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歉信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和邻里道歉。据说，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曾经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就是一个恶棍了。”然而，为了能让自己内心得到解脱，刘伯勤依然坚持己见，结果，道歉广告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甚至评价说：“在一个缺少忏悔传统的国度里，这封信可以看作是人性觉醒的一个稀有证据。”

作者李贤政的文章说，现在60岁左右的人，在当年像刘伯勤一样卷入文革的，大有人在，可是真正敢于站出来，为当年的行为道歉的，却是凤毛麟角。对于文革，现在还是属于讳莫如深的话题，特别是，当局至今依然不愿意面对这个伤疤。复原真实的文革，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知道我们曾经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变态，也许对于一个总是自以为是的民族，有很大的艰难。

但是，不让荒唐闹剧重演，不让人性恶全面爆发的历史再来，拉近我们与文革的距离，或许利大于弊。一个人有了过失，希望通过忏悔来解脱；一个民族有了灾难，希望通过总结来吸取教训。一个政党有了这样的历程，却总不愿意面对，不知道这属于什么问题。如果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灰暗的历史，而让类似的事件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伯勤的道歉，在这个时候，真的弥足珍贵！

作者夜半挑灯看吴钩的文章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对日本否认侵华的滔天罪行无比的愤慨，可是，我们连伤害自己的同胞都不敢站出来忏悔，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自己的良知都已经泯灭，怎么还指望别人有良知？只要良知没有泯灭，人做了就得认账，不对就应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倘若连一点敢于面对过去的勇气都没有，那才是标准的懦弱！几万万人皆懦夫，唯刘伯勤是男儿。神州个个骂东洋，几人可知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