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引言：另一种普世
人类是社会性生存动物，由于群居之上还有规则，规则的制定（含研究）与执行需要精英分子来做，领袖就自然生成。领袖，应当是个中性词，或定义更宽泛一些。但是，由于群居规则必然隐含着最大化适用（如道义观念之不易变化），因此，领袖在更多的时候是詹姆斯•麦格雷格•伯恩斯（1978）意义上的，即“领袖和暴君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注1]。更形象地说，曾经出现在红场与天安门广场的巨幅画像，只是人群“崇拜魔鬼”[注2]的证据而已。因此，人类不仅长期需要领袖，而且还需要将甄辨英雄与魔鬼的任务长期化，一如道义观念之不易变化那样。
长期需求必然导致特定阶段的危机或危机会以小概率的形式出现，这是经济学不言自明的原理，也是供给学派出现的内在逻辑。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领袖危机是一种隐形的普世，东方（中国）对明主的渴望如此，西方（欧洲）对暴君的惩罚亦如此。在伯恩斯的权威难题（领袖危机之一种）来论，权威的技能与公众期望往往相反[注3]；在英国王室法律顾（QC）杰弗里•罗伯逊（2005）引述历史文献的角度看，是精英职业道德危机的表现[注4]。而无论罗伯逊还是伯恩斯，其二人所关注的细节之历史早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之1872年著名演讲《如何使我们的观点清楚明白》中被哲学化，尽管皮尔斯并未提及“领袖危机”之命题。皮尔斯说：“人类中最杰出的有识之士从来不敢，现在也不敢吐露他们的全部想法；于是，对于那些被认为对于社会安全无关紧要的见解，产生一种显而易见的怀疑。”[注5]
普世价值作为一种不易变化的道义观念，如从皮尔斯到伯恩斯及罗伯逊的大历史逻辑，只是普世的构成因素。普世是人类追求观念最大化也即最大公约观念的存在意义与道德经验，作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制度性普世价值并不能代表人类在其他方面的普世。比方说，作为负面普世的领袖危机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中。西方有之，中国有之；威权政治有之，转型政治亦有之。
神话之后：那些更为现实的危机
在刻意破坏历史知情权[注6]的政治制度里面，领袖危机不是被列为禁忌就是被以某种形式掩盖起来。然而，在重大历史变迁的事后，无论掩盖或禁忌均会被还原出来。东德政治变局可以算为经典的国家案例。东德的政治治局[注7]被媒体事后追认为一个神话，“一个讳莫如深的神话”且“在动荡不安的变革时代，神话会滋生蔓延”[注8]。
在这个神话里，个人与制度的伦理被隐藏起来，因而领袖危机也不为公众所知。只是在神话结束后，基于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之反思才被挖掘来，即如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所说：“最使我感到沉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这个制度的负责的代表之一，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备受痛苦，一些人由于持反对派态度而遭迫害和报复。这些人的观点原则上的是正确的。而我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由缺乏更好的论据而企图借助直截了当的武力手段摆脱不同意见。”[注 9]在这段还算坦承的叙说中，研究者不难发现“没有实行民的能力”本质上就是领袖危机，而为掩盖这种危机对政治异见进行镇压组成了必要对策之选择。
在非民主制度（尤其威权主义）下，政治异见的“非法”存在说明体制本身存在领袖危机，而对政治异见镇压的烈度（不管方式如何，或判入狱或进行秘密跟踪等）恰好是领袖危机的指数。两者是正比例关系。在这个比例关系之下，体制领袖危机必然会由社会弥补（文化性补偿），即体制外领袖具备了对体制内领袖的至少是经济学意上的替代。如果一个威权体制愿意向民主转型，那么，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替代关系就变成至少经济学意义上的互补关系。缅甸当下国家案例如此，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党政治成熟亦如此。
无论是领袖广义层面中替代与互补是否存在弹性关系（不是替代的内部弹性），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利益的变局。这也是像东德、苏联等国家案例中，越是领袖危机深刻越要掩盖领袖危机的基本逻辑。在前苏联既往领导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遭到改革舆论的清算性批判，显然引起一些强烈的体制内对抗，因此，改革派雅科夫列夫“不但不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强调‘应该防止病态地对待批评’”[注10]。这个现象事后被中共认为是舆论失控的教训。
利益之外：领袖与路线的博弈
即便不论社会当中的利益变局，如前苏联的苏共党员之皆不正派之灰暗形象与公众反特权情绪之对照，仅仅看领袖之间的艰难平衡关系亦可证之。比如，前东德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在接班准备位置上受到在位者昂纳克的猜忌[注11]；再比如，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之路，在当选之前，他设法搞掉了数位储备人选[注12]。即便是在标准的民主制度下，领袖人物之间因于政治路线而非一般利益也会发生激烈博弈。比如，在任总统罗斯福对未来之星肯尼迪采取今日看来可称为“维稳”的措施，以至于后者在辞任驻英大使回美的路上无法公开发言[注13]。
领袖人物之间的激烈博弈更多的情况不是领袖人才（人物）多到必须进入充分市场化地步之原因，相反，它是领袖危机长期化的表征。之于中国当代情况，中共建政以来虽历四代已至第五代且第六代已有雏形储备，但是，其领袖危机日益深刻。刘少奇、林彪二人先后与毛泽东的激烈博弈是之，胡耀邦、赵紫阳接续与邓小平的博弈是之。温家宝与薄熙来的对决亦是领袖危机的表现。论诸道义，薄是站不脚的，因为他就是中国版的特威德[注14]。作为路线博弈的案例或者专制政治下领袖危机的直接证据，无论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冲突，还是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都不是单独的国内政治分岐。相反，国际政治变局的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刘少奇显然是中共内部的绝对亲苏派，他的倒台之重要因素至少是毛试图与美国进行缓和这一点。
由于对美缓和成为毛的既定战略，毛又没有一个可用的领袖群来依序替刘（还有林），发动革命式的打倒就在所难免。戏剧性的是，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对毛打倒刘表示理解[注15]。如此的戏剧性之背后是毛刘还有林所建立的专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规则斗争的领袖危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打倒者与被打倒者都面临着一个“斯大林之上”的难题。因此，毛发动的“批林批孔”本质上是“批刘批林兼批孔”。刘林二人试图用儒教因素改造共产党统治，但都失败了。苏联（1962）年的尊孔是呼应刘，但于事无补，只是加剧中共的领袖危机，除非他们有能力兵进北京，帮他们认为的“健康力量”[注16]刘派上台。苏联没那么做，当然也没能力，所以，试以儒教改革中共统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林彪最后不得不选择出走苏联的下策，以至于中途而亡。
信仰之上：“两个三”的窘境
领袖危机在形而上是信仰危机，刘林先后主张引进孔儒因素改造中共暨遭到毛的批判，也是信仰危机。正如存在着多种普世一样，共产主义政党掌握政权后无一例外地会面临信仰危机，且这种危机也是一种哲学困境。中共在这种普世中没有例外，远的不说，从江泽的“三个代表”到习近平的“三个自信”都如此。前者试图建立一个全民党体系，使中共统治的人群基础最大化，结果为习近平留下了“瘦身”难题[注17]。
习近平的“三个自信”显然不自觉地重复了“斯大林之上”。不管“三个自信”的内容如何，基本语病在于“道路”与“制度”等义，而“理论”作为两者的中间点所起的作用如同法理学上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依据相关性起联结作用一样，如果相关性被敲掉，既无客观可言亦无合法可言。同样，被联结的两端虚化或等义，中间点也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一个十分专业的法学人士再拥有辩才，他（她）也无法在等义的客观性与合法性之间建立联结。但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却有如此大胆的超乎语病的理论作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一方面，当然地是传统的领袖危机所致，即“批刘批林兼批孔”的理论定案根本没有，又有了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限定，儒教作为一个“元”也被排除；另一方面，“斯大林之上”那种在信仰之上的必答题，是第三国际失败后任何共产党政权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仅限于第二个问题，它几乎没法用政治哲学或何种理论来描述，只能由一个文学描述来“说事儿”。
“斯大林之上”不是共产党政权体系的总结，也不是其失败后的反省如沙博夫斯基之制度罪恶与个人责任关系的定性，更不是对领袖危机的掩盖如克伦茨之针对西方分化战略（阴谋）的表白。它出自一部小说。小说名为《档案员的故事》[注18]，作者是美国人，依据前苏联文学界大清洗的事实写成。其中一个细节是负责没收文稿审核与销毁的“上级的上级”拉德洛夫对具体执行的下级说：“从你到你上级到我再到贝利亚本人，他直接听命于斯大林。在斯大林上面只有革命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听命于革命，无论我们个人的才能是什么。”
“斯大林之上”固然是共产党政权的斯芬克斯之谜，但它也更明确地印证了伯恩斯关于领袖危机的基本描述：“今天所说的领袖危机是指如此众多的当权者，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表现得平庸无能、毫无责任感，迫切需要领袖人物脱颖而出。而这种平庸的表象下面掩盖的是才智的根本危机。”[注19]此亦为一种普世，即全球性的领袖危机不分制度性质如何而存在。递进而言，制度之间的竞争在非冷战状态下，就成了解决领袖的能力问题。在不论某种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质的前提下，狭义的竞争就是制度解决领袖危的能力问题，或者说，软实力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它解决领袖危机的效用方面。
从“三个代表”到“三个自信”，中间有“科学发展观”。在“两个三”之间，它是否可起到法理学所示的证据相关性对客观性与合法性的联结，尚没最后证明的可能，尽管它没有“三个自信”的语病。但是，在领袖危机层面上，它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功用，因为其经典试验的惨重失败已给出了结论[注20]。
结语：无所不在的抵抗
领袖危机会导致新兴领袖势力“共同体的危机感”，因此，台湾上世纪在发生了中（大陆）美关系正常化的冲击后，新兴领袖势力进入了活动盛期。这里面不能忽视旧领袖集团的政治开明之举暨经过复杂利益计算后的决策[注21]之推助。根据台湾案例，可以看到两点：其一，具有民主性质（内含）的威权或存在解决领袖危机的愿望，乃至于共同体形成代价最小、升级最快的政治超越；其二，抵抗无所不在，因此，共同体内也就形成了新领袖势力的自发储备——这近乎天道。在第二种情况下，新领袖势力之“领袖”含义不限于政治活动家，更涵及思想生产者乃至于一般具有思想意识的民众。仍在天道观念下看问题，后两类型的新领袖储备逻辑上是为解决库克（1647）的“伟大律师”职业道德败坏与伯恩斯（1978）“博士、科学家及神学家”技能缺乏而来。
互联网时代里，在中国现实里面，被正统学者诬指的“维地异网弱”无论作为政治活动力量还是更一般的意见领袖乃至有思想的存在者，他们都是抵抗者。抵抗的道德性基于人类群居规则的最大化。而那些十分微观几乎是火花式的迸发，发生于前微博时代，仍然居有很好的当代史镜鉴作用，它们完全不亚于本文“批刘批林兼批孔”的实证政治学发现。比如说，毛喻原的“反义社会”研究[注22]；再比如说，范海辛的“新理性主义”倡导[注23]。
毛喻原的“反义社会”之词条无疑是预言了奥威尔文学描述在中国完全现实化的前景。毛喻原当然地提醒了一种反抗责任，“遭遇反义社会，再反义肯定是一种壮举，而还原无疑是一种光荣”。范海辛以底层的直观天才性地指证了体制语言的证据链不成立：你不能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同时，不讲道理。他对“三个代表”发起了几乎赛万提斯文学式的攻击，指出：“正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出台的这几年，社会的腐败与不公蔓延得最快、最令人痛心疾首。”还好，他对政治风车的挑战并没带来牢狱之灾。
2013年5月上旬构思并备齐主要文献（书目），6月4日至6日初稿；8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伯恩斯著《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伦译），P3（〈序言：领袖危机〉，统一页码）；李郑陆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同[1]，P1。
[3]同[1]，P26（正文第一章〈领袖的权力〉），其环境论述如此：“博士、科学家及神学家如今仍被视为‘权威’，虽然他们的技能受到挑战，他们的学说被推翻，人们会发现他们应用技能以期达到目的可能与公众的目的背道而驰。”
[4]参见罗伯逊著《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汉译本，徐璇译），P91；徐译版本：新星出版社，2009。其环境论述如此：“那些是政客的律师们会支持国王，因为野心和贪婪而发表违背自身自由的言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伟大的律师如此。”是为直接引用约翰•库克（1647，A Union of Hearts between the King’s Excellent Majesty）的话。
此外，关于该书译名，汉译序者之一贺卫方教授（2009）认为不宜用“弑”，当用“诛暴君者”。我亦在微博上指出该点，并在微博（2013年5月22日）给了一汉译名直译参考《诛暴君者传略——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那个人的故事》。
[5]参见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译本综合，涂纪亮、周兆平译），P84；涂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知情权，一般指向新闻性的公共事件，即其全面披露是公权力应当向民众履行的义务。“历史知情权”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首见于我的网易博客签名（2009，“就个人知识半径讲，历史知情权远比现实知情权重要”）。历史知情权本质上也是一项人权。可参见拙文，“「四•二六社论」回眸”，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6月号。
[7]东德共产党（即统一社会党）不设政治局常委会，亦无常务委员，他们的“政治局委员”都有具相当于中共今日政治局常委的权能。就简称为“常委会”的机构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甚至非“法（党规）”的机构，是苏共滥权的随意之作（存在于1952至1966）。有关变化情况，请参见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编译），P466-467〈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词条；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8]参见弗朗克•西伦与路德维希•屈纳对东德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的采访录《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汉译本，孙瑞英、陈平、江中人译），P5〈前言，与出版说明页码合一，正文有单另页码〉；孙陈江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1992。
[9]同[8]，P160。
[10]参见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P220-221；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2008。
[11]参见埃贡•克伦茨著《89年的秋天》（汉译本，孙劲松译），P17；孙译版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环境论述如此：“西方媒体发布的每一个有关我将成为继任者的消息，都使昂纳克对我越来越不信任。”
克伦茨试图技术性地否定德共领袖人物之间的多层次、多向度分歧，并把“挑拔民主德国政治家之间的明争暗斗”说成“西方国家的战略”。这应当是中共至今不愿言明的分化问题，即“国际敌对势力试图西化与分化中国的图谋不断”表达中的“分化”所指。同样，对于这种“分化”（战略），克伦茨说：“把这个说成是改革派，把那个说成是保守派，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政策的贯彻执行者。”（P38）
[12]参见瓦列里•博尔金著《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汉译本，甄西译），P175-182（第六章的一个小节〈中央委员会问题〉）；甄（主）译版：昆仑出版社，1998。在P176-177有指向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论述：“对政治阴谋的过程我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事实，它们暴露出为谋高位、尤其是总书记的宝座而秘密活动、进行政治赌博的真相。在80年代中期，几派力量都争夺关键职位。这是一种没任何规制的游戏。希望之星接二连三倒台，苏维埃院外活动集团自然有嫌，但也不是唯一因素。”
[13]同[1]，P36：“起初，罗斯福指示肯尼迪不得擅离职守。但是当时肯尼迪威胁说若不准他回国，就将发表批评政府的声明，总统只好特准他回国。不过，总统再三命令他在归美途中不得发表任何有关政治与外交的谈话。总统的特工在拉瓜迪亚地区对肯尼迪进行窃听，并有效地对其实行警戒，防止其与威尔基派来的密使们有任何接触，使他们劝说这位大使参加共和党竞选的希望落空。”
[14]有关定性分析，请参见拙文，“新极左势力政治学批判——写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之际”，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3月18日。更具体一些可见我的博文，“中国版的特威德——写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之前（2）”，网易博客2013年1月25日（首页推荐）。
[15]参见陶涵著《蒋介石与当代中国》（汉译本，林添贵译），P454；林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环境论述如此：“蒋试着想象毛若下台，继承人或许会来找他。但是，更有可能的是，由刘少奇或其他温和派领导的反毛势力若得胜，会恢复中苏同盟，因此对国民党及蒋的地位构成比毛更大的威胁。”
[16]关于“健康力量”，可用间接文献说明，如“文革”时期的宣传材料《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说：“苏修如此放肆地吹捧孔孟儒家，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华、反共、反革命，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这些现代中国孔夫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为了在中国找到追随苏修的‘健康力量’，说出苏修的‘决定性的话’，变社会主义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小册子出版于197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涉及“健康力量”之说是单篇文章，“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该文后注明：“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八日《文汇报》。”
[17]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5月18日转《南京日报》报道，“学者建议将中共正式党员数量缩编3000万左右”。
[18]该小说汉译本名为《最后的手稿》。原著特拉斯•霍兰（杨晋译），杨译版本：新星出版社，2012。“斯大林之上”的故事细节可见杨译版P97。
[19]同[1]，P1。
[20]可参见拙文，“转型诉求与社会抉择（下）——‘科学发展观’失败的逻辑必然”，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2012年12月29日。我的网易博客在31日做了回载，但目前已经被提示：“由于该篇日志含有违反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内容，暂不支持外部访问。”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报告，他的上篇（“北京共识”破局的政治必然，《民主中国》12月19日，博客12月31日）却没被屏蔽。
[21]有关点式描述，参见[15]之P462，P484，P488。
[22]毛喻原的杰出研究成果之一是《时代思想词典》（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2001）。〈反义社会〉词条，P137-138。
[23]范海辛（2003）以“内部讨论稿”形式自印《讲道理——关于新理性义的论述》一书。
一、引言：另一种普世
人类是社会性生存动物，由于群居之上还有规则，规则的制定（含研究）与执行需要精英分子来做，领袖就自然生成。领袖，应当是个中性词，或定义更宽泛一些。但是，由于群居规则必然隐含着最大化适用（如道义观念之不易变化），因此，领袖在更多的时候是詹姆斯•麦格雷格•伯恩斯（1978）意义上的，即“领袖和暴君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注1]。更形象地说，曾经出现在红场与天安门广场的巨幅画像，只是人群“崇拜魔鬼”[注2]的证据而已。因此，人类不仅长期需要领袖，而且还需要将甄辨英雄与魔鬼的任务长期化，一如道义观念之不易变化那样。
长期需求必然导致特定阶段的危机或危机会以小概率的形式出现，这是经济学不言自明的原理，也是供给学派出现的内在逻辑。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领袖危机是一种隐形的普世，东方（中国）对明主的渴望如此，西方（欧洲）对暴君的惩罚亦如此。在伯恩斯的权威难题（领袖危机之一种）来论，权威的技能与公众期望往往相反[注3]；在英国王室法律顾（QC）杰弗里•罗伯逊（2005）引述历史文献的角度看，是精英职业道德危机的表现[注4]。而无论罗伯逊还是伯恩斯，其二人所关注的细节之历史早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之1872年著名演讲《如何使我们的观点清楚明白》中被哲学化，尽管皮尔斯并未提及“领袖危机”之命题。皮尔斯说：“人类中最杰出的有识之士从来不敢，现在也不敢吐露他们的全部想法；于是，对于那些被认为对于社会安全无关紧要的见解，产生一种显而易见的怀疑。”[注5]
普世价值作为一种不易变化的道义观念，如从皮尔斯到伯恩斯及罗伯逊的大历史逻辑，只是普世的构成因素。普世是人类追求观念最大化也即最大公约观念的存在意义与道德经验，作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制度性普世价值并不能代表人类在其他方面的普世。比方说，作为负面普世的领袖危机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中。西方有之，中国有之；威权政治有之，转型政治亦有之。
神话之后：那些更为现实的危机
在刻意破坏历史知情权[注6]的政治制度里面，领袖危机不是被列为禁忌就是被以某种形式掩盖起来。然而，在重大历史变迁的事后，无论掩盖或禁忌均会被还原出来。东德政治变局可以算为经典的国家案例。东德的政治治局[注7]被媒体事后追认为一个神话，“一个讳莫如深的神话”且“在动荡不安的变革时代，神话会滋生蔓延”[注8]。
在这个神话里，个人与制度的伦理被隐藏起来，因而领袖危机也不为公众所知。只是在神话结束后，基于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之反思才被挖掘来，即如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所说：“最使我感到沉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这个制度的负责的代表之一，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备受痛苦，一些人由于持反对派态度而遭迫害和报复。这些人的观点原则上的是正确的。而我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由缺乏更好的论据而企图借助直截了当的武力手段摆脱不同意见。”[注 9]在这段还算坦承的叙说中，研究者不难发现“没有实行民的能力”本质上就是领袖危机，而为掩盖这种危机对政治异见进行镇压组成了必要对策之选择。
在非民主制度（尤其威权主义）下，政治异见的“非法”存在说明体制本身存在领袖危机，而对政治异见镇压的烈度（不管方式如何，或判入狱或进行秘密跟踪等）恰好是领袖危机的指数。两者是正比例关系。在这个比例关系之下，体制领袖危机必然会由社会弥补（文化性补偿），即体制外领袖具备了对体制内领袖的至少是经济学意上的替代。如果一个威权体制愿意向民主转型，那么，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替代关系就变成至少经济学意义上的互补关系。缅甸当下国家案例如此，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党政治成熟亦如此。
无论是领袖广义层面中替代与互补是否存在弹性关系（不是替代的内部弹性），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利益的变局。这也是像东德、苏联等国家案例中，越是领袖危机深刻越要掩盖领袖危机的基本逻辑。在前苏联既往领导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遭到改革舆论的清算性批判，显然引起一些强烈的体制内对抗，因此，改革派雅科夫列夫“不但不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强调‘应该防止病态地对待批评’”[注10]。这个现象事后被中共认为是舆论失控的教训。
利益之外：领袖与路线的博弈
即便不论社会当中的利益变局，如前苏联的苏共党员之皆不正派之灰暗形象与公众反特权情绪之对照，仅仅看领袖之间的艰难平衡关系亦可证之。比如，前东德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在接班准备位置上受到在位者昂纳克的猜忌[注11]；再比如，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之路，在当选之前，他设法搞掉了数位储备人选[注12]。即便是在标准的民主制度下，领袖人物之间因于政治路线而非一般利益也会发生激烈博弈。比如，在任总统罗斯福对未来之星肯尼迪采取今日看来可称为“维稳”的措施，以至于后者在辞任驻英大使回美的路上无法公开发言[注13]。
领袖人物之间的激烈博弈更多的情况不是领袖人才（人物）多到必须进入充分市场化地步之原因，相反，它是领袖危机长期化的表征。之于中国当代情况，中共建政以来虽历四代已至第五代且第六代已有雏形储备，但是，其领袖危机日益深刻。刘少奇、林彪二人先后与毛泽东的激烈博弈是之，胡耀邦、赵紫阳接续与邓小平的博弈是之。温家宝与薄熙来的对决亦是领袖危机的表现。论诸道义，薄是站不脚的，因为他就是中国版的特威德[注14]。作为路线博弈的案例或者专制政治下领袖危机的直接证据，无论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冲突，还是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都不是单独的国内政治分岐。相反，国际政治变局的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刘少奇显然是中共内部的绝对亲苏派，他的倒台之重要因素至少是毛试图与美国进行缓和这一点。
由于对美缓和成为毛的既定战略，毛又没有一个可用的领袖群来依序替刘（还有林），发动革命式的打倒就在所难免。戏剧性的是，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对毛打倒刘表示理解[注15]。如此的戏剧性之背后是毛刘还有林所建立的专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规则斗争的领袖危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打倒者与被打倒者都面临着一个“斯大林之上”的难题。因此，毛发动的“批林批孔”本质上是“批刘批林兼批孔”。刘林二人试图用儒教因素改造共产党统治，但都失败了。苏联（1962）年的尊孔是呼应刘，但于事无补，只是加剧中共的领袖危机，除非他们有能力兵进北京，帮他们认为的“健康力量”[注16]刘派上台。苏联没那么做，当然也没能力，所以，试以儒教改革中共统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林彪最后不得不选择出走苏联的下策，以至于中途而亡。
信仰之上：“两个三”的窘境
领袖危机在形而上是信仰危机，刘林先后主张引进孔儒因素改造中共暨遭到毛的批判，也是信仰危机。正如存在着多种普世一样，共产主义政党掌握政权后无一例外地会面临信仰危机，且这种危机也是一种哲学困境。中共在这种普世中没有例外，远的不说，从江泽的“三个代表”到习近平的“三个自信”都如此。前者试图建立一个全民党体系，使中共统治的人群基础最大化，结果为习近平留下了“瘦身”难题[注17]。
习近平的“三个自信”显然不自觉地重复了“斯大林之上”。不管“三个自信”的内容如何，基本语病在于“道路”与“制度”等义，而“理论”作为两者的中间点所起的作用如同法理学上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依据相关性起联结作用一样，如果相关性被敲掉，既无客观可言亦无合法可言。同样，被联结的两端虚化或等义，中间点也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一个十分专业的法学人士再拥有辩才，他（她）也无法在等义的客观性与合法性之间建立联结。但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却有如此大胆的超乎语病的理论作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一方面，当然地是传统的领袖危机所致，即“批刘批林兼批孔”的理论定案根本没有，又有了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限定，儒教作为一个“元”也被排除；另一方面，“斯大林之上”那种在信仰之上的必答题，是第三国际失败后任何共产党政权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仅限于第二个问题，它几乎没法用政治哲学或何种理论来描述，只能由一个文学描述来“说事儿”。
“斯大林之上”不是共产党政权体系的总结，也不是其失败后的反省如沙博夫斯基之制度罪恶与个人责任关系的定性，更不是对领袖危机的掩盖如克伦茨之针对西方分化战略（阴谋）的表白。它出自一部小说。小说名为《档案员的故事》[注18]，作者是美国人，依据前苏联文学界大清洗的事实写成。其中一个细节是负责没收文稿审核与销毁的“上级的上级”拉德洛夫对具体执行的下级说：“从你到你上级到我再到贝利亚本人，他直接听命于斯大林。在斯大林上面只有革命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听命于革命，无论我们个人的才能是什么。”
“斯大林之上”固然是共产党政权的斯芬克斯之谜，但它也更明确地印证了伯恩斯关于领袖危机的基本描述：“今天所说的领袖危机是指如此众多的当权者，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表现得平庸无能、毫无责任感，迫切需要领袖人物脱颖而出。而这种平庸的表象下面掩盖的是才智的根本危机。”[注19]此亦为一种普世，即全球性的领袖危机不分制度性质如何而存在。递进而言，制度之间的竞争在非冷战状态下，就成了解决领袖的能力问题。在不论某种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质的前提下，狭义的竞争就是制度解决领袖危的能力问题，或者说，软实力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它解决领袖危机的效用方面。
从“三个代表”到“三个自信”，中间有“科学发展观”。在“两个三”之间，它是否可起到法理学所示的证据相关性对客观性与合法性的联结，尚没最后证明的可能，尽管它没有“三个自信”的语病。但是，在领袖危机层面上，它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功用，因为其经典试验的惨重失败已给出了结论[注20]。
结语：无所不在的抵抗
领袖危机会导致新兴领袖势力“共同体的危机感”，因此，台湾上世纪在发生了中（大陆）美关系正常化的冲击后，新兴领袖势力进入了活动盛期。这里面不能忽视旧领袖集团的政治开明之举暨经过复杂利益计算后的决策[注21]之推助。根据台湾案例，可以看到两点：其一，具有民主性质（内含）的威权或存在解决领袖危机的愿望，乃至于共同体形成代价最小、升级最快的政治超越；其二，抵抗无所不在，因此，共同体内也就形成了新领袖势力的自发储备——这近乎天道。在第二种情况下，新领袖势力之“领袖”含义不限于政治活动家，更涵及思想生产者乃至于一般具有思想意识的民众。仍在天道观念下看问题，后两类型的新领袖储备逻辑上是为解决库克（1647）的“伟大律师”职业道德败坏与伯恩斯（1978）“博士、科学家及神学家”技能缺乏而来。
互联网时代里，在中国现实里面，被正统学者诬指的“维地异网弱”无论作为政治活动力量还是更一般的意见领袖乃至有思想的存在者，他们都是抵抗者。抵抗的道德性基于人类群居规则的最大化。而那些十分微观几乎是火花式的迸发，发生于前微博时代，仍然居有很好的当代史镜鉴作用，它们完全不亚于本文“批刘批林兼批孔”的实证政治学发现。比如说，毛喻原的“反义社会”研究[注22]；再比如说，范海辛的“新理性主义”倡导[注23]。
毛喻原的“反义社会”之词条无疑是预言了奥威尔文学描述在中国完全现实化的前景。毛喻原当然地提醒了一种反抗责任，“遭遇反义社会，再反义肯定是一种壮举，而还原无疑是一种光荣”。范海辛以底层的直观天才性地指证了体制语言的证据链不成立：你不能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同时，不讲道理。他对“三个代表”发起了几乎赛万提斯文学式的攻击，指出：“正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出台的这几年，社会的腐败与不公蔓延得最快、最令人痛心疾首。”还好，他对政治风车的挑战并没带来牢狱之灾。
2013年5月上旬构思并备齐主要文献（书目），6月4日至6日初稿；8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伯恩斯著《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伦译），P3（〈序言：领袖危机〉，统一页码）；李郑陆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同[1]，P1。
[3]同[1]，P26（正文第一章〈领袖的权力〉），其环境论述如此：“博士、科学家及神学家如今仍被视为‘权威’，虽然他们的技能受到挑战，他们的学说被推翻，人们会发现他们应用技能以期达到目的可能与公众的目的背道而驰。”
[4]参见罗伯逊著《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汉译本，徐璇译），P91；徐译版本：新星出版社，2009。其环境论述如此：“那些是政客的律师们会支持国王，因为野心和贪婪而发表违背自身自由的言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伟大的律师如此。”是为直接引用约翰•库克（1647，A Union of Hearts between the King’s Excellent Majesty）的话。
此外，关于该书译名，汉译序者之一贺卫方教授（2009）认为不宜用“弑”，当用“诛暴君者”。我亦在微博上指出该点，并在微博（2013年5月22日）给了一汉译名直译参考《诛暴君者传略——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那个人的故事》。
[5]参见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译本综合，涂纪亮、周兆平译），P84；涂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知情权，一般指向新闻性的公共事件，即其全面披露是公权力应当向民众履行的义务。“历史知情权”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首见于我的网易博客签名（2009，“就个人知识半径讲，历史知情权远比现实知情权重要”）。历史知情权本质上也是一项人权。可参见拙文，“「四•二六社论」回眸”，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6月号。
[7]东德共产党（即统一社会党）不设政治局常委会，亦无常务委员，他们的“政治局委员”都有具相当于中共今日政治局常委的权能。就简称为“常委会”的机构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甚至非“法（党规）”的机构，是苏共滥权的随意之作（存在于1952至1966）。有关变化情况，请参见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编译），P466-467〈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词条；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8]参见弗朗克•西伦与路德维希•屈纳对东德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的采访录《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汉译本，孙瑞英、陈平、江中人译），P5〈前言，与出版说明页码合一，正文有单另页码〉；孙陈江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1992。
[9]同[8]，P160。
[10]参见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P220-221；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2008。
[11]参见埃贡•克伦茨著《89年的秋天》（汉译本，孙劲松译），P17；孙译版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环境论述如此：“西方媒体发布的每一个有关我将成为继任者的消息，都使昂纳克对我越来越不信任。”
克伦茨试图技术性地否定德共领袖人物之间的多层次、多向度分歧，并把“挑拔民主德国政治家之间的明争暗斗”说成“西方国家的战略”。这应当是中共至今不愿言明的分化问题，即“国际敌对势力试图西化与分化中国的图谋不断”表达中的“分化”所指。同样，对于这种“分化”（战略），克伦茨说：“把这个说成是改革派，把那个说成是保守派，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政策的贯彻执行者。”（P38）
[12]参见瓦列里•博尔金著《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汉译本，甄西译），P175-182（第六章的一个小节〈中央委员会问题〉）；甄（主）译版：昆仑出版社，1998。在P176-177有指向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论述：“对政治阴谋的过程我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事实，它们暴露出为谋高位、尤其是总书记的宝座而秘密活动、进行政治赌博的真相。在80年代中期，几派力量都争夺关键职位。这是一种没任何规制的游戏。希望之星接二连三倒台，苏维埃院外活动集团自然有嫌，但也不是唯一因素。”
[13]同[1]，P36：“起初，罗斯福指示肯尼迪不得擅离职守。但是当时肯尼迪威胁说若不准他回国，就将发表批评政府的声明，总统只好特准他回国。不过，总统再三命令他在归美途中不得发表任何有关政治与外交的谈话。总统的特工在拉瓜迪亚地区对肯尼迪进行窃听，并有效地对其实行警戒，防止其与威尔基派来的密使们有任何接触，使他们劝说这位大使参加共和党竞选的希望落空。”
[14]有关定性分析，请参见拙文，“新极左势力政治学批判——写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之际”，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3月18日。更具体一些可见我的博文，“中国版的特威德——写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之前（2）”，网易博客2013年1月25日（首页推荐）。
[15]参见陶涵著《蒋介石与当代中国》（汉译本，林添贵译），P454；林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环境论述如此：“蒋试着想象毛若下台，继承人或许会来找他。但是，更有可能的是，由刘少奇或其他温和派领导的反毛势力若得胜，会恢复中苏同盟，因此对国民党及蒋的地位构成比毛更大的威胁。”
[16]关于“健康力量”，可用间接文献说明，如“文革”时期的宣传材料《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说：“苏修如此放肆地吹捧孔孟儒家，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华、反共、反革命，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这些现代中国孔夫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为了在中国找到追随苏修的‘健康力量’，说出苏修的‘决定性的话’，变社会主义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小册子出版于197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涉及“健康力量”之说是单篇文章，“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该文后注明：“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八日《文汇报》。”
[17]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5月18日转《南京日报》报道，“学者建议将中共正式党员数量缩编3000万左右”。
[18]该小说汉译本名为《最后的手稿》。原著特拉斯•霍兰（杨晋译），杨译版本：新星出版社，2012。“斯大林之上”的故事细节可见杨译版P97。
[19]同[1]，P1。
[20]可参见拙文，“转型诉求与社会抉择（下）——‘科学发展观’失败的逻辑必然”，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2012年12月29日。我的网易博客在31日做了回载，但目前已经被提示：“由于该篇日志含有违反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内容，暂不支持外部访问。”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报告，他的上篇（“北京共识”破局的政治必然，《民主中国》12月19日，博客12月31日）却没被屏蔽。
[21]有关点式描述，参见[15]之P462，P484，P488。
[22]毛喻原的杰出研究成果之一是《时代思想词典》（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2001）。〈反义社会〉词条，P137-138。
[23]范海辛（2003）以“内部讨论稿”形式自印《讲道理——关于新理性义的论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