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抗战故事，逸出党史规范，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他的农民小说，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这是莫言的高处。
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你不是爱看杀头吗，我就杀给你看。那种能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人间至味，咂着嘴唇仔细品尝和描写的能力，不仅是《檀香刑》、《酒国》特例。《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军剥皮的过程写得那么具体仔细，渗透着令人毛骨怵然的快感。奇怪的是，大量血腥暴力之中，也掺杂着大量的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记得“精忠报国”。
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你只要不嫌腥膻，大可以吃得很撑。但是，没有人文精神的营养。
莫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绝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道义感和同情心的阙如，也就是人文精神的阙如。作为农民作家，说了那么多古代近代现代的农民故事，却一个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农奴身份。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是禁忌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0年李昌平向朱镕基投诉，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禁，才引起公开讨论。那以后，“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对政权的危害，比“腐败”还要严重。
据说作家群体，是社会肌体最敏感的部分。这么大这么严重并持久存在的问题，居然直到最后还是由非作家们提出，难道还不值得，引起人们的警省吗？
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
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那个——现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李承鹏语）的东西，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有可能不知道吗？！
1988十一月，我去上海参加《新启蒙》筹备会之前，顺便在苏州下车，参加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作家会。开会地点南苑，原是林彪行宫，房间档次不一。文化部长住原先林彪叶群的套房，往下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省作协正副主席，按级分房。无官职者我辈，住原先服务人员的双人宿舍。我进屋时，已有高晓声在。他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谈话间有人来向他道歉，说安排错了，陆文夫副主席生气了，请您马上搬过去。高向我说对不起，这是会议的安排，跟着走了。高老实人，他的作品，从《李顺大造屋》到《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
中国的学术会议，大抵是那个模式。与会者的态度，也大抵是晓声那样。习惯成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在那样一个语义场中，人们呼吸那语义如同空气，那语义组成他们的所思所感如同细胞组成肉体。以致在很小的生活细节方面，都会有相同反应，不是偶然。当然也有例外，上海的会，也是三十来人，也是高官平民杂处，但待遇无等级特权之分。我说起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与会诗人邵燕祥给看了他的一首近作《詠五次文代会》。（“文代会”是“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简称，那时刚刚开过，邵是主席团成员）他写道：
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敬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所谓“似傻瓜”，就是装糊涂，知道而不说。最后一句，是引用邓小平当时的原话。表明四十年来，本该作为社会脊梁承担道义责任、监督批评权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那“似傻瓜”的一大群，仅仅为了争待遇争职称做博导院士、防阴招防毒招坐稳位置，已经肝脑涂地，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当然也有例外，但例外的话语权空间，已经被挤压得所剩无多，何况随时还有，来自当局的关注。
在那个语义场里，莫言如鱼得水。写作不推敲语言，不讳言牟利。以多产、快产、畅销、远销为务，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一部长篇。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的一大堆，交给编者或者译者处理，说稿子交给你，就是你的了，你怎么加工修改都可以。获奖后更公开表示，感谢“译者的创造”，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文学”。这些新闻使我惊讶，这种作品使我困惑。文字滔滔，故事滚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气之外，更多的是农民的辛勤，官员的练达，加上商人的精明。
诺奖评委认不认可这种协作产品，是他们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点出这种产品的文学价值。表扬了它的乡土色彩，无视它已经迎合了西方趣味；无视它缺乏（例如契科夫《农民》、萧红《八月的乡村》里那种）思想性与表现性，在场感与悲悯情怀。在全球化潮流中的所谓乡土色彩，无非原始生活而已。当年托尔斯泰未获此奖，事后评委答复质疑的说法，是因托氏“向往原始生活”。姑不论那是不是“把文学政治化”，起码这次，是自相矛盾了。
授奖辞中提到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之一种，被现代派经典作家们反复地试验过，已经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溅落物。当然可以再用，但其文学价值，全在于它所表现的东西的人文价值：卡夫卡用以表现了“存在”的困惑；加缪用以表现了荒谬体验；马尔克斯用以表现了一个吸血家族的百年孤独；阎连科用以表现了，那个催眠者和被催眠者协同演出的荒诞剧是何等的惨烈恐怖。这种表现赋予了毛式文革语言以一种魔咒力量，同时也赋予了那个旧形式（魔幻现实主义）以一种新的活力。什么叫独创性？这就是。
韩秀笔下，一个由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共同组成的怪物“兵团”之中，唯一的独立个体是一个弱小女孩——“多余的人”。她以局外人的眼睛看“兵团”，无处不是那个巨大怪物的百变狰狞。她在被派到中巴边界崇山峻岭中为无数中国筑路工人收尸时，竟然发现，狼和人的关系，比“兵团”中人和人的关系要好。那来自地狱的温馨，魔幻得令人战慄。进入“被时代”，现实更魔幻。被代表、被自杀、被钱云会李旺阳……已经超出了作家们想象力的极限。
喜欢玩儿古代俗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西方俗套穿越时光隧道人变动物的魔幻莫言，对于这一切真实的魔幻视若无睹，三缄其口。作为党员作家、作协高官，受组织制约，不奇怪。说抄写《延讲》没错，说出版审查制度如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甚至说有人丑陋化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只说有人，没说丑陋妖魔是不是丑陋妖魔，也还是没说的东西比说了的重要），都不奇怪。即使党外作家如是说，也是饭碗甚至安全所系，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奇怪的是，完全在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世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更抵消了试图逆转的力量。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了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
多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网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震撼是暂时的。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