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7月发生的动车事故时，铁道部的官方发言人王勇平信口标榜的“我们的高铁技术已在世界前列”、“很安全”以及“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之类，便被网民讥为“高铁体官谣”。
最近又有两次闻名的“官谣”，一起是新华网发布“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事实是东京申奥成功。结果迅速有民众实名举报新华社和央视造谣传谣。另一起是《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北大教授夏业良“去年没有通过岗位业绩考核”。夏教授当即发表声明：“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公开造谣，本人去年业已通过岗位业绩考核，胡主编却在《环球时报》社论中说我没有通过，属于恶意造谣诽谤。” 网民们认为，胡锡进明显公器私用。因为夏业良教授近年发表了很多批评政府的言论。
近日随着央视辟谣栏目的粉墨登场，言论尺度明显开始收紧。官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常常临时罗织相关罪名对所谓 “谣言制造者”实施打压。一如网民的感慨：“网络爆个料，搞不好就是敲诈勒索；网络评个人，搞不好就是恶意诽谤；网络转个贴，搞不好就是传播谣言；网络传个图，搞不好就涉嫌违规；网络写个词，搞不好还敏感词”。但官方对符合党国利益需要的谣言，却从来网开一面。
例如，2010年由体育明星跃入官场连跳三级出任副部级的、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亚萍说，“《人民日报》60年没有说过假话。”网友指出邓亚萍分明是在公开造谣。《人民日报》在1958年大跃进时关于亩产超过万斤的文章就是说假话，在十年文革期间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说假话……但官方自然不会追究邓亚萍造谣的法律责任。
再举一例央视故意歪曲的英国旧闻——在英国，低收入人群每月可申领住房补贴。英国政府规定，如发现他们的住房有一间空置卧室，则扣除14%的补贴；若空置两间卧室，则扣除25%。可这一做法，到了央视嘴里，就变成了“英国推‘卧室税’，在家睡觉要交钱”。还刻意附上网友评论：外国人水深火热啊！网友怒批曰：见过造谣的，但没见过谣言造得这么不要脸的！
与此相反，民间的所谓“谣言”，在被官方竭力封堵的情况下，往往成了真相的代名词。例如，今年5月12日位高权重的发改委副主任、原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即为一例。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贪腐。媒体第一时间向国家能源局求证，而国家能源局对媒体的回应却是，罗的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称“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结果不到半年，刘铁男涉贪腐被双规事件被曝光。被官方证伪“辟谣”的果然就是真相。官方发言人由此丑态毕现。事实上，中国所有的官媒在中宣部的主导下，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天天造谣，尽管官方现在试图大力打击网络“谣言”，但在当下，政府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
有网民不无调侃地质疑——老百姓在口语中有句话叫“无官不贪”，这是不是谣言？ 但官方一直没人出面对此辟谣，更无一位像样的官员敢于站出来说：“造谣！我就是不是贪官。”很有点“集体沉默”的意思。后来有的老百姓想为官员打抱不平，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还他们一个清白。可惜，居然没有一个官员乐意领这个情。
这当然是因为官家自有说不出的苦衷——举目四顾，这个贪腐的社会，没有一个领域不贪腐。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每一次换届都在反腐，可是在这么多反腐部门的努力下，在高官的豪言壮语之中，贪腐数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官阶越来越高级……
其实，杀伤力和破坏力最大的还是“官谣”。一条“官谣”对国家和社会的破坏力比所有“民谣”的总和还大。自古以来，老百姓说几句谣言误不了国，谣言只能使人们更加了解真理，看清真相。一个自信的国度绝不会恐惧来自民间的谣言。谣言和真相相伴相生，谁也不可能把谣言赶尽杀绝，谁想赶尽杀绝谣言，谁就一定就是真相的毁灭者！
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范围之鉴定的关键，不在其传播一种消息的内容是否“符合真实”，而是在于传播这种消息的后果，以及传播者的动机。如果传播不会引起立即的危险，没有造成对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如果不能证明传播者有恶意诽谤诋毁他人的动机，那么，传播这样的消息就是合法的，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在这样的标准下，即使传播的消息内容不符合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或者真实性无法确定，传播仍然是合法的，不必担心警察来拘留你。
退一万步说，一个社会倘若真到了“谣言四起”的地步，那必定是社会本身的毛病所致，而罪不在民众。当局为什么不这样自问——平民百姓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因为官方垄断了所有的信息资源。何况官方多年以前所发布的“真相”被后来的事实证实是完全相反的，甚至昨天还在辟谣的事,今天就已经被证实为真相了。那政府还能够拿什么来说服老百姓再相信你们呢？
现在在官方恨不得把所有造谣、传谣者绳之以法，而且什么都想搞实名制的情况下，却又刻意大造舆论说，“老百姓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那么，为什么不敢同时给予公民必要的“说错话”的宽容空间？常识告诉人们，一个人不说错话，绝对是不正常的。允许说错话才能走向成熟，允许说错话才能导致正确。
其实，谣言和真相从来都是共存的。给谣言一点空间，真相就能得到更大的地盘。特别是网络。谣言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声音，没有真相。世界这么大，老百姓有点谣言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没有谣言，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谣言！这个地方和国家就一定没有一点真相！
就连邓小平也明白，“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还说：“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的‘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有学者指出，我们民族就死在禁锢言论自由这一条上。试想，假如有言论自由，何来大跃进灾难？文化大革命比明朝、清朝还暴掠！假如有言论自由，何来“六四”大屠杀 ？假如有言论自由，何来刘晓波11年的牢狱之灾？
中共当局须知，如果真想减少不真实的谣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一个信息畅通、言论自由的环境，尤其是政府机构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公告真实情况，比如官员公示财产之类。即使在打击谣言的同时，也应保障公民的网络监督权。因为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如果动辄得咎，不仅会让人民噤若寒蝉，舆论丧失监督能力，而且也无法体现官方一再声称的 “宽严相济”的法治精神。真正的法制精神，应该保障让公民有必要的、“说错话”的宽容空间。政府只有保障公民的网络监督权、言论自由等权利，谣言才会真正止于真相。
