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第一行文字，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虽然我知道志永早已做好了再次入狱的准备，我也一直知道那一刻总会来临，但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我仍然难以接受。
7月16日下午，志永的妻子下班回家，发现丈夫失踪了。为软禁志永而守候在门外多日的警察也已撤离。一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她惊慌的四处查看，家里有明显翻动过的痕迹，书柜上的书籍凌乱不堪，几台电脑都不见了，她为丈夫准备的午餐却原封未动的放在冰箱里。接近午夜时，两名警察送来了许志永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此前，许志永，这位著名的法律学者、人权活动家，已被软禁在家95天了。除了家人以外，没有任何同事、朋友被允许走进他的家门，他怎么可能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呢？
从2009年7月29日志永第一次身陷囹圄，到今年7月16日再次入狱，期间整整四年里，志永常常失去自由。尤其是最近两年，他发起公民承诺签署，呼吁新公民运动，使当局又恨又怕。当局害怕臣民、顺民成为公民，害怕有民主、法治意识的公民们走到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变革。据知情人士说，中央政法委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全部的工作就是收集和编造给志永治罪的证据；他们逼迫房东撕毁合约，使公盟办公室被迫关闭；他们逮捕公盟的志愿者、律师，恐吓、要挟那些追随志永的年轻人。而志永一次又一次被绑架、失踪、软禁，在这个他深爱的国度里，自由对他而言，不过是一次囚禁与另一次囚禁之间的过渡。
我认识志永是在十二年前的圣诞夜，那时他还在北大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北京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在朋友们喧闹嘈杂的狂欢中，我们坐在角落里静静地交谈，志永谈自己的宪政理想，谈他定点去做基层选举调查的小乡村；他说自己在十四岁那年开始意识到未来要献身公益，要成为一个美好社会的推动者……说起这些，他的眉宇间流露着超出年龄的凝重神情，而他的眼神里却闪烁着孩童般的纯真光芒。我很难想象公益两字是怎样在一个乡村少年心里生根发芽的，我只能说命运选中了他去承担这样的使命。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到：“198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在无数次旷野中疯狂奔跑、小河边或者雪野中长久沉思之后，我终于想清楚了这一生做什么才最有意义。”
2003年，志永和滕彪、俞江三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推动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办法》的废除。不久，志永成为了公益法律援助组织“公盟”的负责人。从此，志永走上了一条光荣而艰难的道路。
志永写中国问题报告不是在书斋里，他进行法律援助也不仅在法庭上。2005年，为写《中国信访报告》，志永在北京“上访村”与访民共同生活了整整两个月；他一次又一次到国家信访局前“找打”，并将自己被打的经历写成文章，引起舆论的关注，从而改变了访民被截访者普遍殴打的现象；为了从黑监狱救出访民，志永被打手们围殴，一次次被打倒，他一次次站立起来，看着那些歹徒，他平静地说：“随便打，我绝不还手。”
志永对真相有近乎偏执的坚持。记得2011年初，他因为发布乐清事件调查报告受到许多质疑和攻击，甚至一些朋友也因此与他分道扬镳。我曾经恳求志永：“能不能不说，能不能沉默？”那是他唯一一次跟我发脾气。他说真相就是真相，如果真相与我们的想象或希望不一致，就保持沉默，那我们和我们反对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最后我选择了支持他。我支持志永不是因为我确信他看到的一定是真相，而是我深信志永出说的正是他所看到的真相。只是我心里暗自叹息，这样一个率真的人，如何能够参与政治？但我知道这不是志永心中的政治，他心中的政治是美好而单纯的。正如他在一次关于中国梦的访谈中描绘的那样：“我希望我们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每个人不需要违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一个简单而幸福的社会，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昨晚我梦见了志永。他带着手铐，拖着一双特大号的布鞋，穿过监狱长长的走廊和一道道铁门走向监室。他说，那是一个民族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2013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