是吗？
曾：1957年，川大戴虞俊等、电讯工程学院（今天的电子科大）张芹、王用道、刘西通等多呀！中学与中专有倪希真等，我看大堡这批小劳教小学生，就是用他们共党的话，是劳教接班人，以社会学观点，就是大小凉山彝人抓娃子，蓄奴制用童奴来承续嘛！
访录结束已正午，老沈邀我俩下楼在一家小饭馆吃饭后分手。归途中，我给小谢介绍，原劳教营中劳教右派医生曾永昌，他在乐山沙湾劳教铁厂作医生时，接了几批从大堡下山来沙湾抢救的娃娃，我们从他那里可打捞出许多历史。而且他就住在这乐山市区。于是，我打电话给曾永昌，他高兴故人来访，竟迎候在家门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