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习近平执掌政权之初，就大做他的红色帝国“中国梦”，反复强调“中国梦”就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他的“中国梦”，必须由他的党来绝对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要求宣传部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打压自由思潮。习近平一改邓小平的意识形态“不争论”遗旨，多次燃起“两个不能否定”的红色宣传战狼烟。随即中共“两刊一报”《求是》、《红旗文稿》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中共喉舌，赤臂上阵，疯狂大批“宪政”。
5月30日，中宣部主办的《党建》杂志，更是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宪政”主张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文章。该文竟与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的文章一起上了《党建》杂志封面要目，明确显示了中南海左转意图。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当今的中南海当家人明确采取了一种新“两个凡是”的态度。即凡是西方的，中国就不能用；凡是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就要否定。最近，中共喉舌如此反复发起丧心病狂地神化毛泽东和攻击、抹黑普世价值舆论战役，还是中国大陆“六四”以来极为少见的政治现象。
中国百年追求的宪政主题
宪政的本质问题就是对权力如何分解与制约。其实，中华百年来的真正梦想，绝非习近平的中国梦，而是追求如何实现宪政民主的梦，即寻求用宪政秩序代替皇（党）权专制主义，才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近现代百年追求的主题。这个主题不容任何帝王、政党篡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华民族有了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更替、旗帜变换，但真正的宪政梦想却至今不得实现。
在中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满清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康有为在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文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
1901年6月，梁启超在其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从这一天起，这个龙图腾的国家，就开始了中华民族近现代来宪政与反宪政的政治斗争史。当时，满清王朝贵族没落势力如同今日中共太子党不甘放弃党权一样，不甘放弃皇权。他们顽固地与宪政派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反复较量。
宪政与反宪政斗争的早期实践
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是宪政与反宪政斗争的早期产物。《钦定宪法大纲》中，君上大权竟有14条之多，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各权，不仅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永世不可撼动的地位，也确定了专制政府的属性。其核心两条，可为今天的一面镜子：“１、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２、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两条就是想把皇权的绝对尊严和地位，用宪法条文确定下来。这种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皇权处于如此毫无制约的地位，直接破坏了宪政的分权与制衡这两大“宪政主义操作原则”，当时的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借助“立法”来坚持无限皇权永世不变而已。如此维护皇权的宪法，无疑于给现代民主革命开启了闸门。
在清末，追求宪政梦想这一路走来的岁月，充满着宪政与反宪政的腥风血雨，直接导致了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将满清王朝推翻了。辛亥革命为宪政民主理念付诸实践开始了一次实践意义的探索。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一次确立了“还权于民”的宪政立场，至少在法律上建立了准宪政的民主制度，使人人平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宪政民主理念部分付诸了实践。
但民国之初的宪政实践探索，不久就遭遇了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挫折。袁世凯复辟时孙中山高举讨袁大旗，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人民维护共和制度；梁启超与袁世凯决裂，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称帝；蔡锷等策划实施武力讨袁行动。袁世凯最终被迫取消帝制。张勋复辟时，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强烈反对，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宣布坚决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军阀统治，维护共和；段琪瑞组织“讨逆军”进攻北京，复辟丑剧12天即告终结。这两场反宪政复辟都未终结民国的宪政实践探索。
民国时期不同宪政理念的斗争
在民国时代之初，梁启超们的立宪派就与民主共和派主流发生了理念上的斗争。梁启超等立宪主义者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至于谁拥有权力，都不重要。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重权力制衡和法治规则甚于民主，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的共同立场。
但在共和民主派们看来，国家核心问题是谁掌握权力，只要人民掌权，宪政就能实现。所以民主派强调国家由谁来统治，因此，共和精英们更关注的是内阁制与总统制、民权与国权的争论。中国在民国建立之初，共和民主派占了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国家忽视宪政内在规则的建设，致使宪政秩序迟迟未能实质上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没有到位。因而，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宪政徒有其名，国家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那个时代，中国在寻找权力正当性问题上，始终让民主压倒了分权，让威权压倒了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提出的是“人权(自由)与科学”，但却在日渐崛起的民主主义思潮下，被偷梁换柱，竟演变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也给共产暴力革命以可乘之机。其实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先生，执政不久后，即被苏维埃道路所迷惑，崇尚暴力革命和国家主义，并由他始建立了帮会式的政党，且以党统军，以党训政，贯彻“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导致中华民族的宪政追求畸形。民国时期虽先后炮制了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多部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的“贿选宪法”、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但却是“立宪法容易行宪政难”。
中国现代革命走向反宪政的歧途
中共暴力革命以来，引来了所谓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苏维埃式民主”，中共建立起一个完全反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权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世界上所有追求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所谓“苏维埃式的民主”，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宪政民主的所谓“超越”，都不过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摧残与扼杀。如果说欧美国家，在坚实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修补、完善，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那些一开始就宣称要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平台的实践证明，都是对宪政道路的反动。
从中共建制时的1949年共同纲领之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至2004年中共多次颁布宪法，并经过4次31条修正，但都坚持保留如同《钦定宪法大纲》那种“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中共一党绝对领导权永世不变内涵。因此这些宪法同样是对分权与制衡这两大“宪政主义操作原则”的否定。
从中共建制后的执政事实看，“宪政”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毛泽东虽在1940年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但仅仅是用于反蒋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不久，“新民主主义宪政”说，很快即被“人民民主专政”取代。从此“宪政”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中消失。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使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语，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使用的都是“人民民主专政”，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的核心概念都是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什么是“专政”？对此，列宁给出了标准答案：“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中国文革时期，毛泽东极左集团“无法无天”，反宪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改革开放”来的反宪政思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同样伴随着宪政与反宪政的斗争，反宪政思潮汹涌澎湃。共产党四代领袖均在执政意识上对宪政采取抵制态度。中共当权者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围绕稳固一党专政既得利益的轴心展开改革，因此每当改革发展到涉及政治体制的深水区，改革就陷入僵局，面对中国现代化民主转轨的政治任务，执政党的政治领袖们始终采取敌视态度，即借“稳定压倒一切”托词和“维稳”战略，抵抗宪政改革呼声，甚至发展到用坦克的履带解释专政的本质。
这些年来，在中共主流价值观影响下，一些御用“学者”，也纷纷从学术角度明确提出反对改革使用“宪政”概念的主张，例如《理论研究动态》2004年第11期发表王一程、陈红太两教授的《关于不可采用“宪政”提法的意见和理由》，《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的谢毅《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陈红太的《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等等，加之最近的中共“两刊一报”的反宪政狼烟，可谓一浪未平一浪又起。
这些御用学者在其著作中披着学术外衣，但却有图解中共传统立场的明显政治意图。他们一致排斥宪政价值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笔者将其理由主要归纳为以下三说：一是“性质说”，此说认为宪政是资本主义政治的概念，不能揭示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差别，没有揭示宪政的阶级实质。”二是“策略说”，此说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宪政的超越，没必要采用曾作为策略使用的“宪政”概念。“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讲‘宪政’，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主要是与国民党搞假宪政进行斗争，目的是为了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三是“颠覆说”，此说认为提倡宪政，实质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少数人鼓吹所谓民主宪政和现代宪政主义背后的真实意图，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要根本改变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而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则是要取消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取消法定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上三说，已成为当今中共喉舌观点的主流。
习近平为何只提宪法，禁提宪政
不少人被习近平高调提及尊重宪法所迷惑。其实习执政以来，亦真亦假，一面高捧人民，一面神化中共；一面高谈宪法，一面禁言宪政；一面高调反腐，一面维护专制；高言权力监督，却不权力分立；高声“权力笼子”，却不党政分开。习近平以党性建设，回避宪政建设；以转变党风，取代转变制度；面子上反对特权，实质上强化党的领导。刘云山不过是其马前卒而已。那么习近平为何只提宪法，禁提宪政。其实，中国的现行的宪法，不论经过几次修订，有什么变化，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始终不变，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变。至今保持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因此可以肯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至今都是中共要守护宪法精神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习近平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决捍卫到骨子里的东西。
回首中国从推行改革开放至今，旧的“两个凡是”尚未绝版，新的“两个凡是”又炮制出台；反思文革，批判愚昧主义和个人迷信尚未到位，中南海又要强调“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两个“三十年统一论”；国人刚刚开始向往普世价值，中共宣传就又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以“北京模式”打拼“软势力”；今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刚刚有“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的媒体声音，随即便遭到“习近平新政”的封杀。最近，中南海如此恶劣的拒绝普世价值，大动干戈，发动意识形态斗争，是又一次对中华百年追求宪政道路的反动，展示了中国现代化民主转型的痛苦历程。
阻击反宪政逆流政治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只是将法治限定在党治之下。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底线依然有不可动摇的两条：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能变；二是一党独尊，享有绝对领导权的地位不能变。显然，中国的所有“红色记忆”，都是反宪政探索的历史记忆。
然而，正当中南海发起反宪政逆流高潮之时，《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宪法学专家许崇德教授题为《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文章，迎头驳斥《红旗文稿》的“宪政属资论”。文章认为，杨晓青“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又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舆论”。这篇文章的公开发出，标志体制内阻击反宪政梦的冲锋号再次吹响。6月1日湖湘法学论坛暨第五届湘籍法学家联谊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李步云、郭道晖（前朱总理入党介绍人）、李龙等老一辈法学家针锋相对地大声疾呼宪政，法学家们对目前的反宪政思潮予以了有力反驳。日前，贺卫方、张千帆教授等众多知识分子也都纷纷加入反击反宪政逆流的政治斗争行列。当下中国网络世界、民间社会讨伐反宪政逆贼浪潮浩浩荡荡。由此看来，百年中国的宪政与反宪政历史始终都是现代化转型政治斗争的主题。
其实，眼下“宪政”之争传达出的正是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信号。然而，作为“红色接班人”太子党首领的习近平，不着眼于变革制度，还在搞毛泽东式左倾运动那种整风老一套。这些年来，中共从整党到“三讲”教育，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风越整越腐败，党高官糜烂透顶，已经超越了人伦底线，导致天怒人怨。中共眼下再举起反宪政大旗，彻底颠覆民主立宪和共和价值的根本追求，就是公开站到中华民族百年来为宪政浴血奋斗历史的反面，那么必将导致改革路子彻底堵死，革命闸门再次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