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这一历史现象出现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西欧社会由愚昧专制的中世纪社会转变为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就曾经历过一个启蒙的历史阶段，其内容就是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其时间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启蒙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思想变革或文化变革运动。
五四启蒙何以夭折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社会进入了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也出现了启蒙现象和存在一个启蒙的历史时期。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启蒙运动。这是当然的。
实际上，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西方式的变化，都包含有启蒙的因素。因为这些变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或多或少起着冲击、更新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看，洋务运动，晚期的新政计划和辛亥革命，都无不有启蒙的意味。当然，它们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好相提并论的。
大致来说，1840年至1920年的八十年间，可称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一个启蒙阶段。启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走向，这是很明显的。
这一阶段的启蒙，到了1920年前后，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一个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俄系文化传入了中国。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系文化进入国门之后，立即获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青睐。这些知识分子，原来多是崇尚欧系文化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转而追求俄系文化了。
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是性质不同、而且可以说是两种对立的文化体系。欧系文化凝结着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在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引航下，创造出近代欧洲的璀璨文明。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就是借欧系文化之火种在中国的传播，以唤醒中华民族。而俄系文化中的暴力文化，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党国文化等，都是以否定欧系文化为其前提的。两者可以说水火不容。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俄化、左倾化的文化转向，不但导致当时启蒙运动的夭折，也是关系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重要转折。
说实在的，这一关系到以后中国走向的文化转向，不但不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察觉，就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对这次文化转向的逆历史性也浑然不知。
对于当时追求俄系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对欧系文化还是对俄系文化都还缺乏真实的理解，至于将两种文化的任何一种实行于中国社会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则更是悬而未知。遗憾的是，在对两种文化价值之正负尚不能作出清楚辨认的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就贸然作出放弃欧系文化、皈依俄系文化的选择，只能认为是当时思想新潮的魅力所致。正如李慎之回忆所说，当他读到马克思的“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确是，马克思对未来胜利在握的论述，以及他充满激情的话语，立刻吸引了当时一批具有左倾思想的知识青年。
陈独秀就是当时思想转变的一个代表。受俄系文化影响，他痛斥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劳动阶级、永远把持政权的利器，只有劳动专政制度才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在苏俄使者维经斯基的敦促与策划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20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俄系文化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就这样，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转身就成了传播俄系文化的开路先锋了。可以说，扼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启蒙运动，陈独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二十年之后的1940—1942年间，陈独秀经过痛苦的经历，认清了苏俄极权主义的本质与罪恶，认识到欧系文化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具有普世性，重新回归欧系文化。可惜此时陈已贫病缠身，僻居四川江津，且又背负“托派”、“右倾机会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他的思想对中共、对知识界已不能产生影响了。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陈独秀一生之不幸全是俄系文化作的孽。
百年中国启蒙一再遭之夭折的原因
启蒙是怎样被压倒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各种意见。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1986年他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论点。此说开始时赢得了不少认同者，后来被学者们否定了。正如李慎之所说，“近代启蒙运动从戊戌算起就无不都是民族危机刺激起来的。”所以，李慎之认为，“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只是启蒙本身转向。”
王若水在2000年的《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以延安整风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为范本加以剖析，认为是党文化压倒了启蒙。“党文化”属于俄系文化，由此可以认为，是俄系文化压倒了启蒙。
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2002年）一文中，提出“新启蒙压倒旧启蒙”。所谓“新启蒙压倒旧启蒙”，是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使中国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新启蒙的代表人物有陈伯达、艾思奇、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等）。可见，这场所谓“新启蒙”是以俄系文化“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之“蒙”，还要“启”五四新文化之“蒙”。哈哈，五四新文化那一套竟成为启蒙对象了。可见，“新启蒙”实际上是清算五四精神的“反启蒙”。王若水与李慎之的意见相近，简言之，中国近代的启蒙是被俄系文化压倒的。
陈独秀1920年代思想转变的事例已说明，俄系文化压倒了启蒙。陈的思想转变不能认为是纯主观原因所然。这里有外因，有内因。外因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俄系文化的强势入侵，就不会有力冲击五四启蒙，使之转向。就内因而言，乃系陈当时对俄系文化与欧系文化尚缺乏真切的理解，因而缺乏应有的鉴别力，不自觉地跨到苏俄这条船上去了。
我们不妨把视野扩大之，就百年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多次遭之扼杀、葬送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这个思维去分析，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就是说，中国五四的那场启蒙运动不久就遭之夭折，以及在以后，启蒙薪火一再遭之扑杀，——不像欧洲那样，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科学家，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思想成果不断叠加，理性之花终于遍地开放——其祸根就是俄系文化的入侵。
近代以来，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都先后影响中国，但影响的力度与形式大不一样。欧系文化是西风东渐，渗透性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且主要是中国人主动到外国去取经。晚清政府派大臣赴西洋各国考察，作出“新政”方案；孙中山西游各国，学习西方文化，与国情相结合，提出三民主义，都是如此。俄系文化入侵则是主动出击：派遣使者，组织政党，倾销主义，供给卢布（金卢布），培养骨干，纳入共产国际体系，将中国绑在共产主义的战车上，完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共产殖民侵略。西方列强也对中国一度推行殖民主义，提出一些不平等的要求，但与苏俄一比，就大为逊色。手段之高明，后果之严重，不是一个档次。
关于苏俄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与共产殖民侵略，在已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许多中国人一直未有看透。因为苏俄打的是“援助革命”的旗号，骗得中国人的好感。中共是完全依靠苏俄起家、发展壮大的，以致夺得政权，坐了江山。俄系文化那套，暴力革命呀，一党专政呀，共产灭资呀等，搬到中共来还真行。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是中共的行动指南，中共历届领导人代代坚持、高举。要求他们认识到文化入侵、共产殖民是难上加难的事。
前面已经提及，从1840年到1920年是启蒙的一个阶段。1920年启蒙转向，但俄系文化在当时还只影响着一小部分中国人（开始只是中共党内，后影响到具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远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这次转向只是“有限”转向。
从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是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两种文化并存的时期。由于该时期的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在思想文化管制上比较宽松，文艺、学术、教育都比较自由，因此呈现多元文化态势。该时期俄系文化的影响虽有所扩大，但欧系文化的薪火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应当说是这一时期的显文化、受众文化。三十年代中期，虽然出现了所谓“新启蒙”，传播俄系文化，但与欧系文化相比，仍是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这一时期启蒙没有止步，自由、理性的启蒙精神结出了一批果实。否则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与文化教育呈现令后人惊叹的繁荣景象呢！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3），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自由主义的摇篮，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影响深远。仅此一例，说明当时欧系文化的社会影响。
真正捏杀启蒙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时期。1949年之后至今的六十余年间，是俄系文化独霸中国的时期。当然，俄系文化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毛泽东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建国之初毛就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洗脑、改造。如：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等，对知识分子形成围剿之势。俄系文化一方面以大批判开路，逼迫知识分子臣服；另方面在各种媒体，各种文艺作品，和各类教科书中全面登台，无孔不入。俄系文化的主旋律时代开始了。
就在毛泽东觉得俄系文化稳可称雄中国的时候，却冒出欧系文化挑战俄系文化的事件。那就是1957年中共开门整风之际，一批知识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这批知识分子立即被列为是共产党的敌人的右派分子。右
派有多少呢？1979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十多年之后又透露一个数字是：317万余人（还不包括143万余人的中右分子）。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说明欧系文化在知识阶层中仍有广泛的基础。这使毛泽东慌了。怎么，搞了那么多批判，你们还不归顺啊！因此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将他们打入地狱，严厉惩罚达二十二年之久。其实，庞大的右派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是称不上是右派的。具有一定西方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人品正直，忧国忧民，才有资格成为真右派。从当时右派的言论来看，1957年的大鸣大放，可以称之为是一次“小启蒙”。
反右之后不到二十年，欧系文化又一次登台亮相，那就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毛对此也承认。当然，这次运动又一次被镇压下去了。
可是，两年之后的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铺开。这次大讨论，由党内开明领导人胡耀邦领航，知识界热烈参与，对俄系文化形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波。此期间还有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是群众自发形成的自由民主言论的集散中心，受到广泛的关注。這场党内外合汇的启蒙运动，如果没有“如来佛”的捏杀，是可以与五四启蒙运动相媲美的。可惜这次启蒙运动到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就开始收场了。但知识分子的思想没有收场，冲击波向纵深发展，继续启蒙。文艺界出现了白桦的《苦恋》为代表的一批“伤痕文学”作品，理论界热烈讨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思想的闸门一打开，自由主义之花开始绽放。邓小平对此大为不满，因此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到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策动武装部队，用坦克、机枪血洗天安门广场，才把这场启蒙运动打入地下。可见，俄系文化能在中国横行天下，完全是靠枪杆子撑着的。进入新世纪的十余年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又炒得沸沸扬扬。俄系文化还能撑多久？
百年启蒙，一再挫折，命运多舛。尽管如此，中国的启蒙看来不需要像西欧那样历经三百余年之久了。百年启蒙，每一次短暂启蒙都启迪人们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启蒙的每次夭折，都导致了社会的停顿与倒退。百年中国就是在启蒙与扼杀启蒙的变奏中曲折前进的。可见，先进的思想对社会的进步是多么的重要！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先进思想、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这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为明显。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把精神、思想、文化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但是，西欧社会的转型，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都已证明并且还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还得到另一个结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多元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先进的思想与文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今中国之启蒙任重道远
百年启蒙，在不同阶段，其启蒙的内涵是有变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的任务是批判维护皇权专制的纲常伦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纲常伦理编制的罗网中生活，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个人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社会没有民主，没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法制。每个人都是奴隶而已。社会因此封闭守旧，长期停滞。那次启蒙运动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喊出了“个性解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冲决了思想的罗网。但这次启蒙因俄系文化的入侵半途而废。
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中，是欧系与俄系文化并存与碰撞时期。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俄系文化，认为俄系文化才是先进文化，为中国的进步所需，因此，两种文化的优劣高下，仁智各见。当局也不加裁定：谁是香花，谁是毒草。由于这一原因，此期间的中国，出现了文化多元、繁荣的景象。
1949年之后的六十余年间，俄系文化在中国大陆定于一尊，成为人人必须信奉的国教。而欧系文化则沦落为挨批判、遭声讨的反动文化。作为欧系文化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则成了没完没了的整肃对象。数十年来俄系文化对国民大众的教化、灌输、终于成为民族固化的意识形态，渗入骨髓，融化于血液。但与此同时的是，俄系文化以及所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地暴露出它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弊端；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种的问题、矛盾与弊端，就愈加明显与突出。遗憾的是，主宰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问题、矛盾与弊端面前，不是有所反省，有所校正，而是一再坚持，沿着弯路、邪路、死路一意前行，还不允许任何人提出忠告。而且，为了坚持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党国文化，还不断地往俄系文化中添加新元素，那就是神化文化与谎言文化，从而把中国带入困苦重重的深渊，人民为此蒙受着各种灾难的煎熬。
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产生什么后果？它能否给人民带来自由与幸福，能否使中国走向民主与宪政？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答案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了。但国人中仍有一部分人对俄系文化执迷不悟。尽管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面貌大变，人民生活改善；但俄系文化体系依旧，国人仍没有挣脱这一文化体系所编制的反理性、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的桎梏。
因此，当今中国的启蒙，一方面要继续完成五四启蒙先贤未有完成的任务，肃清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主义的余毒，更重要更艰巨的是清除俄系文化对几代中国人的毒害，在全民族中树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普世理念。中国的启蒙确实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