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刘伯勤自费在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道歉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笔者读了“道歉广告”及《南方都市报》对刘伯勤的专访，感慨良多。笔者当年是“红小兵”，虽然没有像红卫兵那样在批斗大会上打骂过老师，但也举过拳头喊“打倒”，还代表全班同学写过批斗“反革命”老师的大字报。可以说，当年的红卫兵刘伯勤为是否忏悔而纠结20多年的心路历程，代表了中国一代人。因而，他的“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
谁在“文革”中没有错误？在那个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在那种“人人过关”和“人人表忠心”的环境下，有几个人能不去表现自己最革命？有几个人敢抚摸“走资派”和“反革命”的尸身痛哭？有几个人敢与“伟大领袖”或“革命群众”唱对台戏？当年的我们就是柏拉图《理想国》“洞穴之喻”里的囚徒，把墙上假人和假兽的影子看成真的，互相揭发、告密、陷害。 杨国宇在《将军军管日记》记载，薄熙来在文革期间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他响应造反派的“革命潮流”，声明与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划清界线”，断绝父子关系。杨光在《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中写到“1983年杨秉城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薄一波对杨秉城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别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完整地记录了他家乡红卫兵杀人的盛况：将“反革命分子”背上绑上炸药包，蒙上眼睛，点燃导火索后叫他们往前跑，红卫兵们在欣赏着那血肉横飞的“革命胜利”。
刘伯勤的忏悔是对“文革”的一种清算和彻底否定，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们的新皇帝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前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文革”发生在“前三十年”，被称为“十年浩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 对“文革”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一大批“反革命”被平反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否定。“前三十年”中共都干了什么？通过“人民公社”消灭了拥有土地的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拥有生产资料的人，通过“反右斗争”消灭了说真话的人，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消灭了有思想的人，通过“文革”消灭了有良心的人。据历史学者统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和政治导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总和，要超过世界二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更是超过中国抗战和内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使我们看到，小习至今还在与他的父亲“划清界线”，他打倒了薄熙来，却继承了薄熙来未尽的“毛左”事业，竭力为中共的反人类历史背书，竭力为中共的“伟光正”背书。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能“带领全国人民”，是因为“奉天承运”，是因为戴着“三块表”，这就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就不是“13亿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抉择”了。于是，所有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能更有合法性，反右是“扩大化”，大饥荒是“天灾”，文革是“动乱”，“六四”是“风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伯勤还有必要忏悔吗？笔者用一个德国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柏林墙倒塌之后，东西两德统一。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警察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警察，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法官质问：“难道你无法不将枪口抬高一公分吗？”人民的顺从和狂热滋养了法西斯的嚣张、纵容了国家暴力，电影《朗读者》里汉娜的认罪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句“他们身不由己”可以轻轻放过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集体狂热，不能离开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但不等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随便指责，而是要反思如何建立让每一个人心中的希特勒和毛泽东都受到遏制的制度！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全民忏悔”。正是在“全民忏悔”的基础上，当年的西德实现了社会和解与正义转型，也使德国以悔过自新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谅解。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勃兰特对媒体作解释时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言外之意，每个德国人都有一份原罪。
德国人可忏悔、可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否定历史上最黑暗的“前三十年”？我们把“文革”的罪过都推给了“四人帮”，其实那是一个“多数人犯罪”的过程。没有毛泽东的“挥手”，哪会有“四人帮”的“奋勇前进”。就说“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也不是没有责任的。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在监狱里被活活打死，头部被钉进了一颗钉子，尸体一丝不挂，死时年仅38岁）。”
中国是一个“多难”的国度，却鲜见真正的难后“兴邦”。为何？因为我们习惯了歌颂与遗忘，通过塑造和歌颂英雄来掩盖自身的无能与罪责，缺乏发自内心的忏悔与罪感。一个缺乏反省、缺乏发自内心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地从天灾人祸中吸取教训，不可能从天灾人祸中提升灵魂，不可能从天灾人祸中进行制度革新，更谈不上什么“中国梦”。一个敢于直面历史错误的民族，是一个理智和清醒的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才能获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才不会遭到“和平演变”，才会有真正的“朋友遍天下”。这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
对于一段“多数人犯罪”的历史来说，个人名誉得失问题在整个历史中的分量只是大海中的一涓。由于重复同一罪行的人太多了，“多数人犯罪”对社会、对民族的危害，已经从对个别受害人的威胁转移至对整个民族的威胁。在“多数人犯罪”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能为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民族。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怎样对待自己罪孽的过去，怎样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良心责任。本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习近平的“不能否定”等于彻底剥夺了中国人人性觉醒的机会。
没有每个公民自己的良心自救运动，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正义转型。很多人抱怨和指责体制的同时，遗忘了自己的责任，遗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常常也是恶体制的支持者、奉行者，潜规则的参与者。体制是什么？体制就是你、我、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生存于这个体制之内和之外的人，都负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原罪之责，都应该检讨自己：是否拥护其恶、执行其恶、默认其恶、漠然其恶？如果我们都能像刘伯勤那样敢于忏悔和反思，习近平的“不能否定”就会在公民良心自救运动中被淹没！
谁在“文革”中没有错误？在那个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在那种“人人过关”和“人人表忠心”的环境下，有几个人能不去表现自己最革命？有几个人敢抚摸“走资派”和“反革命”的尸身痛哭？有几个人敢与“伟大领袖”或“革命群众”唱对台戏？当年的我们就是柏拉图《理想国》“洞穴之喻”里的囚徒，把墙上假人和假兽的影子看成真的，互相揭发、告密、陷害。 杨国宇在《将军军管日记》记载，薄熙来在文革期间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他响应造反派的“革命潮流”，声明与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划清界线”，断绝父子关系。杨光在《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中写到“1983年杨秉城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薄一波对杨秉城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别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完整地记录了他家乡红卫兵杀人的盛况：将“反革命分子”背上绑上炸药包，蒙上眼睛，点燃导火索后叫他们往前跑，红卫兵们在欣赏着那血肉横飞的“革命胜利”。
刘伯勤的忏悔是对“文革”的一种清算和彻底否定，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们的新皇帝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前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文革”发生在“前三十年”，被称为“十年浩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 对“文革”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一大批“反革命”被平反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否定。“前三十年”中共都干了什么？通过“人民公社”消灭了拥有土地的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拥有生产资料的人，通过“反右斗争”消灭了说真话的人，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消灭了有思想的人，通过“文革”消灭了有良心的人。据历史学者统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和政治导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总和，要超过世界二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更是超过中国抗战和内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使我们看到，小习至今还在与他的父亲“划清界线”，他打倒了薄熙来，却继承了薄熙来未尽的“毛左”事业，竭力为中共的反人类历史背书，竭力为中共的“伟光正”背书。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能“带领全国人民”，是因为“奉天承运”，是因为戴着“三块表”，这就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就不是“13亿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抉择”了。于是，所有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能更有合法性，反右是“扩大化”，大饥荒是“天灾”，文革是“动乱”，“六四”是“风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伯勤还有必要忏悔吗？笔者用一个德国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柏林墙倒塌之后，东西两德统一。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警察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警察，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法官质问：“难道你无法不将枪口抬高一公分吗？”人民的顺从和狂热滋养了法西斯的嚣张、纵容了国家暴力，电影《朗读者》里汉娜的认罪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句“他们身不由己”可以轻轻放过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集体狂热，不能离开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但不等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随便指责，而是要反思如何建立让每一个人心中的希特勒和毛泽东都受到遏制的制度！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全民忏悔”。正是在“全民忏悔”的基础上，当年的西德实现了社会和解与正义转型，也使德国以悔过自新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谅解。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勃兰特对媒体作解释时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言外之意，每个德国人都有一份原罪。
德国人可忏悔、可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否定历史上最黑暗的“前三十年”？我们把“文革”的罪过都推给了“四人帮”，其实那是一个“多数人犯罪”的过程。没有毛泽东的“挥手”，哪会有“四人帮”的“奋勇前进”。就说“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也不是没有责任的。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在监狱里被活活打死，头部被钉进了一颗钉子，尸体一丝不挂，死时年仅38岁）。”
中国是一个“多难”的国度，却鲜见真正的难后“兴邦”。为何？因为我们习惯了歌颂与遗忘，通过塑造和歌颂英雄来掩盖自身的无能与罪责，缺乏发自内心的忏悔与罪感。一个缺乏反省、缺乏发自内心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地从天灾人祸中吸取教训，不可能从天灾人祸中提升灵魂，不可能从天灾人祸中进行制度革新，更谈不上什么“中国梦”。一个敢于直面历史错误的民族，是一个理智和清醒的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才能获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才不会遭到“和平演变”，才会有真正的“朋友遍天下”。这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
对于一段“多数人犯罪”的历史来说，个人名誉得失问题在整个历史中的分量只是大海中的一涓。由于重复同一罪行的人太多了，“多数人犯罪”对社会、对民族的危害，已经从对个别受害人的威胁转移至对整个民族的威胁。在“多数人犯罪”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能为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民族。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怎样对待自己罪孽的过去，怎样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良心责任。本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习近平的“不能否定”等于彻底剥夺了中国人人性觉醒的机会。
没有每个公民自己的良心自救运动，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正义转型。很多人抱怨和指责体制的同时，遗忘了自己的责任，遗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常常也是恶体制的支持者、奉行者，潜规则的参与者。体制是什么？体制就是你、我、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生存于这个体制之内和之外的人，都负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原罪之责，都应该检讨自己：是否拥护其恶、执行其恶、默认其恶、漠然其恶？如果我们都能像刘伯勤那样敢于忏悔和反思，习近平的“不能否定”就会在公民良心自救运动中被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