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政治恐怖，毛把自己的权力恐惧强加于每个被统治者，以此来享受行使绝对权力的快乐。这是极权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极权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把恐惧和施暴作为人生的最大享受。所以，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刘晓波
芬兰著名电影导演考里斯马基回绝有人邀请他到中国访问时说：“中国太远了，飞机里又不能吸烟，除非派架专机。而中国有‘文革’。”
邀请者回答说：“可是‘文革’已经结束了。”
考里斯马基反驳说：“是吗？我看未必。”
一生没有到过中国的考里斯马基，却很多一辈子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在中国，“文革”并没有结束。
短短数年间，薄熙来并未花太大功夫，就将重庆这座抗战时期曾是国民政府陪都的、雾气沉沉的城市，变成被一片红色海洋所席卷的“红都”——红歌、红舞、红色短信……无处不红。数千万人口的重庆，大学有数十所，所谓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少说也数以万计，有哪个人在薄熙来权势熏天时，发出过一句异议之声呢？
薄熙来倒台了。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中国有着相当秘密和严格的领导层继任人选拔程序，但薄熙来试图颠覆这一程序，他希望借助自己的个人号召力和赢得草根支持者的能力来另辟蹊径跻身最高领导层，这是他犯下的大错。”薄熙来为他的野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与名誉。但是，毛泽东的神光圈并未被破除，毛的旗帜从薄熙来手上转移到习近平手上。
薄熙来导演的“小型文革”已经落幕，习近平导演的“大型文革”正在登台。比起飞扬跋扈的薄熙来，不显山不露水习近平有着更加高超的政治权谋术。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乐观主义者所评估的那样“躲过一劫，安全着陆”。如今，对薄熙来的审判响亮开锣，但其罪名中却悄然不见“搞小型文革”这一条。因为，习近平的策略是：去薄不去毛。
薄督受审与毛像矗立
在薄熙来时代的重庆，竖立起一尊体量惊人的毛像。这尊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竣工的毛像，高二十点六米，重四十六吨，若连底座在内，则高达三十七点四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像，方圆五公里內均可看见。光塑像的一只脚，面积就达三平米左右，可容纳六人坐在上面，几乎可与乐山大佛媲美。
此前，全国最大的毛主席石雕塑像位于西藏贡嘎县长沙广场，它包括基座在内高十二点二六米、重三十五吨，雕像净高七点一米。成都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基座高七点一米，毛像高十二点二六米。而国内第一座毛主席塑像一九六七年在清华大学建成，包括底座在内总高度八米。
此次重庆医科大学塑造的毛像，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塑像的设计和修建又作了一些修订，特别是防震方面的级别大大提高。这尊毛泽东像是用三百吨吊车吊上去的，还用六十四颗五厘米直径的螺丝固定，以“抗八级地震”，真是用心良苦。
毛泽东死后，全国有一段短暂的拆除毛像的时期。遍布全国的毛像大部分被拆除，大学中的毛像所剩无几。只有那些思想最僵化的大学，毛像才保存下来。然而，在三十年后，重塑毛像又成为时髦。
据重庆医科大学校园网息透露，有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开玩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毛主席在窗外看着你们呢。”如果一名德国的大学教授如此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窗外看着你们呢”，他的教职还能保留吗？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为心血管病专家雷寒。他的专业水准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从他推动塑造毛像的举动便可以看出，此人乃是一名投机分子。如果不是薄熙来主政重庆导演“唱红”的大戏，他又怎么会突发奇想下令在校园内最好的地方塑造毛像？
重庆医科大学资金困难，软件和硬件建设问题多多，师生早已怨声载道。作为一校之长，雷寒本该将办学经费用到教学第一线。他却悍然动用三百万教育经费，用于塑造暴君之塑像。为了让重庆医科大学“出名”，让自己出“政绩”，进而得到薄熙来之青睐，此人机关算尽。
当年，为塑造乐山大佛，需要几代人筹划和募款；如今，塑造毛像却能有充足的资金，从立项到落成堪称指日可待。这能说明大学行政部门的高效率吗？反之，这只能说明今日的大学沦为政治之婢女，沦为中共愚民教育之工具。具体到大学的管理体制上，办学经费的使用，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广大师生无从发表意见，只能任由掌权者一人说了算。
毛是雷寒飞黄腾达的敲门砖，正如毛也是薄熙来问鼎中枢的杀手锏。薄熙来任职重庆之前，在大连、辽宁和商务部之任上，从未流露出对毛和“文革”的热爱。他为何一夜之间变成毛分子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文章中指出：“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力图恢复毛泽东那种迷你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毛派分子的红人。……薄显然感觉到，利用大众对毛的敬仰有助于让他得到推力，使他能成就更大的事情。”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出现在你的手机上：一个新一代的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仕途建立在过去上》的报道。文章指出，薄熙来自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以来，“毛泽东被重新供奉为守护圣人”。
在“文革”中，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饱受摧残，薄熙来本人由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沦为任人践踏的贱民。薄熙来对“文革”的记忆当然不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他为何要再来一次“文革”呢？道理再简单不过，这是他在党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终南捷径。薄熙来并非一个真心实意的毛主义者，他不过是将毛当作一张升官发财的王牌打出来。如果这张牌打好了，就有助于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劣势，进而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如今，薄督受审，而毛像依然矗立。如果在审判薄熙来的同时，启动对毛的清算，推倒和铲除包括重庆医科大学的这尊毛像在内的那些残存的以及新造的毛像，那么，对薄熙来的审判就是有道理的和有价值的。否则，倒薄不倒毛，只能表明中共将继续走毛的邪路而死不回头。
“重庆文革”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杰作
薄熙来时代的重庆，有年长的人惊呼：“文革”又来了！其实，不是“文革”又来了，而是“文革”从来没有离开过。
中共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时，更多使用“共和国六十年”这个概念。习近平更是拒绝承认“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差异与断裂，不愿否定毛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全然失败。然而，若没有“前三十年”的走投无路，哪有“后三十年”的更弦易辙？不是“文革”将中国推到即将崩溃的边缘，何须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何为“乱”？何为“正”？
习近平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笼而统之的做法，分明是掩耳盗铃之举。“六十年一贯制”的提法，是为毛泽东遮羞，是为“反右”、“大跃进”、“文革”招魂，是打造共产党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神话。毛后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但思想上从未彻底清除毛的毒素。看看那些与腰缠万贯的民营企业家的言论和传记，如华为之任正非、阿里巴巴之马云、巨人之史玉柱，哪一个身上没有毛泽东的影子呢？毛泽东是中国人灵魂的主人，中国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奴隶。
党是毛的党，国是毛的国。即便许多经历过“八九”民运洗礼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几经挫折之后，也重新回到毛的怀抱。他们憧憬毛式暴力革命的壮观与宏大，以及毛时代虚伪的平等与自由。北大中文系教师孔庆东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孔庆东在其博客上盛赞朝鲜金家王朝三代传承，称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恨不得毛家在中国也能薪火相传。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所使用的美学范式，也正是毛时代暴力美学和集体主义美学之变形，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渐升温的时刻，此种美学模式越来越具有市场价值和“政治正确”的崇高地位。
毛从未离开中国，“文革”从未在中国结束。看看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受到的欢迎程度就一清二楚了。难道薄熙来仅仅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步步建立的法治系统，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换言之，为什么薄熙来及其手下，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破坏宪法和法律？
由此可见，“重庆文革”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杰作。不是薄熙来有三头六臂，有超常的智商，有纵横捭阖的权术手腕，而是他熟知群众心理，熟知如何挑拨起人们心中最阴暗欲望。用民运先贤王若望的说法，“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薄熙来只是唤醒了人们心中蠢蠢欲动的“小毛泽东”。
而习近平比薄熙来更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在尚未掌控最高权力的时候，不会轻易暴露其亲毛的本性。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政治取向，甚至故意让那些向往民主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温和而开明。而一旦他掌握党政军大权之后，便渐渐显露出与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血缘关系。
从近期习近平的一系列活动和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习近平倒薄，仅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肃清权力场上的挑战者，而不是反对薄操弄的毛主义路线。就“治国方略”而言，习近平与薄熙来完全一致：要保住党国，非得重新请出毛来不可。
习近平在武汉视察期间，专程去拜谒毛当年多次下榻的东湖宾馆，并在一幅毛的照片前驻足良久。习近平特意叮嘱湖北的官员：“今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办成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特别是在对青少年一代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显然，无法改革、走投无路的习近平深信：除了毛以外，谁也不能救共产党。邓小平不能，习仲勋也不能。
故而，在中共党内，薄毛、胡毛、习毛，遍地鸡毛。在成都天府广场，毛泽东的塑像威风凛凛、迎风而立；在毛的老家湘潭，人们在毛像面前焚香跪拜、痛哭流涕；在重庆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毛像成为一个让师生们无处逃避的视觉污染；而在十三亿被奴化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毛的幽灵仍然耀武扬威、横行无忌。
审判毛泽东是中国人自救的第一步
薄熙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薄熙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失败。
尽管薄督受审，但毛像犹在，“毛粉”更是层出不穷。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毛泽东是一个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罪人。这句大实话捅了马蜂窝：毛派对其展开猛烈围攻，威胁要提起公诉，呼吁当局宣判茅于轼为“卖国贼”。茅于轼所到之处，毛派如影随形，甚至提前享有了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力——那些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维权者，纷纷被捕入狱；而那些举牌鼓吹毛式暴政的“毛粉”，个个都安然无事。各地警察全都“选择性执法”，对毛派扰乱公共秩序的恶行不闻不问。
那么，究竟谁才是卖国贼？不是揭露毛的罪行的茅于轼，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割让大量领土给苏联，以换取苏联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毛泽东为了帮助金日成的侵略战争，不惜让四十万中国官兵命丧异邦；毛泽东赞扬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这让中共免受国民党围剿之苦，得以在后方大肆发展，进而夺取天下——这样一个只爱自己却从不爱国、爱民的暴君，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儿皇帝”石敬瑭有何差别？给这样一个卖国贼塑造巨像，才是情何以堪！
毛泽东更是自古以来杀死最多中国人的独裁者。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大跃进”到“文革”，被毛残害的中国人，难道只是一堆干瘪的、抽象的数字吗？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屠夫所杀戮的中国人，加起来以不如毛泽东多——因为毛泽东掌控的是一架现代化的杀人机器。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悲惨的故事。但是，若干受害者的家人却又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奴隶或奴才。比如，刘少奇的子女与毛泽东的子女把酒言欢，仿佛刘少奇不是被毛泽东害死的；再比如，储安平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在悉尼歌剧院演奏毛时代的经典音乐《黄河大合唱》，仿佛“文革”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个人不是他的父亲。习近平不也是如此吗？
从茅于轼的遭遇可以看到，人们原以为，尽管不能公开批评“今上”，但至少争取到了批判毛泽东的自由，实际上，这点自由是虚幻的，是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辛子陵等“救党派”披露的“中共政治局通过的去毛化决议”的消息，分明就是误把美梦当事实，是一剂麻醉民间抗争的迷魂药。在习近平下令发布的媒体和学校必须遵循的“七不讲”中，就有“不能讲共产党的历史错误”这一条，当然包括不能讲毛的“错误”（准确地说，是“罪行”而非“错误”）。
时至今日，与其由中共主导，装模作样地审判薄熙来；不如由人民发起，货真价实地审判毛泽东——如同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南联盟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伊拉克法庭审判萨达姆、柬埔寨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一样，早日将独夫民贼毛泽东送上正义的审判席。学者陈奎德在《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一文中指出：“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但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如此，又故意屠杀了更多的中国人。……如果这不是故意屠杀，什么才是？如果这还不足称为道德恶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环环相扣层层扩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使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最大屠夫，铸进史册，是伸张历史正义，祭奠千万中国亡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千秋大业。”是故，毛泽东塑像的倒掉、毛泽东崇拜的破产、毛泽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乃是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